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每一次前进都伴随着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直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虽然理论形态和言说方式在不断更迭，但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从未改变。那么，“美好生活”是可能的吗？如果可能，它应该是何种形式以及如何实现？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指向未来的“美好生活”？在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们又构成了何种意义上的共同体？所有这些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认真反思和回答的重要问题。21世纪以来，围绕上述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反复论证，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被毫不留情地丢进了历史的故纸堆，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直言“历史终结了”。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破坏、文明冲突升级等现实问题频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相关讨论也再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热点。近年来，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就代表了当今左翼激进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理论动向，其标志性历史事件就是2009年3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共产主义大会。随后，各种形式的“回归”“复兴”似乎都在不断印证着萨特的那句话：共产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地平线”。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哲学上，更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然而，这种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它的回归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

西方左翼激进思想家关于共产主义的探讨始于巴迪欧与本赛德、奈格里等人之间的一场争论，核心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第一届共产主义大会上，本赛德批评巴迪欧宣扬了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奈格里的大会发言“没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可能的吗？”也直指巴迪欧。对此，巴迪欧进行了猛烈的还击，他认为本赛德等人抛开共产主义直接谈论马克思主义是在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这是一种“没有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二战后的很多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不例外。他们退回到文学和艺术的领域，蜷缩在“异化”的标签下批判资本主义，强调多种反抗形式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为了反对现实的政治和革命，否定共产主义，把后者等同于集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因此，巴迪欧特别强调“作为政治人”的马克思，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核心的，即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而共产主义观念本身与恐怖和暴力也没有必然联系。

与之相关的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左翼激进思想家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他们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即“现实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它与共产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巴迪欧甚至提出要“告别社会主义”，齐泽克也提出要“从头开始”，他们共同主张必须重建21世纪的共产主义。然而，劳洛等人则在同等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提出应该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中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劳洛强调不能在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立场上理解共产主义，相反，“去理解共产主义，就是去理解资本主义本身，因为资本主义的动态变迁或演化包括着共产主义的出现” 。因此，“如果说阿基米德是在外太空寻找支点来移动世界，那么马克思就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发现了他批判和改变资本主义的阿基米德点” 。

二、未来社会的理论筹划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理解，21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界从不同视角对未来社会做出了理论筹划：既有从历史必然性、私有财产和所有制、未来社会形态的构建等视角切入的传统方式，也有西方左翼激进思想家独辟蹊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共产主义的重新“发明”。

巴迪欧和南希在先验的意义上理解共产主义。巴迪欧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理论假设，而不是社会历史问题。作为普遍、永恒的真理，“共产主义”不是革命纲领，而是一个类似于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它不是感性的对象，也无法被建构，只能在宏观层次上规范我们的思维路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南希拒绝任何对共产主义的政治实体化理解，朗西埃认为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是“‘美学’革命范式的永久的现实性”，主张从共产主义的非现实性出发，“成为平静的或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者” 。齐泽克在追随巴迪欧的同时也对共产主义做了激进政治学的阐释。塞耶斯批判了巴迪欧的观点，认为他仅仅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突发的、不可预测的事件来对待，这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一种黑格尔式的歪曲”。他赞成马克思的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未来的社会历史阶段，它因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矛盾而产生。

哈特和奈格里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探讨了共产主义和共同性的问题，并将其延展到财产批判。他们既没有像拉克劳一样摒弃共产主义，也拒绝巴迪欧对共产主义的先验阐释，而是仍然把共产主义看成是取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更高的社会阶段，试图把德勒兹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从当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寻找超越现行秩序的道路。然而，在哈维看来，哈特和奈格里虽然把握住了当下资本主义的某些关键转变，如工厂不再处于斗争的核心，城市和共同性对当下分析的重要意义等，但由于他们消解了阶级的中心地位，过度强调差异性、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的概念，而忽略了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以及政治主体生产的论述，从而使得他们的很多观点只是看上去很好，实际却很难落到实处。出于这个原因，齐泽克批评哈特和奈格里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乐观主义并不能为我们今天提供一种具体的行动方案。

