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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帝国主义还存在吗？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如何认识当代帝国主义？它是与传统帝国主义不同的新帝国主义吗？或者说，新帝国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新帝国主义与全球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消除新帝国主义之路在何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对于认识新帝国主义是否仍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秉承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批判传统，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激烈的论争。也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才将《新帝国主义论》一书分为“新帝国主义的实质”、“新帝国主义与全球化”、“新帝国主义的替代路径”和“经典理论的当代价值”四个部分。当然，将不同作者及其著作归入不同的部分，这种区分本身并没有绝对的意义，因为，所有这些问题是每一位作者都在思考的。
“新帝国主义的实质”包括《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扩张的双重逻辑——从〈新帝国主义〉与〈资本的帝国〉谈起》、《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和《当代帝国主义》等四篇文章。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无论“军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其实“都不是新的”，“有所变化的倒是美国推动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赤裸裸性，及其勃勃野心的无限性和全球性”。
按照福斯特的观点，一方面，资本主义自产生以来就是一种全球扩张性制度，帝国本身是“资本主义全部历史及其逻辑的系统性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而“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逻辑之中”，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帝国”。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全球扩张性制度的资本主义，必然面临着“经济上强烈的跨国愿望与政治上植根于具体民族国家的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情境中，美国成了事实上垄断毁灭性武器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促使其力图掌握全面优势并将自身转变为“统治世界经济之实际的全球性国家”的诱惑变得无法抗拒。正是面对这种无法抗拒的诱惑，美国的权力精英“转向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梦想着美帝国成为“全球性帝国”。
总而言之，在福斯特看来，所谓“新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新，依然只是植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逻辑之中的“全球扩张性制度”。但由于世界客观情境的变化，美国力图将自身打造为、甚至想象自身已经成为全球性帝国，于是，“新帝国主义”有了一种新形式：赤裸裸。而“从世界多数人的立场来看”，这只不过意味着“一个更具剥削性的经济帝国主义已经抬起了丑陋的头颅”。
与福斯特所说的“赤裸裸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艾伦·梅克森斯·伍德看来，“新帝国主义”之“新”正在于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市场法则，“新帝国主义”正是与非资本主义的古典帝国主义不同的资本帝国主义
。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双重逻辑——从〈新帝国主义〉与〈资本的帝国〉谈起》中，伍德批评了大卫·哈维所主张的资本帝国主义处于权力的“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之双重逻辑支配之下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其资本帝国主义观点。
按照伍德的观点，首先，哈维的“资本帝国主义逻辑”，即相互交织的“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之双重逻辑，意味着“无限的资本积累需要无限的政治权力积累”，“不断扩张的资本积累必然伴随着不断扩张的政治力量和对领土的控制”。进而言之，当资本积累的经济范围全球化时，必然要求一个全球化的国家。然而，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样一种“无限的积累需要一个无限扩张的政治力量来实现地理控制”的积累策略，使哈维所谓资本主义的“新帝国主义”与罗马帝国具有了相同的动力，因而失去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
其次，“资本帝国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古典帝国主义”的区别恰恰在于，前者依赖“纯经济”力量，而后者依赖“超经济”力量；或者说，前者依赖“资本逻辑”，而后者依赖“领土逻辑”：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在于“资本无须基于领土的政治力量的扩张就能强加霸权的独特能力”。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其经济力量要求消除殖民地野心的帝国霸权，并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来维护霸权”的国家是美国，因此，“美国是第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帝国”。
再次，“资本帝国主义”具有将“纯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分离开来的独特能力，并主要依靠“纯经济”力量来实现资本的无限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帝国主义”可以完全忽略“超经济”力量的作用。事实上，这种分离反而使得资本“能够且必须”依赖“外在于”它的“超经济”力量，即有领土限制的法律、政治和军事机构，资本的全球扩张还需要“诸领土国家的全球体系”来加以维系。
最后，正因为资本帝国主义的“纯经济剥削超越了国家边界”，全球资本可以通过“纯经济手段”进行积累而不需要“直接的领土控制或政治支配”，所以，资本帝国主义并不是“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只是由于“缺乏一个更适合的概念”，才不得不继续使用“资本主义的特殊的经济帝国主义”这一说法。
