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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于统治阶级指导思想教育链思想基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统治阶级指导思想入脑过程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统治阶级指导思想理论教学链思想，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统治阶级指导思想实践教学链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强调理论“灌输”在理论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思想的闪电”怎样“彻底击中”尚未被理论武装起来的、处于自发状态的“素朴的人民园地”，这就蕴含着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从工人运动外面灌输进来之意，这可以理解为对“灌输论”思想的最初表达。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在这里，他们明确地表达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理论教育。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著名论断。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党要“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这里的政治教育就是理论教育。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治意识不能自发产生，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论断，深刻阐明了进行无产阶级理论教育的必要性和必然性。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的政治动员》中指出：“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
“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用了“政治动员”“贯注”，其实质就是“灌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邓小平在建设和改革的关键时期认为，要“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必须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江泽民也十分强调理论认知对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和道德要求，不断灌注到并真正深入全体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的头脑之中，成为他们自觉的思想要求和行为规范。”
并强调，“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胡锦涛也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工作，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经验。”
他还反复强调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实做深做活，更好地宣传动员群众、引导教育群众、帮助服务群众。”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高度，强调理论武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他特别提出要做到“两个巩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他强调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强调理论“灌输”在主导思想教育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强调情感因素的催化作用。马克思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为了推进教育进程，必须激发教育对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激情。恩格斯更加具体地阐明了情感因素对于实践行为产生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
。“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
在恩格斯看来，人的行为的产生还需要一定的动机、情感因素的催化。他更是指出：“没有这种革命的义愤填膺的感情，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希望。”
列宁直接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可见，情感教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情感认同，才能促使人们不懈地追求它。毛泽东在指导人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时也强调要人们真心地热爱它，保持革命的热情。他指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只有我们对于革命工作充满着热情，在情感上认同它，才能够促使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邓小平也十分重视人的情感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办什么事，不考虑群众情绪，光从政治思想入手，不解决实际问题，不够。”
“做政治工作不只是教育人，还要关心每一个人的生活，要保证人们有正常的学习和娱乐。”
胡锦涛同志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他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都表明了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他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这种深厚的人民情怀对于党的思想理论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一定认知和情感认同的基础上，要推动理论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还需要有坚强的意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强调意志砥砺在主导思想教育过程中巩固和强化的作用。马克思认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马克思强调如果实践活动没有强大意志力的支撑是很难维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必然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要在漫长历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就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力。列宁也认为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有顽强的意志。他指出：“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没有这些品质，甚至无法着手做政治教育工作。”
毛泽东认为在面临人生困境的时候，“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在毛泽东看来，逆境可以锻炼人的坚韧品格，是磨炼人的意志的最佳时机。江泽民说：“广大青年一定要深刻认识我们的国情，要有坚韧不拔的充分思想准备，取得成绩时不盲目乐观，遇到困难时不气馁悲观。创业维艰，奋斗以成。历史的胜利和成功，永远属于具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艰苦奋斗的人们。”
胡锦涛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磨练艰苦奋斗的意志，始终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始终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工作，不断为党和人民建立新的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但没有任何一次苦难能够打垮我们，最后都推动了我们民族精神、意志、力量的一次次升华
。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仅是理论知识教育，更是信仰教育，只有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够推动人们去捍卫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推动马克思主义认知转化为实践的关键环节。恩格斯指出：“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
在这里，恩格斯提出的要“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也就是强调要对德国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指出：“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精神力量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物质力量。”
经过十年后，他重申：“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江泽民一贯主张在理论教育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胡锦涛在2005年的加强和改进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指出，“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是大学生的首要思想问题，“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
，也就是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实践在理论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列宁进一步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毛泽东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在实践过程中，人们不仅能获得知识、提高技能，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会伴随着世界观的形成或改造、社会生活基本素质的养成，最终实现了个人能力、个性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充分统一。列宁认为，“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因此，单从书本上来领会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
。青年只有“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能把你们的直接工作统一起来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你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
