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远远不仅仅是政治的，因为他对作为共同体的民主联合形式的分析所展现的民主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和国家相互关联的特殊方式，相反，它所展现的共同体必须是“无政府的”，我们可以说是“非市民社会的”。为了理解民主的本质，马克思让我们不要去观察政府形式或者市民社会中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而是要去观察共同体中人们生活的具体方式。马克思认为民主是共同体的本质。

把目光从政治转向社会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强调社会变化甚于政治变化，而且也许他比19世纪的大多数哲学家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自由和平等要求创建一种新的根本不同的联合形式。就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述的一样，公正和法律在民主共同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意义，在其中变成了创造性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目标及其政治目标。对马克思来说，对于社会利益而不是政治问题的兴趣在作为无政府社会的民主的描述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只要国家存在，民主共同体就不可能被创建，因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与民主共同体的本质相矛盾。国家的最完全形式就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也是中产阶级利益和私有财产的保护者。传统的自由对平等和自由的要求是建立民主的前提条件，但只要问题仍旧存在于政治王国之内（即，哪个阶级将会统治），所需要的基本的社会变革就不会实现。在自由社会之内不可能获得民主，自由政府充其量只会让大量的工人和穷人变得更加容忍一些，但是异化的基本原因即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却仍然存在。一种民主所要求的政府是这样的：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让社会发生必要的、深远的变化。

马克思的大部分活动是与批判和分析当时的形势相关的，不讨论共同体将会采取的形式。的确，马克思反复强调代替国家的“只能被认为是科学的”，对乌托邦社会的构想蓝图只能与批判和科学的民主共同体的本质背道而驰。然而，从以上讨论中，将会得到一些有助于共同体概念的积极肯定的内容：（1）民主共同体是普遍的。不像原始共同体，民主共同体具有开放和交流的特征。它不是向简单生活的回归。（2）民主共同体是无阶级的。由于市民社会以阶级为基础，因此市民社会的毁灭意味着作为社会形式的阶级的毁灭。市民社会的阶级以财产为基础。但是如果马克思确定无产阶级就是消灭阶级的工具，那么民主共同体在阶级冲突的基础上就不可能是稳定的，因为财产作为一个必要的社会范畴在真正的民主共同体中消失了。用马克思的话说：“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3）民主共同体是历史的。从结构的观点来说，民主是一个决定着决策的稳定性的联合形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允许在体系之内做出革命变革的联合形式。在民主共同体中，政治革命变成了社会演变。共同体只能是过去的自然结果，只能历史地发展。（4）民主共同体是科学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建构民主是从来不充分的，但是却一定要意识到共同体的本性。在持久革命状态的社会，任何要求一定是意识到了自己当下的形势和在其中运行的趋势。除非科学不被奢求，而是被用来帮助处理事务并为将来的社会发展做计划，民主才可能存在。除非认识到形势本身和它的发展，民主才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能的。社会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是最早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为决定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这个决定是由科学调查的共同体和一个有教养的平民合作做出的。

最后，一个新的民主理论（至少部分是由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所产生的结果）是必要的，对于一个大的社会来说，它比自由民主理论更适合。马克思认为民主共同体是普遍的、无阶级的、历史的和科学的。马克思关于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民主观点是首次给理解人类在一个大共同体之中如何掌控自然和自己的命运提供可能性的观点之一。马克思指出，具体之物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主社会中的自由理论，如果民主社会秩序被实现的话，民主理论是建立在共同体而不是市民社会和国家所需要的基础上的。就像杜威在1930年所描述的：“如人类学者所言，我们的物质文明正在迈向集体化和社团化。另一方面，我们的道德文明，与我们的观念一起，充满了起源于前科学、前技术时代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和价值。” ^[1]

马克思对政治哲学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对政治和社会的自由民主理论的超越。他关于国家在真正的民主之下一定会被克服的观点是他的社会和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许不是一个对马克思所主张的民主共同体的完整看法，但是马克思给予这个民主联合形式哲学洞察力，并揭示出民主是共同体的本质。正是在给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理论提供这种洞察力及劝告时，马克思不仅是政治哲学家，而且是社会科学家。

[1] John Dewey. 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 .New York，1962:74. jnfkhvI+mGk+OSmG/fMgoefCld1U4esGnB9Wy7tPmDlXCAjgOBQufGPKYZjdgX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