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嘶风车击毂，东市相扑西市鞠
——风靡朝野的蹴鞠与相扑运动

相信许多读者都读过施耐庵的《水浒传》，还记得小说中的高俅高太尉有什么本事吗？

对，他擅长蹴球。《水浒传》是这么写的：“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

《水浒传》又讲高俅擅长相扑。他征梁山时，被擒上山，受宋江盛情款待，喝得大醉，酒后不觉放荡，说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也喝醉了，听不得高太尉大话，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小兄弟，也会相扑，三番上岱岳争交，天下无对。”高俅一听，站起身就要跟燕青厮扑，结果一交手，便被燕青“颠翻在地褥上”。想来施耐庵有意要让高太尉难堪一回。

《水浒传》中的高俅形象，其实是被妖魔化了的。历史上的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史（ 书僮 ），并非什么“浮浪破落户子弟”；也颇讲信义，虽说“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 要知道，当时苏轼的名字可是被列入“元祐党人”黑名单的，高俅能这么做，还真有点难能可贵。

不过，《水浒传》说高俅踢得一脚好球，又识相扑之技，却非捏造之词，因为这两项都是宋时最热门的全民性体育运动，一些士大夫也乐此不疲，高太尉少年时热衷于蹴鞠与相扑，也是完全不必奇怪的。

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施耐庵重点渲染高俅会蹴球、相扑，无非是为了说明他不务正业的市井闲汉身份，但宋人未必有这样的观念，因为在宋代，蹴鞠与相扑属于正当的体育运动与娱乐方式，没有人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南宋末文人戴表元自述说：“余少时多好，好仙，好侠，好医药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踘、击刺、戏弄之类，几无所不好。翰墨几案间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于攻诗最久……虽精于诗，亦复何用？曾不如医药、卜筮、方技，犹可以自给；蹴踘、博弈之流，犹为人所爱幸。” 蹴球比写诗更受世人“爱幸”。

现在我们知道足球运动是欧洲人与南美人的天下，相扑运动则是日本的国技；但我们未必知道，在一千年前，蹴鞠与相扑却是宋朝人的国球、国技。宋人张舜民有诗《桃李花》写道：“宝马嘶风车击毂，东市斗鸡西市鞠。”如果我们将“斗鸡”换成“相扑”，“东市相扑西市鞠”正是宋人的生活写照。

这当然也是宋朝社会富足的反映。战国时，苏秦这么形容齐国临淄的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踘（ 即蹴鞠 ）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 宋朝也是如此。

好了，我们且到宋朝城市逛一逛，看看宋人到底有多热爱蹴鞠与相扑。

蹴鞠盛时

如果我们在冬至至元宵期间来到北宋开封府，将会看见，东京御街每日都有“击丸蹴踘、踏索上竿” 等文娱表演；及至元宵节后收灯，东京人又纷纷出城探春，此时郊外园圃，“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踘疏狂”，到处都是蹴球的红男绿女；暮春三四月，皇家林苑琼林苑对市民开放，园内亦有专供市民踢球的场所：“宴殿南面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

宋朝城市有许多茶坊、酒肆，如果我们进去喝茶饮酒，也许还会发现，有些茶坊酒肆里面居然有蹴球表演。南宋时的杭州，便有一家“黄尖嘴蹴球茶坊” ，是“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又有多家叫“角球店”的酒肆，“零沽散卖”小酒，你可以在此一边饮酒、品茶，一边观赏足球表演、比赛；如果是春季，杭州名园蒋苑使小圃也安排蹴鞠表演，“以娱游客，衣冠士女，至者招邀杯酒” ；西湖边，每日总有一帮少年人在“宽阔处踢球” ；瓦舍勾栏里，更是天天都有商业性的蹴球表演，你只要掏钱买票，就可以入内观赏。临安瓦舍内蹴球最有名的几个明星，叫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他们的名字被周密收入《武林旧事》的“诸色伎艺人”名单中。

宋代话本《钱塘梦》形容临安府“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更有一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元明时期的小说《三遂平妖传》开篇亦写道：“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这些说法显然是民间艺人的格式化表达，且说得很夸张，不过，若说东京与杭州的市民热衷于蹴球，却是实情。

