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千载下，究竟谁贵贱？
——奴婢贱口制度的消亡

不知道有没有读者注意到：现在不少崇尚自由的文人，对“大唐盛世”都有一种浪漫想象。我们随手在网上一检索，就能搜到许多这样的句子：“在遒劲飞舞的字里行间，我读到了大唐的包容、大度、自由、自信和开放”；“那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古代中国似乎从未有过如此多元开放、包容自由的盛世”；“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让后人充满了对唐朝的憧憬和向往，真想梦回大唐”。

梦回大唐，听起来多么浪漫！但我觉得应该提醒他们：真要回到大唐，你们可千万别降生在贱户之家。考虑到盛唐的贱民规模十分庞大，贱户制度空前发达，“《唐律疏议》涉及良贱身份的律疏，有一百余条，约占唐律的五分之一” ，梦回唐朝的小文人成为贱民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什么是贱民呢？贱民是与良民相对的人口类别。唐朝政府将全国人口分成两大类别：良民与贱民。良民在法律上的身份是自由民，需要履行国民的义务（ 比如纳税、服役 ），同时也拥有国民的权利（ 如财产权、人身权、参加科举的政治权利 ）。贱民呢？在法律上的身份是不具国民资格的低等人口，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丧失了人身自由，必须以人身依附于主家（ 这个主家可以是 私人，也可以是政府部门 ）。

被大唐政府列入贱户的人口包括：

（1）官奴婢。他们是人身依附于官府、为政府部门执役的奴隶，主要来自战争中俘虏的生口、被籍没为奴的罪犯家属，以及官奴婢的后代。官奴婢没有户籍，法律上他们等同于官府的财产，朝廷可以将他们作为礼物赏赐给大臣。

（2）官户。他们是隶属于官府、为官府服役的人口，地位略高于官奴婢，有单列的户籍，可受田，受田数目是良民的二分之一。按唐朝法律，官奴婢经国家放免，可成为官户。

（3）杂户。杂户也是隶属于官府、供政府部门驱使的人口，只是地位略高于官户，不但有户籍附于州县，且受田数目同良民。按唐朝法律，官户经放免，可成为杂户。杂户再放免，则是良民。换言之，唐朝的贱民其实是分为三个等次的：杂户为上等贱民，官户次之，官奴婢又次之。

（4）工乐户。他们是隶属于官府、为官府提供手工造作或音乐服务的职业户，户籍登记为工籍或户籍，地位相当于官户。

（5）私奴婢。私奴婢是人身依附于私家的奴隶，没有独立户籍，甚至没有姓名，法律对他们的界定是“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意思是说，奴婢只是主家的私人财产，跟牛马猪羊没什么区别，主家可以像牵着一头牛那样牵着奴婢到市场上卖掉。 奴婢交易是合法的，唐律规定，“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 。请注意，这里的奴婢是与马牛等畜产相提并论的。

（6）部曲。部曲是庄园制下的农奴，没有独立户籍，替主家耕种。法律对他们的定义是“部曲，谓私家所有” ，以人身依附于门阀世族。不过，部曲的法律地位相当于官户，略高于奴婢，唐律规定“奴婢同资财”“部曲不同资财”，即部曲不可像牛羊那样明码标价买卖，只是可以转让。 另外，部曲中的女性，叫“客女”，也是贱民。

以上贱户，不得跟良民通婚，良贱之间，界线分明，壁垒森然，不可逾越。除非获政府批准放良，否则，贱民终生都是贱民。而且，他的子子孙孙也都是贱民。穿越的文人要是降生于贱户之家，不知还会不会赞叹大唐的“多元开放、包容自由”。

那么，这套富有中世纪色彩的良贱制度是什么时候消亡的？是在宋代——一个被小清新文人认为礼教兴盛、束缚自由的时代。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非常深刻的变迁，史学家称之为“唐宋变革”。而良贱制度的瓦解，便是“唐宋变革”的一条主线。

宋朝奴婢与唐朝奴婢有什么不同？

你也许会问：宋朝也有奴婢啊，跟唐朝的有什么不同吗？是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为了更生动地揭示唐宋奴婢的差异，我想先讲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淳化元年（990），“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参军鞫之。录事尝贷钱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为首谋，或从而加害，罪皆应死” 。富民家的小女奴逃亡，而她的父母不知情，怀疑女儿遇害，便将富民告上法庭，结果富民被当成凶手，判了死刑。

