推荐序

“机器人将会抢走我们的工作”——这是未来学家们发出的警告。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自动化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的确造成了工作岗位的变动，并由此带来了失业。亚伦·贝纳纳夫教授长期致力于失业问题的研究，他并不同意未来学家们关于自动化、技术性失业和全民基本收入之间关系的看法。在《后稀缺：自动化与未来工作》中，亚伦教授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这本书内容丰富，可以使读者快速了解自动化与失业关系的历史来源、争论的焦点以及左翼和右翼关于解决方案的问题，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对所面临的劳动力需求困境进行思考。

显然，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热点话题。人们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更便利的交往和更丰富的世界认知方式的同时，对机器挤压劳动力的担忧也随之而来。事实上，这种担忧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在生产方式的变化方面，机器体系的大规模应用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机器体系的大规模应用、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便捷只是资本追逐利润的一个副产品，尽管这个副产品在客观上使物质产出大大增加、生活更加方便，我们可以更加快捷地出行，甚至自动驾驶技术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能真正得以普及；无现金时代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支付的方便；无人机送货也在部分地区得以实现……我们的生活的确更加方便和丰富了。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冰冷，甚至残酷的：先进技术的引入和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创造出来的财富越来越大的部分被资本攫取了，不平等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剧了。亚伦教授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说明了劳动力需求持续低迷这个真实的问题，但是他并不同意未来学家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技术变革的结果这一结论，而是认为产能过剩和技术能力过剩导致的长期停滞才是根本原因，这也是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在于制造业引擎失速且未能找到替代性引擎。亚伦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将催生自动化浪潮这一预言显得颇为苍白无力。”

尽管亚伦不同意自动化技术是导致失业的原因，但是劳动力需求的下降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亚伦评价了不同流派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右派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还是左翼提出的“通往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都是行不通的。右派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初衷不是为了消除经济不平等，而是让贫困群体满足于现状，不平等只会更加严重。左翼的方法，即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全民基本收入的发放金额也随之增长，直到这一替代分配机制成为所有商品、服务购买力的唯一来源。亚伦指出，如果要实现消除不平等，就要确保从资产所有者手中争到经济控制权，“只有控制了生产，最终成功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投资决策权，实现资本罢市的失效，才能为我们扫除障碍，让我们一路迈向后稀缺的未来。”

亚伦教授提出的建议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在后稀缺社会的“资本”将被视为共同的社会遗产，这些社会遗产来自于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它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属于所有社会成员。但是前提是必须围绕控制生产这一历史任务开展社会斗争，才能实现突破，从而为生而为人所处的境遇赋予新的内容。

综观全书，亚伦教授是将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用最新材料进行了当代呈现。通过分析，隐晦地提出只有社会斗争才是解决劳动力需求下降和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出路，而不能依靠秉持着技术乌托邦理念的神秘主义者。但是作者对社会斗争如何开展，如何控制生产，怎样重新建构社会生活等一些核心和关键内容却语焉不详。事实上，亚伦教授指出，未来学家们关于自动化导致失业是一个虚假的危言耸听，这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未来学家们的社会改造方案的批评，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思潮。只是作者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在分析了左、右两派的意见之后，自己也掉到了乌托邦陷阱之中，乐观地认为通过社会运动、改变人们的观念以及技术进步的作用，就能够实现资本家对资本的自我放弃，这到底是一种乐观的幻想还是悲观的无奈，就不得而知了。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写的英文版序言曾指出：“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

张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22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