“厘掘思想”把握住现实情况，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十分重视的一个环节。马克思说：“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他认为只有通过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与材料的把握，才能够制定出科学的政策方针，也就是说要从事实中得出结论，而非从结论中得出事实，这样做出的政策判断，才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指导。恩格斯也十分强调厘掘思想、把握现实状况的重要性：“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
列宁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根据的不是别的，而是俄国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它必须“从大家公认的事实出发”
，因为实际情况是不能抹杀的。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邓小平极为反对把思想政治工作凌驾于群众之上，以势压人的方式，他强调要从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展开教育工作，“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
，为了让群众的思想、想法表现出来，邓小平主张创造民主气氛，广开言路，“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
。江泽民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批判各种否定、贬低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牢固树立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人民群众的科学观点。”
胡锦涛也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结合经济工作和其他实际工作一道去做，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也同样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依靠客观现实才能发挥作用。他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
理论要说服人，就必须反映客观现实，与实际相统一。任何理论都应该与时俱进。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也要注重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那么，就要针对现实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相应的调整，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一贯重视理论创新、理论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认为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要以理论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精神正确反映物质为重要条件。理论只有符合实际、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才能转变为群众正确的实践活动，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达到实践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因为同一个国家的工人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极不相同的，所以，实际运动也必然以十分不同的理论形式反映出来。”
列宁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具体来说，理论具有普适性的范围，但也有其保持其真理性的域界。这也就要求只有从当时当地客观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出适合一定时代和一定国家的理论教育的原则、方法、策略等，才能获得理论教育的成功。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邓小平也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要随着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不断出现，而相应地做出新的解释和新的判断，“……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
。1989年，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江泽民指出：“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党，不可能是先进的党；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拒绝用先进理论武装头脑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党性，就没有资格存身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行列”
。进入21世纪，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胡锦涛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经验。”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的重大命题，守正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就是要适应新形势，开创新路径，担当新使命。其中，“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
。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历史来看，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都不乏论战的身影。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理论家、教育家，也是论战的高手，也就是在一次次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辩论斗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丰富发展起来，也逐渐推广开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这种辩论的精神品质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此方针得到邓小平的一贯坚持。邓小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不怕争论的”
，“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
，“理论上、学术上的问题，……那是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讨论的”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提出，我们要选几个重点学会组织学术讨论、学术交流，要让大家在辩论中增长见识，扩大知识，“我们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讨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出来的”
。江泽民认为，要创造更加民主的氛围，就国家大政方针开展充分协商，积极参政议政。1990年，他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诚恳地希望大家加强对共产党和政府的监督，帮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胡锦涛也强调要听取不同意见，在协商讨论中作出科学决策。他指出：“加强民主协商，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也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更好地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的经典著作，就可以看出他们个个都是笔耕不辍的“拿笔杆子”高手，而且也可以看出理论写作对于理论学习、理论素养提升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自己动手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准备自己的重要讲话、报告，亲自指导、主持自己领导范围内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并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亲自动手写文章是领导干部必需的基本功、必备的“硬功夫”。邓小平也认为“拿笔杆子”对于思维训练、理论学习、思想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他也强调干部群众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一定要拿起笔写自己的心得体会。因此，领导干部拿起笔杆子撰写文稿一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不仅党的重要报告、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文稿，主要负责同志会主持讨论，逐字逐句推敲，反复修改，有时他们还会亲自撰写一些文稿，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江泽民退休后，曾在母校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一文，他非常严谨，反复修改论文，修改稿不下16份，数据都经过仔细论证。《胡锦涛文选》在整理出版过程中，胡锦涛亲自审定了收入文选的全部著作，并做出许多重要修订。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自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了232篇短论，文风朴实，思想性强，后来结集成《之江新语》一书。他还对文稿写作提出了短、实、新的要求。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把写作文稿看成是推进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改进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面对着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的攻击，马克思、恩格斯都会阅读完相关的理论以后一一给予有理有据的批判。对于值得肯定的地方，会肯定，但对于错误的地方会给予严厉的批判。这个批判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教育、理论宣传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强调批判与自我批判方法的使用。邓小平提出，在了解了理论教育客体的思想状况后，就应该拿出实际行动进行引导，我们对正确的思想观点要加以鼓励、肯定，促进其发展升华；对错误的思想观点要通过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我们只是给予教育客体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不给予相应的疏导，任其自然发展，他就会迷失，因此我们要适时地对教育客体给予引导。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酿成政治风波，“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