这说明：在宋代，主家若杀死奴婢，是需要抵罪的。而按唐律，“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 。主家故杀奴婢，仅仅处“徒一年”之刑而已。换言之，宋朝奴婢在法律上不再被当成物，不再被当成主家的财产，而是获得了编户齐民的身份，人身权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二个故事：淳化四年（993），“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豭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直” 。有一个叫牟晖的开封市民，跑到京师的直诉法院——登闻鼓院，起诉奴婢弄丢了他家的一头小公猪，要求得到赔偿。宋太宗尽管觉得此等小事擂登闻鼓很是可笑，但还是叫人送了1000文钱给牟晖，作为经济补偿。

这是宋代法制史上的一则趣闻，却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标志性案件：意味着宋朝的奴婢与主家都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双方如果有了纠纷，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主家可以起诉奴婢，奴婢也可以起诉主家。我觉得，“主告奴”甚至比“奴告主”更有意义：奴婢成为被告，恰恰说明他们的民事主体身份得到了法律承认。若是在唐朝，家奴弄丢了主人的财物，主人肯定完全用不着起诉，因为直接按家法处分就可以了。

这两个事例告诉我们：唐宋均有奴婢，但他们的法律身份是完全不同的。简单地说，唐朝奴婢属于贱户，没有人身权，不具备法律人格，法律地位等同于主家的私有财产；非经放良，他们世世代代都是主人的奴隶，都是贱民。宋朝奴婢属于自由民，具有人身权与法律人格，其与主家的关系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合同约定的期限一满，雇佣关系便宣告结束。

我们将典型的唐朝奴婢（ 包括官奴婢与私奴婢 ）命名为“贱口奴婢”，将典型的宋朝奴婢命名为“雇佣奴婢”，宋人有时候也称之为“人力”（ 男佣 ）、“女使”（ 女佣 ）。

根据宋朝立法与社会惯例，凡雇佣人力、女使，双方需订立契约：“自今人家佣赁，当明设要契。” 契约上写明雇佣的期限、工钱，合同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即可解除：“以人之妻为婢，年满而送还其夫；以人之女为婢，年满而送还其父母；以他乡之人为婢，年满而送还其乡。”

为防止出现“终生为奴”的情况，宋朝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高年限：“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转雇者，年限、价钱各应通计”。 奴婢受雇的期限，最多只能是10年，其间若有转雇，时间通计在内。南宋时，有一些品官之家典雇女使，为避免立定年限，妄称是收养了养女，“其实为主家作奴婢役使，终身为妾，永无出期” 。针对这一钻法律空子的行为，宋政府立法禁止“品官之家典雇女使妄作养女立契，如有违犯，其雇主并引领牙保人并依‘律不应为’从杖八十科罪，钱不追，人还主，仍许被雇之家陈首”。

贱口奴婢为什么会消亡？

为什么唐朝的贱口奴婢，到了宋代会被雇佣奴婢所取代？

先来说客观的因素。前面我们说过，贱口奴婢的主要来源为战时俘获的生口、籍没的罪犯家属，但宋朝虽然常年面临战争，却从未有俘虏生口为奴的做法，恰恰相反，“军人俘获生口，年七岁以上，官给绢五匹赎还其家，七岁以下即还之” 。

宋政府也极少籍没罪犯之家属为奴婢。生活在南宋末的方回说：“近代无从坐没入官为奴婢之法，北方以兵掳则有之。” 方回所说的“近代”，当指南宋时期，“北方”则是指金与蒙古。北宋时，政府还偶有将罪人家属没官为奴婢的做法，但到了南宋时期，籍没为奴之法早已废弃不用。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开禧三年（1207），吴曦叛变被平定，按沿袭《唐律疏议》的《宋刑统》，犯谋反罪者，女性亲属必须“缘坐没官，虽货而不死，世为奴婢，律比畜产”，但朝廷经过议法，认为“此法虽存而不见于用”，最后，吴曦的家属并未被籍没为奴，而是“分送二广远恶州军编管”。

如此一来，贱口奴婢便成了无源之水，随着贱口奴婢的老去，他们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群体，规模只会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当然，贱口奴婢的消亡有一个过程，北宋前期尚有贱口奴婢的残余，但到了南宋时期，贱口奴婢便不复存在了。即便是北宋时期的贱口奴婢，其法律地位仍然要高于唐朝奴婢，因为宋朝法律并不禁止他们与良民通婚。

