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人的地产

通过他们的中国同事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燕大先后找到了不下十处有望成为未来校址的土地，而可能出售、赞助或帮助购买土地的社会势力千奇百怪。比如1919年11月，司徒雷登在他的信中便提到，有一位对投资铁路有兴趣的中国人，“希望将他的计划与燕大的新校建设挂钩”，他已经在城南购买了两千八百亩 土地，并另外租了五千亩，想以此建设一个示范农场养牛、羊和猪。他找到燕大的原因是他想找些能以西方方式管理他的农场的管理员和“牲畜疾病专家”，以及一个有可能出任他的农业学校校长的人选。

自然，这样的想法虽然有趣，却很难和燕大的远景规划契合。在寻觅校址期间先后浮现出来的三次真正的机遇，大多和先前的皇家地产有渊源，却两次因为突发的政治情势波动先后夭折。

1919年早期，燕大曾经看上一块位于北京城西的地产，大致在今天的月坛公园附近。我们无法确定，这块被燕大校方称为“月坛地产”的土地是否包括月坛内所有古建筑，但知道校址在月坛南，“（去西郊的）碎石路以西”，看上去那块地皮也包括一些零星的私人坟地。

对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中间最首要的问题是所牵涉的复杂的法律手续。两个发展程度和文化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让交涉变得困难重重。燕京大学并不是在做慈善事业，所以他们要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进土地，并澄清所有的土地权益问题，燕大校方曾经一厢情愿地希望，政府能去代表他们说服附近的农民卖掉土地，燕大接受以较高的每亩价格成交，这样“总比让中间人取利要好”，也保证他们在道德法律上两不亏欠。然而，“政府可能还有些法律程序要完成”，燕大很快便发现民国政府的法律程序似乎没完没了。

经过几番交涉之后，司徒雷登略带焦虑地告诉路思：“土地问题尚无进展……我估计政府可能不会给我们月坛，（虽然）这庙和我们心目中的校址迫近。”

认为这块地皮唾手可得的想法显然过于天真——燕大认为，西直门附近的城墙有望被打开一个缺口，正对燕大将要购进的月坛地产。然而，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图13）是一个风水迷，在西直门城墙上开口的想法实际没有指望——俗语说，“东城贵，西城富”，城墙的豁口会使得那里的财富白白流失。更糟的是当时的政治局势——由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风潮，整个安福系和亲日的内阁都摇摇欲坠，外国人的在华活动变得越发敏感和困难。被吓坏了的“小皇帝的爸爸”，也就是醇亲王载沣，清政府派出考察宪政的第一批官员之一，因此延迟了向燕大校方售出“一块位于猎场上的地产，包括农庄和花园”。更不要说，还有散布在地产之间的一些坟墓，对于燕大校方而言，它们是“最困难的因素”，因为它们牵动着对于祖先坟墓万分敬重，而又对“洋鬼子”的事业疑惧参半的中国人的神经。

就在1919年和1920年交替的当儿，建筑师茂飞在燕大新校址尚没有着落的情况下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待了两个星期，和燕大校方“非常仔细地制订了建筑方案” 。（图14）显然，这样一幅规划图是毫无现实依据的，它出现在一个没有头绪，也没有上下文的空间里，那座被严整的四合式建筑群落（quadrangle）所界定的校园可以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郊外，却不是北京的城市近郊。如果没有中轴线后的那座宝塔和建筑样式的中国面貌，说这所大学和美国大学——比如托马斯·杰斐逊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图15）——的空间布局更接近一些，大概也没有人反对。

直到1920年1月，司徒还在给路思发去月坛地产的照片，看出情势棘手的董事会还在授意司徒不要错失时机，“中国新年可能是个（达成交易的）好时机”，纽约甚至授权说，只要这块地产在城外，他就可以自行决定而无需向纽约请示。但是交易变得越来越没希望，“我们被在各个机构官员之间踢来踢去，他们无望也无诚意帮助我们”。

就在他们几近绝望的当儿，1921年4月，通过刘廷芳博士的关系，军阀冯玉祥军中同情基督教的客卿王铁珊为燕大找到了一块新地，那是西直门外时称农事试验场的所在，这个地方民初为人所知，更多的是因为在那儿饲养和展览的野生动物，俗称“万牲园”（图16）。王铁珊所找到的那块地在整个农事试验场西部，按司徒雷登的说法，有“如画的池塘茶园”，原是“某个达官贵人的度假场所”（大概指的是那时尚存的俗称“三贝子花园”的继园）。王铁珊并说，如果此处不行，就把圆明园故地给他们作为后备，一样的价钱，但是面积多达“十二个平方英里” 。