将伍德的逻辑推演到底，我们发现，伍德不仅令人吃惊地否定了英国的“资本帝国主义”性质，而且令人震惊地否定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性质。
哈维的《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是对伍德《资本主义扩张的双重逻辑——从〈新帝国主义〉与〈资本的帝国〉谈起》及《资本的帝国》的回应。哈维指出，尽管“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处于变化中，但它仍然是重新诠释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有益起点”。此其一。
其二，我们面前并不存在一种奇异的帝国主义，而存在一系列通过过剩资本的不均衡地理分布而传播的不同的帝国主义实践。因此，要确认新帝国主义到底“新”在何处，就要坚持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循着资本过剩去追寻过剩资本吸收或贬值的同时以地理和领土为基础的实践。很显然，这种新帝国主义的“新”正在于“权力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的辩证关系”作用下的实践：“剥夺性积累”
。这种通过军事、经济、政治或文化手段打开其他国家紧闭的大门，由金融机构、国家权力、华尔街-财政部-华盛顿的联盟实施的“剥夺性积累”，是当今帝国主义统治的核心。
其三，1970年后发展起来的新帝国主义，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的霸权”之下，致力于摧毁所有吸收过剩资本的障碍。因此，以“剥夺性积累”为核心的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更是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帝国主义。
由此可见，虽然哈维希望对他与伍德思想差异的关注不会减损他们观点之间的“趋同性”，但正如伍德所说，她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与哈维是截然对立的。
萨米尔·阿明的《当代帝国主义》呼应了福斯特所主张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在阿明看来，“历史上，资本主义始终是帝国主义的”。正因为资本主义“19世纪的前垄断体系就是帝国主义的”，所以，列宁和布哈林所认为的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能成立。
按照阿明的观点，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垄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1920—1970年的“垄断资本主义”、1975年以来的“普遍垄断资本主义”。可见，阿明所谓“当代帝国主义”就是意指1975年以来的“普遍垄断资本主义”。这种“普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本质上的全新阶段”，因而是“新”帝国主义。
不过，阿明所说的这种“全新阶段”的“普遍垄断资本主义”之“新”，既不是福斯特所说的“赤裸裸性”，也不是哈维所说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辩证作用下的“剥夺性积累”，更不是伍德所谓的市场法则，而是财产管理权力的集中和国际政治的混乱。一方面，“普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财产本身不仅没有高度集中，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但是，伴随财产分散的并非财产管理权力的分散，而是财产管理权力的集中。所谓股东制定规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一手遮天的垄断企业的顶层管理者以他们的名义决定一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化摧毁了国家系统经济、政治和社会同步的整体逻辑，却并没有以任何全球逻辑取而代之，以至于“国际政治暴力取代了经济竞争”，由此呈现出一个“混乱的帝国”。
“新帝国主义与全球化”由《帝国主义视域中的全球化》、《“新”帝国主义？——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幕后》等四篇文章构成。
罗伯特·温特在《帝国主义视域中的全球化》中，基于帝国主义的视角分析并揭示了当代全球化的特点、实质及发展趋势。
首先，当代全球化尽管被夸大了，但的确因为一些重大变化具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一是资本不再以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为主，而是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转移为主；二是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与合作的不再是国际卡特尔，而是跨国公司；三是金融资本不再局限于以国家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融入了更加一体化的全球金融体系；四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在经济层面而非军事层面展开，且协调和管理经济政策的国际组织和论坛数目急剧增加；五是即将或已在进行的区域和全球重组会对民族国家的组织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当代全球化尽管具有上述新特征，但强调“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结合”依然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这就使之“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体制”。这表明，与20世纪初一样，“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依然是当代帝国主义的两大重要经济武器，而其根本目的依然在于实现“第一世界各国的资本利益”。
最后，当代全球化所见证的上述重大变化和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并不意味着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机构已经形成，或考茨基所提的“超帝国主义”已经实现。其实，当代全球化具有三重性：一是各国资本之间的跨境联系越来越多，资本国际化程度更高，金融体系一体化，国际组织和论坛在协调和规范经济政策方面的作用更大；二是民族国家虽然受到了重大影响，但不是在消亡，只是在变化；三是各国存在着持久的利益冲突，但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经济上，而不是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上。这种三重性决定了“跨国性国家、美国主导和集团间持续竞争”三种模式在目前具有“相等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如果说温特所描绘的全球化前景虽然并不明朗，但毕竟还存在某种由“跨国性国家”所暗示的希望的话，普罗森吉特·博斯的《“新”帝国主义？——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则使我们不得不对全球化的前景深感无望。