在贱口奴婢趋于消亡的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一部分下层人口不得不出卖劳力，受雇为富贵之家的人力、女使；甚至有一些中产之家，也非常注意培养女儿的才艺，以期女儿有一技之长，给大户人家当佣人：“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子等。” 于是雇佣奴婢得以兴起。

雇佣奴婢虽然名为奴婢，却不是唐朝式的贱民，而是暂时出卖一部分人身自由的编户齐民，有点像近代社会的佣人。宋人也注意唐宋奴婢的差异：“古称良贱，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之所谓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气类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于兵荒，陷身于此” ；“古称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饥寒，或遭诱略，因此终身为贱，诚可矜怜” 。

因为雇佣制的普遍应用，宋朝的城市中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劳务市场，出现了类似于家政中介的组织：“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 ；“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 。这里的“行老”“牙人”“官私牙嫂”，都是家政服务中介。

应该说，贱口奴婢式微、雇佣奴婢勃兴的历史趋势，在唐朝中后期就出现了，但要等到宋代，雇佣奴婢才完全取代贱口奴婢。

再从主观的因素来看。我相信，在宋人的观念中，奴婢是人，而不是畜产。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宋人不同意将同胞当成畜产的观念：“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轿，如王荆公（ 王安石 ）、伊川（ 程颐 ）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 在北宋士大夫看来，乘轿乃“以人代畜”，是对人之尊严的侮辱。

宋政府显然也认为奴婢是人，而非财物。唐朝常有将官奴婢赏赐给大臣之举，因为“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而宋朝则未见奴婢给赐的记载。咸平年间，宋真宗还下诏，“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 价 ）以偿” ，即禁止官府将债务人家中的奴婢折成财产抵债。唐人允许债务人没有财力偿债时，用人身抵偿债务：“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 债务人 ）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 但宋人已不能接受这样有损人之尊严的做法：“诸以债负质当人口（ 虚立人力、女使雇契同 ），杖一百，人放逐便，钱物不追。”

唐律允许奴婢交易，从法理上说，人口若可以买卖，无疑是将人视为商品。宋政府却不能同意这样的预设，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淳化二年（991），陕西一带发生饥荒，“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 。当时陕西沿边邻境的戎人部落还保留着奴隶制，陕西的贫民便将男女小童卖给戎人为奴。宋廷知悉后，下了一道诏令：“宜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即派遣使者带着官钱，向戎人赎回被卖的小童，送还他们的父母。

简言之，唐人将奴婢视同“物”，宋人则将奴婢当成“人”。尽管《宋刑统》沿用了《唐律疏议》的“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之条，但我们要知道，宋人修刑统，几乎照抄唐律，连诸多不合时宜、无法执行的条款也抄下来。到南宋时，便有学者提议：“《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当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指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及五代‘私酒犯者处死’之类。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法律史研究者相信，宋代“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高度发展，导致统治阶级的传统观念发生变化。民事立法新增了保护奴婢人身权的规定，其根据是编敕，而非《宋刑统》。奴婢由民事权利客体转化为主体，在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唯宋代独有” 。我们认为，宋人观念的嬗变，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时代精神，推动着良贱制度的瓦解、贱口奴婢的消亡。

良贱制度的瓦解

除了官私奴婢，唐朝的贱民还有官户、杂户、工户、乐户、部曲。他们呢？在宋代是不是还存在？

跟贱口奴婢一样，入宋之后，部曲作为一个贱民阶层也消失了，因为随着门阀制度与庄园经济的解体，从前的部曲均被放免为自由民。一部分部曲可能获得了土地，成为自耕农；一部分则成为地主的佃户。租佃制全面代替了部曲制。

在租佃制下，佃户不再是所谓的贱口，而是自由民，具有跟其他编户齐民平等的法律地位；佃户与地主之间，仅仅构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而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关系。租佃关系基于双方的自愿结合，法律禁止地主在人身上束缚佃客，天圣年间的一条诏令说，“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 年 ）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意思是说，佃户在每年收割完毕之后，均可自由退佃，不须经过田主同意，如果田主阻挠退佃，佃户可以申请法律救济。

为避免地主与佃户双方发生利益纠纷，宋政府要求租佃关系的确立需要订立契约：“明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租佃契约通常要写明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租佃期、田租率等。合同期满，租佃关系便宣告结束。

