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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列宁、布哈林、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塑造了20世纪两次伟大的革命 ［1］ 。作为革命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后来又作为革命的国家的领导人，他们面临着诸多外围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难题，并被迫“修正”（我特意使用这个被许多人认为是大不敬的用语）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下来的论断。列宁和布哈林在分析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比霍布森和希法亭更进一步，得出了这样重大的政治结论：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成为必要和可能。他们即便不是唯一，也是少数几个预见到这一点的人。
作为后见之明，我将在此指出他们观点的局限性。列宁和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是与垄断发展有关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新（“最高”）阶段。我质疑这一论断并主张历史上资本主义始终是帝国主义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它自产生（16世纪）以来就导致了中心和外围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只不过在此后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有所增强而已。19世纪的前垄断体系就是帝国主义的，而英国之所以能保持霸权，正是因为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列宁和布哈林认为，革命始于俄国（“薄弱环节”），将在中心（特别是德国）得以继续。他们的愿景建立在低估帝国主义两极分化之影响的基础上，但这种两极分化破坏了中心地区的革命前景。
然而，列宁，更多的是布哈林，很快就接受了必要的历史教训。这场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名的革命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主要是一场农民革命。怎么办？农民如何与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通过向市场让步，尊重农民新获得的财产，从而缓慢地走向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NEP）实施了这一战略。
是的，但是……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也明白，帝国主义列强永远不会接受革命或者新经济政策。从1920年到1990年，热战的干预之后，是持续的冷战 ［2］ 。苏联虽然还远不能创建社会主义，但摆脱了帝国主义一直企图将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体系强加于所有外围国家的束缚。实际上，苏联（与帝国主义）脱钩了。那现在该怎么办？通过必要的让步和避免在国际舞台进行过于积极的干预，试图推动和平共处吗？但与此同时，有必要武装起来，以面对新的、不可避免的攻击。这意味着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反过来与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从而有可能破坏作为革命国家基础的工农联盟。
因此，理解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模棱两可还是可能的。从理论上讲，这里存在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U形转折。有时是从早期马克思主义继承下来的决定论态度占主导地位，主张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有时是唯意志论为主（政治行动使跨越阶段成为可能）。最后，从1930年到1933年，斯大林选择了快速工业化和军事化（这一选择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非没有关系），集体化就是这种选择的代价。在此，我们必须再次提防过快地做出判断：那个时期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资本家，都赞同考茨基在这一点上的分析，并相信未来属于大农业 ［3］ 。放弃民主和转向专制的背后是这种选择所意味的工农联盟破裂。
在我看来，托洛茨基肯定不会做得更好。对喀琅施塔得水手叛乱的态度和后来的含糊其词表明，他与政府中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无不同。但是，1927年之后，他流亡在外，不再对苏维埃国家的管理负责，才得以乐此不疲地重复社会主义的神圣原则。他变得像许多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奢谈他们对原则的坚守，而不必顾忌在现实层面的改造效果 ［4］ 。
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出现在革命的舞台之上。毛泽东能够从布尔什维克的模棱两可中吸取教训。中国面临着与苏俄同样的难题：落后国家的革命、农民参与革命改造的必要性、帝国主义列强的敌视。但是，毛泽东比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看得更清晰。是的，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和农民性（反封建）的。但这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大众的民主。这种区别是重要的：后一种革命需要长期保持工农联盟。因此，中国避免了强制集体化的致命错误，并创造了另外一种方式：使所有的农村土地成为国有财产，让农民平等地使用这些土地，并改造家庭农业 ［5］ 。
