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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以来美国在全球的行动，通常被视为构成了“新军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然而，对于自建立以来就是一股——大陆性、半球性和全球性——扩张力量的美国而言，无论军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都不是新的。有所变化的倒是美国推动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赤裸裸性，及其勃勃野心的无限性和全球性。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马克斯·布特坚持认为，美国在伊拉克和全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我们不会使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去恐惧这个以‘I’为首字母的词——帝国主义……鉴于‘帝国主义’所承载的历史包袱，美国政府没有必要拥抱这一术语，但是毫无疑问，应该拥抱这种实践”。他说，美国应该“准备无可辩驳地拥抱其帝国原则”。如果说华盛顿目前并没有谋划“在伊拉克的永久性基地……那么，它们应该被谋划……如果说这将激起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愤怒，那就随他去吧” ［1］ 。同样，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发展研究院詹姆斯·S．科尔曼讲席教授迪帕克·拉尔也说，“美国治下的和平之首要任务一定是寻找建构中东新秩序的路径……许多人指责，任何这种对于现状的重构都将是一种帝国主义行为，且很大程度上是为控制中东石油的欲望所激发的。但是，帝国主义不仅不是令人反感的，而且正是在中东恢复秩序所必需的” ［2］ 。
这些观点尽管来自新保守主义者，但完全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事实上，对于目前扩张美帝国的企图，美国的统治集团内部几乎没有分歧。在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沃·达尔德和詹姆斯·林赛看来，“真正的争论……不是要不要帝国，而是要什么样的帝国” ［3］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卡尔人权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伊格纳泰夫明确指出，“这种新帝国主义……在理论上是人道的，在实践上却是帝国的；它创建了一种‘亚主权’，其中，国家在理论上具有独立性，而实际上却没有。毕竟，美国人在阿富汗或巴尔干的原因是在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维持帝国秩序。他们在那里是为了反对野蛮威胁、维持秩序”。作为“西方最后一个军事国家”及最后一个“尚存的帝国”，美国有责任构建“类似于罗马”的“帝国组织和秩序……目前我们已经意识到了野蛮人的存在……野蛮人已经受到惩罚，而更多的惩罚将接踵而至” ［4］ 。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美国帝国权力的现实。在2002年秋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前言”中，小布什总统宣称，由于苏联的解体，现在只存在“一种成功国家的可持续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正如美国资本主义所具体体现的那样。任何拒绝这种模式的社会都注定要失败，而且这意味着，这种社会将被宣布为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一文献的正文公开了美国对全球进行无限期战略控制的目标，宣扬了美国针对那些已经或确信将会直接威胁美国霸权的国家，以及那些因给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朋友或盟友造成危险而间接威胁美国霸权的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或预防性的）战争之意图。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采取预防性行动旨在确保将来任何时候、任何力量都不能在军事能力上挑战美国。2004年4月13日，小布什总统宣布，美国有必要“采取攻势，并保持攻势”，向所有那些被其视为敌国的国家发动无情的战争。
2001年9月11日以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战争，扩展了全球军事基地体系，并提高了军费支出水平，以至于其目前的军费支出大约等于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军费支出之和。因陶醉于美国在伊拉克闪电战的战果，记者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在《纽约时报》上说，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世界迄今所知最为强大的……它超过了1940年纳粹德国的国防军，也超过了古罗马权力巅峰期的军团” ［5］ 。
事实上，通过声称“让我们把那些混蛋赶出去吧”，美国大量左翼评论人士已经对此做出了回应。这种评论认为，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已经被一个强行推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新政策的新保守主义集团占据。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就在其《不连贯的帝国》一书的结尾争辩，随着小布什升任总统，“一个新保守主义的超级鹰派控制了白宫和国防部”。对于曼来说，最终的解决办法只在于“将这些军国主义者赶出办公室”。
这里提出的论辩指向了不同的结论。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深深植根于美国历史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逻辑之中，甚至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们现在也愿意承认，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帝国。布特在《美国的帝国主义？》一文中写道：“至少从托马斯·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的1803年以来，美国就已经是一个帝国。到19世纪末，杰斐逊所谓‘自由的帝国’扩张到了整个大陆。”此后，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紧随其后的美菲战争中，美国征服并殖民了海外的土地——这被当作一种履行“白人责任”的努力而被正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及其他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放弃了正式的政治帝国，但仍然保持着非正式的经济帝国。支撑这种经济帝国的是并非少有的军事威胁。冷战模糊了这种新殖民形式，但从来没有完全遮蔽它。