如果粗读宋人记载，我们会发现，宋朝户籍中还保留着“官户”“杂户”的名目，这是不是说明宋代仍然有法定的贱民呢？不是。宋朝官户、杂户的含义，与唐朝的官户、杂户完全不同，唐朝的官户、杂户均是隶属于官府的役户，而宋朝的官户乃是指品官之家，杂户则是指“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从业者。严格来说，宋朝杂户的社会地位要低于作为正户的四民，有时候也受歧视，不过政府从未将他们列为贱户。

由于《宋刑统》抄自唐律，载有“官户”“杂户”等名目，而实际生活中的官户、杂户又另有含义，所以一些宋朝人自己都被搞糊涂了，不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律文有官户、杂户、良人之名，今固无此色人，谳议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

宋朝也有乐户，被纳入乐籍的人口包括教坊乐工、官妓等从业人员。他们是不是法律上的贱民呢？我们认为，宋代教坊乐工已非唐时的贱户，理由有二：其一，按宋时法律，乐工在教坊任职二十年以上，可以转任下层官员。乐工的子弟也允许入仕。这是贱民不可能具备的“国民待遇”。其二，除了在籍乐工，民间还有大量不入乐籍的乐人，通过“和雇”的方式，也得以进入宫廷演出，他们不隶于官，属于自由民。

相对来说，乐籍内的官妓更容易被人视为贱民。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官妓不等于娼妓。宋朝官妓的工作，是在公务接待中歌舞助酒，在官营酒店中招徕顾客，法律并不允许官妓提供不正当服务：“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 毋宁说，她们是艺人，因而被划入乐籍。

官妓若要脱离乐籍，必须获得官府的批准，宋人称为“出籍从良”，研究者正是基于这一说法，认为宋朝官妓属于贱民。但尽管如此，宋朝官妓还是不同于唐朝贱户：唐朝贱户的放良，必须经由皇帝恩赦，而宋代的州郡长官便可以批准官妓脱籍。而且，“出籍从良”只是一种沿袭自前朝的习惯性说法，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存在良民与贱民之分。日本汉学家高桥芳郎便认为：“从妓籍移入一般庶民的户籍被描述为‘出籍从良’，这显示出对官妓的特别管理和社会上对她们的轻贱，但是并不表示这些官妓就是贱民。”

宋朝工匠也告别了贱民身份。宋代的政府部门或官营手工业当然也需要一批工匠提供手工造作，不过宋政府对工匠的使用，已普遍采取雇募的方式。雇募分“差雇”与“和雇”。“差雇”带有一定强制性，但并非无偿征用，政府需要支付雇值，有时雇值甚至高于市场价，因而“人皆乐赴其役” ；“和雇”则基于官府与工匠的自由契约，双方自愿结成劳动关系，工匠提供劳力，政府支付薪酬，跟今日参加公共工程建设的工人没什么两样。而唐朝的工户是隶属于官府的役户，没有自由身。

总而言之，贱民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在宋代已经消亡了；良贱二分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在宋代已经瓦解了。虽然在宋人的社会观念中，还有着明显的良贱意识，但此时的“良”，往往只是指正当职业，“贱”，指不正当职业，而不是指向国家身份。概括地说，我们认为，宋朝有贱业，而无贱民。

要知道，唐朝式良贱制度下，良民与贱民都是由法律加以界定的国家身份，被国家剥夺了良民身份的人口，便是贱民。这是我们理解“何谓贱民”的第一个关键点。这样的贱民身份与良贱关系，并不见于宋朝制度之中，高桥芳郎发现，“现存的宋代代表性法律史料中（ 吴按：沿袭唐律的《宋刑统》不计在内 ），关于良民与贱民、主人与奴婢的法律规定，几乎可以说完全不存在。不仅是唐律，与元代的《元典章》和《元史·刑法志》，以及明律、清律（ 及其条例 ）相比，宋代不存在良贱制度相关法律这一点，甚至称得上是宋代法的一种显著特色” 。

此外，在唐朝式良贱制度下，贱民不管是以何名目出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高度的人身依附，或依附于国家，或依附于私人。因而，贱民区别于良民的标志，就是他们在法律上不具有人身自由。这是我们理解“何谓贱民”的第二个关键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良贱制度的瓦解，唐朝的部曲制演变成宋朝的租佃制，贱口奴婢为雇佣奴婢所代替，体现的正是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套用英国历史学者梅因的话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我们相信，“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亦构成了“唐宋变革”的主题。