按照博斯的观点，第一，全球化的核心不是伍德等人所说的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的“资本输出”，而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运作”。与列宁所界定的金融资本不同，这种国际金融资本既不与工业关联，也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而在国内及国际金融市场高速流转，“从事投机活动”。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二战后使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国家广泛干预国民经济内部的需求管理，以保持充分就业并限制投机资本的跨境流动”，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第二，全球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过程：国际投机金融的支配地位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会导致盈利能力削弱、全球经济衰退，从而扰乱实际生产部门的资本积累。于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竞争不再以争夺市场及投资机会为主，而是以“赢得金融信任”为主。
第三，为了“在一个以投机金融为主的世界经济中保持美元的价值”并“维持美元的霸权”，从而“赢得金融信任”，美国正试图通过“奉行侵略性单边主义的无限战争军事政策”去阻止任何潜在的竞争。然而，美国日益增加的负债、美元霸权的脆弱性和美国经济衰退状况的再度出现，却“极有可能引发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冲突，并可能导致当代世界秩序的崩溃”。
第四，上述冲突是“演变成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竞争”，还是“消失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法则之中”，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
可见，博斯实际上告诉我们，无论上述冲突“演变成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竞争”，还是“消失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法则之中”，对于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而言都不是美好的前景。因为，在“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竞争”中，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只能是牺牲品；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法则”所必然导致的投机和衰退中，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依然只能是牺牲品。因此，他们真正的前景在于澄清“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究竟因为它是‘全球的’，还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这一重大问题，从而展开全球性反资本主义运动。
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在《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中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是，防止供应价格上涨，确保货币价值稳定。其根本手段是维持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和实施收入紧缩，压缩大众购买力。而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世界，收入紧缩仅限于资本主义部门之内，帝国主义一词没有意义。只有空间上还存在其他不同的生产方式和阶级，以致收入紧缩有了空间维度时，这种空间性才是帝国主义。因此，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给外围国家劳动人民带来的收入紧缩，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中心资本主义国家造成此种收入紧缩的两个典型手段是：“财富流失”，即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抽走外围国家生产的剩余；“去工业化”，即通过从中心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来破坏外围国家的小规模生产，并因此造就“遥远”的产业后备军。
按照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的观点，帝国主义不是特定的历史现象，而是资本主义所有时代的基础。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权重的增加、保存货币价值的紧迫性变得尤为重要，这也使帝国主义变得尤为迫切和更加重要。但在全球化时代，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了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围国家劳动人民实行收入紧缩的主要手段。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第三世界国家经历了从国家干预时代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转变：从一个明显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为社会福利进行干预，因而有时甚至代表被压迫者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几乎完全促进与全球化资本相结合、追求企业金融寡头利益的国家。而随着世界各地国家性质产生这种变化，除了像在伊拉克那样直接控制石油的做法，任何明显的帝国主义干预的必要性都消失了。换句话说，帝国主义“隐身”了。但这种“隐身”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已经消失，反而意味着其变得更加强大了。所有外围国家都陷入了中心资本主义国家所构建的大网之中，成了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的关键要素。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条件下，产业后备军规模的相对增长使工会行动困难，加之新自由主义政权以引入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吸引资金、促进发展为名，损害劳工权利；将工作外包给未加入工会组织的部门；以临时工取代全职工人；以极低的工资转向国内生产，所有这些都使有组织的工人的抵抗困难重重。同时，对农民的剥夺和强加的收入紧缩也使其行动更加困难。这两个基本阶级被削弱，以致传统的阶级抵抗形式变得难以继续。
