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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在两个方向上的理性探究从来都没有真正停止过。
一是试图要去找寻到人类的起源或由来。这种探究以众所周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为顶点。鉴于进化论在19世纪以后的重大影响，人们也开始相信，人并不是所谓的上帝的产物，而是从其他物种逐渐演变而来的。从此，人们将一种进化论思想直接转用到了对人类社会、文化以及文明演进的理解上，强调一种优胜劣汰、有选择性的社会进化法则。因此，一种文明发展的阶梯观念在西方世界被固化了下来，并通过近代西方对西方以外世界的影响、支配乃至殖民征服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文明和野蛮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然后成为进化上的等级关系。因此，一切社会形态都会被人为地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序列予以等级排序。
人们将技术进步看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支配性力量，以及技术落后的社会需要改变或改造其社会形态最根本的理由。我们曾经熟悉的“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表述，便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进化论观念而提出的对于自我改造的自觉认识。社会进化论也在无形之中与殖民主义者对其他文明的征服和破坏联系在了一起。
伴随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人们逐渐觉醒，更多地认识到本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他们作为人的存在。随着要依赖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而生存的权利意识的高涨，西方进化论淡出了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的视野，人们更强调在多元文化中“各美其美”的生活逻辑，这便是人们继文化觉悟之后的一种更具深度的自觉。
当然，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它仍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同时，人类社会中的问题和麻烦并没有因为进化论思想影响的淡化而真正减少，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变成了频繁出现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利益争夺。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让人们精疲力竭，人们再也不希望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来临，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和发达，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意味着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实质性存在的毁灭。
因此，人类需要面对人类理性探索的另一个重要方向，那就是人类未来的命运究竟会是怎样的？人类是否有一条自我救赎之路？人类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对技术未来主义的思考，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性技术的超速发展并普遍地应用于人类生活，这些都真正影响着当下人类对于未来世界的憧憬。因此，基于未来技术迷思的科幻小说和电影，以及各种未来穿越剧和游戏软件成了人们新的消遣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在技术的使用中寻找着对自己未来的期望。在詹姆斯·A.赫里克所著的这本《人类未来进化史：关于人类增强与技术超越的迷思》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的技术专家和思想者们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和漫长探索，包括所谓的技术未来主义、奇点理论、从自然选择到精神进化、“生命即信息”的不朽观念、人的大脑和互联网思维、后人类以及生命延长，还有“终结死亡”的各种大胆设想和尝试，乃至于关于人工智能、超级智能以及“神灵”的新发现。人类正在试图脱离这个星球，进入太空，以殖民宇宙为目标，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后人类。
这些人士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努力都可以归于技术的未来主义的名下。总之，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者和思考者的目标就是实现超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t）所谓超人的存在。换言之，他们旨在跨越人类既有存在的状态，借助各种技术，名正言顺甚至明目张胆地对那些未来主义者认为是人类自身固有的不足或不完善之处，加以替代或者改造。显然，这是一种新的、借着“向前看”的技术未来主义装扮的社会进化论，又重新回到了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思考和生活。