主奴制度的回潮

宋人曾巩有一首《咏史》诗说：“不知千载下，究竟谁贵贱？”我想将它挪来形容良贱制度的千年变迁。我们现在拉宽视界，在“千载”长的历史时段中考察“究竟谁贵贱”，便会发现，自秦汉至明清，宋代可谓是唯一的一个在法律制度上不承认国家身份之贱民、不存在奴隶贱籍的王朝。

秦汉时期尽管尚未形成完整的良贱制度，但法律中已有“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 的规定，且奴婢所生子女，仍为奴婢。从魏晋至隋唐，伴随着门阀社会与庄园经济的形成，良贱制度也同步发展，并在盛唐之时发展成熟。经历“唐宋变革”，良贱制度才趋于瓦解。

但是，在与赵宋并存的其他地区，都保留着糅合了唐制与草原部族传统的奴隶贱籍。在辽国，“凡征伐叛国俘掠人户，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没官户，皇帝亲览闲田，建州县以居之，设官治其事” ，这些俘掠、没官或臣下进献的人口，都是贱口奴婢。辽国的贱口奴婢包括“宫户”与“掖庭户”（ 契丹皇帝之私奴 ）、“著帐户”（ 皇室之私奴 ）、“媵臣户”（ 皇后、公主之私奴 ）、“投下户”（ 贵族之私奴 ）、“二税户”（ 寺院之奴隶 ）等。辽主还常常将“宫户”等赏赐给臣下，作为他们的奴隶，如天禄元年（947），辽世宗“以崇德宫户分赐翼戴功臣”，统和二十二年（1004），辽圣宗“以继忠家无奴隶，赐宫户三十”。

在西夏，官府也会将一部分俘掠来的蕃汉军民、籍没而来的犯罪人口及其亲属，罚为奴隶，以供奴役。西夏人将人身依附于主家的奴婢贱口称为“使军”“奴仆”。根据《西夏天盛律令》，主人可以自由使唤奴隶，“诸人所属使军、奴仆唤之不来、不肯为使者，徒一年” ；主人也可以将奴隶卖掉，或者用于偿还债务，“诸人将使军、奴仆、田地、房舍等典当、出卖于他处时，当为契约”，可见西夏的“使军”“奴仆”跟田地、房舍一样，具有私人财产的性质。

在女真部落及金国，同样保存着奴隶制度。金国的奴隶有“监户”（ 宫廷之奴隶 ）、“官户”（ 官府役使的奴隶，与唐朝的官户一 样 ）、“二税户”（ 寺院之奴隶 ）、家人（ 依附于猛安谋克户的奴隶 ）等。大定二十三年（1183），金世宗下令统计全国“猛安谋克户”的户口、畜产之数，尚书省奏报统计结果：“猛安（ 千夫长 ）二百二，谋克（ 百夫长 ）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 这里的“奴婢口”即附籍于猛安谋克户的奴隶，大约占猛安谋克户人口的21%。

在对宋战争中，金人还俘掠了大量宋人为奴：“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这些奴婢生活非常艰苦，“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 。

灭宋、灭金、灭西夏的元王朝，也从草原带入了奴隶制度——“驱口”制。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指被征服者俘虏为奴、供人驱使的人口。元人说：“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又有曰‘红契买到’者，则其元主转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 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豪富都占有大批驱口，按照元朝法律，“诸人驱口，与财物同” ，驱口的法律地位等同于财物。

除了驱口，元朝人口中还有大量怯怜口、投下户，也属于诸王、贵族等封建领主的私属人口，他们不列入国家的编户齐民，不纳系官差发，而替领主执役，是领主的私人奴隶。

元王朝还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淘金户、炉冶户、打捕户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人身役。“诸色户计”制度之下，人户对官府有着严重的人身依附，他们实际上都是没有奴婢之名的奴婢，元人自己便说，“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 。

“唐宋变革”所表示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至宋元易代之时，已发生逆转，而且这一逆转延续至明代，因为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还是沿用“诸色户计”制度：“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 我们且以其中的匠户为例，明王朝将全国工匠全部编入匠籍，分为轮班工匠、住坐工匠，并规定匠户世代为匠，子孙相承，不得自由择业。轮班工匠必须定期赴京师无偿服役，路费自带，服役时间一般为三个月；住坐工匠则就地服役，每月服役十天，朝廷发给一点伙食津贴。他们跟奴婢实在没什么区别。要等到成化年间，奴役性质的匠户制才趋于瓦解。