至此，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的论述，似乎使人倍感压抑：全球化使帝国主义更加强大而传统的阶级抵抗更加艰难，前途一片暗淡。但他们依然坚持罗莎·卢森堡的断言：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状态。而谋求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则需在新自由主义政权为转移注意力而有意促进的种族、宗教和其他形式的宗派纷争之中去找寻。
因坦·苏万迪的《全球化的幕后》则认为，我们不能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非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非全球化与全球化这样的阶段划分，因为，正如马克思、保罗·斯威齐等所论述的，资本主义本身在规模上是全球化的，在本质上则是帝国主义的。因此，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研究所能做的就是揭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在一定时期具有的新特点。
在苏万迪看来，肇始于1970年代末的当代全球化浪潮之“核心”，是能够在不完善或者已消除竞争的全球市场上“拥有寡头独占权”的“跨国公司”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基于松散型合同的国外外包，来使用全球最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全球劳动力套利”。因此，当代全球化就是以“全球资本”剥削“全球劳动力”这样一种“截然不同的劳资关系”重组全球生产过程的现象。在这样一种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所具有的“新特点”便是“帝国主义的全球资本对全球南方劳动力的剥削”。
可见，按照苏万迪的观点，何种全球化的幕后隐藏着何种特点的帝国主义，这是需要研究并加以揭示的，但隐藏在全球化幕后的是帝国主义，这其实是不言自明的。
“新帝国主义的替代路径”包括《〈帝国〉的错觉》、《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与全球化的前景》、《21世纪的帝国主义》和《非洲的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等四篇文章。
巴绪尔·阿布-马勒在《〈帝国〉的错觉》中指出，第一，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天真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考茨基式超越（或代替）了“帝国主义”的“帝国乌托邦”画卷：帝国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社会中是包罗万象的，在政治上是非中心化的，“处处呈现出一派和平安宁的气象”。
第二，实际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都只是美国控制全球的策略，旨在巩固美国的大国地位，确保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其他国家的全球化只是满足美国全球化的新要求和实现美国利益的重组过程。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美国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维护“等级分明的单极国际秩序”。因此，“全球化的真正目标就是美国的帝国化”；也因此，哈特和奈格里的全球化画卷，不过是遮蔽美国霸权的海市蜃楼，所谓全球化也不过是掩饰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衣。
第三，正如列宁所预见的，代替帝国主义的只能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只有社会主义者所持的国际主义，才能对抗后现代美国的国际主义，而其主体依然是“虽处于从属地位但占多数的工人阶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具备改变资本统治地位的能力，其他任何阶级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目前仍然需要的既不是“后现代左翼无端的否认”，也不是“哈特和奈格里的欢欣愉悦”，而是工人阶级“强硬的现实主义”。
与马勒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天真错觉持彻底的批判态度不同，乔治·廖达基斯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与全球化的前景》充分肯定了哈特和奈格里《帝国》中的亮点，其中包括对帝国主义概念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的划时代转变和跨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强调。这是因为，廖达基斯本人也主张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划时代转变，已经进入跨国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新阶段，并使帝国主义概念因“不适合用于分析当代趋势”而变得“过时”。不过，廖达基斯仍然认为，哈特和奈格里对世界性“平滑空间”的期待是“毫无根据的”。
按照廖达基斯的逻辑，首先，辩证取代资本主义的依然是社会主义。虽然资本主义所积累起来的客观条件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胎胞之中，但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取代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品质”，社会主义“远非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在制度上所能预示的结果，而更多地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或制度结构的‘对立’”。
其次，与哈特和奈格里的世界性“平滑空间”相反，跨国资本主义新阶段必然导致危机，而且“最有可能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极限”。一方面，前所未有的劳资矛盾激化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它将导致更为猛烈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在生产和劳动剥削领域更严格的规章制度，彻底的剥削，对抵抗型社会力量进行的纪律约束与控制，在世界范围内为获取资本利益而采取的所有科学和技术努力的片面化集中处理，以及市场力量扩张的总体影响所带来的文化统一性，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体制结构和政治实践的进一步极权化。