这两次革命很难实现稳定，因为它们被迫在支持社会主义观点和向资本主义让步之间做出调适。这两种趋势中哪一种会占上风？这些革命只有在托洛茨基所说的“热月事件”（Thermidor）之后才能实现稳定。但“热月事件”是指何时？是托洛茨基所说的1930年吗？或者20世纪20年代，与新经济政策一起？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严寒时期？
提及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并非偶然。近代的三次伟大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之所以伟大，恰恰是因为它们期望超越当下的直接需要。在国民公会上，随着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山岳派”的崛起，法国大革命实现了人民大众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就像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一样，即使由于免遭失败的需要而没有被列入议程，但它仍竭尽全力走向共产主义，也保留了以后进一步发展的前景。“热月事件”不是复辟，后者在法国不是发生于拿破仑时期，而是始于1815年。但应该记住的是，复辟不能完全消除革命所引发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俄罗斯，复辟甚至发生在革命历史的后期，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复辟仍然脆弱，从普京所面临的挑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6］ 。
当代世界仍然面临着与20世纪革命相同的挑战。全球化资本主义传播的特点——中心/外围矛盾的不断加深，依然导致了同样的重大政治后果：世界的转型始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人民大众的革命和潜在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是唯一出现在议程中的革命。但是，只有当中心的人民开始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这一转变才能超越第一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中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为将这一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提供了契机。
与此同时，南方人民和国家面临着双重挑战：（1）当代资本主义强加给体系外围国家的粗放式发展让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一无所获，特别是导致亚洲和非洲的农业社会迅速瓦解，因此，对农民问题的解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变化的性质 ［7］ ；（2）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性地缘战略与处于边缘的国家和人民摆脱困境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它迫使人民大众卷入反对美国及从属于它的欧洲和日本盟友以军事力量控制世界的斗争。
第一次长时段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始于19世纪70年代。我提及的历史上资本主义在大跨度上扩张的版本，代表着三个连续的时代：从中国的1000年到英国和法国的18世纪革命所经历的孵化期；一个短暂的兴盛繁荣的世纪（19世纪）；很可能是漫长的衰退期，它本身包括第一次长期危机（1875—1945年）和（始于1975年，至今仍在继续的）第二次危机。在这两次长期的危机中，资本以同样的三重方案应对挑战：资本的集中控制、全球化不均衡的深化、体制管理的金融化 ［8］ 。两位重要思想家（霍布森和希法亭）很快意识到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是极其重要的。但正是列宁和布哈林从这一转变中得出了政治结论，即这一转变引发了资本主义的衰落，进而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议程 ［9］ 。
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初形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但在美国，它实际上是从20世纪20年代才真正确立为一个体系，以便应对接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30年光辉岁月”的西欧和日本。1950—1960年代，巴兰和斯威齐提出的剩余概念使我们能够把握资本主义转型的本质。在其著作发表之时我就相信，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因此，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对其进行了重新阐发。在我看来，这需要将“最初的”（1920—1970年）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普遍垄断资本主义，视其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全新的阶段。
在以前生产相同使用价值的公司（数量庞大且彼此独立）之间的竞争方式中，这些公司的资本持有人依据公认的、作为外部基准的市场价格来做决定。巴兰和斯威齐注意到，新的垄断企业的做法则不同：它们依据生产商品的品质和数量定价。因此，这虽与实际相反却依然是作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核心的“公平和公开竞争”的终结。取消竞争（该词含义、功能和结果的根本转变）使价格体系及其基础即价值体系分离开来，从而掩盖了用来规定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参照框架。虽然使用价值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自主的现实，但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它们成为通过积极而特殊的营销策略（广告、品牌等）系统地生产实际商品的对象。在垄断资本主义中，仅仅通过《资本论》第二卷讨论过的两个部类的相互调整是不可能实现生产系统的连续性再生产的。因此，有必要考虑巴兰和斯威齐所构想的第三部类。这允许国家提倡对额外过剩——超出第一部类（私人投资）和第二部类（私人消费）而专门用于资本家消费的部分——的吸纳。第三部类花费的典型例子是军费开支。然而，第三部类概念可以拓展至由普遍垄断资本主义推动的更广泛的社会性非生产支出 ［10］ 。
