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关于迷思

宗教的超验性和启示性视角是想象力的巨大解放。

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每一门科学最终不都是一种迷思吗？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迷思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我们必须始终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它。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我认为，想象一个关于理想化技术未来的富有想象力的叙述网络是技术未来主义话语的特征，尤其是与人类增强相关的那部分。这些叙述最好被理解为迷思，它们对运动的抱负与激发它们的惊人的技术突破同样重要。确实，传播有远见的未来主义叙述是与更广泛的技术未来主义运动相关的个人和组织的主要工作。从言论学的角度来看，这场运动表面上的科学任务基于一种叙述策略，即打造以技术为中心的迷思，这些迷思投射出一种超越生物和尘世的完美人类的生存愿景。本章更深入地探讨了“迷思”的概念，特别关注这种叙述形式如何在充满争议的言论（即技术的未来）中发挥作用。本章探讨了几位著名的迷思理论家的观点，以了解迷思的结构、功能和潜力。

文学学者、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神学家指出，我们明显倾向于将叙述作为一种整理和理解生活经验的手段。20世纪40年代，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曾将迷思描述为一个秘密通道，宇宙中无穷无尽的能量通过这个通道注入人类的文化表现中。然而，这种隐喻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无法解释的宇宙叙述力量的被动接受者。正如文学评论家劳伦斯·库普（Laurence Coupe）提醒我们的那样，迷思不是凭空产生的。最近的一些评论将迷思理解为目标导向的人类产物，尽管它们有着深刻的进化根源。乔纳森·戈特沙尔（Jonathan Gottschall）认为，为了回应存在主义的困惑和形而上学的焦虑，讲故事思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进化适应。它让我们能够体验到我们的生活是连贯、有序和有意义的。

人们经常注意到，迷思构建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宇宙，并揭示了它的起源、中心人物和高潮。戈特沙尔写道，通过神圣的迷思，信徒们富有想象力地构建了一个从起源一直延伸到末世的另一种现实。叙述将我们置于一个宇宙中，并且普遍关注人类处境的巨大困境。一个古老的思想流派认为，当我们必须回答那些无法回答的重大问题（如“我为什么在这里”“谁创造了我”等）时，我们会求助于宗教迷思。然而，这仅仅是对我们不断产生的“超自然迷思”倾向的部分解释。戈特沙尔承认，我们也会编写神圣的故事，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益；当我们接受神圣的故事时，我们会更愿意合作，行为也更具建设性。对神学家布伦特·沃特斯（Brent Waters）而言，迷思不仅仅是一种复杂的幻觉。迷思讲述了起源和命运，并探讨了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善是如何战胜恶的。因此，迷思不是童话或寓言，而是一种对人类状况的叙述性解释——一种概括了希望和信任的所在之处，进而相应地调整了人类的欲望的文学手法。

对迷思的普遍理解还反映出人类学的方向。例如，神学家唐·库比特（Don Cupitt）写道，迷思通常是一个关于匿名作者身份、原型和普遍意义的传统神圣故事，它通常会在一个社群内反复出现。迷思通常与仪式有关，并讲述关于超人类的故事，包括众神、半神、英雄、灵魂或鬼魂。最后，迷思被设定在原始或末世时代，或超自然世界的历史时间之外，或者可能与超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世界之间的来来往往有关。

虽然迷思与其他叙事体裁被区分开来，但这些定义并没有传达出迷思的言论效力、适应性和说服力，甚至是它在危机时刻的政治必要性。一些观察家强调了迷思可能掩盖的党派动机和偶发倾向。例如，文学评论家玛利纳·瓦勒（Marina Warner）评论说，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作品《神话》（ Mythologies ）中对迷思的处理揭示了它是如何隐藏政治动机并在社会中秘密传播意识形态的。瓦勒指出：“迷思不是永恒的真理，而是历史的混合物，它们成功地隐藏了自身的偶然性、变化和短暂性，以至于它们讲述的故事看起来似乎无法以其他方式讲述。”迷思的“诡计”是它能够呈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将事物呈现为偶然和可变的。保罗·利科补充说，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当我们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破坏或威胁时，我们倾向于回归迷思。然而，在如此紧急的时刻，迷思可能会呈现出危险的“偏差”形式。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差，是因为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ia Eliade）所说：“现代人已经失去了对迷思在其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认识。”