最后，基于上述分析，只要我们适当组织和激励工人阶级的极力反抗以及日益增长的反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就可能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性转变，并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取代。
然而，约翰·史密斯在《21世纪的帝国主义》中却再次强调，“我们应当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帝国主义阶段”。其一，按照史密斯的观点，这种“新帝国主义阶段”之“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增加方式不再以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主，而以资本主义利用“民族压迫”使“新兴国家”劳动力价值下降从而进行掠夺的“全球劳动力套利”为主；二是与此相应，北方资本与南方劳动的关系日益成为劳资关系的主要形式。因此，与列宁所说的“垄断”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不同，“新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本质是“北方的资本家剥削南方的活劳动”。
其二，正因为“新帝国主义阶段”的利润并非源于任何形式的垄断，而是源于“帝国主义超级剥削”，即全球生产向低工资国家转移并使之普遍存在“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剥削率”，所以当帝国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各种各样的服务供应商及其雇员“共同分享超级剥削的战利品”的时候，它们都被打上了列宁所说的“寄生性的烙印”。
其三，尽管“北方国家工人消费的商品，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南方国家低工资工人生产的”，也正是“南方国家工人的生产率及其工资，在根本上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消费水平与剥削率”，但“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也面临着贫困境况”。因此，为了“确保人类文明的未来”，作为“新帝国主义阶段”之“第一受害者”的南方“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一道”，共同埋葬资本主义。
贺瑞斯·坎贝尔的《非洲的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则基于非洲仍然是资本主义剥削最恶劣的地方这一历史性实际，着重强调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性质。坎贝尔指出，“新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导致种族隔离全球化”，现代帝国主义表现为“种族主义形式”。
因此，为了反对现代帝国主义，一要以“乌班图理念”，即“这是做人的本质，强调的是我的人性与你的人性相互交织、融为一体且不可分割；我是人，因为我属于这个群体”这样的“人道待人理念”，来挑战种族主义的人类等级论、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的本体论，并以此为新的反帝国主义团结奠定基础；二要克服帝国主义以宗教、种族、性别或国籍等借口使全世界工人彼此仇恨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同时，鉴于后冷战时代，美国无疑更愿意使用军事力量而不是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来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亟须加强美国的反帝国主义力量及其他和平力量，以削弱美国统治阶级为保持美国霸主地位而不惜开战的权力。为此，非裔美国人民可以联合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与非洲的反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力量结盟的全球反帝国主义力量，共同发挥战略性作用。
不过，与马勒、廖达基斯、史密斯都在一定意义上强调无产阶级作为反帝国主义力量的重要性不同，坎贝尔似乎缺少对无产阶级的信心。他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民族解放时代旧有形式的阶级动员已耗尽了潜力”，于是“呼吁正义、和平、生命、健康以及自然环境修复的新社会力量已经出现”，尽管他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思想对非洲反帝国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
“经典理论的当代价值”包括《虚拟资本和罗莎·卢森堡帝国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题及其在当代的有效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和《共产主义：辩证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等四篇文章。
洛仁·戈尔德纳在《虚拟资本和罗莎·卢森堡帝国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中指出，哈特、奈格里等人的观点不过是一种“后现代主义陈词滥调”，“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但他不认为当代帝国主义是列宁所说的那种垄断资本输出的过程，而是越来越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四处流动却没有真正的财富与之对应的美元“虚拟资本”。这种“虚拟资本”代表着“无法收回的债务”，其形成的首要、甚至唯一原因是“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它是美国“通过破产维持帝国”策略日臻完美的表现。这种“虚拟资本”只是用来换取国外商品的一张张美国纸币而已，这些纸币又会“借给”美国消费者购买那些通过剥削国外工人而生产的商品，但“美国永远不会真正偿还这些钱”。而且，美国政府正忙着“通过破产维持帝国”的方式使其贬值，这些所谓的“外汇储备”面临着“自动缩水”的危险。这样一来，外国持有者“因持有的美元流失而焦虑”，不得不再次把钱借给美国政府和美国金融市场，从而会导致“美国国内信贷增加、消费增强、从其债权国进口更多的商品”。戈尔德纳强调，这就是一种“掠夺”。
在戈尔德纳看来，随着生产力提高，越来越多的资本由越来越少的活劳动使用，必然导致用以保持所有权的利润率永久性下降，于是“掠夺”成了必要的“补充”。正如卢森堡告诉我们的，虽然利润率下降了，但资本家不会“自动将工厂的钥匙交给工人阶级”，而是必然利用“原始积累”进行“补充”。西方资本将第三世界劳动力拖入世界劳动分工而不付给其再生产成本、掠夺自然环境而不支付环境恢复费用、过度使用基础设施，以及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再生产成本，所有这些都是“原始积累”。
