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建筑复兴”

由茂飞指导，茂飞和吕彦直（图38）在南京共同设计的金陵女子大学，1919年开始准备工作，三年之后开工建设。几乎是与此同时，茂飞也接下了燕京大学的业务委托，定下了另一个时间表。他为金陵女子大学拟定的紧凑工作日程，很能代表这位建筑师在华从业早期设定起来的一般工作程序：

1919年4月15日至6月1日准备供筹款展示的图纸；

6月1日至9月1日，纽约的工作图纸准备；

9月1日，纽约的工作图纸运中国；

10月1日，纽约的工作图纸运抵中国；

10月1日至12月1日，纽约的工作图纸在上海完成，由德本康夫人指导，详细设计准备；

12月1日，最终平面图和详细工作图纸由上海寄出，寄给施工者估价；

1月1日，估价完毕；

2月1日，签署施工合同；

3月1日，施工开始；

9月1日，第一组建筑入住。 ^[3]

从这份前后一年半的工作日程可以看出，意向性设计，也就是启动项目的草图设计，和正式的设计所耗费的时间基本相当，都是三个月，都在纽约完成审查。这种情况对于在华西方教会大学的建筑设计非常普遍，因为展示可能的愿景（envisioning）对筹得项目的资金至关重要，或者可说，既是先有蛋，再生鸡，也虚托了不存在的鸡，好下实在的蛋。相形之下，施工图阶段所花的时间要少一些，是两个月，而且这一部分通常在中国就近完成。估价的时间占去了一个月，估价之后的讨价还价占去一个月，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又占去一个月，合计起来和设计的时间相等，不用说这中间还有无数书信往还、电讯来往的过程。

当时中美之间的邮件递送主要依靠往来于太平洋中的邮船，建筑图纸在双方之间的传递最长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可能还加上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传递），使用电报、电话虽然便捷，但价格不菲，并且，它们对于复杂的工程细节和空间图景的描述往往无能为力。由于茂飞介入的设计和规划是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工程协作，这种通讯技术上的限制对双方都提出了独特的要求，那就是除了准备图纸之外，还需要把风格、位置、体量、形态等等建筑问题转化为可以度量的描述性语言，以利于双方明确无误地理解和协商。

和他的图纸一样，茂飞成了中美之间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他的计划是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纽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东方旅行。1918年对茂飞而言是一个尤其忙碌的年份，那一年，他除了和燕京大学明确了合作的意向，还离开北京去汉口料理他在那里的项目，然后又去长沙和雅礼的高层商讨湘雅医学院的施工情况，并最终折回长江下游地区，在上海停留的时间里，他甚至还抽空去了一趟苏州，目的是探索介入当地教会医院项目的可能性。

为了保证在中国的特殊操作环境中的收益不受损失，在设计之外，西方建筑师通常还要花费很多精力在合同细节所限定的支付方式和协作模式上面。比如，在协和医学院的项目中，设计师哈里·赫西（Harry H. Hussey）提出一种“开销加上百分比”的方案，这种支付方式意味着如果因为工程延搁、本地资源、协作效率及其他建筑师不易控制的因素导致成本上升的话，建筑师先是实报实销他们的所有开支，再按固定的百分比追加报酬。换句话说，首先保本，再根据工程规模变化按比例分成，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4]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教会大学项目中都出现了费用上升的问题。自然，处于初始阶段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实践不易预计，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商业建筑师来说利润至上，具备生意人的精明的建筑师如茂飞，自然清楚，除了“好的设计”，还有一个对他而言“最有利的设计”。

那就是牢牢地把设计协作的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按自己的想法出牌。

对于那些急于让自己的建设更“中国化”的客户而言，打动他们心弦的是茂飞高深莫测的“中国建筑复兴”（renaissance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在有的场合，茂飞也称之为“具适应性的中国建筑复兴”（adaptive renaissance of Chinese architecture）。无独有偶，1964年，南京博物院的设计者，著名建筑师徐敬直又在《中国建筑的古今》一书中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典样式新建筑笼统地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建筑”。 ^[5]

