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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做两道中学历史考试常见的选择题——
（1）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A．鸦片战争 B．洋务运动
（2）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是：A．鸦片战争 B．洋务运动
按中学历史老师教的知识，第一道题的标准答案是A，第二道题的标准答案是B。这也是国内史学界的正统史观。但我们将这两个标准答案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bug：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代，洋务运动出现在1860年代，换言之，中国尚未开始近代化，便已经进入近代史。
之所以有这样的bug，是基于“冲击—回应”理论模式的内在逻辑：鸦片战争是西方“冲击”，洋务运动是中国“回应”，“回应”相对“冲击”而言，是滞后的。“冲击—回应”论最早由美国历史学家马士（H. B. 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于1910年自代提序出，是用来解释中国近代化的理论模型。受其影响的中国学者论中国近代史，均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比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即从鸦片战争写起，并提出：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国内正统学派并未采纳“冲击—回应”论，而是使用“侵略—革命”理论模型解释中国近代史。但细考究之，我们会发现，“侵略—革命”论与“冲击—回应”论是相类的，都承认中国的近代史是由西方人开启的，中学历史课这样告诉你：“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打开了中国大门，他们既是‘强盗’，也是‘先生’，他们侵略中国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因此才会有“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所不同者，“冲击—回应”论更强调西方列强的“先生”身份，“侵略—革命”论则更强调西方列强的“强盗”身份。
国内史学界还有一个著名的假说：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由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于1940年代确立。侯外庐认为，“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新旧矛盾冲突激烈，城市私人手工业、城市商业和对外商业都发展迅速，阶级关系也出现了相应变化，大规模的市民运动层出不穷，启蒙思潮也应运而生”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意思跟“近代化的开端”是差不多的，因为近代史的展开，就是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过程。
而在日本与欧美汉学界，“宋代近世”说（
亦即“唐宋变革”论
）才是最为流行的中国史研究的经典假说，最早为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提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世的开始。”
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崎市定进一步发展了“宋代近世”说，认为“宋代社会已经表现出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与中世纪社会有着明显的差异”
，宋代中国出现的新现象，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并行的、等价的”历史运动。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一书，副书名即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宫崎市定这里，“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倾向”“近世”显然是同义的。
欧美也有多位汉学家服膺“宋代近世”的假说，欧洲宋代史研究的先驱、法国汉学家白乐日曾发起一个庞大的宋史研究计划，立志要研究宋代如何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
另一位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
丝绸、瓷器
），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写过一篇题为《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的长文，文中论及宋朝部分，直接使用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的标题，文章说：“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现在，你应该发现了，关于中国的近代化，居然存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开端，分别为“宋代近世”论者提出的两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论者提出的晚明，“冲击—回应”论者提出的晚清。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国家的近代化，怎么可能有三个不同的时间开端呢？