按照戈尔德纳的逻辑，美国利用“虚拟资本”进行的“掠夺”，只不过是卢森堡所强调的“原始积累”在当代帝国主义中的新形式，“卢森堡提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永久性’是绝对正确的”，而“列宁从来没有讨论这些问题”，所以卢森堡提出的问题比列宁提出的问题“更有利于我们了解今天的世界”。
与戈尔德纳坚持“原始积累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并因此强调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比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更具当代价值不同，英国共产党主席哈帕·布拉尔坚持“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
，并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题及其在当代的有效性》
中，立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审视全球化的事实、实质及其趋势，得出了全球化仍然处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框架之中，以此论证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今天的有效性”。
布拉尔指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阐述主要有如下要点：第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形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第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第三，“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四，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第五，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而大量的事实充分表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并购、原国家产业的获得和私有化而实现的经济的高度垄断；银行合并和金融资本对经济的进一步支配；不断增加的资本输出；国际垄断企业合并的加速进行以及对世界再划分的激烈反抗；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而减少社会工资；通过使各种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规则失效而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现象的增加；强势国家之间重新划分世界的激烈争斗以及受压迫民族不断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讲，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正是列宁所阐述的帝国主义之要点。正是通过这种对比，或者说，正是基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视角来审视全球化，布拉尔充分认识到全球化作为对帝国主义的精确且科学的资产阶级的表述，其实不过是传统帝国主义的新标签。
按照布拉尔的观点，虽然全球化只是传统帝国主义的新标签，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所有主要矛盾都以过去未曾有过的程度在加剧——在受压迫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这就使人类在“要么革命，要么选择战争和野蛮”之间做出选择变得更加迫切；而随着帝国主义所有矛盾加剧极端化，帝国主义列强对人类的欺压必然刺激着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这两方面决定了，虽然社会主义在过去遭受过重创，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道路曲折，但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这也再次证明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论断。布拉尔进一步指出，列宁的革命理论及其组织策略和方法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唯一出路。
露西娅·普拉德拉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却表明，列宁、罗莎·卢森堡以及后来的解释者大卫·哈维、艾伦·梅克森斯·伍德、萨姆·阿什曼和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等学者，都误解了马克思。他们都误以为马克思关注的是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是单一民族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普拉德拉致力于通过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著作和笔记分析其《资本论》，得出了或许会令人吃惊的结论。
首先，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便“不是将英国资本主义作为民族体系，而是将其作为殖民体系来加以考察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扩张主义是资本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内在需要”，因此，英国资本主义必然是一种分化世界和不断扩张的体系；也因此，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必然是“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规律”；而由于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保持着根本性作用，它在本质上还必然是“帝国主义规律”。由此可见，马克思《资本论》所考察的其实是工业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
其次，虽然列宁强调了资本输出、金融资本崛起、企业规模扩大，以及资本主义同盟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等过程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中心地位，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过程本身都内在于资本主义积累且从属于其规律；虽然罗莎·卢森堡强调了扩张主义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根本重要性，但她只是使《资本论》第一卷已在更高的抽象层面展开的论题变得明晰了；哈维所论证的地理扩张是吸收过剩资本的一种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进行过系统的论证，而哈维所谓的“剥夺性积累”只不过是“一个多余的概念”，因为“对马克思来说，积累在结构上就意味着剥夺”。