来源：弗吉尼亚历史文化博物馆。

来源：商务印书馆1932年印行《风光名胜集》。

在司徒雷登的眼前，这块被燕大校方称为“动物园地产”的地皮还是很动人的：

此处离城有一段距离，因此足够安静和独立……离去清华学校和颐和园的大路只有一点点路，因此旅游者和参观者想要去的话都很方便，（基址上的运河）对水上交通的可能性而言是颇打动人的，景观的价值非常吸引人……另一好处是这块地的周边已经有不错的围墙了，所以省了一大笔（重建围墙的）钱，建筑的布局急需重整，但结果的景观效果将更为理想。

经过一番斡旋以后，王铁珊找到了1920年4月20日司徒雷登电报中所提到的至少一百亩地，索价墨西哥鹰洋一万五千元，先付一半。而在另外一边，因为司徒雷登试图依赖于这种“托朋友办事”的中国俗套，校址委员会中有人担心不经过托事部是否会有麻烦，司徒雷登解释说，按照中国人的办事风格，这种人情交易只能如此。

看上去这笔交易几乎铁板钉钉，大功告成了。不料，风云突变，就在1920年5月19日前后，北京政府中的熟人突然告知司徒雷登，由于他们未便明言的“政治局势”的变化，取得动物园地产已经不大可能了。

“政治局势”代指的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1920年，这种政治敏感并不是夸大其词，“火烧赵家楼”后，“卖国贼”是无论谁都要掂量掂量的一顶尊号，面对多少以洋派自矜的燕京大学也不例外。当时，包括王铁珊在内的，试图帮助燕京大学的政府高官并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他们本试着用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来淡化这种危险：

（政府官员们）先来个模棱两可、措辞含糊的协定，先把事情通过了签字了事，付一小部分钱，然后公开宣布此事，然后就有利于进一步的，可让我们安心的操作。政府先将地产租给校方五十年，到了五十年期满，如果彼此高兴，不必付钱就可更新合约……从他们的角度看，这一切是照顾了他们的面子，因为将一块有历史意义的地皮公然卖给外国人是不合适的。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20年5月19日，司徒雷登沮丧地承认“（由于当下的政治局势）保全动物园地产的举措归于失败了” 。倒霉的事情还在后面，不久后的夏天，燕大获知西北城角外一英里京绥铁路以东有“一百多公顷或多些土地”，在别无他想的情形下，按照当时很流行的做法，有铺保就可以签约，校方花了一笔可观的钱，找城西北一个大银号作保签了协议，不承想当地一个官员告诫说这种协议不完全合法，校方最终只好撤了协议拿回款项，吃了一个闷亏。

传教士们终于把目光投向了西郊的海淀。

燕京大学校方最初知道海淀，是因为当时由庚子赔款而建立起来的清华学校 。1919年年初，美国建筑师茂飞帮助清华设计了第一批体面的西式建筑，包括今天仍在使用的大图书馆和大礼堂。可能正是通过茂飞的关系，燕大知道了更多海淀新营建的细节，但在1920年春天之前，传教士们并未认真地考虑在海淀建校的可能。在司徒雷登的信中，他只是曾提到过，1919年的秋天，他在去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 的路上见到过一块地，它大约“离城五英里半，离清华火车站半英里路远，离去西山和清华的碎石路很近”。

因为地产的主人是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后代，睿亲王仁寿，燕大校方习惯将它称为“满洲人的地产”。在1920年初夏，紧接着动物园地产的失败适时而至的这块地产，成了燕大校方的救命稻草。

尽管还没有完全放弃在西直门周边的努力，燕大开始严肃地考虑海淀地产的可能性——海淀是远了点，但在1920年春天那样的情形下，燕大校方找到的是一条妥协之路，也是一段看得见摸得着的启程之旅。至于它是不是通往美国教会在华事业新的发展高峰，当时还没有人可以预见。当无可选择时，唯一的选择也许就是最好的选择，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们没有花多少时间，就认定他们看似勉强的最后选择，其实是桩不赖的买卖。