持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学者，与赞同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学者，实际上是高度重合的群体。为了化解“萌芽”时间与“开端”时间的冲突，他们主要从两个维度提出了自圆其说的解释：
其一，将板子打到“帝国主义”身上，比如邓拓先生说：“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由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
其二，将板子打到“封建主义”身上，比如傅衣凌先生说：“封建土地所有制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它从政治、经济诸方面，延缓社会阶级的分化，限制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前辈——手工工人的发展，使它不能达到成熟的地步。”
不过这一解释并未能完全消除一个疑问：既然“封建主义”足以扼杀“资本主义的萌芽”，那“封建社会的体内”为什么能够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而对于海外的“宋代近世”说，则未见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者作出回应，大概因为明清史研究与海外宋史研究是两拨人，未必认同彼此的学术观点，用不着自圆其说。
但是，这两大经典假说的冲突是不容回避的。研究宋明经济史的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刘光临先生说：“京都学派认为中国社会自唐宋变革以后进入近世，随着市场经济的高涨，宋代中国已出现财政国家和资本主义。这恰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假说在对中国历史的时间分期和发展内容上形成明显的冲突。如果说中国社会在16、17世纪才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则京都学者断言此前四五百年中国就曾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并已进入近代社会，岂非天方夜谭？”
反过来也可以追问：如果宋代“已出现财政国家和资本主义”，又为什么到了晚明之时“才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宋代近世”说与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开端的学说同样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冲突：既然宋代已出现近代化的转型，为什么要等到晚清，在西洋的冲击下才启动近代化？
宫崎市定提出了一个试图在逻辑上实现自洽的解说：“我主张把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史称作‘近代史’，而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的历史则称其为‘近世史’，以作区别”；“东洋在宋代以后经历了一千年的困扰，却依然未能从文艺复兴阶段再进一步，跨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而西洋在进入文艺复兴阶段以后，只花了四五百年的时间，便很快地迈进了近代史的阶段”。
然而，宋代“文艺复兴”之后，为什么东洋会在一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原地踏步”？宫崎市定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又给我们留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宋代近世”说的一大贡献，是揭示了发生在唐宋之际的历史性变迁，发现了内在于华夏传统的近代化动力。
唐朝是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唐制来自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混合。南朝体制从东汉—魏晋演化而来，包括世族政治、门阀壁垒、士族庄园经济、朝贡贸易、良贱身份制度等；北朝体制成形于北魏，包括世袭罔替的贵族制与奴隶制、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人身束缚于土地的均田制、整齐划一的坊市制等。南北朝体制都具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强调身份设定与人身依附，社会凝固而井然有序。
自晚唐开始，直至宋代，这些典型的中世纪制度特质都走向解体：世族消失，门阀壁垒消弥，府兵制、均田制、坊市制瓦解，良贱制度消亡，部曲与奴婢解放为自由民。国家放弃了对臣民身份与人身的控制，转而重视市场、工商业、金融与货币所创造的利益。这样的历史性变迁，构成了“唐宋变革”的重要内涵。
“唐宋变革”不是华夏文明的裂变，而是基于文明积累的演进结果，比如从唐代的“飞钱”孕育出宋代发达的商业信用，宋时瓦解的府兵制、均田制、坊市制早在中晚唐已经出现松动，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是继承自唐朝设置。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如同冲积平原，历史是长河，时光的河水流淌而过，不舍昼夜，不断留下前人的经验与成果，慢慢地便堆积出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是也。
但“唐宋变革”论者往往忽略了历史的另一面：在9—13世纪的中国大地上，还有一段与“唐宋变革”并行的历史发展，那就是辽/西夏—金—元的制度传承，就如在宋朝文明的“冲积平原”旁边，还有另一条不同流向的河流经过。