最后，基于对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分析的深化，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一方面，“反殖民斗争与无产阶级斗争是紧密相连的，也是全球统一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英国对整个世界的剥削造成了“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政治领导人和工人阶级“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蔓延”，又使反殖民斗争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相互联系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政治观“对重申列宁在民族和殖民问题上的立场，并通过他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拟订国际主义纲领，发挥了根本性作用”。
普拉德拉由此得出结论：“根据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著作和笔记分析《资本论》，为反思历史和当代有关帝国主义的论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很显然，如果换句话说，马克思已经为认识和反思“新帝国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那也是成立的。
与普拉德拉一样，伯特尔·奥尔曼也致力于论证马克思相关理论的当代价值。表面看来，奥尔曼的《共产主义：辩证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似乎与帝国主义理论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不然。正如奥尔曼本人所说，他的所有著作都与帝国主义有关
。在该文中，奥尔曼坚持运用内在关系辩证法分析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以此解答“马克思是如何得出其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并昭示马克思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当代帝国主义的价值所在。
按照奥尔曼的观点，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内在关联的，共产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已经取得和正在经历的使之成为可能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本身某种潜在的延伸”。其一，工人与生产活动、产品、其他人（包括资本家和其他工人）及其作为人类成员的潜力之间的分裂是“异化劳动的核心”，也是“支撑资本主义……的主要条件”，因此，“异化的终结”及“异化的反面”将是“对全面共产主义生活最好的描述之一”；其二，失业率上升、经济地位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迅速、环境破坏、各种战争爆发、大规模粮食短缺、新灾害的威胁和旧灾害的重新爆发、学习形式和知识本身日益严重的商品化等诸多问题的解决手段在资本主义中都“可以获得”但却“没有机会被使用”，因此它们是“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是尚处于“资本主义形式背后”的“新共产主义世界”的办法；其三，我们今天所见证的“自动化和机器人化、全球化的蔓延、每个公司所做的广泛的经济计划、交通和通信的发展”等等，充分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共产主义萌芽”比马克思时代“更多、更明显了”。
其次，正因为共产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内部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所以为了寻找共产主义，我们就“必须——像马克思一样——优先分析资本主义，而不是市场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甚至美国社会”。
再次，帝国主义作为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与危机、经济剥削、异化、失业、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环境退化等诸多“最严重的问题”一样，都是“资本主义自然运行的结果”。
概而言之，按照奥尔曼的逻辑，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所导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因此，分析资本主义是认识帝国主义的前提；而帝国主义这一严重问题的解决手段也正是隐藏在“资本主义形式”背后的“共产主义萌芽”。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围绕“新帝国主义的实质”、“新帝国主义与全球化”、“新帝国主义的替代路径”和“经典理论的当代价值”等主要论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就“新帝国主义的实质”论，除伍德以资本帝国主义的温情脉脉几乎否定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性质之外，福斯特、哈维、阿明虽然对新帝国主义之“新”提出了“赤裸裸性”、“剥夺性积累”和“普遍垄断”等不同的界定，但都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就“新帝国主义与全球化”论，虽然对当代全球化的新特征看法不一：温特关注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资本转移、跨国公司、全球金融体系、国际协调和管理等，博斯关注的是国际投机金融作为全球化核心所必然导致的矛盾的全球化进程，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关注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及帝国主义的“隐身”，苏万迪关注的是全球资本对南方劳动力的剥削，但他们的共识是：隐藏在当代全球化幕后的是帝国主义，或者说，当代全球化其实是帝国主义全球化；就“新帝国主义的替代路径”论，虽然马勒关注的新帝国主义是美国对全球的控制，史密斯关注的新帝国主义是北方资本家对南方活劳动的剥削，坎贝尔关注的新帝国主义是种族隔离的全球化，而廖达基斯甚至认为当代跨国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帝国主义，虽然马勒、廖达基斯和史密斯都坚持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而坎贝尔则依靠“新社会力量”，但以社会主义取代新帝国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依然是他们的共同主张；就“经典理论的当代价值”论，因为戈尔德纳坚持“原始积累是帝国主义的实质”而布拉尔坚持“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所以，戈尔德纳强调卢森堡帝国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而布拉尔则强调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现实有效性，与这二人不同，普拉德拉和奥尔曼事实上主张列宁和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都蕴含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之中，因此，尽管列宁和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各具意义，但归根结底要充分运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来批判当代帝国主义。