不但都城如此，在宋朝的其他地方，蹴鞠运动也是风靡一时。陆游的诗歌就多次写到蹴鞠。如《残春》：“乡村年少那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这是乡村的蹴鞠；《三月二十一日作》：“蹴踘墙东一市哗，秋千楼外两旗斜”——这是城市的蹴鞠；“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感旧四首末章盖思有以自广》：“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这是陆游在梁州看到的蹴鞠盛况。陆游少年时，还曾在咸阳观看过一场蹴鞠竞赛，写下《晚春感事》，其中场面更是热闹：“少年骑马入咸阳，鹘似身轻蝶似狂。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

从出土的宋代文物也可以看出宋人蹴鞠风气之盛。河北博物院藏有一件宋磁州窑“张家造”的“童子蹴鞠图”瓷枕，枕面图案为一名小童正在全神贯注地蹴鞠，看来宋时小朋友也喜欢蹴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宋代“蹴鞠纹铜镜”，镜背为一对年轻男女对垒踢球的浮雕，可知当时女性也可以蹴鞠。

宋末词人赵文有小词《凤凰台上忆吹箫·白玉磋成》曰：“疑是弓靴蹴鞠，刚一踢、误挂花间。”汪元量诗《张平章席上》：“舞余燕玉锦缠头，又著红靴踢绣球。”说的都是女子蹴鞠。司马光亦有小诗《次韵和复古春日五绝句 其三》：“东城丝网蹴红球，北里琼楼唱《石州》。堪笑迂儒书斋里，眼昏逼纸看蝇头。”那“蹴红球”的人，大约也是女子——男性想必不会踢红色的足球。她们唱歌蹴球的青春活力，让躲在书斋里埋头看蝇头小字的诗人深为艳慕。

不但民间流行蹴鞠，上层社会也有蹴球的盛事。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赵光义兄弟，都是蹴鞠的爱好者，他们蹴球的故事被北宋画师苏汉臣绘成《宋太祖蹴鞠图》，此图已佚失，另有宋末元初画家钱选的摹本传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太祖蹴鞠的故事还被宋朝的“足球俱乐部”写成广告词传播：“巧匠园缝异样花。身轻体健实堪夸。能令公子精神爽，善诱王孙礼义加。宜富贵，逞奢华。一团和气遍天涯。宋祖昔日皆曾习，占断风流第一家。”

南北宋均设有“皇家足球队”，分为左右军举行对抗赛。《东京梦华录》卷之九介绍了北宋皇家足球队左右军的不同球衣：“左军球头苏述，长脚幞头，红锦袄，余皆卷脚幞头，亦红锦袄，十余人；右军球头孟宣，并十余人，皆青锦衣。”《武林旧事》卷第四则收录了南宋皇家足球队的一份首发名单，叫“筑球三十二人”：“左军一十六人：球头张俊、跷球王怜、正挟朱选、头挟施泽、左竿网丁诠、右竿网张林、散立胡椿等；右军一十六人：球头李正、跷球朱珍、正挟朱选、副挟张宁、左竿网徐宾、右竿网王用、散立陈俊等。”

每逢皇帝寿辰，或者招待外国大使，宴会上，这支皇家足球队通常都要出来参加表演赛。如北宋“天宁节”（ 徽宗寿辰 ）御宴，饮到第六盏御酒时，“殿前旋立球门，约高三丈许，杂彩结络，留门一尺许”，球头苏述、孟宣分别率领皇家足球队左右军上场比赛，“胜者赐以银碗锦彩”，“不胜者球头吃鞭”。 又如南宋乾道年间，朝廷接待金国使者的宴会节目安排是：“凡使人到阙筵宴，凡用乐人三百人，百戏军七十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球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并下临安府差。相扑一十五人，于御前等子内差。”

宋朝士大夫中也不乏蹴球高手（ 应该叫“高脚”才更准确 ），如宰相丁谓、李邦彦，球艺都十分了得，还有一个叫柳三复的士人，蹴球也很厉害，“初柳为进士，欲见晋公（ 丁谓 ）无由，会晋公蹴后园，柳往伺之，球果并出，柳即挟取。左右以告，晋公亦素闻柳名，即召之。柳白襕怀所素业，首戴球以入，见晋公再拜者三，出怀中书又再拜，每拜辄转至背膂间，既起复在幞头上。晋公大奇之，留为门下客”。

可以说，中国蹴鞠运动的黄金时代正是宋代。彼时，上至皇家贵胄、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黄口稚儿，都以蹴球为乐。