从盔甲厂到海淀的路是长了点，但是这条路所连接的，是段非常富于象征意义的旅程。若干年后，投考燕京的年轻人如此描述这段旅程：

当我第一次从北平城内南池子趁上燕京校车，驶出西直门，走在夹道的柳荫里时，遥望前途，心里真像有百花齐放，闪动着一片光彩，把生命中以往的一切阴影都扫荡净尽……大约走了五里路，经过了一个古旧的海淀小镇，便望见长长的围墙之内，有参差疏落的树木，然后，墙外一对栩栩如生的巨型石狮子把守着巨型的绿瓦朱门，赫然出现在眼前。 （图17）

这条通往西山的道路所具有的，并不完全是只有文学家才乐于理解的隐喻。从北京城内“无风三尺土，雨后一街泥”的土路，到连接北京内城和西郊的碎石林荫道，到海淀燕京校园最终建成的柏油马路，我们经历了从前现代的都市走向自然风景的空间序列。而其间的变化，并不仅仅是闹市变为乡村，也是落后转为进步，由纷繁的人事嘈杂的市声，变为地平线上孤零零的“文明社会”的精神堡垒的梦想。这里面既混杂了中国传统中对世外桃源的期冀，也包含着20世纪初期，西方工业社会对于城市之外的“自然”的敬慕与艳羡。

千百年以来，封建王都中的城市风景，并不都如后来人们的想象中那般精彩，真正精心建设和细心保养了的北京，是私人的、四合院里的自家世界。这个世界之外，诸如四合院间的过道、街坊与街坊之间的隙地，甚至城市的主要干道，往往都是些“零余空间”，没人疼、不招人爱的地方。街道是倾倒粪便的地方，也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垃圾场，担负城市排水重任的暗沟毁坏多年，无人过问。 一切只因为，那些大伙“公有”“公用”的地方，并不是一个需要“公共意识”的空间：

（城市道路）中间最宽之部分称甬道，约比两侧的路面高三尺左右。天子行幸等在甬道上撒黄土，作为御道……两侧道路的宽度不足甬道的一半……

北京的土质是所谓的黄土，松散易干，故甬道必须不断添补黄土，而添补时又必须挖掘甬道两侧路上的土，又因节省搬运所用土砂的劳力，甬道两旁便自然形成沟状，其深度有的达七、八尺，一刮风，便黄土飞扬，天空会忽然变成黄色，真有所谓“黄尘千丈”之景观。每逢下雨，甬道两旁雨水阻留，往往形同沟渠。若是连日霖雨，据说甬道两旁的水深处，时有行人溺水。

这样的“衣袂京尘”，与公共“景观”中期求的“开放空间”并无太多关涉，由袁宏道《满井游记》一类小品文而为人们所熟悉的郊野风景（图18），恰恰毗邻北京城市左近最破败的地区，平日里多半无人过问。明清两代，只有富裕的士绅和皇族，才能在他们的地产内维持有限的、不失生活品质的人造“野趣”，而一旦他们失势破产，这些园林也就迅速地颓败为蒿草丛生的废墟。

来源：哈佛大学图书馆。

显然，这种“自然”并不是1920年左右在中国的西方人所能理解的趣味。辛丑条约后，获得了自由出入北京权利的西方人发现，在铁桶似的北京城的西北城角外，另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去处，那就是西山——相形之下，西方人对于位于西山的皇家园林区的兴趣和它们的旧日主子有所不同。特别是在1911年帝制被推翻，民国建立后的十年间，正如柯律格（Craig Clunas，或译为克雷格·克鲁纳斯）所言，西方人对于中国园林的兴趣正经历着一个变化，即把中国园林正名为一种中国文明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就它的“亲近于自然”的方面而言。 ^[3] 史景迁进一步指出，法国人在20世纪初对于中国的东方情调和神秘色彩特别有兴趣，民国建立以后，美国人接了法国人的班， ^[4] 他们的兴趣尤其表现在他们对那些“如画”（picturesque）的旧日园林与自然的“亲近”的看重，他们看重的，是种“在灵与肉上兼备的健康价值”。 ^[5]