帝国的成长既不是美国所特有的，也不仅仅是具体国家的政策后果，而是资本主义全部历史及其逻辑的系统性结果。资本主义从15、16世纪产生以来，就是一种全球扩张性制度——一种按等级被区分为大都市与卫星城、中心与边缘的体系。与过去一样，当代帝国主义制度的目的也在于向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边缘经济体，供其投资，确保低价位原材料的持续供应，以及经济剩余由世界体系的边缘向中心的让渡。除此之外，第三世界被视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形成了全球的劳动力后备军。边缘经济体的构造是为了满足美国及其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在需要，而不是它们自己的内在需要。这导致了（有少许值得注意的例外）世界上较为贫穷的地区对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无止境的依附和劳役偿债。
如果“新军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归根到底并不是如此之新，而是与美国及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一致，那么，关键性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近年来美国的帝国主义变得更加赤裸裸，以至于其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突然重新发现了它？仅仅在几年以前，一些左翼全球化理论家，比如《帝国》的作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还在争辩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结束，越南战争是最后的帝国主义战争。而今天，美国的权力机构比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公开地信奉帝国主义。我们只有对越南战争结束以来30年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加以考察，才能理解这种转变。
当越南战争终于在1975年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在这次尽管具有冷战的意识形态，但显然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战争中遭受了重大失败。伴随这种失败的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增速的突然下降，就像这一制度的周期性经济停滞的宿敌再次出现了一样。战争中大量美元的海外输出和帝国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欧洲美元市场，对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决定将美元与黄金脱钩、结束美元-黄金本位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当波斯湾国家为回击西方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削减石油出口时，美国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能源危机暴露了其因依赖外国石油而具有的脆弱性。
被保守主义者称为“越南综合征”的东西——或者，美国人民对军事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勉强情绪——使这一时期的美国无法开动庞大的军事机器应对世界危机，因此美国的干预减少了，而各国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过程迅速展开：1974年的埃塞俄比亚、1974—1975年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1979年的格林纳达、1979年的尼加拉瓜、1979年的伊朗和1980年的津巴布韦。
美国帝国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遭到的最严重的失败，是推翻伊朗国王的1979年伊朗革命。伊朗国王一直是美国对波斯湾及其石油进行军事控制的关键，能源危机使中东成为美国全球战略最为重要的关注点。1980年1月，吉米·卡特总统发布了著名的《卡特宣言》：“任何外部势力攫取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而且，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以击退此种进攻”，这一宣言的用语旨在与《门罗宣言》呼应。正是《门罗宣言》明确了美国统治美洲的要求，并被用作支持美国在西半球其他国家进行所谓正当化军事侵略的一般“法律准则”。事实上，《卡特宣言》表明，美国要求对波斯湾进行军事控制，要“利用任何必要手段”将其完全纳入美帝国。与美国在中东的权力主张相伴随的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在阿富汗针对苏联军队的战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隐蔽战争）。其间，美国征募了包括奥萨马·本·拉登在内的宗教激进主义力量，展开针对苏联占领军的伊斯兰圣战。这次战争的反冲以及随后的海湾战争直接导致了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
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时期，美国扩大攻势，重新开始了冷战军备竞赛，并寻求颠覆20世纪70年代的革命。除继续在阿富汗进行反对苏联的隐蔽战争之外，它还为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增加其在中东的直接军事行动，在80年代早期不成功地干预了黎巴嫩（1983年致命的海军陆战队兵营爆炸之后才撤退）；在全球支持旨在制服不友好国家和革命运动的秘密活动。主要的隐蔽战争意在反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革命力量。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1989年12月，作为重新控制中美洲战役的一部分，在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入侵巴拿马。
但是，标志着美国帝国主义真正突变的是1989年苏联集团的崩溃。正如安德鲁·巴切维奇在《美帝国》中写道的，“恰如1898年（美西战争）的胜利使加勒比海成为美国的一个湖泊一样，1989年（冷战）的胜利将全球纳入了美国的范围；自此以后，美国不知道利益边界为何物”。突然，随着苏联从世界舞台的撤离（不久之后，它本身也在1991年夏天解体了），美国对中东进行全面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出现了，紧跟着，1991年春天爆发了海湾战争。尽管已经觉察到伊拉克即将入侵科威特，但直到它真的发生，美国才予以强烈反对 ［6］ 。伊拉克的入侵为美国在中东发动全面战争提供了借口。在海湾战争中，有10万至20万名伊拉克士兵被杀害，而且有至少1．5万名伊拉克平民直接死于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的轰炸 ［7］ 。在对主要战果之一进行评论时，老布什总统于1991年4月宣称，“蒙上帝恩典，我们已经战胜‘越南综合征’”。
