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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你需要强迫自己结识朋友；
无聊是发明之母；
头戴电话圈，远离头疼。
哐当哐当，丁零当啷。
还未走进，我就能听到人们把床架扔出卡车的声音。他们吼叫着，咒骂着，把金属框架拉出卡车，一次拉出四五个，然后将它们扔到地上。这些床架看起来像监狱里用的，作为英国华威大学管理专业的大一学生，我将在大学生涯的每个夜晚躺在其中一张床上。
一张张床被卸下来，我和妈妈站在学生公寓旁的人行道上。学生公寓是一栋简陋的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低层建筑，距离大学校园至少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是我预订宿舍时的第四选择）。英国华威大学仿佛是离我们出发的瑞士苏黎世最遥远的地方。
1993年，我出生于丹麦。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苏黎世，因为我的父母认为苏黎世是创业的绝佳之处。幸运的是，我是在湖边城镇的一个橙红色房子里长大的，那里的居民不足两千，四周青山环绕，牛群聚集，热乎乎的牛粪散发着“清香”。那里的火车总是准点的，城市整洁近乎是所有人的信仰，阿尔卑斯山的空气让人神清气爽，容光焕发。
我们沿着公寓长廊走着，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国际学生可以提前一周到校，以便适应别样的大学校园生活，因此现在公寓里几乎没有什么人。走廊上的门紧锁着，我的房间在空荡漫长的走廊的尽头，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水槽，一个衣柜，一把椅子和一张钉在墙上的长木桌。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母亲含泪跟我告别后，我发现如果想要和其他人建立联系，我只能去主校区吃学校提供的免费饭菜。但有一个问题，我有“天生臭脸”综合征，这是从我父母那里遗传的，所以别人很难立刻喜欢上我。而且我还很害羞，不善闲聊（这是我不得不变得更擅长的一件事），我不敢想象自己结交新朋友会有多么费劲。
我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告诉自己要微笑，然后深吸了一口气。我打开门，看到走廊里站着一个女孩。这是一位名叫玛丽的法国姑娘，我们俩结伴走到了主校区。感谢上帝让我遇到了玛丽。第一学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聚会、睡觉中度过，主要的任务只有努力不让自己因为喝伏特加汤力酒引起宿醉而英年早逝，以及学会处理大学生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们18个人共用一个厨房，某天有人在炉子上用大锅炖鸡，之后“扬长而去”。因为没有人认领这只煮熟的肉鸡，三周后，有几个人把它扔到了房间的角落。之后我们注意到肉鸡上面长出了一些白色的绒毛，还沿着墙攀缘而上。结果就是，我尽可能不去做饭。
浴室比厨房更加惨不忍睹，尤其是每周三上午。每周二晚上是校园酒吧派对，经过几个小时的拍照、亲吻，或许还有一顿凌晨两点的咖喱饭，我们的消化系统彻底崩溃，把厕所弄得一团糟。
我买了一辆自行车代步，不过有了它意味着我会等到最后一秒才离开宿舍，然后全力赶赴讲座现场。我经常迟到，骑车到那儿已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然而几周后，我几乎不去听讲座了。
到了12月，一种负罪感油然而生。整整十周的碌碌无为，我的脑海中响起了红色警报。随着圣诞假期将至，我自觉羞愧而空虚。
华威大学的管理学课程一度是我的梦想，但是现实呢？
我感到索然无味。
我在想如何有意义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去参加篮球队吗？
不行，我的肩膀和膝盖都有旧伤。去慈善机构做志愿者？但是我能坚持下去吗？滑雪呢？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滑雪队，但当我发现他们在人造草皮上滑雪时，我就马上退出了。
我真的需要对一项活动感兴趣，才能在其中脱颖而出——不然不去也罢。12月的某一周，我把自己锁在卧室里，急切地想找点事情做。我坐在墙边的书桌旁，想着自己可以制作和销售什么东西——一项副业，希望能让我不再感到无聊和愧疚。
一天下午，我突然想到我平时扎橡皮筋总是勒得头疼。它们在头发上绷得很紧，头发扯着头皮，让我头皮疼痛，我感到很不舒服。我想能否在这方面想一些新点子。
那天晚上有一个校园派对，主题是“坏品味”。你必须尽可能地穿上难看的服装，胡吃海喝，让你的服装成为话题（这和我的“臭脸”很搭配）。正要出门的时候，我发现房间座机上的一卷电话线，就把它拔了下来，迅速扎在头发上，在马尾的发根处绕了几圈，这样螺旋的末端就露了出来。它看起来丑极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电话线还在我头发上。除了几杯伏特加汤力酒让我有点恍惚外，绑马尾辫的电话线没有给我一点儿头皮绷紧的感觉。
我不觉得头疼。
华威大学距离我瑞士的家乡1 190千米，离我当时的男友菲利克斯160多千米，我坐在窄小简陋的宿舍里，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能——只是可能——无意中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我的胃因为突然的兴奋而微微疼痛。
我，苏菲·特莱斯–特维尔德，一所顶级管理学府的学生，拼尽全力考上这所学校，在第一学期末为与我原以为的截然不同的事如此兴奋。
我对一卷灰色的电话线莫名地激动。
我打电话给菲利克斯，他当时在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的商学院上学，从华威大学坐火车约三个小时车程。
“我去参加坏品味派对，头上戴了一晚上的电话线刚醒来却不觉得头疼！”
“什么？”
“我昨晚用螺旋形电话线扎头发，头一点也不觉得疼！我想我可以用电话线做发圈，这可能是不错的副业。”
紧接着一阵沉默。在菲利克斯看来，我的想法一定是无稽之谈，就好像我试图把耳环卖给狗，或者为金鱼造自行车。
终于，他问道：“你花了多少钱？”
这就是菲利克斯。他首先想到的是细节和数字，只有具体的数据证明某个东西可以奏效时，他才会兴奋起来。所以当他质疑这个想法时，我可以理解他。
菲利克斯对自己也不太满意。他的哥哥达尼（Dani）和他哥哥的生意伙伴尼基（Niki）住在慕尼黑，也就是菲利克斯的家乡。他们在德国作为经销商（经销商就是字面上的含义——他们从制造商那里批量购买产品，然后把产品分销到各种可以销售这些产品的地方，比如发廊），经销TT梳（Tangle Teezer），日子过得美滋滋。
TT梳在英国十分火爆，但在德国不甚有名，达尼和尼基因此致力于推广这个品牌。（之前他们经营印有纹章的毛毯，但顾客量有限。）我们了解达尼和尼基的事情，知道他们的生意和生活方式，以及生财之道。坦白地说，我们对他们的成功有些“眼红”。
菲利克斯也清楚我此前经常会因为扎橡皮筋而头疼，当他意识到电话线发圈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时，他更加上心了。
“好吧，”菲利克斯在电话那头说道，“你继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