劳洛、奥尔曼等人则坚持对共产主义进行辩证阐释。劳洛认为，共产主义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一种“辩证的”构想，因此，三大卷的《资本论》可以看作关于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内部的辩证产生的理论来阅读。劳洛从辩证法的角度重新阐释共产主义，这无疑是深刻的，把握到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原则高度。作为一种“可能性”，“共产主义”是有现实根基的，即黑格尔所说的能够实现其自身现实性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在布洛赫那里被明确表述为“事物自身的乌托邦”，也就是说，事物自身在其发展的可能空间中也会展现为一种乌托邦。实际上，乌托邦与实践相结合是当代“共产主义”阐释路径中较多人接受的观点。一方面，“辩证乌托邦”（哈维）、“事物自身的乌托邦”（詹姆逊）、“乌托邦现实主义”（吉登斯）等各种形式的乌托邦似乎都在不断提醒着“共产主义”本身的乌托邦本质；另一方面，很多学者又不断从现实中寻求使这种乌托邦达到现实的途径，“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地方重建”和“捍卫城市正义和权利”等，这些是否能从根本上触碰到资本逻辑的统治？它们是否真的是现实的超越之路？

三、未来社会的当代实践

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一种是作为观念的共产主义，它包括自由与必然、可能与现实、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等理论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另一种是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它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少数族裔寻求自由解放的现实运动。苏东剧变以来，尽管现实层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一度陷入低谷，但是，有关未来社会的理论探索和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权利的现实运动却从未停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大利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的大胆尝试、非裔美国人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斗争、拉丁美洲人民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化努力（如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等都为未来社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具体而言，在有关未来社会的实践中，主要形成了如下几点共识：

首先，承认差异是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提。萨米尔·阿明在同等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将其理解为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他在详细考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三大谱系之后提出，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在于“承认差异，统一行动” ，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所有抵抗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最终形成统一行动。马克·所罗门在探讨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黑人的问题后提出，黑人自治是“进步的同化和多元联邦”变成一元的、民主国家的基础。此外，无论是欧美地区、俄罗斯和东欧地区对于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还是拉丁美洲以“民权、民生和反霸”为中心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区域性特征，充分表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差异性和多种可能性。

其次，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源头重新阐发共产主义理念。日本学者岩佐茂以反对《安保法制法》、推进日本无核化为背景考察了重塑日本未来社会的可能路径，即运用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理论重新阐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共产主义理念是对资本主义这一否定形式中的价值关系进行解构，对新形成的价值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再造。这就意味着要对资本逻辑和技术万能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近代以来的知识、价值观、制度、生活方式进行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解构与重组。这是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劳洛等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对未来社会的理论探索的。因此，不存在只谈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谈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也是马克思思想的逻辑起点。

最后，突出中国经验/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二战以来，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最终都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割裂了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在2020年的抗疫斗争中，中国制度优势的彰显也在事实上改变了西方世界的一贯偏见，福山明确承认，无论是政府处理疫情的能力还是民众对政府信任的多寡方面，中国都已经远胜美国。

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共同体、未来社会与美好生活”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反复论证，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本书收录了其中一些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和观点，包括未来社会的前沿问题、未来社会的理论筹划、未来社会的当代实践以及有关未来社会理论的探索争鸣四个部分。其中，“前沿问题”部分侧重于收录近年来国外有关未来社会的基础理论探讨，尤其是未来社会和资本主义、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还有作为未来社会理论根基的“共同体”“好生活”等核心思想的文章；“理论筹划”部分侧重于收录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不同理解的文章；“当代实践”部分侧重于收录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成果与经验教训的文章；“探索争鸣”部分侧重于收录在各种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和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中出现的不同观点之间的论战与交锋。

毋庸置疑的是，当代西方学者对“共产主义”独辟蹊径的阐释，从微观领域补充了作为宏大叙事的解放政治的不足，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重构当今时代的解放政治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共产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共产主义”有很大差别。当今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是西方左翼激进思想家从不同视角对共产主义的重新阐释乃至“再创造”，一方面，提供了很多可供参考的具体方案，也引发了我们对传统共产主义观念的反思；另一方面，在各种形式的“回归”和“复兴”中更多体现的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差别，对此我们要仔细甄别。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杂志、出版社以及编者、译者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所收录文章也得到了相应的版权支持，在此一并致谢！另外，特别感谢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杨宗元主任、吴冰华老师等，是他们的努力让本书有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形式，再次致谢！

刘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