虽然其中的有些观点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完善，比如，伍德以温情脉脉的市场法则否定英国的资本帝国主义性质甚至否定美国的帝国主义性质；廖达基斯认为当代跨国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帝国主义；坎贝尔怀疑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在“种族、宗教和其他形式的宗派纷争”或为“正义、和平、生命、健康以及自然环境修复”而做的战斗之中寻找“新社会力量”……但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许多观点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资本主义逻辑就是帝国主义逻辑，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我们知道，列宁所界定的帝国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历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且是其“最高”阶段，其实质在于“垄断”。从当今帝国主义的现实来看，列宁的结论“不仅合乎逻辑，而且符合实际”
。但从上面的论述可见，本文所论及的学者几乎都强调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布拉尔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逻辑就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帝国主义。比如，福斯特所说的新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新，依然只是植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逻辑之中的“全球扩张性制度”而已；阿明所说的“历史上，资本主义始终是帝国主义的”；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所说的帝国主义不是特定的历史现象，而是资本主义所有时代的基础；苏万迪所说的资本主义本身在规模上是全球化的，在本质上则是帝国主义的；普拉德拉所说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必然是“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规律”和“帝国主义规律”；等等。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错误的，因为列宁基于“历史阶段”和“垄断”来界定帝国主义仍然有其合理性，但我们必须承认，强调资本主义逻辑就是帝国主义逻辑、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也的确是非常深刻的理论指认。
第二，反帝国主义的根本在于反资本主义，并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既然如上所述，资本主义逻辑就是帝国主义逻辑，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那么反帝国主义的根本就在于反资本主义。这应该是博斯强调必须搞清楚“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究竟因为它是‘全球的’，还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以及史密斯强调必须“埋葬资本主义”的原因。而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所强调的选择只能在“社会主义”和“野蛮”之间进行，布拉尔所说的人类只能在社会主义生产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而前行，都表明人类的希望只能在于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如廖达基斯所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取代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品质”。但这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乌托邦，恰如奥尔曼所说，彻底解决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帝国主义等严重问题的手段本身，就是隐藏在“资本主义形式”背后的“共产主义萌芽”
。
第三，全球劳动者的联合至关重要。正如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所说，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给外围国家的劳动人民带来收入紧缩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或者如苏万迪所说，当代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特点是全球资本对全球劳动者的剥削和统治，所以，要想“推翻帝国主义”“埋葬资本主义”，南方“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一道”展开反资本主义的运动。然而，与此同时，全球资本却在努力通过塑造“全球产业后备军”对全球的劳动者“分而治之”。这就越发证明了全球劳动者联合的至关重要性，以及努力加强国际团结实现这种联合的极端紧迫性。这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号召的历史性呼应。
最后，感谢 Science＆Society 、 Monthly Review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以及《国外理论动态》、《江西社会科学》、《学习与探索》、人民出版社等国内外期刊、出版社和相关作者、译者，为本书所收录和编译的文章授予免费版权！感谢丛书主编江洋研究员、刘仁胜研究员和译者李见顺博士、周德清博士、石丹淅博士，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主任和陈一凡编辑为本书付出的智慧和辛劳！
田世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