然而，美国当时并没有选择乘势进击，侵略和占领伊拉克。尽管美国毫无疑问有大量的理由做出这种决定，即便它将无法获得海湾战争同盟中阿拉伯成员的支持，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苏联集团的崩溃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变迁。那时，苏联自身已经摇摇欲坠，未来的不确定性及其控制的地缘政治范围的不确定性使美国无法保证继续占领伊拉克所必要的军队力量，而苏联的终结仅在几个月之后便到来了。
在20世纪90年代的剩余时期，美国（主要是在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的领导下）参与了对非洲之角、中东、加勒比海和东欧的主要军事干预。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达到了极点，美国领导北约实施了11个星期的轰炸，随之而来的是北约地面部队的介入，据称是为了阻止“种族清洗”，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巴尔干地区的战争是美帝国力量向原来苏联势力范围的延展。
到20世纪结束之时，美国的权力精英已经转向支持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达到了20世纪从未有过的程度——现在的美帝国已经被想象为全球性帝国。尽管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尤其是1999 年11月的西雅图抗议活动，但美国的统治集团仍然积极地走向21世纪的帝国主义——一种将推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却依赖美国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普利策奖获得者、《纽约时报》外交政策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离开了看不见的拳头，就将永远失效——没有F-15的制造者麦道，就没有麦当劳的成功。确保硅谷科技公司蓬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世界安全的看不见的拳头，是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8］ 。然而，那“看不见的拳头”仅仅是部分看不见，而且，其看不见的程度在随后的几年变得更小。
诚然，向更为公开的军事帝国主义的转变只是逐渐地、分阶段地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统治阶级和国家安全机构，就苏联消失使美国成了唯一超级大国的条件下应该做什么，进行了幕后的辩论。自然，对于什么是全球性帝国的主要经济推力，它们从来没有任何怀疑。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强化：以直接加强世界经济中心富有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边缘贫穷国家之权力的方式，在全世界消除资本的障碍。一个关键性的发展在于，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起，成为执行垄断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机构。从世界多数的立场来看，一个更具剥削性的经济帝国主义已经抬起了丑陋的头颅。但是，对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各强国来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种完全的成功，虽然存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所显示的全球金融的不稳定迹象。
然而，美国的统治集团还在继续围绕应该以何种方式和程度发挥其最大优势，将庞大的军事力量作为手段，促进美国在新“单极”世界中的全球霸权而进行争论。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为了回应经济停滞，将经济危机的代价转移到世界贫穷地区，那么，美国经济霸权日益衰落的问题似乎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回应：重申美国是世界体系中的军事巨人。
苏联解体之后，老布什政府领导下的国防部立即根据发生变化的全球形势重新审议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并于1992年3月由当时负责决策的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督导完成了《防卫计划指导原则》报告书。该报告指出，美国主要的国家安全目标必须是“阻止全球任何潜在竞争者的出现” ［9］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统治集团内部随后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应该采取更为多边的路径（正如理查德·哈斯所戏称的“治安官和民防团”）还是单边的路径，而不在美国是否要追求全球霸权。接下来的小布什政府中的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包括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组建了新美国世纪计划智库。该智库预计小布什将入主白宫，故按照当时副总统候选人迪克·切尼的要求，发表了题为《重建美国国防》的外交政策报告（2000年9月），重申了1992年《防卫计划指导原则》单边和赤裸裸的进攻战略。2001 年9月11日之后，这一路径在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正式成为美国官方政策。入侵伊拉克的战鼓擂动与这种新国家安全宣言——实际上是新世界大战宣言——的发表是一致的。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批评者通常只将这种引人注目的转变归因于新保守集团对美国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的夺取（有争议的2000年选举使其得以掌权）。他们认为，这个集团的掌权和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所带来的机遇，导致了全球性进攻和新军国主义。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表明的，美帝国的扩张随着苏联解体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并且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获得两党支持的规划。在克林顿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在原属苏联的东欧势力范围——巴尔干地区发动战争，与此同时，在原属苏联本土的中亚开始建立美国军事基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伊拉克每天都遭到美国的轰炸。