辽制来自唐制与游牧部族制度的混合，辽设南面官、北面官分治南北领地，“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
。治民的法律也分为两个部分：“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
在胡汉分治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制度融合。比如辽国的“斡鲁朵”，为契丹皇帝之私有组织，辖有“宫户”（
皇室之奴隶
），这一草原组织便吸收了唐朝皇庄的制度成分；契丹贵族私有的“投下户”（
辽
对战俘和私奴的称谓
），则与唐朝的部曲、官户有着共同的制度渊源。
在“唐宋变革”渐次展开之时，辽/西夏—金—元的制度传承几乎没有参与进来。元相继灭金、灭宋，但其制度主要还是继承自唐制与辽、金体制，而不是宋——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元制之中没有宋制的成分，元朝的海外贸易体制便沿袭自宋制，元钞也借鉴了宋朝发行楮币的经验，不过，金国交钞对元钞的影响无疑要更大，比如都以“钞”为名，都不分界，无限期发行。相对来说，中世纪性质的唐制与辽、金体制更是深深嵌入了元制，举几个例子：元制中的投下制、驱口制、肉刑制、全民配役制，都是宋制中找不到的，但我们可以从草原部族旧制中找到渊源；元朝推行的军户制、匠籍制、宵禁制、路引制，宋时已经消亡或处在趋于消亡的过程中，其制度渊源可以追溯到“唐宋变革”前的魏晋—隋唐。
换句话说，宋元易代之时，“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套用“唐宋变革论”的说法，不妨称其为“宋元变局”。我们看中国近世史的演进，既要注意“唐宋变革”，也应当留意“宋元变局”。
“宋元变局”对于中国历史走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但塑造了元朝社会，而且限制了后世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走势：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宵禁制、路引制、匠籍制、诸色户计、全民配役制度、贱口奴婢制度，以及粗糙的治理技术。而元制中尚保存的宋制，比如重商主义政策，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从西欧的近世史来看，重商主义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一环，早期资本主义在西欧城市的兴起，从来不是靠完全自发的“看不见的手”，而是靠重商主义的“看得见的手”：国家积极介入市场、拓展商贸、扩张财政、积累货币、特许经营……这样的情景，同样出现在宋朝，而在朱元璋时代则完全消失。
朱元璋对元制的因袭也许是不自觉的，他自觉想要恢复的，其实是唐制。他修《大明律》，即以《唐律疏议》为范本，而摒弃了宋人编敕的立法方式；他将市舶纳入朝贡体系内，梦想的也是要恢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气象，而不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宋朝式通商风景。清承明制，还从关外带来了更具中世纪色彩的主奴关系、庄园制度、投充制度。
多年前，我读到元代史研究学者周良霄先生的一段话，一直心有戚戚焉。周先生说，元制，“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也许，正是宋朝制度文明的中断，才导致了近代化的一波三折。
《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史》的作者忍不住发出一串“天问”：“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
如前所述，“唐宋变革”的重要表现乃是重商主义兴起，资本主义登场，国家放弃了对臣民身份与人身的控制，转而重视市场、工商业、金融与货币所创造的利益。然而，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体制”简直就是反其道而行：全国臣民按职业划分为不同户籍，如民户、军户、匠户、灶户，职业户一经划定，不得自行改业，子孙世代相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可脱离原籍地与农业生产，每天的活动范围控制在一里之内；军民、商人若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由于货币经济极不发达，民间交易以米谷、盐、布为支付手段；政府控制在最小规模，以紧缩的财政、按实物征收的农业税以及全民配役来维持运转，无需依赖市场、商业、货币与金融，因而，明前期的消费税、货币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用说，这样的体制跟近代化是背道而驰的。假如明代真的出现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只有在摆脱了“洪武型体制”之后才能够“萌芽”。事实上，明代的社会发展，确实表现为逐渐突破“洪武型体制”的过程：渐渐地，社会控制松懈，匠籍制解体（ 允许匠户纳银代役 ），募兵制代替军户制，月港开禁，广州与蕃商开展商舶，海外大量白银流入，“一条鞭法”推行开来，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如此，才有晚明商品经济的繁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向宋制回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治安提过一个观点，“人们在综观10—15世纪的历史之余，常常会有这样的朦胧感受：明后期与南宋非常相似，万历以后很像是对南宋社会状况的‘跨代连接’”
。“跨代连接”的“跨代”，意味着从宋代到晚明，中间隔了元至明前期这么一个断裂、歧出的时段。