我们显然不能否认这些未来技术在能力上的飞速发展，以及人类在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后，所涌现出来的满足各种不可遏制的求取欲望的动机和作为。我们显然也不能否认，技术已经不只是现代工业化意义上的工厂和烟囱，而还是计算机、信息和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协力对人类的身体（其中自然包括大脑和细胞）进行探究和应用。例如，基因组测序技术已经完全可以用于在人群中筛查个体身上那些致病基因的存在，并能够在DNA层面上进行纯粹技术性的替换或再造，而使可能发生的恶性疾病得到控制和根除。富有幻想精神的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寻求移民外太空的计划也在一步步地执行中。
今天现实的境况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由技术替代人类的各种场景日益增多。所谓的大数据从概念到在现实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没有经历很长的时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使得这种技术的未来主义如虎添翼般地，并且超乎寻常地发挥着其特殊作用，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未来使人类实现增强的技术的巨大威力：分子水平上的核酸检测成了分秒钟可以完成的事情；一个人的活动轨迹可以被清晰地描绘出来。显然，有类似数据在手的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了解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对这类所谓的可以上传的生命信息而言，权利主义者所主张的隐私权在技术面前近乎成为一个不值得一提的意见性存在，因为在如今这个更多地被技术支配的信息世界中，这种权利并非可以真正地存在或受到保护。
但在这一方面，或许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人从成为智人的那一天起，就在试图否认一种人类的自然生活的存在，试图用这样一种否定构建起只有人类才会感觉舒适，以及可以接受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存在。因此可以说，人创造了一种径直地从自然之中转化出来的人的文化的存在。而这样一种人的否定性的转化，可以被视为人类的一切努力或成就，不论是工具性的、技术性的、艺术性的、宗教性的，还是政治性的、经济性的，总之都属于人类文明存在最根基性的逻辑和思考模式。人类显然在其中找寻到并建构起人类自身的一种独特性的存在，我们同样应当将全部的技术未来主义以及后人类增强的作为都看作这种人对自然予以否定性转化的能力和思维的又一波新浪潮的涌现。
在这方面，人类仍在试图否定人的现实的存在，因为到目前为止，现实存在的人是那么不完美。在人类的世界中充斥着各种不安和焦虑，到处都可以见到不平等事件的发生，人们无法真正获得让每个人都心满意足的健康长寿和没有疾病的生活，太多超出时限的高强度劳动让人们无法感受到幸福的真实存在。科学家霍金曾经预言的人类灭亡以及关于地球的更大灾难的来临，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末世论的再现？当然，未来主义者从不会掩饰他们寻求一种新宗教的努力和热情。但我们充其量也只能将所有这些努力看成人类对新文化的塑造或使旧文化实现转型。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在为死亡的必然性寻找一个可以解释、可以过渡以及可以传承下去的文化上的新表达，因此它们可以是石器时代的、铁器时代的、工业化时代的和信息化时代的。人类的所有这些努力都曾经在不同的时代里创造了适应那个时代的新的文化表达，并转化着那些旧有文化。
随着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普及，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在这种技术影响的轨道上去创造出一种新时代的文化，这是一种自信的文化，将以一种超越人类既有局限的文明支配方式涌现出来，但最终又可能如弗洛伊德在其《文明及其缺憾》（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的文明及其发展有着其自身的那种不可化解的缺憾。人类显然并不会因为身体安装了假肢，就能够像上帝一样迈上了通往幸福的道路，或者能在幸福之路上走得更远一些。我们仍无法真正解决人类在应对自然存在之时对死亡和瓦解的恐惧，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尝试对这种恐惧进行一种人为的转化，只是传统之人没有更多地将这种努力放在每个个体的不朽或不死之上，而是将其转用到了集体的力量和传承之上，由此借助于一种集体存在的社会而使其变为不朽的存在，这种技术的存在是为一种集体的人而存在的。这正是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所在，它在刻意塑造并延续着社会的存在，使任何人可以安然于其中度过一生。而关于技术未来主义的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将人类真正带入那种在社会中游刃有余地存在的幸福，最终使技术为人、为人的社会生活服务，正是需要我们掩卷深思的。
2022年3月11日 晨
人类的首个发明是故事。
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
如果大脑无法表情达意，我们就不能有意识地创造，只能偶有收获。有些想法无法用语言表述，直到我们用一种能够自我沟通的系统工具驯服思维，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凯文·凯利（Kevin Kelly）
我们习惯于将迷思放在科学的对立面。但实际上，它们是科学的核心部分，是决定科学在我们生活中重要性的部分。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了解它们。
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