实际上，赘生的第三部类反过来支持消解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所做的区分。所有形式的雇佣劳动都可以（而且必定）成为可能的利润来源。理发师将其服务出售给一个用收入付款的顾客。但是，如果理发师成为美容院的雇员，其业务就必须为美容院所有者赚取利润。如果讨论中的国家将1 000万雇佣劳动者投入到第一部类、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提供相当于1 200万的年抽象劳动；如果这些工人获得的工资允许他们购买仅需600万的年抽象劳动的商品和服务，那么所有这些工人的剥削率，无论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都是100%。但是，工人得不到的600万的年抽象劳动不可能全部投入购买用于扩大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生产资料，其中一部分将会用于扩大第三部类。
为了应对资本主义衰退的第二次长期危机，从最初的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目前的形式（普遍垄断资本主义）是短时间内（1975年至2000年）完成的。二十五年中，垄断权力的集中及其对整个生产体系的控制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我对普遍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论述可以追溯到1978年，当时我对资本应对其长期系统性危机（始于1971—1975年）的挑战做出了解释。在此解释中，我强调了这种才刚刚出现苗头的预期应对的三个方面：通过垄断加强对经济的集中控制，深化全球化（并将制造业外包给外围国家）以及金融化。我和安德烈·甘德·弗兰克在1978年一起发表的著作没有引发学界关注，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论文超前于时代。但今天，这三大特点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11］ 。
垄断资本主义的这一新阶段必须有一个名称。形容词“普遍的”具体说明了什么是新的：垄断自此以后有能力将所有（或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降低到分包商的地位。资本主义中心的家庭农业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农民在上游被提供投入和资金的垄断企业控制，而在下游又被销售链控制，这种价格结构迫使他们虽然劳动却毫无所获。农民只能靠纳税人支付的公共补贴才能生存下来。因此，这种抽剥是垄断企业利润的源泉！正如在银行倒闭问题上所观察到的那样，经济管理的新原则用一句话来概括：垄断企业利润的私有化，其损失的社会化！继续谈论“公平和公开的竞争”和“市场揭示的价格真相”是一场闹剧。
专属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分散化的、具体的经济权力让位于垄断企业的董事及其薪酬服务人员所行使的集中权力。因为普遍垄断资本主义不涉及财产的集中，相反，财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而涉及管理财产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把形容词“继承的”与当代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具有欺骗性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股东”制定规则，而事实上一手遮天的垄断企业的顶层管理者以他们的名义决定一切。此外，该系统全球化的深化摧毁了国家系统的整体（即经济、政治和社会同步）逻辑，但并没有以任何全球逻辑取而代之。这就是“混乱的帝国”（我的一部作品的标题，发表于1991年，后来被其他人接受）：事实上，国际政治暴力取代了经济竞争 ［12］ 。
经济生活的新金融化将这一转型推向资本权力的顶峰。由资本所有权的管理者制定的战略取代了由分散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制定的战略，俗称的虚拟资本（所有权证的估值）只不过是这种置换，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脱节的表现。
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积累一直是无序的同义词。马克思认为该词意味着一种从不平衡到不平衡（由阶级斗争和列强间的冲突驱动）的制度，从来没有趋向过平衡。但是，通过国家控制实施的信用制度管控，由分散化资本之间的竞争造成的无序得以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随着当代金融化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边界消失；从不平衡到不平衡运动的暴力得到加强。无序紧接着的就是混乱。
普遍垄断资本的统治是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以灵活汇率原则为基础，放弃国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而在世界范围内行使。然而，这种统治地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兴国家政策的质疑。这后一种政策与三方集团（The Triad's）集体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相冲突的事实，可能再次成为控诉普遍垄断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 ［13］ 。