足球俱乐部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会好奇：宋代蹴鞠跟现代足球相似度究竟如何？宋人所用的球，又是何等模样？可能你会说，是实心的皮球，或者是藤球。

不对。唐人说过，“鞠，以皮为之，实之以毛” 。可知唐朝的皮球为实心球，里面填充了羽毛，所以“球”字常写成“毬”字。宋人也沿用“毬”字，但此时已经普遍采用空心、充气的皮球：“今世皮球中不置毛，而皆砌合皮革，待其缝砌已周，则遂吹气满之，气既充满，鞠遂圆实”；“今所作牛彘胞，纳气而张之，则喜跳跃” 。也就是说，宋代的皮球以牛或猪的膀胱为球芯，外面再包以外皮，外皮常用十二瓣硝过的软牛皮缝合。几何学告诉我们，十二个五边形正好可以构成一个球形体。这样缝制出来的皮鞠便非常圆了，充气之后，弹跳性很好。

那宋人又是如何给皮球充气的呢？你可能又会说，用嘴吹。也不对。他们使用小型的鼓风机，叫“打揎”。“打揎者，添气也。事虽易，而实难，不可太坚，坚则健色（ 即皮鞠 ）浮急，蹴之损力；不可太宽，宽则健色虚泛，蹴之不起；须用九分着气，乃为适中。”

从球的形制来说，宋朝皮球跟现代足球是非常接近的。不过我们认为，宋朝蹴鞠更具现代色彩的地方，是其组织形态——出现了类似足球协会、足球俱乐部的蹴鞠团体。《梦粱录》卷十九载，临安城内“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武林旧事》与《都城纪胜》收录的杭州会社名单中，亦有“齐云社”“蹴鞠打球社”。

齐云社又名“圆社”，是宋代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所以叫“圆社”，大概因为足球是圆的，但也包含有“天下圆”“不拘贵贱”的精神。高俅初见端王，端王邀他“下场来踢一回耍”，高俅不敢，拜道：“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端王道：“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 《水浒传》的这段描写，透露了齐云社内不分贵贱的宗旨。

根据《蹴鞠谱》 的描述，齐云社的总负责人为“都部署”，相当于足协主席，下设“教正”“社司”协助理事，“知宾”负责对外接待，“会干”负责组织赛事。组织健全，分工明晰。齐云社的工作包括宣传蹴鞠文化，传授踢球技术，制定蹴鞠规则与礼仪，组织足球比赛，考核球员技术等级，等等。

施耐庵认为蹴球为不务正业，但齐云社却将蹴鞠塑造成世间最风流的运动：“天下称圆社，人间最美称。疏狂性格，辣浪门庭。子弟可消闲，公子王孙能遣兴；风流阵上，英豪士庶尽夸奇；花锦丛中，才子佳人争喜玩。一生快乐，四季优游，非同泛泛之徒，不比区区之辈。人间博戏，争如蹴鞠风流；世上会场，只有齐云潇洒。”

宋代是一个商业社会，齐云社也讲经济效益，凡加入齐云社，拜师学习蹴鞠之技，需要先交一笔学费，“凡教弟子，备酒礼，办筵席礼物，赠与师父”。你若吝于掏钱，就别想学到真功夫，“一分使钱一分踢，十分用钱十分教”。

齐云社订有各类章程与规矩，是入社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譬如要求成员注意“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志诚，要行止，要温良，要朋友，要尊重，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服从“十禁戒”：“戒多言，戒赌博，戒争斗，戒是非，戒傲慢，戒诡诈，戒猖狂，戒词讼，戒轻薄，戒酒色”。这“十紧要”与“十禁戒”完全可以抄下来作为今日足球队的纪律。

每一年，齐云社都要组织一届全国性的蹴鞠邀请赛，叫“山岳正赛”，类似于今日的“足球超级联赛”。那么宋朝蹴鞠是怎么比赛的呢？嗯，踢法跟今天的足球运动颇为不同。宋人蹴球，通常有两种玩法，一种叫“白打”，不设球门，两个球队分别派出同样数目的球员（ 从一人到十人均可 ），在场中轮流表演，以头、肩、背、膝、脚等身体部位顶球（ 绝对不允许用手 ），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而球不落地。由裁判分别打分，以技高一筹者胜。显然，“白打”强调的是技巧性与观赏性，有点类似花样足球。

