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这一年的秋季,在不复是清帝国首善之区的故都北京 ,来往于西山和西直门之间的人们没准会看到这样不寻常的一幕:有一位身材颀长、高鼻深目的外国人,他不乘黄包车,也不像他那些颐指气使的同伴坐着汽车,一路绝尘而去。
——他骑着一辆脚踏车,那时这玩意儿对京郊的农民们来说也还算是稀罕物。因为时而左顾右盼,他骑得不算太快,在荒野里时不时地,他干脆就下了车,推着车沿着沟沟坎坎的土路徒步而行。这个神秘的外国人在虎皮墙圈起的私人地产周遭走动,像是以他的步伐丈量着什么,又像是个刺探情报的奸细。
人们不禁会想,这个外国人想干什么,他又是谁?
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个外国人非同小可,若是介绍说,这位新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人名唤John Leighton Stuart,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可是他的中文名字却是尽人皆知的——他就是司徒雷登,美国教会在华传教史上最出名的传教士,那个出生于杭州、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中国通”,1919年到1945年间的燕京大学校长,1946年起出任美国派驻中国国民政府大使,因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进了我们中学课本的那个美国人。(图1)
图1 出任燕京大学校长时期的司徒雷登
在今天,人们已经无从想象20世纪早期中国人对“教会”和“传教士”的观感。可实际上,那与中国传统城市肌理无涉的教堂,是东西方文明冲突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最触目的痕迹——这痕迹不仅是烙印也是伤疤,在那个年代,外国教会就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传教士就是“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庚子之变揭开帷幕的中国20世纪,对这群高深莫测的外来者一直怀有疑惧之心,既畏且憎的疑惧之心——对在过去六十年内数次见扰于列强炮舰的北京市民而言,这种疑惧之心使得洋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让他们产生本能的猜忌。
然而,这个叫作司徒雷登的洋人并不是在施行某种魔法,相反,他正站在一生重要成就的起点。在那一刻,他正带着轻松而激动的心情憧憬着:一所大学,一个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而言都崭新的教育机构,即将在这片已经太古老的土地上拔地而起。而这一瞬间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时刻——时光向后四十载,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家中,垂暮的司徒雷登近乎失去了他所缔造的一切,但回忆起1920年的这一幕时,他依然沉醉于其中:
我看了一下,它位于通向颐和园的大路上,离那里五英里远……这里朝着著名的西山,山坡上建有中国辉煌历史上一些美轮美奂的寺庙和宫殿。
即使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也很难说,今天的人们是否能够对司徒雷登所目击的这一幕“感同身受”,理解这种创造历史的感觉——在这本书里,创造历史不是隐喻层面上的沧海桑田,而是实实在在的物理变迁。如果有一个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变化的老人,他既见过司徒雷登所拜访过的,尚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北京西郊的大片荒地、沼泽和农田,也见到了今天西四环路限速八十公里每小时的车道上流淌的车流,既曾推窗,在毫无遮蔽的视野中看见西山晴雪,也曾在拥塞的楼居里目击了今天海淀平地而起的高层住宅,他一定会更深刻地体会到“陵谷变迁”这个词的含义。一个身处历史峰峦的转折点的人,通常会有更多的机会回顾过去和预见将来,认识到它们足够深刻的差异。
然而,很少有这样足够长寿的人。
所以,想象代替了回忆,宏大的叙事遮蔽了更可感的细节。当历史被缩写为一个个传奇性瞬间的跃进时,它变成了一幅幅扁平的褪色的图像,带上了那些年代的特定记录手段的痕迹,也因此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拉开了距离。例如,这样的一幅旧日燕京大学校园的风景(图2),大约是一张三英寸 黑白照片的放大,它柔和的深褐、浅绿调子多半是手工上色的结果——在1935年伊士曼柯达公司发明的彩色胶片正式投入商业使用之前,即使是再好的晴天也是没有颜色的。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无论是“生于70年代”还是“生于80年代”,单单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已经不能建立起近似于司徒雷登眼中的图景了。甚至我们的父辈们也不能,因为今天的中国人大多已经没有对于传统生活的感受,没有和祖父叔伯、兄弟妯娌一大家子人挤在同一个庭院里,烧火起灶、洗涮晾晒的经验了,因此,他们也不能强烈地感受到建筑历史中“改变”的意义。
要知道,1920年的绝大多数北京市民都还住在没有现代的供暖和炊事设备,没有自来水供应和下水管道的四合院里,而相当一部分穷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住宅”可以栖身。 在这种情形下,那在北京西郊的农田和一片荒野之间拔地而起的燕京大学不啻海市蜃楼,那水泥砌就的画栋雕梁看上去类同于中国传统建筑,按传统建筑的尺度标准来看却高大得近乎荒诞,那采光明亮、隔音良好的房间,那一拉就亮的电灯,冬日依然温暖如春的室内,简直给人一种类似于神话式的体验。
图2 盛期的燕大校园,由今未名湖东南角水塔上往西北方向观望,图中右下方可见湖心岛岛亭,背景中可见玉泉山玉峰塔和颐和园万寿山
然而,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的校址的“发现”并不是一个神话。这牵涉两个问题:
燕京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它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纠葛源于何处?
以及,司徒雷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从熙熙攘攘的北京内城,一路寻觅到海淀的这所废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