在体系中心，普遍垄断资本主义带来了工资形式的普泛化。此后，高级管理者就是不参与剩余价值形成的员工，他们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消费者。在社会的另一极，工资形式所展现的普遍无产阶级化伴随着劳动力分割形式的多样化。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如过去所知的形式）恰恰在无产阶级化成为普遍的那一刻消失了。在外围国家，普遍垄断资本的支配效应同样明显。在由地方统治阶级、臣属阶级和上层集团组成的业已分化的社会结构之上，存在一个在全球化进程中崛起的占支配地位的超级阶级。这个超级阶级有时是“新买办内部人士”，有时是当权的政治阶级（或执政党），或者是两者的混合体。
“市场”和“民主”远非同义词，相反，它们是反义词。在这些中心国家，一种与去政治化同义的新政治共识文化（也许只是表面上的，但实际上是积极的）取代了以“右”“左”对抗为基础的旧政治文化，这种对抗过去曾在其框架内赋予资产阶级民主和阶级斗争以意义；在外围国家，由占主导地位的地方超级阶级夺取的权力垄断同样涉及对民主的否定，政治伊斯兰教的兴起就是这种倒退的例证。
20世纪70年代，我和斯威齐、马格多夫已经提出了这个论题，在我和弗兰克于197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过。我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其特征是国家生产体系的逐步（但迅速地）解体。越来越多的市场商品的生产不能再用“法国制造”（或苏联制造或美国制造）的标签来定义，而是变成了“世界制造”，因为它的制造现在被分成许多部分，分布在世界各地。
认识到这一事实（现在已是司空见惯）并不意味着对相关变化的主要原因只有一种解释。就我而言，我用垄断企业对资本控制的集中程度的飞跃来解释这一点，将其描述为从垄断资本主义向普遍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除其他因素外，信息革命提供了使管理这种全球分散的生产系统成为可能的手段。但对我来说，这些手段的实施只是应对资本集中控制的飞速发展所创造的新的客观需要。
这种全球性生产体系的出现消解了连贯的“国家发展”政策（产生多样化和不平等的效果），但它并没有用新的一致性即全球化体系的一致性取而代之。原因在于没有全球化的资产阶级和全球化的国家，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讨论。因此，全球化的生产系统本质上是非连贯的。
当代资本主义这种质变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三方集团集体帝国主义的出现。它取代了历史上（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国家帝国主义，存在的理由是三方集团国家的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必须共同管理世界，特别是管理已经从属和将要从属的外围社会。
有人从全球化生产制度的出现这一论断中得出两个相关的结论：全球化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全球化国家的出现，这两者都将在这一新的生产制度中找到客观基础。我对当前变化和危机的解释使我拒绝接受这二者的相关性。
在全球化生产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帝国主义三方集团国家，都没有全球化的资产阶级（或统治阶级）。我要强调的是，对垄断资本的集中控制发生在三方集团国家（美国、欧盟各成员国、日本）内部，而不是三方集团国家之间甚至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中。资产阶级（或寡头垄断集团）处于国家内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管理这种竞争）和民族之间的竞争之中。因此，德国寡头（和德国政府）领导欧洲事务，并不是为了每个人平等的利益，而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三方集团的层面上，显然是美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了联盟，其利益再一次得到了不平等的分配。客观上，全球化生产体系的出现必然导致全球化统治阶级的出现，这一想法基于一种基本假设，即该制度必须是一致的。在实践过程中，它有可能不一致。事实上，它就是不一致的。因此，这个混沌系统是不可行的。
在外围地区，生产制度的全球化伴随着新买办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新霸权主义集团取代了早期的霸权主义集团。它不是全球化资产阶级的构成要素，而只是占主导地位的三方集团资产阶级的从属同盟。在全球化生产制度形成过程中就像没有全球化的资产阶级出现一样，也没有全球化的国家出现。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的全球化制度并没有削弱，但实际上加剧了三方集团社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社会之间（显在或潜在）的冲突。我确实指的是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也是国家之间的潜在冲突。三方集团国家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的租金）所产生的优势使围绕着普遍垄断形成的霸权主义集团受益于一种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又表现为所有主要的参选党派（左派或右派）趋于一致，以及它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平等承诺和对外围地区事务的持续干预。另外，外围国家的新买办资产阶级在本国人民看来既不合法，也不可信（因为他们提供的政策不可能“迎头赶上”，而且往往导致粗放式发展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现任政府的不稳定因此成为一种规律。
