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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下，从各主体来看，中小微企业资金链因营收归零与工资房租固定支出而断裂、订单因职工不能上班而丢失等导致停业甚至倒闭的不少；居民不能外出务工就业，没有固定工资的家庭，吃有限的存款，消费、房租和房屋还贷付息等吃紧，甚至正常开支受到影响；政府在疫情中税收等收入减少，但其固定开支无法压缩，与疫情有关的额外支出却加大。从行业来看，交通、餐饮、零售、家政、旅游受到重创；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受到阻碍，一些农村扶贫项目也趋于停止；工业则因订单减少，供应链、分工协作链、价值链阻断，虽然复工可能快一些，幸存率也高一些，但受冲击也很大。从时段和经济开放关系看，疫前两三年中土地建设城管及一些地方政府一刀切、扩大化的拆违已经给全社会创业、就业、收入和消费造成过重创。就现在及全球看，中国有提前走出疫霾的优势，而世界其他地区刚刚进入暴发期。有利的是，中国经济可以先行恢复；不利的是，由于其他地区的交通封闭和企业停产，国际订单会减少，与开放有联系的产业的采购（进口）链和销售（出口）链会被阻断。
因此，中国要依靠人口大国、产业链齐全和有较大的回旋余地等优势，特殊时期产业关联方面，内部进行自我弥合；需求方面，要以增加内部居民收入和振兴内部消费为主；内外经济平衡方面，进行战略收缩，压缩外部项目投资规模和停止不必要的外援，以国内经济建设和恢复自我经济为主，以使自己早日走出困境。
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加大。首先需要比较的是，这次中国及全球经济衰退的人口增长放缓、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原因，与20世纪30年代的由于资本分配过多和劳动者分配过少、消费不足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有所不同。许多国家用扩大赤字、投放货币、增加需求的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工具调节，效果并不理想。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了“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负债”的境地。疫情使经济下行压力更大。而为了应对，全球各国间又陷入了开闸放货币、再压利率和更多负债的扩张等政策竞争。那么，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究竟处于什么困局？
经济下行的直接压力是工业品产能过剩，疫情后可能会加重。按2018年产能利用率计算，工业品产能过剩在11万亿元左右，除去中间产品，其中消费品保守估计为5.5万亿元。经济主力人口的逐年减少，也导致“创业就业—可支配收入—消费能力—工业产能—经济增长”的规模相对收缩、过剩和下行，并形成常态化，而疫情又使过剩程度加深。
通过增加出口来平衡国内工业品产能过剩的空间日趋狭小，疫情影响更会重创出口。中国出口占GDP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5%降到2018年的18%，比率减少了近一半，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在努力减少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过去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也在全球性竞争中挤压我国出口市场。随着中国承诺更大力度开放国内市场、扩大进口，未来寄希望于扩大开放来平衡国内工业产能过剩日益困难。疫情期间，中国出口减少。中国暴发疫情之后全球接续暴发，又使中国订单和供应链受到影响。
城镇户籍居民工业品消费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后期，收入增加很难去平衡工业产能过剩。2018年城市户籍居民约6亿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在4.3万元，收入总规模为25万亿元左右，收入消费率为60%，但对工业品的消费基本饱和，从对收入增长对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家宅耐用工业品消费的需求分析看，弹性很低，大部分产品已经消费饱和，要靠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来平衡工业品产能过剩，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农村户籍居民工业品需求满足水平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是平衡工业品过剩的主力，但农村户籍居民收入水平过低。2018年农村户籍人口8亿，在外务工生活人口2.3亿多，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万元，农村常住人口5.6亿多，人均可支配收入1.4万元，收入总规模只有12.9万亿元，收入消费率在80%以上。从数据分析，农村常住人口和务工人口收入增长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弹性大，每百个家庭汽车普及率也只有22，许多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远低于城市居民，住房、装修、厕所、厨房等条件还很差，耐用工业品和居住消费水平，只是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但收入水平却远低于城镇户籍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农村户籍8亿人消费能力不足在于财产性和创业性收入少。农村户籍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务农和务工收入，前者微利甚至亏损，后者比城镇居民水平低并且不稳定。就城乡居民间比较，财产性收入差距为12∶1，财富差距为18∶1。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民相比，差距在于农民基本不能用地和以地创业，土地不能交易，不能抵押融资，不能入股，不能吸收外部投资，也就没有不动产财产性收入。