除了人类学框架的持续影响，迷思在公共话语中也常常被赋予有限的作用，因为人们对其与论点之间的联系知之甚少。然而，“迷思”一词和另一个经常与言论和公共领域相关的术语，即“逻各斯 ”（logos），有着微妙的历史关系。劳伦斯·库普解释说，迷思最初的意思是“演讲”或“词语”，但最终迷思被从逻各斯中分离出来，并被认为不如逻各斯。迷思象征幻想；后者是理性的论证。然而，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迷思的社会角色从属于逻各斯的社会角色。保罗·利科认为，迷思曾一度被逻各斯所吸收，但通过赋予逻各斯迷思的维度，迷思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虽然一些权威人士已经确定了迷思中的战略可能性，但学术界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其排序、定位和指导功能，以及通常与人性和社会生活相关的能力上，而不是言论手法上。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很早就肯定了迷思在创造社群中的作用。克劳德·曼琼（Claude Mangion）写道，对尼采而言，迷思是一种非概念性知识的形式，它本能地引起了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个体的即时反应。库比特认为，创造迷思是人类思维的原始和普遍功能，因为它寻求宇宙秩序、社会秩序和个人生命意义的全局视野。因此，对文化和个人而言，这种创作故事的功能似乎是不可替代的。我们通过精心创作和重复将我们的生活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和宇宙故事中的叙述来发现意义。神学家布伦特·沃特斯简单地称迷思为对人类状况的叙述性解释。宗教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认为，迷思帮助人们找到了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和真正的方向。

迷思通过塑造共同价值观来增强这种宇宙制图学和文化连续性。阿姆斯特朗写道，迷思是我们向自己保证生命具有意义和价值的手段。迷思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提出了一个价值尺度，它在任何迷思体系中都可以被明确或隐含地传达。同样，埃里克·达代尔（Eric Dardel）认为，我们内化的迷思愿景照亮了每个现实，赋予其方向和价值。迷思是一种在世界中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在事物中定位自己的方式，是一种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寻找答案的方式。玛利纳·瓦勒写道：“迷思传达的价值观和期望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是不断演变的。”

面对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努力去除西方文化迷思色彩的努力，这些主张反映出迷思的学术声誉得到了提高。提升迷思的文化地位（即为迷思“平反”）的努力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哲学家和言论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可能是第一位为迷思赋予核心历史角色的主要理论家。在其《新科学》（ The New Science ）和其他著作中，维柯广泛论述了迷思在塑造文明方面的作用。约瑟夫·马里（Joseph Mali）写道：“维柯的迷思理论长期以来一直被迷思学者视为对现代迷思学的一项重大贡献。”尽管如此，维柯的作品在他所处的时代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而迷思随后被启蒙思想家斥为一种原始的文学形式而不予理会。这种对迷思的否定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克劳德·曼琼写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启蒙运动的进步思想，迷思被贬低为迷信，并被视为一种需要战胜的东西，以便让位于‘理性化’社会。”

然而，对维柯而言，迷思并不是理性的失败或前兆；相反，正如库普所写，迷思对这位文艺复兴晚期的言论学家而言，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早期、必要且完全令人钦佩的阶段，是为历史注入活力的创造性冲动。维柯为迷思平反的观点还探讨了逻各斯与迷思、文字与故事、论证与叙述之间的关系。他对古代迷思体系的研究表明，迷思并不逊色于论证，它是论证的基础和来源，即迷思以逻各斯为基础，而叙述则先于学说的产生。马里写道，对维柯而言，迷思虚构通过构成或预示所有的人类行为和制度来照亮现实世界。历史事件所反映的模式只能在我们能够认识到的与迷思相关的连贯叙述模式的范围内被了解。

维柯通过将迷思和逻各斯呈现为不同但兼容的话语模式，提升了迷思的地位，并挑战了将人类历史视为从迷思到逻各斯的发展过程的主流理论，他将历史视为人类从自我束缚向迷思的不可阻挡的解放。迷思和逻各斯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且“对等”的话语模式，这种模式使人类可以通过投射到现实中的虚拟叙述，以及从中得出的经验主义理论来理解现实。逻各斯从观察中推理；迷思则是信仰和价值的基本结构，它引入了形而上学的意义。

对维柯而言，迷思，特别是故事，承载着关于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线索，因为我们所有的文化创造都是对迷思的再创造。他对古代文化及其迷思的研究表明，迷思是人类世界本身形成的基础。根据马里的说法，维柯声称在那些古代碎片（即古代迷思）中发现了这个“真理”。通过迷思，我们的祖先能够创造人类世界。尤其是在这些迷思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中时，我们尽可能地继续这项工作。