另一种玩法叫作“筑球”，更强调对抗性。球场中间会竖起一个大球门，高约三丈，宽约一丈，以彩带结网，只留出一个尺许见方的网眼，宋人称之为“风流眼”。比赛双方各派出十六人（ 少 则七人 ），分别穿不同颜色的球衣，立于球门两边，分成左右军对垒。左军与右军均设“球头”“跷球”“正挟”“头挟”“左竿网”“右竿网”“散立”等角色，就如现代足球比赛中也有前锋、前腰、后腰、后卫、守门员等分工。每个球员按照自己的角色，站立于不同的位置，承担不同的任务。每场比赛还设有“部署”“教正”，即正副裁判员。

比赛开始，左右军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哪一方先发球。不管哪方先发球，球都由“球头”开出，传给“跷球”，然后按规则在“正挟”“头挟”“左竿网”“右竿网”“散立”之间传球，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又传回“球头”，由“球头”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将球接住，继续传球、射门。球射过“风流眼”，对方接球，也是按规定的传球路线完成传球，再传给“球头”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以进球多寡定胜负。双方事前会商定一场赛事比赛若干筹，“或赛二筹，或赛三筹，先拈阉子分前后筑。众以花红、利物、酒果、鼓乐赏贺” 。

“山岳正赛”可能既赛“白打”，也赛“筑球”。大赛之前，齐云社会给各地的球队发出通知：“请知诸郡弟子，尽是湖海高朋，今年神首赛齐云，别是一番风韵。来时向前参圣，然后疏上挥名。香金留下访花人，必定气球取胜。”参赛的球队需要缴纳一定费用，叫“香金”，最后胜出者可获得奖品，叫“球彩”。“山岳正赛”也是齐云社评定全国各球队技术等级的过程，过关的球队可以获得一份认证证书，叫“名旗”，“赢者得名旗下山，输者无旗下山”。

这样的齐云社，跟今日的足球俱乐部实在没什么差别了。

相扑大赛

中国相扑运动的黄金时代也是宋代。相扑，又称“角抵”。宋人说，晋唐之时，有称“角抵之戏且多猥俗”者，有称“相扑下技，不足以明优劣”者；五代乱世，相扑高手“寂寞无闻，纵有其人，散投诸国乡”；“于今高手者，朝廷重之……故人多习焉”。 以前相扑被视为下等之技，宋时才获得官方重视。

跟蹴鞠一样，宋王朝也设有“皇家相扑手”，由“内等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内等子，指御前侍卫，“隶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所管，元于殿步诸军选膂力者充应名额，即虎贲郎将耳。每遇拜郊、明堂大礼、四孟车驾亲飨，驾前有顶帽、鬓发蓬松、握拳左右行者是也” 。这些御前侍卫都是体力过人的大力士，但他们要成为皇家相扑手，还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与训练：“内等子设额一百二十名”，而选出来当正式相扑手的只有三十六人，分为上等相扑手五对、中等相扑手五对、下等相扑手八对，每三年选拔一次。

皇家相扑手的任务之一，是“遇圣节御宴大朝会，用左右军相扑，即此内等子承应”，即在皇家庆典上表演相扑比赛。如北宋“天宁节”御宴，饮到第九盏御酒时，便是“左右军相扑”表演，然后“宴退，臣僚皆簪花归私第” 。又如南宋接待金使宴会的节目表上，就有“相扑一十五人，于御前等子内差” 。杨万里诗作《正月五日以送伴借官侍宴集英殿十口号》写道：“广场妙戏斗程材，未得天颜一笑开。角抵罢时还宴罢，卷班出殿戴花回。”说的也是御宴上的相扑表演。

南宋时，杭城的余杭水门外，“有水数十里，曰白洋湖” ，殿司诸军在此训练水战，“各呈武艺，如在平地” ；到了夜晚，则有“御前军头司内等子每晚演手相扑”。市民可以前往观赏，看到精彩处，富人还会打赏，“两岸居民亦有犒赏”。

民间也风行相扑之戏。东京、杭州等城市的瓦舍勾栏内，每天都有商业性的相扑表演，并涌现了一批知名的职业相扑高手。《武林旧事》《梦粱录》《繁胜录》均收录有南宋后期杭州的明星相扑手名单，我整理了一下：王侥大 、张侥大、董侥大、赛侥大、郑白大、张关索 、严关索、小关索、赛关索、武当山、撞倒山、倒提山、周板踏、铁板踏、赛板踏、曹铁凛、曹铁拳、金重旺、韩铁僧、铁稍工、严铁条、韩铜柱、宋金刚、王急快、董急快、周急快、郑三住、盖来住、赤毛朱超、杨长脚、周黑大……看名字，便可以想象这些相扑手的特点：身材魁梧、力气巨大、动作迅猛。