2004年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强调，他将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多的军事资源继续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不同的只在于将采取与“治安官和民防团”相反的单一警察立场，但他这也不过是延续民主党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在帝国话题上的一贯立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所提供的更广的视角来看，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帝国主义的走向是毋庸置疑的。根据其自身的逻辑，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全球扩张性制度。经济上强烈的跨国愿望与政治上植根于具体民族国家的事实之间的矛盾，是这种制度无法解决的。个别国家克服这种矛盾却注定没有好结果的努力，依然只不过是其基本逻辑的一部分。在现在的世界语境中，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垄断了毁灭性武器时，促使那个国家掌握全面优势并将其自身转变为统治世界经济之实际的全球性国家的诱惑，就是无法抗拒的。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伊什特万·梅萨罗什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一书中所说的，“今天（使全球）陷入危险的，不是那种虽将反对者置于不利境地，但仍然容忍其独立行动，对地球某一部分的控制，而是那种由一个拥有霸权的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随意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极为专断和残忍的（如果需要的话）军事手段对全球整体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写于小布什成为总统之前。
这一新的全球性混乱所具有的空前危险体现在当今世界正日益陷入的双重灾难之中：核扩散和因此增大的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以及全球生态毁灭。小布什政府拒绝签署旨在限制核武器发展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同时未能签署作为控制全球变暖第一步的《京都议定书》，就是例证。正如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发表于《外交政策》2005年5—6月刊的《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一文中所说，“在我担任部长的七年间及其后，美国从来没有赞同过‘不首先使用’的政策，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并仍然准备着，当我们相信情况符合我们利益的时候，就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反对无论是否拥有核武器的敌人。这一决策由总统一个人决定”。拥有最强常规军事力量和意图单方面使用这种力量以增强其全球权力的国家，也是拥有最强核力量并准备在它认为合适之时使用的国家，这将整个世界推向了危险的边缘。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国家（大约占世界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成了解决全球变暖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最大障碍，这增大了文明本身崩溃的可能性，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延续的话。
美国力图在全球行使主权权力，而与此同时，全球危机日益凸显：经济停滞、贫富分化加剧、经济霸权衰落、核威胁增加和生态衰退，其结果是世界不稳定性日益加剧。其他将会在地区甚至全球挑战美国权力的潜在力量，如欧盟和中国，正在兴起。第三世界的革命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再次获得动力，其标志是乌戈·查韦斯在委内瑞拉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美国强化了其对中东石油的帝国主义企图，不得不应对伊拉克猛烈的、似乎无法停止的抵抗，这造成了超出帝国承受能力的境况。因为美国挥舞着核武器，并拒绝支持限制核武器的国际协定，所以，核扩散正在持续。新的国家，比如朝鲜，正在进入或者有望很快进入“核俱乐部”。在第三世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所导致的恐怖主义回击现已是公认的事实，这引起了纽约、伦敦和其他地方人们遭到更多恐怖袭击的恐惧。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经济和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美国统治全球的强烈欲望之间如此巨大且错综复杂的历史性矛盾，预示着当今可能是帝国主义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
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在走向全球野蛮主义，或者更糟。但是，记住人类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避免的，这很重要。仍然存在一种替代路径——为一个人道的、平等的、民主的和可持续的社会而进行全球性斗争，它的经典名称叫“社会主义”。这种为一个真正实现人类平等的世界而展开的新斗争，首先必须通过组织反对新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抵抗运动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最薄弱的环节，同时，满足这个世界最急迫的需要。
［1］Max Boot．American Imperialism？No Need to Run Away from Label．USA Today，May 6，2003．
［2］Deepak Lal．In Defense of Empires//Andrew Bacevich．The Imperial Tense：Prospects and Problems of American Empire．Chica-go：lvan R．Dee，2003．
［3］New York Times，May 10，2003．
［4］Michael Ignatieff．The Challenges of American Imperial Pow-er．Naval War College Review，2003，56（2）：53-63．
［5］New York Times，April 27，2003．
［6］萨达姆·侯赛因的声明与美国大使艾普里尔·格拉斯皮的回应参见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September 23，1990。
［7］The Research Unit for Political Economy．Behind the Inva-sion of Iraq．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3．
［8］New York Times Magzine，March 28，1999．
［9］New York Times，March 8，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