朱元璋还恢复了“籍没为奴”的中世纪制度，虽然他曾下诏解放奴隶：“诏书到日，即放为良，毋得羁留强令为奴，亦不得收养。违者依律论罪，仍没其家人口，分给功臣为奴驱使。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限。” 然而，恰恰是这道诏书，暴露了朱元璋对奴隶制度的支持：凡违反诏书的人，将被籍没人丁，发配为功臣的奴隶；功臣之家保留役使奴隶的特权。

显然，朱元璋废奴，并不是出于“一个人不可成为另一个人之奴隶”这样的情怀，而是认为平民没有资格役使奴婢，官府与大臣才具有这样的资格。事实上，朱元璋确实将大量战争俘获的人口与罪犯家属籍没为奴，分配给功臣：“明初，以罪抄没人口多分给功臣家为奴婢”；“太祖时，军中俘获子女多分给功臣家为奴婢”。

另外，宋时已经瓦解的良贱制度，在明代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明朝的官奴婢、世仆、乐户、九姓渔户、丐户、疍户等，都属于贱籍，他们不但被社会公众歧视，还被赋予贱民的国家身份：世袭为业，不得更籍；不准与良民通婚；“子孙不许读书应试” 。跟唐朝贱户不同的是，除了官奴婢与世仆，明朝贱户的人身依附性并不明显，像乐户、丐户、疍户、九姓渔户，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主子。

清代雍正年间，朝廷才先后豁除了乐户、丐户、世仆、疍户等贱民的贱籍，将他们列入编户齐民——应当承认，这是雍正帝的一大德业。然而，尽管贱户在名义上已成了良民，法律对他们还是充满歧视，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距雍正开豁贱籍差不多已过了半个世纪，清政府还出台了这样一条定例：“削籍之乐户、丐户，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本族亲友皆系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若系本身脱籍，或仅一二世，及亲伯叔姑姊尚习猥业者，一概不许滥厕士类，侥幸出身。至广东之疍户、浙江之渔户，及各省凡有此者，悉照此办理。” 那些贱民在脱籍改业之后，要经过四代人，且直系亲属都改业，后裔才可获得良民的待遇。

而且，虽然雍正帝给乐户、丐户、疍户等贱户豁除了贱籍，但清王朝的八旗制度却一直保留着中世纪式的主奴关系，旗人中的包衣、旗下家奴，法律身份均为家奴。包衣隶属于天潢贵胄、王公贵戚，是皇室、贵族的家臣，“见王，如家奴见家长之礼；包衣之女，许亲王等拣选为媵妾” ；旗下家奴隶属于一般的正身旗人，是法律上的贱民，没有独立户籍，不准参加科举，不准与良人通婚，跟大唐的奴婢、部曲差不多。不管是包衣，还是旗奴，他们的家奴身份都是世代相承的。

清朝皇帝非常重视这种千秋万代传承下去的主奴关系，即便是废除贱籍的雍正帝，也特别强调了旗人的主奴之分：“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之分”，“夫主仆之分一定，则终身不能更易。在本身及妻子，仰其衣食，赖其生养，固宜有不忍背负之心；而且世世子孙，长远服役，亦当有不敢纵肆之念”。 直至清末，宣统元年（1909），清廷在覆灭前夕，才下诏废除主奴制度：“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

八旗制度下，清王朝的君主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大清国的皇帝，又是所有旗人的主子，因此，旗人对皇帝需要自称“奴才”。乾隆帝曾颁发上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着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摺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奏公事称臣，奏私事称奴才，表明旗籍官员也有着双重身份：既是朝廷之臣僚，又是皇帝之家奴。到了宣统二年，清廷才宣布：“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着一体称臣。”

主奴关系的本质是人身依附，而中世纪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便是制度性的人身依附。但凡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尚处于中世纪，都会保留着人身依附制度，比如家臣制、庄园农奴制、贱口奴婢制、驱口制；而文明的进步，其表现之一则是人身依附制度的消亡。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盛唐，还是西夏、辽国、金国，抑或是元、明、清，都处在中世纪，宋朝才可谓庶几迈入了近代文明的门槛。 uXJT/meyWmr52e1JKzdko8q4xvj9g8CarRl8N+01F0Flce+7lfVEM/2UtJFREJ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