就如蹴鞠爱好者可以加入齐云社，相扑爱好者也有自己的团体，叫作“相扑社”“角抵社”。我们前面说过，宋朝蹴鞠有全国性的“山岳正赛”，相扑界也会举办类似的全国性擂台赛，叫作“露台争交”。

那么宋人的相扑比赛有什么规则呢？唐宋以前，角抵是允许“踢打摔拿”的，类似于摔跤+散打；唐时，相扑废弃了踢的动作；宋时，拳术又从相扑分化出去：“相扑争交，谓之角抵之戏；别有使拳，自为一家，与相扑曲折相反。” 于是相扑演变成一种禁止拳打脚踢、以摔倒对方为目标的竞技游戏。这一核心规则也为后来的日本相扑所继承。

从出土的文物看，宋代相扑手的形象、着装、动作，都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相扑近似。其实也不奇怪，日本相扑本来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我们先来看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金代相扑陶俑浮雕砖：浮雕上的那两名相扑手上身赤裸，下身穿三角短裤，紧握双拳，圆睁两眼，正是一副准备登场相争的模样。他们争交时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恰好河南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宋代绿釉相扑俑，这件相扑俑将一对相扑手争交那一刻的状态凝固下来了：两人都是裸露上身，赤脚，头系发髻，身束腰带，胯间绷护裆带，弓步俯身，一方想将对手扳倒，另一方则竭力奋争。

宋代的全国性“露台争交”，既有官方主办的相扑锦标赛，也有民间组织的相扑挑战赛。南宋杭州护国寺有一个大露台，就是设来举办相扑锦标赛的，登台竞技的相扑手来自各州郡，都是各地选拔出来的好手。夺冠者可得到奖金、奖杯、锦旗：“若论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争交，须择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如头赏者，旗帐、银杯、彩缎、锦袄、官会、马匹而已。” 宋理宗景定年间，曾有一个叫韩福的温州相扑手，因为在相扑锦标赛中“胜得头赏”，“补军佐之职”。“露台争交”的冠军既然能获得官职，显然这一相扑锦标赛具有官方主办的背景。

民间组织的相扑挑战赛一般在大型庙会中举行，通常由上一届的冠军接受天下相扑好手的挑战。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文人王德渊在一封寄给朋友的信上说：“余幼从先大夫寓居磁州，磁有崔府君祠，岁以十月十日社，四方乐艺毕来献其能，而以角抵之戏殿。角抵中复择其勇且黠者殿，号曰首对。当时众人指在东者一人相语曰：‘此人前年获胜于泰安庙下，去年获胜于曲阳庙下，今日又将胜矣。’” 这一信息告诉我们，宋元时期，磁州崔府君庙、泰安东岳庙、曲阳北岳庙，都有盛大的庙会，庙会例有相扑大赛，选手来自四方。由于东岳庙会的时间为三月廿八，北岳庙会为四月初四，崔府君庙会为十月十日，时间错开，有些职业相扑手干脆巡回参加比赛，赢取丰厚的奖金。

王德渊幼年时，尚是南宋时期。他书信提到的磁州、泰安、曲阳，当时均在金国统治下，不过这些地方都是北宋的故土，当地的庙会与相扑比赛，亦是宋朝遗俗。

《水浒传》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也写了北宋末泰安东岳庙会的相扑挑战赛：话说有个好汉，太原府人氏，姓任名原，自号“擎天柱”，口出大言：“相扑世间无对手，争交天下我为魁。”已连续两年在泰山相扑大赛中夺魁，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又贴出招儿，“单搦天下人相扑”。梁山相扑高手燕青闻知，决定去跟任原较量较量。

三月廿八这天，东岳庙真是热闹非凡，“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朝着嘉宁殿，扎缚起山棚，棚上都是金银器皿、锦绣缎匹，门外拴着五头骏马，全副鞍辔”——这些都是奖励给相扑冠军的利物。相扑大赛拉开序幕，只见“一个年老的部署，拿着竹批，上得献台，参神已罢，便请今年相扑的对手，出马争交”。部署，是相扑社的主事，也是这次相扑大赛的主持人兼裁判；献台，即擂台。