因此，研究迷思对于自我认识、掌握人类文明的起源，以及塑造我们目前所居住的世界至关重要。唐纳德·菲利普·维瑞恩（Donald Phillip Verene）注意到了维柯对真实叙述的兴趣，他写道：“迷思的真相就像感知的真相，它只是形成了存在于那里的东西。”迷思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了活生生的现实，人类的经验被我们的想象力或幻想的力量感知和形成。通过这种在迷思中发挥作用的想象力，我们最初创造了人类世界。维柯区分了想象和幻想。想象被理解为大脑的功能，它将感知组织成图像，从而使它们成为概念性思想的对象，而幻想则是一种充分且完全地统治世界的力量。迷思通过幻想的诗意力量作用于感知，塑造了我们的社会。

维柯使用迷思的“科学”来研究人类的思想和文化。继苏格兰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s Frazer）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重新构想了为迷思平反的工作。弗雷泽展示了世界各地的迷思的相似之处，确定了反复出现的迷思原型。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具有开创性的文章《神话的结构研究》（ 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 ）中重申了这一点：“世界各地的迷思确实彼此相似。”他还认为，迷思的基本结构或“语法”揭示了人类思想的结构，从而揭示了人类经验的结构。迷思是人类语言的核心。的确，迷思就是语言，因为要想被了解，迷思就必须被讲述；它是人类语言的一部分。

迷思表现出对时间的关注，重述了在世界被创造之前，或者在它的最初阶段，无论如何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然而，迷思的实践价值源自其内嵌的特定模式，该模式是永恒的。因此，迷思解释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与维柯一样，列维–斯特劳斯也设想了一种迷思的科学。对重复模式的关注使迷思研究变得具有科学性，使人们能够根据迷思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进行分析。虽然迷思的实质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但解读它的关键不是在其叙述内容中，而是在其结构中。这种模式或“语法”起源于人类思维本身；因此，迷思在人心中产生，却不为他们所知。此外，大脑通过迷思寻求的秩序可能反映了一种宇宙秩序。因此，定义迷思的属性只能在普通语言层面之上被发现；也就是说，除了在任何类型的语言表达中都可以找到的特征之外，它们表现出更复杂的特征。总之，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迷思的语法结构揭示了人类思维的结构，也许也揭示了宇宙本身的逻辑。

20世纪50年代，文学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进一步发展了迷思理论。弗莱承认，对迷思的普遍理解，即其狭义和更专业的意义，主要将这一体裁视为与神圣或类似神圣的存在和力量有关的小说和主题。他认为，迷思在永恒和不可侵犯的力量与违反的时间条件之间展现出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张力。迷思双重性的原型是亚当，即被判死刑者的冷酷人性。在这种叙述矛盾中出现了一位挑战神灵和自然的悲剧英雄，他用自己的牺牲将人类送到了天堂。普罗米修斯就是这样的，这位不朽的巨人因与人类为友而被众神拒绝。从这个角度看，迷思不仅帮助我们了解了宇宙，而且为观众呈现了将超验思想人性化的言论工作，使进步的梦想可以被社会觉醒意识所接受。

特定的迷思结构对于迷思的人性化工作至关重要。对弗莱而言，启示是迷思的核心功能，它不是伟大的高潮，而是将自然界想象成一个无限且永恒的生命体的容器。神秘的自然通过仪式变得生动起来并充满了魔力，这种仪式是一种恢复与自然循环失去的融洽关系的努力。迷思和仪式驯服了野蛮的自然，并将其置于人类叙述的控制之下。通过启示，愚蠢而冷漠的自然不再是人类社会的容器，而是被那个社会所包容，并为人类所控制。在这样一个有序的迷思框架中出现了神，它以人性化的形式传达着无限权力的感觉。通过这种方式，迷思产生了一种全面的世界观，即一个社会及其传统中所有的想象性假设。迷思设想了另一个世界，从而塑造了其超然的愿景，并传播了对尚未出现的事物的想象预期。启示总是就在前方，它随时准备用自己的力量来震撼当下。启示的愿景承诺了一个没有灾难的新宇宙。

迷思充满了对启示的期待，还暗示了一个“顿悟点”，即超验世界与自然世界的融合时刻。凯伦·阿姆斯特朗肯定，所有的迷思都在讲述与我们的世界并存的另一个层面，并在某种意义上支持它。对弗莱而言，顿悟是可以被定位的，他写道：“它最常见于山顶、岛屿、塔、灯塔、梯子和楼梯。”他还写道，定律的顿悟指的是存在和必然性。顿悟还指向迷思的神圣本质，即联结人类世界和无限神域的叙述。