俄罗斯媒体巨头德米特里·伊茨科夫（Dmitry Itzkov）于2011年发起了2045计划（2045 Initiative）。该计划将顶尖的思想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展望一个技术卓越的未来，设想人类不再受到死亡或其他限制。在2011年于莫斯科和2013年于纽约举行的聚会上，世界知名的精神领袖和科学家进行了交流。更有一些宗教人士参加了聚会，以凸显该组织的主要目标，包括创造促进人类精神启蒙和基于高度精神性、高度文化性、高度伦理性、高度技术性和高度科学性这五项原则实现新的未来现实的社会条件。
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研发能够将个体的个性转移至更高级的非生物载体上并延长生命（甚至永生）的技术。该计划对未来技术的描述表明，基于机器的永生是一种精神和物质成就。因此，达成该目标需要最高级别的合作，包括尤其要重视在世界主流的精神传统、技术和社会之间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对话。这种大规模的人类改造堪比历史上一些重大的精神和科技革命。这基本上可以预见人类未来的样子，技术进步主义者也将实现人类发展的新战略，并因此创造出一个更有生产力、更充实和更美好的未来。
很多组织都很支持关注技术在改变人类现状方面的潜力的活动，伊茨科夫的2045计划只是其中一个。超人类主义组织Humanity+
每年都会在世界各地举办多次会议。这些会议吸引了数百名参与者，其中很多是来自主流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参加会议的一位学生在谈及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年轻人来参加此类技术未来主义活动时说：“是理想主义。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宗教信仰，但我们仍然是理想主义者。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表达理想主义的途径。”这里提到的“理想主义”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包括超人类主义、人类增强运动、技术未来主义、技术进步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等。
在过去的20年中，技术未来主义思想发展迅速，尤其是这些思想得到了诸多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认可，这代表了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强有力的言论现象。虽然未来经常被描述，但它总是未知的；我们可以想象它的特征，但从未观察到。因此，那些技术未来主义拥护者的言论设想在塑造公众对未来的概念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对于那些格外关注特定未来的拥护者而言，有远见的叙述手法，即创造迷思，成为影响其说服力的主要因素。此外，当他们将言论技巧用于精心设计并传播一个引人注目的未来愿景时，将为支持者提供与其实际人数不成比例的文化影响力。
本书旨在探讨技术未来主义，尤其是与超人类主义和人类增强相关的言论，如何塑造技术未来的变革愿景。其中，我特别关注的是一个关于科技的超前叙述或迷思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使上述愿景变得十分合理，并因此颇具说服力。我认为，超人类主义和相关技术未来主义言论的实质是一种巧妙构建的预言迷思，描述了通过刻意使用技术来实现的无限的人类未来。这一愿景的中心站着增强并永生的后人类，他们打算通过变革性科学的手段使后代摆脱人类的弱点。由于对未来的普适愿景将影响公众的期望、立法和科研，因此了解构建这种愿景的叙述过程极为重要。
在后续章节中探讨的叙述涵盖了技术超越的复杂愿景的组成部分。尽管其拥护者声称，这种设想的未来不只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相反，史诗般的技术超越故事所描绘的未来是一种言论上的发明，是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家及其拥护者的创作。许多致力于塑造未来言论愿景的主要支持者都与人类增强计划及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即超人类主义）有关。因此，仔细研究这些新兴的技术未来主义运动将大有裨益。
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和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于1997年成立了世界超人协会（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以展现一种更成熟且在学术领域受人尊敬的超人类主义形式。几乎与此同时，马克斯·莫尔的负熵学会（Extropy Institute）等相关组织也开始围绕超人类主义概念推广技术未来主义愿景。但是，尼克·博斯特罗姆、大卫·皮尔斯和马克斯·莫尔等思想家应该感谢费雷登·M.伊斯凡迪亚里（Fereidoun M. Esfandiary）等一些更早期的人物。费雷登·M.伊斯凡迪亚里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演讲者和作家，因将自己的名字改为FM–2030而出名。20世纪末，温文尔雅、口齿伶俐的FM–2030出现在美国广播和电视的脱口秀节目中。他倡导最终构成超人类主义话题的许多想法，如永生、人机融合、太空殖民和人工增强智能。FM–2030还撰写了一份题为《你是超人类吗》（ Are You a Transhuman ）的早期超人类主义宣言。这可能是当代超人类主义运动的第一部作品。这本书重点介绍了培养心智敏锐度的实践和避免疾病的生活方式选择。我将在第2章中探讨人类增强思想的早期根源。