部署先请上届相扑冠军任原上献台发表讲话。任原说：“四百座军州，七千余县治，好事香官，恭敬圣帝，都助将利物来，任原两年白受了，今年敢有出来和我争利物的么？”此时，有意参赛的相扑手便可登台向任原挑战。比赛之前，双方要签署担保文书，然后，部署从“怀中取出相扑社条，读了一遍”。社条，即相扑比赛的规则。从社条的名称，可以看出东岳相扑大赛应当是相扑社主办的。最后，部署“拿着竹批，两边分付已了，叫声‘看扑’”，这“露台争交”才正式开始。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不过小说描述东岳庙会与相扑比赛的诸多细节，都可以跟宋元时期文人的记载相印证，包括以“部署”称呼竞技主持人，也是宋人的用语习惯；明清时，“部署”通常都是用作动词，意为“布署”。因此，我们认为，《水浒传》对东岳相扑比赛的描述应该有所本，是宋元时期民间相扑活动的真实反映，而非小说家凭空虚构。

香艳女相扑

宋代相扑运动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娱乐化。相扑不但是斗力斗智的竞技比赛，也是引人入胜的娱乐表演。宋朝的瓦舍勾栏中，出现了戾家相扑、小儿相扑、乔相扑、女子相扑等更具娱乐性的变种。显然，相扑娱乐化的趋势，跟宋代瓦舍勾栏的兴盛与市民文化的发达是息息相关的。

戾家相扑是滑稽的相扑表演。宋人语言习惯中的“戾家”，意为外行人。外行人的相扑，当然不是竞技，而是以滑稽的动作逗人一乐。小儿相扑则是由儿童来表演的相扑。乔相扑，乔即乔装之意，指表演者背负木偶，以双腿及双臂扮作两人，作互摔之状，也是以滑稽的动作吸引人。

我想细说的是女子相扑。北宋东京的瓦舍里应该就有女相扑，因为嘉祐七年（1062）正月十八日，元宵节期间，市民闹花灯，按宋朝惯例，宋仁宗出宫与民同乐，驾临宣德门城楼，“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其中包括女相扑表演。这些女相扑手着装性感，因为司马光后来用“妇人裸戏”相形容。

诸色艺人的精彩表演结束后，宋仁宗很高兴，吩咐“赐与银绢”，犒赏艺人，女相扑手也得到赏赐：“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赉。”皇帝此举，激怒了谏官司马光。十天后，即正月二十八日，司马光上了一道《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婉转地批评仁宗皇帝：“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陛下圣德温恭，动遵仪典，而所司巧佞，妄献奇技，以污渎聪明。窃恐取讥四远。”

司马光这段话的意思是，东京宣德门是国家发布法律政令的地方，皇上在这么严肃的场合，当着皇室后妃、朝廷命妇之面，众目睽睽之下，观看“妇人裸戏”，成何体统？当然，司马光不可能直接骂皇帝“不成体统”“贻笑四方”，而是说他受了“巧佞”之臣的误导。

因此，司马光强烈建议：“若旧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诏有司，严加禁约，令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若今次上元始预百戏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僚，因何置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奏闻，因此宣召者，并重行谴责，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惧，不为导上为非礼也。”

司马光的意思是说：第一，如果元宵节在宣德门广场举行女相扑表演，是一直以来的旧例，那么请皇上将这一惯例废除。第二，请皇上诏令有司，颁布禁令，禁止民间在街市上表演女相扑节目。第三，如果并无旧例，那么请朝廷调查这一次是什么人安排了宣德门广场的女相扑表演，必须对他们“重行谴责”，以使巧佞之臣今后不敢再引诱皇上做出有违礼制的事情。

我对司马光的意见，既有赞同之处，也有不能赞同之处。在宣德门这么庄重、严肃的场合，安排身材火辣、着装清凉的女相扑手“肉搏”，让一国之君领着一帮朝廷命官命妇观赏这么粗俗、轻佻的表演，确实于礼不合，不成体统。司马光完全有理由要求皇帝与政府官员今后不得在公共场合观看有失身份的节目。

他提议查处诱导皇帝的巧佞之臣，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些人让君主摆脱了礼教的严格约束。毕竟，在君主制时代，君主作为道德礼仪的象征，不可以任性。在礼制上，理当严格限制君主的自由。