。江泽民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告诫青年学生：“青年时期注重思想修养，陶冶情操，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自己一生的奋斗和成就将会产生长远而巨大的作用。”在2005年召开的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要以思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使所有大学生都明白，党和人民对当代大学生寄予殷切期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大学生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学生去奋斗。他还强调指出：“西方敌对势力的鼓噪，国内的各种噪音杂音，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主心骨，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在2016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四个正确认识”，即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在2019年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马克思主义者一贯重视“交流汇报”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的使用。如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就经常交流理论，探讨理论。毛泽东也指出教师应该把讲稿、书本发给学生，与学生交流讨论，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他还指出，“互相探讨是集思广益的好办法，一个作品经过大家研究和讨论，是会更臻完善、收效更大和不易发生毛病的”
。邓小平非常提倡学术交流、坚决反对搞封锁。他指出，“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
，“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
。江泽民指出：“在理论工作中发扬民主，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理论的繁荣创造良好的环境。理论只有在争鸣中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他还特别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和理论面前同样人人平等。”
胡锦涛指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自由讨论，鼓励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相互切磋和争鸣，提倡同志式的充分说理的批评和反批评。这是探索真理、发展科学的必要条件。”
习近平也非常重视讨论交流，他明确指出：“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
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理论教育的过程中一项重视“观”的作用。“观”就是掌握实际情况，获得第一手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他们主张理论一定要走出书斋，实现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反对脱离现实、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马克思说，“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
。通过全部感官感受生动具体的对象，进而深刻地认识、把握和占有对象。恩格斯也十分重视对现实状况的考察。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恩格斯深入英国工人工作和生活实际观察到的成果，他说“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
。他认为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前提就是把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要深入工人群体，了解工人思想现状，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实际知识”
。因此，我们不能够满足书本上、报刊上和文件上关于现状的描述，我们要深入实际生活中，通过亲身的观察和交往，直接研究他们的要求、痛苦和快乐。卢梭强调说：“由于所有一切都是通过人的感官而进入人的头脑的，所以人的最初的理解是一种感性的理解，正是有了这种感性的理解做基础，理智的理解才得以形成，所以说，我们最初的哲学老师是我们的脚、我们的手和我们的眼睛。”
在他看来，真正的老师是经验和感觉，感官是我们取得知识的第一个工具。富兰克林认为，学校要尽可能设有花园、果园、草坪和一两块农田，以利于学生开阔视野，进行观察与实验。“无论是现在或者将来，到附近办得最好的农场、种植园去旅行，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观察力和分析概括能力一定会对青年人大有益处。”
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教育过程中注重“听”的环节，主要是以听报告的形式展开教育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演说家，他们通过一次次演讲、报告宣传革命理论，鼓动革命热情。可以说听报告、听演讲是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培育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者还强调讲座、报告若要吸引听众，必须注重演讲的艺术性。列宁的演讲、报告语言简洁明了，却意味深长，很多听过列宁讲座、报告的人都打心底佩服他、喜欢他。斯大林曾对列宁的报告和讲座赞叹道：“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
马克思主义者一贯注重文学、艺术、表演等在理论教育、宣传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列宁指出：“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写作事业发挥的作用就是要对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激发他们的革命和建设热情，真正的文学要“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
。毛泽东就十分强调文学艺术的思想政治教育性质。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做演讲时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
毛泽东主张“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文艺作用，“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现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文艺的教育和鼓舞，“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在任何时候，文艺都可以“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胡锦涛指出：“文艺工作，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习近平帜鲜明地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他还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可以说，繁荣文学艺术，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调查、访问在理论教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恩格斯十分重视调查访问方法在理论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通过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调查访问，写作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列宁一生都十分强调调查研究的作用，“首要任务之一是组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
。1918年9月，面对党报充斥着空洞宣传的情况，列宁重提调查研究。他要求报刊编辑“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
，要深入基层的实际生活中去，“要具体、再具体”地研究实际。在列宁看来，只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搞清楚实际，从而增强理论教育的针对性。毛泽东更是重视调查研究在理论学习中的重要性，曾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经常深入农村展开调查研究工作。他认为没有系统、详细、周密的现实资料收集与整理，就如同“瞎子摸鱼”，是干不好工作的。他要求全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
。
“帮”也就是要在实践中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重视理论的指导性地位的同时，强调理论要运用于实践。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
。他还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列宁也提出，“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
，“活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
，“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
。也就是这个原因，列宁对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指出：“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
可见，身体力行对于理论的养成、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强调理论的灌输方式，但并非机械地、填鸭式地灌输，而是强调教育对象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善于思索、善于从现象的分析中把握实际的本质，总结规律。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教学过程中，教育对象通常接触到的实际都是以大量的、纷繁复杂的现象存在着，而要准确地把握住实际就必须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正如恩格斯所讲的，“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列宁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我们接触实际生活，体验实际生活其目的就在于获得这种“认识深化”了的规律和本质。毛泽东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候也经常说，我们不能教条地、刻板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在创新中运用，那就离不开个人的独立思考。“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所有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指出：“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