其实南宋与晚明的“跨代连接”只是就社会状况而言，如果从国家财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晚清才更像是宋朝的“跨代连接”。清王朝的制度，来自朱明体制与女真部族旧制的混合，与宋制几乎毫无渊源，直至晚清同治年间，才出现“跨代连接”：政府对兴办企业表现出巨大热情，行政系统内增设了大量经济部门，沿海口岸积极对外开放，国家将征税的重点从农业税转移到工商税，财政从紧缩转向扩张，国债等金融工具受到政府青睐，如此种种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时的典型表现，都可以从宋代找到似曾相识的身影。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在叙述历史时，常常会使用“晚唐”“晚明”“晚清”的说法，却极少会用“晚宋”。为什么会这样？
你可能会说，“晚明”“晚清”等，只是时间概念，宋代已有“北宋”“南宋”之分，“晚宋”究竟是指北宋末还是南宋末，很不明确，所以人们才很少用“晚宋”的说法。
但这一解释未免有些简单了，“晚唐”“晚明”“晚清”不仅表示时间，而且表示社会形态。“唐宋变革”始于中晚唐，因而，盛唐与晚唐的社会形态差异很大，盛唐实行的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坊市制，在晚唐时均已趋于瓦解。早在1950年代，陈寅恪先生已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晚明与明前期、晚清与清前期，同样是恍如两个世界，“资本主义萌芽”只可能出现在晚明而不可能出现在明前期，洋务运动也只能出现在晚清而不可能出现在清前期。两宋时期则从未出现类似的前后期大转折，宋代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一个全然不同于宋前期的“晚宋”，所以，我们不需要使用“晚宋”的概念来描述宋朝的社会变迁。
从这个意义来说，“晚唐”的概念指向“唐宋变革”的启幕，“晚明”与“晚清”的概念则意味着向“唐宋变革”的近代化方向“回归”——换言之，明前期与清前期的社会演化已经偏离了“唐宋变革”的方向，因此才需要“回归”。
通过建立这样的阐释框架，我们可以超越“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文明停滞论”的偏见与短视，将“宋代近世”、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与晚清近代化统合起来，并为“中国的近代化为什么有三个时间开端”提出一种合理解释。
摆在诸位面前的这部小书，即尝试运用这一理论框架，重新发现大宋文明、重新审视历史与传统。本书讲述的宋朝制度——不管是城市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都在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裂。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历史不是停滞的，也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既有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又有传统的断裂与接续。
但有意思的是，在一部分传统文人“脑洞大开”的想象中，赵宋王朝的国祚并没有断绝，而是延续至元朝。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人兵临杭州城下，六岁的宋恭帝赵㬎上表投降；到了元朝至元二十五年（1288），已经成年的赵㬎被元世祖忽必烈遣送到西域学习佛法。相传赵㬎在西域认识了一名美貌的女子罕禄鲁氏，结为夫妇。在罕禄鲁氏怀有身孕的时候，她被周王和世瓎（ 亦即未来的元明帝 ）据为己有，未久诞下一子，取名妥懽帖睦尔，至顺四年（1333），妥懽帖睦尔即位于上都，是为元顺帝。
又据称，永乐年间，皇帝朱棣看了宋列帝遗像之后，对近臣说：“宋太祖以下，虽是胡羊鼻，其气象清癯，若太医然。”
又观元列帝像，“俱魁伟雄迈”，朱棣说：“都吃绵羊肉者。”待看到元顺帝的画像时，惊讶地说：“惟此何为类太医耶？”也就是说，元顺帝的长相不类元朝列帝，反而更像赵宋列帝。
自元末明初以降，不少文人都相信元顺帝实为赵㬎之血脉。明初有文人写诗记述赵㬎身世：“惟昔祖宗受周禅，仁厚绰有三王风。虽因浪子失中国，此为君长传无穷。”这些文人天真地认为，赵宋以仁义立国，不应亡国。天不负宋，果然借赵㬎私生子将赵宋皇祚接续到元王朝，“知宋三百年之德泽不泯也”。
如此说来，明王朝取代元王朝，是不是就意味着赵宋国祚被终结了呢？不是。更富戏剧性的情节在后头——“自元世祖大都即位以来，凡一百有八年。汗避位出京时，弘吉喇忒哈吞（
元顺
帝妃子
）仓猝遗失，藏匿覆瓮中，为明洪武所获。时哈吞怀娠已三月矣，默祝曰：‘弥月而产，势难留也；惟天悯佑，至十三月而生，乃得保全。’后果至十三月生一子，洪武以为己子，育之，此即明永乐也。”
按这说法，明成祖朱棣竟然是元顺帝的遗腹子。民间文人果然想象力丰富，他们建构了宋恭帝—元顺帝—明成祖的血缘传承谱系，为赵宋王朝续命三百年。
那么，明末清兵入关，取代明王朝，赵宋皇祚总该断了吧？不好意思，若按民间的说法，没有断。因为民间方志称，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氏正是为女真人所掠的宋徽宗、宋钦宗的后裔：“觉罗者，传为宋徽、钦之后。”
另据女真历史研究大家金启孮先生的考据，“‘赵姓’之‘赵’，实可发音曰‘觉罗’。‘觉罗’者即满洲人读‘赵’字之讹音也”
。
如果这些传说都是真的，则宋后的元明清三朝均姓赵。然而，即便是元明清三朝均姓赵，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宋王朝就不算灭亡了吗？即使赵氏皇祚犹存，难道大宋的制度与文明就没有发生断裂吗？须知，我们所惋惜者，并不是某一个王朝的覆灭，而是文明的失落。本书的主旨，也绝不是为了祭奠一个逝去的王朝，而是想为华夏的文明传统“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