但是，司马光建议有司查禁市井间的女相扑，则是多管闲事了。女相扑不过是市民自发的娱乐文化，并不需要担负沉重的礼教功能，它可能有些低俗，但那是小市民的趣味所在，尊重何妨？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就是不以严格的礼制要求市井小民。

司马光的《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进呈御览之后，宋仁宗到底给予什么反馈，我没有查到，不过女子相扑应该未受到限制，因为南宋杭州的瓦舍勾栏内一直都有女相扑比赛：“瓦市相扑者，乃路岐人（ 民间艺人 ）聚集一等伴侣，以图手之资。先以女飐（ 女 相扑手 ）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 这些收费的商业性相扑表演赛，通常都以香艳的女相扑热场，招揽观众入场，然后才是男相扑手的正式竞技。

《梦粱录》和《武林旧事》还收录了杭州瓦舍好几位女相扑手的名号：韩春春、绣勒帛、锦勒帛、赛貌多、侥六娘、后辈侥、女急快、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这些女相扑手跟男相扑手一样，“俱瓦市诸郡争胜，以为雄伟耳”，并且打响了名头。显然，宋朝政府并没有对民间的女相扑运动作出禁制。

南宋宫廷宴会的节目单中，居然也有女相扑表演，如在宋理宗寿宴上献艺的诸色艺人，有“弄傀儡：卢逢春等六人；杂手艺：姚润等九人；女厮扑：张椿等十人；筑球军：陆宝等二十四人；百戏：沈庆等六十四人；百禽鸣：胡福等二人” 。其中的“女厮扑”就是女子相扑。

但宋朝之后，女子相扑的娱乐表演似乎便不见踪影了。

余话

不独女子相扑消失，而且，风靡一时的相扑运动与蹴鞠运动都在宋后走向没落。这里的原因，跟官方的禁令有关。

元朝统治者来自蒙古草原，喜爱摔跤，也将摔跤列为军事训练的项目，但他们禁止民间练习相扑之技：“诸弃本逐末、习用角抵之戏，学攻刺之术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

至元二十一年（1284），福建行省向中书省报告：近年，各路府州司县“奸民不事本业，游手逐末，甚者习学相扑，或弄枪棒。有精于其事者，各出钱帛，拜以为师。各处社长等人，恬不知禁，有司亦不究问。长此不已，风俗恣悍，狂妄之端，或自此生” 。中书省很快作出批示：“今后军民诸色人等，如有习学相扑，或弄枪棒，许诸人首告。是实，教师及习学人并决七十七下，拜师钱物给告人充赏。两邻知而不首，减犯人罪一等。社长知情故纵，减犯人罪二等。”重申了严禁相扑之令。

皇庆二年（1313），元廷又禁止民间举办东岳庙会，因为山东东西道廉访司向朝廷报告说：由于东岳有庙会，导致“士农工商，至于走卒、相扑、俳优、娼妓之徒，不谙礼体，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赛还口愿，废弃生理，敛聚钱物、金银、器皿、鞍马、衣服、匹缎，不以远近，四方辐凑，百万余人，连日纷闹”，不成体统。因此，刑部与礼部要求禁绝民间一切庙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庙会既禁，相扑大赛自然也不可能再举办。

而到了明代，蹴鞠运动又遭到朱元璋的严禁。洪武二十二年（1389），朱元璋发出榜文：“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买卖的，发边远充军。” 蹴圆，即踢足球。军人蹴鞠，竟然要被斫掉脚。别以为皇帝是说着玩，“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也不要以为禁令仅仅针对军人蹴鞠，面对军人被斫脚的恫吓，民间的蹴球之风也必定大为收敛。何况，明王朝对民间蹴球也是禁止的：天启五年（1625）正月，“上传旨，严禁民间举放花炮流星、击鼓踢球” 。

朝廷禁令之下，民间的相扑运动与蹴鞠运动不会一下子就被消灭掉，但逐渐走向衰败则是必然的趋势。再加上社会条件与社会观念的改变，比如庙会停办、瓦舍消失、社会生活以俭朴为尚，比如相扑与蹴鞠之戏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表现，所以，我们也就不必惊奇：宋时风靡天下的相扑与蹴鞠运动，为什么宋后却一蹶不振。 u0KrHv+plyudbPUTKIqWJVwsdVQMkwE7gYu4lKv3nBCH+IlZ7Wq4LPWjxZBBrc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