对于1911年后的中国人而言，旧日园林的遗址，比如圆明园，其实已经具有了宣扬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潜质。 但是这一点于西方人而言似乎无足轻重，对于他们先前造成的种种破坏与灾难，他们也未有丝毫愧疚。对于蜂拥至西山地区旅游的西方人而言，他们更看重的是逃离尘嚣、投向自然怀抱的那段旅程。在那个时期的D.H.劳伦斯、托马斯·曼等一大批西方作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自然之旅的象征意味，因此又涂上了一层东方主义的迷离色彩。

早在1918年，商人于连·阿诺德（Julean Arnold）就已经在给燕大董事会写的信里提出建议，当时正在寻找新校址的燕大校方应该考虑城外北郊或西郊，即与西山接近的地区：

不仅学校本身会有好得多的空气，去美丽的西山野营和郊游也会大大便利。这一切都是把学校放在（北平西北郊）的理由。

可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拿他的话当回事，主要的原因和前面司徒雷登所提到的一样，“我们的人认为它太远了”。而燕京大学通过购买海淀地产的决议之后，这距离就不再是什么问题了。

据司徒雷登说，当时北京政府曾有这样的提议，拟建一条自北京去西山温泉的城市铁路，而第一站就是拟迁校西郊的燕大。这样的提议多半从未进入实质性的讨论，我们看到，类似的宏伟计划直到今天才将将实现——然而，司徒雷登认真地用它作为一个说服决策人的理由。“因为有了（可能建造的）铁路和汽车，”司徒说，“新校址也许不像看上去那么远。”而且，西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时髦的旅游观光点。司徒雷登认为，每天都会有许多去西山旅游的西方人和中国人光顾新校址，因为它面对着当时唯一的那条去西山的机动车道路，因此而来的知名度将有助于宣传燕京大学。 这还不算，新校址的景观和卫生条件也非常理想，它有着“便宜到达”的与城市间的交通以及安静的学术环境。在拥有新校址、扩大学校规模之后，学校会招收许多来自基督徒家庭、说英语的学生，因此对校方来说，新校址的“道德上的优势”将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据说国立北京大学有意迁校到玉泉山，这样一来北大、清华、燕大三足鼎立，清华学校是美国和中国教育沟通的渠道，北大（国立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年轻的一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心……

这广达四十英亩 的新校址不仅仅是没有缺点，简直就是完美了。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把我们描述的复杂烦扰的寻址过程，简化成了两段文字：

同时，大家还达成一致在城墙外找一个校址，离城不能超过一英里。后来证明这是个苦差事。几个世纪以来，外省来京定居的官员都会给他们的家庭成员留好墓地，于是在城边买了大块土地。北京周边就布满了这些不相关的私人墓园。很多年久失修，也不知道主人是谁……因此，最后选址的事情演变成一个“迁坟事件”了，所以也就半截入土了。

我们围着北京到处转，有时候走路，有时候骑驴，有时候骑自行车。但是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有一天我应朋友之邀去清华大学，他们中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不买我们对面这块地呢？”我看了一下，它位于通向颐和园的大路上，离那里五英里远，但是因为交通方便，所以比那些虽然地理位置近，但是交通不便的地方好一些，而且是个吸引人的地方。这里朝着著名的西山，山坡上建有中国辉煌历史上一些美轮美奂的寺庙和宫殿。

这被大大简化了的“宏大叙事”看重的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在司徒雷登的笔下，获取燕京大学校址的繁冗过程成了一幕过于戏剧化的活剧，苦苦的寻找几乎变成了不经意的邂逅。在1919年某时徜徉于西山道上的司徒雷登，“次年夏天”又去陕西省城见了这块土地的主人，陕西督军陈树藩。据说，司徒准备了二十万美金的巨款，陈却告诉中间人说，他买这块地是为了给他父亲养老的，留让之权操在父亲的手中……碰巧陈父是个爱好秦腔的戏迷，中间人因此有机会在演出后的酒桌上（看上去像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趁机提出购地的意向。不久，陈树藩就给司徒雷登和董健吾送来了请帖。

接下来的一幕简直就像电影里的一个镜头：

我们重新坐下，陈督军又开始发言，说：“我购置勺园，是作家父晚年退休养老之用，绝无出让之意，也无谋（牟）利之图，有朋友劝我价让燕大，这是违反我聊尽孝意的初衷，我们坚决不肯，毫无商量的余地……”（司徒雷登听到这里，双目对我瞪了几下，非但表示惊讶，而且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不料督军继续讲下去的是：“我遵照家父宏愿，不是卖给燕大，而是送给燕大。”