随着制造业转移、城市建设和争创文明城市、拆旧建新、整顿市容，疏解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回乡，农民自己也在农村进行了各方面的创业和自谋就业；而疫情前两三年中土地建设城管大规模地拆大棚、拆农家乐、拆农业加工厂、拆乡镇县郊农贸市场，几乎损失了500万到600万的个体和小微经济体，减少了1 000万到2 000万人的就业机会，也使回乡农民多年积累的创业本钱归零，许多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而这次疫情，不能外出务工，不能销售产品，更使他们雪上加霜。
全球应对疫情加剧的经济衰退，不得不再行货币扩张之策。中国也不得不参与这次全球货币扩张的竞争。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借债搞基建、扩大货币投放必须有增加资产来保证。增加赤字、上基建项目、扩大福利、发行买卖国债、银行发放信贷等，其刺激经济投放的货币，必须有经济增长的商品、不动产、外汇、黄金等财富和资产来保证，因为从整个国民经济负债表来说，资产是负债的平衡基础。
中国政府、居民和企业负债占GDP比率已经很高。2019年底中国非金融部门负债占GDP比率为260%，与2018年的美国相当，但低于日本的375%。但是，也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总体负债率虽然相对不高，但债务质量很差。中国国有企业债务效益低，呆滞债务比例大，已经有过一次大规模剥离资产和核销呆坏账的经历；房地产企业负债率高，销售、价格、土地成本、宏观政策、需求预期等与其债务间关系链非常脆弱；地方政府债务与其收入相比，规模大，还款能力弱，陷于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而政府可交易和可变现资产不多，新官不理旧账，地方政府债务诚信度也不高；而居民房价收入比太高，其债务还本付息受疫情和失业的影响也较大；总体上看，由于整个经济主体间诚信度较低，呆坏账较多，赖账者不少，债务拖欠普遍，债务周转速度慢，迫使货币相对于一定规模债务的供应量却很大。
缺乏资产地投放货币，经济危机的风险会加大。自2008年以来，中国投放的M2快速增加，已经从47.5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99万亿元，是当年GDP的200%。而发行世界货币美元的美国，这一数值为72%。现实的困境是：负债超过资产时间太长和规模太大，无资产保证的货币投放越来越多，不动产价格快速上涨压力加大，汇率币值可能发生跳水，货币、金融和经济体系，也可能会发生危机。
小结问题，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面临的最严峻困境是：工业产能过剩与疫情后8亿农村户籍居民收入水平低和工业品消费能力不足。调控国民经济趋于产需平衡和稳定增长的困局是：在无资产保证下继续增加负债，为应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而供应放量货币，经济发生大振荡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美国之所以在建国后，能够在经济上独立于英国，逐步稳定美元币值，并在世界货币霸权之争中，使美元逐步替代英镑，形成世界以美元为主要结算、支付、储备的一般等价物的金融体系，得益于其国土的兼并扩张，西部调水200亿立方米，数次大开发以扩大可利用土地，特别是土地的市场化配置和资产化，使巨额土地资产成为美元发行和稳定之锚。
因此，深化土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和调节水资源分配，扩大可利用土地，既使我们在疫情后放手让农民自我创业、自雇就业，增加农村户籍居民收入，增强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解决生产过剩，又能扩大投资、投放货币、刺激经济增长，有足够的资产基础，稳定货币币值和金融体系。如此则一通百畅，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全盘皆活、皆稳。
城乡土地资产化是货币刺激政策的基础保证：我们通过影子价格方法估算，农村的已利用土地，价值约474万亿元；城市一半为无偿划拨土地，协议出让和招拍挂出的土地价格也很低，总价值估计在300万亿元，即便其中50%可交易，也可恢复150万亿元的价值。这些资产如果放开价格、恢复价值，鼓励创业、投资信贷进入，资金城乡双向流动，就可以吸收货币，并促进货币流通，增加国民经济流动性。土地通过其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将为中国未来宏观调控中的货币刺激政策，提供巨额的资产保证。