正如在三方集团或欧盟层面上没有全球化的资产阶级，在这些层面上也没有全球化的国家。相反，只有一个国家联盟。这些国家反过来愿意接受让这种联盟发挥作用的等级制度：一般的领导角色由美国担任，欧洲的领导角色由柏林担任。民族国家仍然是为全球化服务的。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流行一种观点，即当代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国家来管理世界经济，因此国家体系正在衰落，市民社会将更可能出现。我不想再重复我在其他地方提出的反驳这一幼稚论调的观点，这一论调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和为其服务的媒体、牧师们所宣扬的。没有国家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美国武装部队的干预和美元的管控，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显然，军队和金钱是国家的工具，而非市场的。
但是，由于没有一个世界国家，美国打算履行这一职能。三方集团认为这项职能是合法的，而其他团体则不这么认为。但这又能怎样呢？自称“国际共同体”的七国集团（G7）加上肯定已成为民主共和国的沙特阿拉伯，并不承认85%的世界人口的意见是合法的！
因此，在处于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与那些被支配或尚未受支配的外围国家之间，国家职能是不对称的。买办化的外围国家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而，（对中心国家来说）当它还不是敌人时，则是潜在的敌人。
有些敌人是帝国主义列强被迫与之共存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因为中国拒绝了（到目前为止）新买办的选择，并在推行其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体化和协调发展工程。当普京拒绝在政治上与三方集团结盟，并想阻止后者在乌克兰的扩张主义野心时，俄罗斯就成了敌人，即便它没有打算（或者现在还没有？）离开经济自由主义的轨道。绝大多数南方买办国家（即为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都是盟友，而不是敌人，只要每个买办国家都展现出执掌国家的表象。但华盛顿、伦敦、柏林和巴黎的领导人都知道，这些国家是脆弱的。一旦一场民众反抗运动威胁到其中一个国家，无论有没有可行的替代战略，三方集团联盟都会傲慢地宣称其有权干预，甚至考虑摧毁这些国家和有关的社会。这一战略目前正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发挥作用。美国领导的三方集团对世界进行军事控制的战略理由完全就在于这一“现实主义”愿景，而这与（奈格里的）一个全球化国家正在形成的幼稚观点直接对立 ［14］ 。
美欧日集体帝国主义从两个方面对南方各国人民展开持续攻势：经济方面——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被强行作为唯一可能的经济政策；政治方面——包括对拒绝帝国主义干预的人进行先发制人的持续战争干涉。一些南方国家，例如金砖国家，至多只在一个方面加以回应：拒绝了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但接受了经济新自由主义。由于这个缘故，南方国家仍然是脆弱的，就像目前俄罗斯的情况 ［15］ 。是的，它们必须理解“贸易即战争”，一如亚什·坦登写的那样 ［16］ 。
世界上在三方集团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是敌人或潜在敌人，但那些完全服从其经济和政治战略的国家除外。在这个框架内，俄罗斯是“一个敌人” ［17］ 。不管我们对俄罗斯的评价是什么，三方集团之所以反对它，仅仅因为它企图独立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而发展。苏联解体后，一些人（特别是俄罗斯人）认为“西方”不会与“资本主义俄罗斯”为敌，就像德国和日本“输了战争但赢得和平”一样。他们忘记了西方列强支持前法西斯国家的重建，正是为了应对苏联独立政策的挑战。现在，这个挑战消失了，三方集团的目标是摧毁俄罗斯的抵抗能力，使其完全臣服。乌克兰的悲剧证明了三方集团战略目标的现实性。三方集团在基辅组织了“欧元/纳粹政变”。西方媒体声称的三方集团政策旨在促进民主的言论，只不过是一个谎言。东欧已“融入”欧盟，不是作为平等的伙伴，而是作为西欧和中欧主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在欧洲体系中，西方与东欧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因此，必须支持俄罗斯抵制乌克兰殖民计划的政策。但是，如果得不到俄罗斯人民的支持，俄罗斯这一积极的“国际政策”必将失败。而这种支持不可能在“民族主义”这一排他性基础上赢得。只有国内经济和社会政策寻求促进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才能赢得支持。因此，以人民为导向的政策意味着要尽可能地远离“自由主义”处方和与之相关的选举伪装，后者声称使倒退的社会政策具有合法性。我建议在这里建立一个社会维度的（我说的是社会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制度将为最终走向经济管理社会化开辟道路，从而为走向民主创新以应对现代经济的挑战开辟真正的新道路。
俄罗斯的国家权力仍然严格限定在新自由主义的范围之内，这将毁掉独立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机会，以及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兴国家、扮演重要国际角色的机会。新自由主义只会为俄罗斯带来一种悲剧性的经济和社会衰退，一种“粗放式发展”模式，以及在全球帝国主义秩序中日益加强的从属地位。俄罗斯将向三方集团提供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为了西方金融垄断企业的利益，俄罗斯的工业将降低到分包者的地位。在这样一个与当今俄罗斯在全球体系中相去不远的位置上，国际领域内独立行动的企图仍将极其脆弱，受到“制裁”的威胁将会加强执政的经济寡头与三方集团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集团的灾难性结盟。目前与乌克兰危机有关的“俄罗斯资本”外流就说明了这一风险的存在，重新建立国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是应对这一风险的唯一有效办法。
中国正在实施发展现代工业的国家工程和革新家庭农业，而中国之外的其他所谓南方新兴国家（金砖国家）仍然只是一条腿走路：它们反对军事化的全球掠夺，但仍然被囚禁在新自由主义的束缚之中 ［18］ 。