许多组织都对人类技术未来的形态感兴趣，除了2045计划和Humanity+，还有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国际先进人工智能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伦理和新兴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Ethic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抗衰老战略工程研究基金会（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 Research Foundation）、玛士撒拉基金会（Methuselah Foundation）等。对技术未来主义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生命延长、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和太空殖民。
超人类主义既是一种有组织的运动，也是一种哲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当前人类处于进化的过渡阶段，并将诞生一个新物种——后人类。尽管一些支持者赞同该运动的目标，但他们却在避免给自己贴上超人类主义者的标签。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记者、哲学家、企业家、媒体名人、精神领袖和自称是未来主义者的人都在推动一项激进的人类增强计划，无论他们是否隶属于超人类主义组织。这些意见领袖正在开发一种语言、精心讲述故事，并为技术改变人类的未来描绘愿景。这些战略性要素构成了一种未来的言论——旨在构建技术伦理、我们与机器的关系，甚至未来人类特征的话语实践。
人类增强的主要支持者包括科学记者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和乔尔·加罗（Joel Garreau）、社会学家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和威廉·希姆斯·本布里奇（William Sims Bainbridge）、发明家雷·库兹韦尔和玛蒂娜·罗斯布莱特（Martine Rothblatt）、哲学家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和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以及企业家德米特里·伊茨科夫和格雷戈里·斯多克（Gregory Stock）。其他经常与这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包括生物化学家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物理学家本·戈泽尔（Ben Goertzel）、哲学家夫妇娜塔莎·维塔·莫尔（Natasha Vita More）和马克斯·莫尔、人工智能专家雨果·德·加里斯（Hugo de Garis）以及计算机科学家和小说家拉米兹·纳姆（Ramez Naam）。
博斯特罗姆在其文章《超人类主义价值观》（ Transhumanist Values ）中用以下这段话描述了这场运动的基本方向：
超人类主义者将人性视为一个半成品，我们可以学习以理想的方式来重塑它。当前的人类不必成为进化的终点。超人类主义者希望通过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和其他合理手段，我们最终将成为后人类，拥有比现在人类更强大的能力。
博斯特罗姆的同事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强调了理性在指导超人类主义愿景中的作用。他写道：“从广义上讲，超人类主义认为，人类的境况并非一成不变，它可以而且应当受到质疑。此外，人类的境况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应用理性来改变。”
应用理性来改善人类境况通常是在讨论所谓的“定向进化”时被提及的。技术辅助进化已经发展成为生物伦理学、医学、哲学和宗教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超人类主义者及其盟友认为，现在是时候控制人类进化了，我们可以通过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和强大的算力等技术手段来加速并指导这一进程。在不断发展的增强叙述中，现在的人类只差一步即可迈向后人类，即一个更聪明、更长寿且更富有同情心的人类版本。后人类将殖民其他星球，并可能拥有近乎超自然的能力，如心灵感应和预知力。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增强叙述很快会呈现出一种宗教特质。增强愿景所使用的语言以“永生”“超越”和“信任”等词语为标志。一位著名的超人类主义者指出：“对后人类未来的信任是超人类主义的精髓。”对增强话题持怀疑态度的哈瓦·提罗什–萨缪尔森（Hava Tirosh–Samuelson）发现，超人类主义的话语颠覆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的永恒秩序。但如今，我们将控制自然界。她写道：“在后人类时代，人类将不再受到自然界的控制；相反，他们将成为自然界的控制者。”
一些支持者推测，实现超人类主义的梦想将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以摒弃国家间相互竞争的旧模式。新的体系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合作，旨在通过更强大的互联网来实现技术的快速进步。人工智能专家雨果·德·加里斯提出，当前以指数级速度进步的科学技术将在40年内创造出一个比今天快1万亿倍的互联网、一个全球化的媒体、一个全球化的教育体系、一种全球化的语言和一种全球同质文化，这将构成“全球化民主国家”的基础。这种被德·加里斯称为“Globa”的新秩序将使世界摆脱战争、武器贸易、无知和贫困。
对博斯特罗姆而言，超人类主义通过创造活得更久和更健康、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其他智力能力、改善我们的情感体验、增加我们的主观幸福感，以及让我们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的机会扩大了人类自决的范围。他还指出，超人类主义代表着对一些宗教习俗和由此产生的预防性伦理的根本反抗。该运动提供了一种替代传统禁令的方式，即反对扮演上帝、破坏自然、篡改人类本质或表现出应受惩罚的狂妄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