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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费多罗夫与宇宙主义

俄罗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舍夫(Alexander Nikolaevich Radishchev)18世纪后期的作品讲述了进化中的人类如何利用大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叙述。在其1792年的作品《论人、人的死亡和永生》( Man,His Mortality and Immortality )中,他设想了人类以奇妙、辉煌、渐进的方式进步,就像那些促成人类现在的进步的方式一样。他写道:“比其他都重要的是,这是人的独特品质,他可以完善自己;他也可能变得堕落。这两个方向的极限都仍然未知。”拉季舍夫的文化愿景启发了现代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建立了富有想象力的模式,这些模式为19世纪俄罗斯未来主义的显著发展奠定了基础。

哲学家和图书管理员尼古拉·费多罗夫是托尔斯泰的朋友,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和高尔基有着重要影响,是后来被称为俄罗斯宇宙主义的知识分子运动的核心人物。费多罗夫最著名的是他戏剧性的提议,即开明人类的共同任务是整个人类的技术复兴。尽管费多罗夫在俄罗斯之外并不广为人知,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是19世纪最令人敬畏的俄罗斯思想家。他是一位执着的未来主义者,声称自己拥有精神灵感,并且一直在思考关于永生、太空探索、海洋殖民和精神优生学等方面的内容。费多罗夫和他的追随者大量借鉴了基督教神话,他们设想在身体和道德方面都完美的永生人类将在宇宙中繁衍生息。

历史学家迈克尔·哈格迈斯特(Michael Hagemeister)将俄罗斯宇宙主义描述为西方几乎没有注意到的当代俄罗斯的一场广泛的思想运动。宇宙主义从1870年左右到20世纪20年代蓬勃发展,最近它被重新发现,其影响也被重新评估。这场运动是基于费多罗夫的宇宙的整体性和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进行的。在费多罗夫将宗教视为灭亡之后,宇宙主义者试图重新定义人类在一个缺乏神圣救赎计划的宇宙中的角色。在宇宙主义迷思中,人类被置于宇宙中,是宇宙进化的决定性因素、集体的宇宙自我意识、积极分子和潜在的完美主义者。宇宙依靠人类的行动来达到其完美或完整的目标。

在费多罗夫的启示中,受过科学启蒙的个体承担着有目的地应用技术,以使人类和世界免遭毁灭的任务。在这个神圣的叙述中,人类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即人类如果没有采取行动,或没有采取正确的行动,世界注定将陷入灾难。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逃避技术对人类进步的激进应用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对人类既定目标(即宇宙的精神改造)的一种反叛。

宇宙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渐进式计划,他们认为世界正处于从生物圈(生物物质领域)到智慧圈(理性领域)的过渡阶段。凭借不可侵犯的进化原则,并有意识地借助进步的观点和应用技术,一个统一的世界意识出现了,一个有着神圣秩序的新时代开始了。费多罗夫顿悟(即他将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愿景)的核心是人类的道德和智力进化;一切都取决于人性的出现。斯蒂芬·卢卡舍维奇(Stephen Lukashevich)写道,费多罗夫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他关于人类人性进化的心理学理论。而心理优生学(适应发展人类智力的选择性育种)将加速这一不可避免且必不可少的过程。

太空殖民也是宇宙主义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人类迈向完美永生的复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步。在费多罗夫影响广泛的星际迷思中,地球变成了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旨在将远征的人类运送到宇宙的尽头,以完成改造宇宙的使命。卢卡舍维奇写道:“为此,人类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地球的电磁力,将地球改造成宇宙飞船。”复活的人类注定要居住在每一个星球上,从而使所有物质人性化和合理化,并以这种方式将充满活力的精神宇宙从无生命的物质混乱中带出来。

费多罗夫全神贯注于技术的普遍复兴。人类天生就比其他动物更弱小,一直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生存和发展。乔治·M.杨(George M. Young)写道,宇宙主义大师的伟大主题是内在的普遍复活,死者完全和真实地复活,这是一项需要通过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努力来完成的任务或计划。费多罗夫认为,普遍复活不仅仅是一种科学上的可能性,更是一种道德责任。杨补充道:

当时在费多罗夫的计划中,最受嘲笑的部分包括他对太空旅行、基因工程和逐步延长人类生命和健康,直至最终实现永生的呼吁。这是在地球上重建天堂这一古老梦想最真实的版本。

费多罗夫的信念也揭示了宇宙主义的理想,即人类的努力如果得到正确的引导,实际上就会用隐藏的现实取代当前可见的现实,而每个人都将参与替换。用即将到来的更宏伟的现实来取代当今世界的迷思需要让祖先复活,这将是一项所有活着的人类都将参与的活动。宗教和科学的融合作为伟大和最终的复活,为宗教预言和科学力量提供了终极见证。杨写道:“那些现在甚至完全不知道更高现实的可能性的人将不是通过理智的说服,而是通过复活他们祖先的亲身经历来意识到这一点。”

复活看似一个非凡的成就,却也只是人类进步的一小步。在宇宙主义迷思中,人类进化为一种集体的宇宙自我意识,即我们最终的完美或完整。随着迷思让位于理性,人类身体和精神上的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实用意义的道德义务。一种行星意识将出现;改变和完善宇宙、战胜疾病和死亡的努力将继续,直到最终产生永生的人类。

这些不仅仅是技术目标,每一个都代表了对隐藏原则的超越。哈格迈斯特指出,宇宙主义对科学技术和无所不能的信念源于(神秘)知识的魔力的观点。他补充说:“自我完善和自我神化的思想包括实现永生和死者复活,它有着悠久的隐秘和诺斯替主义传统。”宇宙主义迷思植根于早期的迷思体系,并因无限技术力量的愿景而重新焕发活力。

费多罗夫的迷思愿景影响了早期的俄罗斯太空探索支持者,包括著名的火箭先驱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齐奥尔科夫斯基写了多部极具影响力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描绘了太空中的人类。他的《利用反应装置探索宇宙空间》( The Exploration of Cosmic Space by Means of Reactive Devices )是第一部科学、完整地介绍太空飞行甚至航天器的作品。齐奥尔科夫斯基提出了将永生与太空探索联系起来的观点,即宇宙中充满了有活力的原子,这些原子将有助于共同工作。

弗拉基米尔·维尔纳斯基(Vladimir Vernadsky)也是一位著名的宇宙主义者。他可能是第一个提出“智慧圈”这一概念的作家。维尔纳斯基设想将地球上所有的思想都联系起来,以创造一种不断进化的神一般的智能。一些宇宙主义者也同意诺斯替主义者将地球视为监狱的观点,但他们相信可以利用宇宙的力量和能量来结束地球的囚禁并战胜死亡。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宇宙主义者将太空和永生联系起来的观点。

卢卡舍维奇称,费多罗夫承认他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对基督教神学的科学诠释。通过使物质合理化来改变物质世界应验了基督教的预言。每个人都能够,而且也有义务,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切自然的(因此是短暂的)事物转化为理性、短暂的综合性创造。通过合理化,混沌的物理宇宙变成了一个有序且完善的宇宙。人类对太空的征服延伸了这一工作;人类的行为不仅关乎他们自身的解脱,而且关乎整个宇宙的救赎与完善。

超人类主义者和人工智能专家本·戈泽尔检索了19世纪宇宙主义的语言和哲学。他写道:

宇宙主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价值体系,这种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对当今的人类世界是有意义的,并将随着现实世界的进步而继续有意义,即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抛弃了人类的身体和大脑,去探索存在和互动的新方式。

变革性技术带来了深刻的哲学含义,其中许多是宇宙主义者所期望的。要想了解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就需要深入了解思想和宇宙的本质。人类本身将必须被重新想象;宇宙主义迷思为人类新的逻各斯奠定了基础。因此,宇宙主义者维尔纳斯基所设想的即将出现的智慧圈,需要以一种超越我们通常使用的模式的方式重新思考思想和社会的本质。

在基因工程、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或太空飞行出现之前,宇宙主义的领袖人物就写下了他们设想的未来所必需的技术。他们的任务是叙述,是精心打造一个能够将原始技术世界与先进技术未来联系起来的迷思。未来的宇宙主义言论将继续对技术未来主义的话语产生非凡的塑造影响。 tOpvHtYYtUVCUM0u02mUiMIOPtjkrs7YLFxgMVc6RZ3/YyFnt4ivIh/qyLQHBm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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