1914年，茂飞到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瞻仰他慕名已久的紫禁城——他将他在那里的体验称为“震惊”（thrilling），可以和他第一次看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感受相媲美。《纽约时报》后来报道了茂飞在北京的经历：

《为紫禁城之美欢呼——纽约建筑师指其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建筑群组——称颂中国人》：

一位纽约建筑师，茂飞现在正身处中国，他发表见解认为：紫禁城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建筑群组之一……他将中国建筑与两种古典风格相提并论：希腊式和哥特式。 ^[6]

紫禁城（图39）对于茂飞的“形成性影响”是压倒性的。日后，茂飞进一步将他对《纽约时报》记者发表的见解概括为中国建筑的五个要素：

1．曲线屋顶攒集在屋角，它壮观的走势不为老虎窗（dormer-windows）所中断；

2．建筑组合上的严整性——沿着巨大四合院落的严整的群组——标定的轴线；

3．营造上的坦率性——主要的结构组件都暴露在外——它们是“装饰性的建构”（decorative construction），而非“建造的装饰”（constructed decoration）；

4．华丽的彩饰，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

5．（特定的）方法论——由中国式的建筑观念开始，为达到特定的实际目的，再引入外来的修正（只有如此）——最终导致了纯正的中国建筑。 ^[7]

显然，茂飞心目中的“中国建筑”只是指以紫禁城为代表的宫殿式建筑，或官式建筑。不管是“沿着巨大四合院落的严整的群组”“标定的轴线”，还是“华丽的彩饰”，都不是在寻常中国建筑中可以看到的。茂飞认定，只有这些因素才是中国建筑中真正值得保留的东西。在强调传承中国建筑的伟大传统的同时，他也着重指出，这些因素生来就具备一种可以被灵活改编的弹性。和哥特式与古典式建筑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相似——类似于“哥特复兴式”或“古典复兴式”的现代摩天楼的情形，这些因素可以轻而易举地适应于现代的科学规划和建设的需求。（图40）

什么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国式”建筑？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恐怕没人能够说清。但是，茂飞的“中国建筑复兴”中关于“适应性”（adaptability）的潜台词很值得注意，求变的“适应性”看上去和追怀往事的“复兴”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这种矛盾却是茂飞“中国建筑复兴”主张的要旨。“复兴”其实和复古无关，“复兴”看重的不是“重生”而是“新生”。 有了“适应性”这道护身符，茂飞就可以不用担心别人指责他的作品不是纯然的中国式，因为在真正传统的中国建筑面前，他是一位改革家。

值得注意的是，茂飞接触中国建筑在前，但他关于“中国建筑复兴”的观点则是集中地发表在他事业的高峰期，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那时他的大部分在华建筑作品都已经尘埃落定；更有甚者，这“中国建筑复兴”的主张却主要是针对说英语的美国公众和中国高层人士的，没有迹象表明，茂飞和当时正悄悄形成的中国本土的建筑学术圈有过任何正面的交锋。茂飞不遗余力地宣讲他关于中国建筑的观点，但他更多地现身在这样一些地方：克利夫兰博物馆、哈佛大学、奥伯林学院、芝加哥艺术学院、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特福德神学院、上海蒂芬（Tifin）俱乐部年会、中国工程师协会（纽约分部）、美华学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位于纽约）……

可以想象，茂飞主张“中国建筑复兴”的真正目的大抵是什么——不管他关于中国建筑传统的观察究竟是一语中的，还是虚张声势，这些主张都为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雇用茂飞作为新首都的规划顾问为止，作为一个聪明的改革者，茂飞已经成功地打出了他手中的这张“中国牌”。20世纪之前的数百年，受了式微国运和文化隔阂的拖累，中国建筑从西方人那里得到的评价普遍较低。如前所述，当马戛尔尼一行造访圆明园时，即使金碧辉煌的“万园之园”也不能使得英国人改变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偏见。19世纪著名的英国建筑史家福格森（James Fergusson）曾经写道：“中国无哲学，无文学，无艺术，建筑中无艺术价值，只可视为一种工业耳。此种工业，低级而不合理，类似儿戏。” ^[8] 在“高等文化”色彩浓郁的传统西方学术框架中，主要由匠人承担设计工作、重经验而轻建构、缺乏理论建树和自觉意识的中国建筑还没有找到它的位置。