这活灵活现的描述显然有众多与事实有出入之处。 事实是，为了购买这块地皮，司徒雷登确实专程去陕西与陈树藩面谈，由他的回忆录，并参照高厚德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陈树藩的父亲是把这块地转让给了一位姓邓的北京人。1920年10月15日，燕大校方首先和邓签订了契约，作价六万银元，后来，陈树藩不满邓越过他们向燕京大学索价，就经过协议把这块地产从邓那里要了回来，最后由陈自己亲自出面，把这块地皮以半卖半送的方式给了燕京大学，作价四万银元——便宜的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了奖学金，另外加上几个襄助陕西教育的条件。（图19）

在对待新校址的态度上，也存在着同样戏剧性的转变。自然，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郊区的校址并不是按计划、有步骤得来的，而多少是一个意外收获（windfall）。但是既来之，且安之。既然银货两讫，那么不管怎么说也得积极地看待新校址的“郊区”价值。于是人们又想起了阿诺德所说的“好得多的空气”与“美丽的西山”。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故事开了头便积极地寻求后续故事的基本态度，成了对于新校址“景观”营造的重视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成了后来整个校园规划风格变更的一个重要契机。司徒雷登后来写道：

校址有很多上乘的古树……风景妙不可言。我们的大门将会对着西面，直冲颐和园和西山……我相信这些可以变成有效的景观营造。

其他人的见解与之类似：

（校址）面对着闻名遐迩的西山，有全北京最美丽的天际线……我们的学校的选址再好也不过，它有着郊区的健康价值…… ^[6]

“景观”的因素，就这样并不神秘地进入了燕大规划者们的视野。早些时候，在西直门几处产业的落实过程中，司徒雷登等人对“景观”也似乎颇有兴趣，不过，没有证据证明，景观是他们最重要的考量。但是，当一个郊外的新校址变得不可避免时，海淀新校址能为燕京大学带来的显然要远远多于它的“健康价值”和“和自然的亲近”。

在当时的西方叙事中，1911年中华帝国的解体带来的是一个前现代的中国的寿终正寝，这个贫穷封闭的古老国家突然在一夜间变成了一个可敬的古老文明。在当时络绎不绝的西山外国游客的心目中，西山代表的是“中国伟大的过去”、一个凝滞的无历史的“自然”，与一个现代的、处于无休止的变化中的现实中国相对照——阿诺德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封信中说到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发展，它给古城北京带来的巨大变化已经使得一些外国人发出了“一切都变得太新了”的感叹。 ^[7]

在这个意义上，海淀校址不仅仅位于北京城和西山之间，也位于中国的过去与现实之间，因而它也具备了为在华美国教会推行由它支持的高等教育进行鼓吹的条件。美国教会形象地把这种努力概括为促进中国除“旧”布“新”的进步，同时“不丢失‘旧’中的好的东西”。（图20）

那将是一个美国人设计的、“中国式”的校园。

[1] “Concrete and Ideas Retain the Old Beauty of Orient and Add Strength of West,” The Far East Review, May 1926, pp. 238-240.

[2] 按照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意见，美国人直到庚子之变之后才逐渐取代法国人，表现出对中国的东方主义的特殊兴趣。“The French Exotic”and “ An American Exotic?”in Jonathan D.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3] Craig Clunas,“Nature and Ideology in Western Descriptions of the Chinese Garden,”in Joachim Wolschke Bulmahn ed., Nature and Ideology:Natural Garden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97, p. 29.

[4] “The French Exotic”and “ An American Exotic?”in 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5] Craig Clunas,“Nature and Ideology in Western Descriptions of the Chinese Garden,”in Joachim Wolschke Bulmahn ed., Nature and Ideology: Natural Garden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9.

[6] Yenching University, Peking News , October 1921. Peking News （《北京通讯》）为燕京大学在海外宣传所刊行的刊物。

[7] “Concrete and Ideas Retain the Old Beauty of Orient and Add Strength of West, ”The Far East Review, May 1926, pp. 238-240. SbIktdpqWdC/PmeQiovrlAQYygVVvKfrsxZ7YCIy6hKEV6O2UoxRwECQ9MhV4f8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