农村户籍居民财产和创业性收入低的体制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仅城市、工矿、交通和水利建设从农村转移了1亿多亩土地，划拨土地保守估计占50%多；1998年以来，土地协议和“招拍挂”出让改革，到2019年，地方政府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50万亿元之巨，其中补给农民的非常少。一方面，农村土地由政府征用，城市、交通和水利等建设面貌一新，制造产业成长为世界最大规模，城镇居民获得了不动产财富及财产性收入，富裕了起来。另一方面，农村土地限制交易和不能以地为本创业，农民既没有得到土地城市化和工业化配置的红利，收入偏低，也使其守着土地要素优势而没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收入。
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明晰和确定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进一步在农村土地改革试点的基础上深化改革，使其可交易而能定价成为资产，更大力度延长土地使用年期，扩大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的创业、投资和建设权。这样的改革，按上述农村土地价值总量计算，如果交易其中的1.5%，就可以产生7.1万亿元的收入，交税40%，农民可得近4.3万亿元财产性收入。如果再按照其中5%以地为本创业形成实物资本投资，10%的产出率也可形成2.37万亿元的创业投资收入。按照收入80%的消费率，可以形成5.4万亿元左右工业品为主的消费支付能力，基本可以平衡5.5万亿元过剩的消费品工业产能。
疫后应当加大通过调水改土投资开发，来增加货币投放的土地资产。我国已利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比率约为71%，低于世界许多国家。比如农业用地方面，美国国土总面积937万平方千米就有耕地面积25亿亩，印度国土总面积不到300万平方千米就有23亿亩耕地，而中国国土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却只有20.3亿亩耕地。如果中国能将国土利用率再提高5%，就可以增加7亿亩可利用土地，结构可以安排为5亿亩耕地、1亿亩园地、1亿亩建设用地。分16年推进，按现影子价格平均7.7万元/亩与3%的年溢值率计算，就可创造出近90万亿元的可利用土地资产。按1︰1或1︰1.5来投放货币，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资产基础每年就可在5.6万亿—8.5万亿元之间。
中国经济要素组合劣势和增加可利用土地的必要性。与世界许多国家比较，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结构中，中国劳动力相对较多，装备资本相对过剩，土地要素又相对较少。从要素最优组合的比例来说，我国非常有必要通过调水改土的方法来增加土地要素供给，补齐国民经济的这一短板。
通过土地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并以增加土地和土地资产化稳定货币的国际比较。从全球经济看，美国、欧洲、日韩的土地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基本实现了价值化，用土地增值的政策刺激经济没有空间；欧美日韩，包括印度的国土利用率已经很高，也没有改造国土面积再增加货币发行基础资产的空间；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因为劳动力数量少而土地多，根本没有改造扩大可利用土地资产的必要。
这一轮疫后抗击世界性经济衰退的中国独有优势。唯有中国，既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恢复土地的资产属性，增加货币投放的资产基础，也可以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货币投放的土地资产，从而释放农民有支付能力巨大的工业品消费需求，平衡工业品生产过剩，挽救和做强制造业，延长工业化发展阶段，寻求一个未来中偏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领军者。
布局的核心是：下决心坚决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扩大基建应当偏重于调水改土这样的可以形成资产的重大和配套项目，以增加土地要素；以土地体制改革盘活农村巨额的低利用资产，使农民能使用和发挥自己土地要素的优势，调动他们创业的积极性，较快地增加他们的收入；用农民还有对耐用消费品、汽车和舒适住宅的需求，延长工业化时间；推进市民化的城镇化，一方面获得经济增长的空间聚焦推动力，另一方面土地适当集中，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效率。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团队也设计和比较了其他疫后走出困境的思路和办法，难点在于均无法同时满足解决“经济增长乏力，但是找不到推动潜能；工业品过剩，农村又需要，找不到显著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走出下行，需要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但从中国目前货币供应规模、债务质量和GDP下行压力大格局看，再继续大投放，货币体系可能崩盘”三对两难问题的需要。因此，除此思路和对策外，似乎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布局办法。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