其他分析也为早期关于迷思的结构和作用的发现增加了言论方面的内容。保罗·利科坚持认为，我们不能再将迷思局限于错误的解释，而必须认识到它的探索意义及其对理解的贡献。迷思无处不在，是所有其他理解形式的背景。它存在于猜测背后以及诺斯替主义和反诺斯替主义的结构之下。迷思是我们发现和揭示人与他认为神圣的事物之间的联系的手段。它具有象征功能以及发现和启示的力量。在迷思与历史分离的时代，迷思仍然是一种对思辨的刺激，因此是现代思想的维度。迷思就像诗歌一样，构成了对前所未有的世界的揭示，打开了通往其他可能世界的大门，这些世界超越了我们现实世界的既定界限。

科学哲学家玛丽·米奇利最近写到了迷思和象征主义在我们所有思想中的重要性。她写道，迷思形成了我们富有想象力的愿景，进而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核心。因此，它们不是分散我们认真思考的注意力，而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米奇利一直对迷思在科学争论中所起的战略作用特别感兴趣。一种普遍的言论策略是将推测性主张与被广泛采用的科学叙述（如对进化的叙述）结合起来。她写道：“现在主导我们争论的许多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基于科学的，但实际上是由幻想滋养的。通过这种方式，各种学科的各种学说都利用科学意象来获得本应属于科学本身的权威。”她补充说：“因为它们听起来很专业，人们将其象征性信息当成了字面上的真理，因此，那些真正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典型现代迷思都归因于它们披着科学的外衣出现。”玛利纳·瓦勒也指出，迷思可以束缚我们的想象力，尤其是米奇利所认为的当它们披着科学的外衣时。

维柯认为，迷思引入了形而上学的意义；米奇利补充说，源自史诗叙述的形而上学假设渗透到我们生活中不断发生的戏剧中。我们所偏爱的叙述不只是对真实想法的干扰；相反，它们构成了思想的母体，并形成了我们心理习惯的背景。迷思传达了富有想象力的模式，这种模式塑造了对科学的期望和对事实的解释。随着越来越多的事实变得越来越令人困惑，我们对叙述的组织原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迷思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在感官印象的偶然世界和不可侵犯的力量的超验领域之间架起桥梁。迷思提供了对数据进行优先排序和解释的模板，即理解经验的一种方式。虽然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用来理解物质世界的迷思，但我们无法选择在完全不使用任何迷思或愿景的情况下来理解这个世界。米奇利对作为模式的迷思的关注反映在了利科的公式，即“符号产生思想”中。

米奇利指出，迷思的言论潜力可以作为整理证据和决定行动的指南。在她的解读中，迷思具有论证的性质。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也认识到迷思中有一种力量，尽管对迷思的来源或最初目的有各种解释，但这种力量依然存在。他提醒读者注意迷思可能会夸大其词。因此，在处理迷思时，考虑它在“做什么”和“说什么”，并牢记可能会在一开始就引起它的实用主义冲动是个好主意。伯克在1935年写道，迷思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它们可能被用于达到不好的目的，但它们不能被摒弃，它们构成了我们共同工作的基本心理工具。正如锤子是木匠的工具，扳手是机械师的工具，迷思是焊接相互关系感的社会工具。迷思远非幻觉，它在组织思想方面发挥着非常真实和必要的社会作用。

除了创造模板和模式，迷思还传达了愿望、投射了愿景，并统一了混乱的宇宙。然而，这种设想的统一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虽然我们的等级精神驱使我们使世界具有叙述意义，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想象一种无法实现的完美。例如，探索迷思反映了对全面、完整和完美的向往。虽然迷思出现在不完美的人类当下，但它使人联想到完美主义的逻辑，以及对“理想秩序”的极端坚持就是极权主义。错误地追求完美并不是迷思的唯一潜在风险。库普指出，假设一个占据了超越迷思创造的时间过程的领域的独立和自我验证的真理也存在风险。迷思不应该通过以某种终极和绝对本质的形式屈服于过度的现实主义而丧失其神秘性。

最后，否认迷思的存在可能会带来风险。一个放弃了对神秘领域的希望的世俗社会不应因此被视为放弃了宗教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在传统迷思消亡的过程中以新的形式幸存下来，利科警告说，这种新的形式可能会变得“离经叛道”。库普引用了吉亚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观点，大意是世俗化不仅在于揭露或揭开宗教错误的神秘面纱，而且在于这些错误以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退化的形式存在。因此，世俗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将其传统中的宗教要素抛在脑后的社会，而是一个继续将这些要素作为痕迹以及隐藏和扭曲的模式而存在的社会。这些曾经至关重要的迷思中孤立而尚存的要素被隐藏和扭曲了，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批判性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