［1］本文仅限于考察俄国和中国的经验，并非有意忽视其他国家（朝鲜、越南、古巴）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
［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斯大林曾拼命寻求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以对抗纳粹主义，但没有成功。战后，美国选择了冷战，而斯大林则试图与西方列强建立友谊，但没有成功。参见Geoffrey 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以及法语版：Annie Lacroix Riz．Les guerres de Staline：De la guerre mondialeàla guerre froide．Paris：?ditions Delga，2014。
［3］亦可参见卡尔·考茨基的论文：Karl Kautsky．The Agrarian Question：in Two Volumes．London：Zwan Publications，1988；first edition，1899．
［4］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也有令人欣慰的例外，他们没有在革命党中承担领导责任，更没有在革命国家中承担领导责任，但仍然注意到国家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挑战（我在这里想到的是巴兰、斯威齐、霍布斯鲍姆等人）。
［5］参见Samir Amin．China 2013．Monthly Review，2013，64 （10）：14-33，特别是关于毛泽东对农业问题的分析。
［6］参见Eric J．Hobsbawn．Echoes of the Marseillaise：Two Centuries Look Bac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London：Verso，1990；另请参阅弗洛伦斯·高蒂尔的著作。这些作者并没有像托洛茨基主义者那样简单地将热月事件等同于复辟。
［7］关于目前正在发生的对亚洲和非洲农民的诋毁，参见Samir Amin．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Agrari-an Sou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2，1（1）：11-26．http：//ags．sagepub．com。
［8］我在这里只讨论向普遍垄断（金融化、民主衰落）转变的一些主要后果。至于生态问题，我参考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出色著作。
［9］Nicolai Bukharin．Imper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3，written in 1915；Vladimir Ilyich Lenin．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9，written in 1916．
［10］关于第三部类的分析及巴兰和斯威齐提出的剩余概念的进一步讨论，参见Samir Amin．Three Essays on Marx's Value Theor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3：67-76；John Bellamy Fos-ter．Marxian Crisis Theory and the State//John Bellamy Foster，Hen-ryk Szlajfer．The Faltering Econom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4：325-349。
［11］Andre Gunder Frank，Samir Amin．Let's Not Wait for 1984//Andre Gunder Frank．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1．
［12］Samir Amin．Empire of Chao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2．
［13］关于金融全球化面临的挑战，参见Samir Amin．From Ban-dung（1955）to 2015：New and Old Challenges for the Peoples and States of the South．World Social Forum．Tunis，March 2015。
［14］Samir Amin．Contra Hardt and Negri．Monthly Review，2014，66（6）：25-36．
［15］选择脱钩是不可避免的。在世界范围内极端集中的剩余以帝国主义租金的形式被帝国主义列强垄断，这是所有外围社会都无法忍受的。我认为有必要解构这一制度，并在今后以另一种与共产主义兼容的全球化形式对其进行改造，而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更先进的普遍文明阶段。在这一语境下，我建议与为封建分权开辟道路的罗马帝国中央集权的必然灭亡进行比较。
［16］Yash Tandon．Trade is War．New York：OR Books，forth-coming．
［17］Samir Amin．Russia in the World System//Global History：A View from the South．London：Pambazuka Press，2010；The Re-turn of Fascism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2014，66（4）：1-12．
［18］关于印度和巴西回应不够充分的问题，参见Samir Amin．The Implosion of Capit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3：chapter 2；Samir Amin，Shane Mage．Latin America Confro-nts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2014，66（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