这种情况在民国成立之后遽然改变，在以燕京大学校方为代表的新一代传教士那里，简直就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或许是“复兴”开始的征兆：

经由博晨光（Porter Lucius）先生为首、凯德林（Candlin）先生为辅提出动议（motion），我们衷心地同意大学建筑采用中国样式建筑，董事会同意，首席建筑师茂飞同意，建筑委员会也同意…… ^[9]

“中国建筑样式”突然行情走俏并非燕京大学校方的心血来潮，而是和庚子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在华教会的痛定思痛有关。发生在1900年的那场惨烈的事变使得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许正是在灰烬里，从那些被嗤之以鼻的符蘸、图腾里面，传教士们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教会继续扩大教会慈善业来收买民心，一方面，在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面前，他们不得不作文化策略上的长久之计。

这策略并非意味着一种平等交流的开始——直到今天，我们也很难说中国文化已经在西方获得了多高的地位，然而，至少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坐下来研究中国文化，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个时期，以主动误取为前提，真正的汉学研究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而西方的一些文化精英也开始对中国发生了一知半解的兴趣。这最终导致了刚恒毅枢机（Archbishop Celso Costantini）在20世纪20年代全面推行的“中国化”传教策略。作为梵蒂冈教廷派驻中国的第一位代表，刚恒毅明确指出：“建筑术对我们传教的人，不只是美术问题，而实是吾人传教的一种方法。我们既在中国宣传福音，理应采用中国艺术，才能表现吾人尊重和爱好这广大民族的文化、智慧和传统。”

但是传教士心目中这种中国建筑的“复兴”，却是以一种向后看的方式完成的，它并非基于现代主义者宣扬的社会和技术进步，看不到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现实，而是一厢情愿，把建筑的前途寄托在它“固有”和“内在”的价值，指望中国的知识精英能以宗教冥想的方式，对这种价值予以体认。结果，这场传统的复兴全成了西方传教士的独角戏，作为一个文明悠远的国度，中国所能奉献的不过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手工艺制作”而已。

而中国人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五四运动以前，第一批留学于西方的中国建筑师早已毕业回国，他们中间的知名者如贝聿铭的叔祖贝寿同，1910年官派留德，曾经与蔡元培结伴旅行。1915年回国后，贝寿同很快被委以重任，主持设计了包括北京大陆银行在内的一批重要的项目。但是，早期的“海归”建筑师对建筑学在中国文化，乃至西方文化中的地位都不甚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和传教士一样，对中国建筑的好恶完全取决于文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此，建筑作为一门自西方习得的实用技艺，固然可以给建筑师本人带来社会地位和功名成就，却绝不能成为新的文化反思的契机。

建筑领域内以梁思成（图41）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和茂飞为代表的进行着在华实践的外国建筑师，尽管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以“中国建筑复兴”为号召，却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交集。相反，梁思成对茂飞的作品做出了这样的精要批评：

前二十年左右，中国文化曾在西方出健旺的风头，于是在中国的外国建筑师，也随了那时髦的潮流，将中国建筑固有的许多样式，加到他们新盖的房子上去。其中尤以教会建筑多取此式，如……燕京大学……这多处的中国式新建筑物，虽然对于中国建筑趣味精神浓淡不同，设计的优劣不等，但他们的通病则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的一点上。他们均注重外形的摹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屋顶，勉强生硬的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旨趣，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它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

梁思成的评论并不囿于建筑师的国籍，或是他们使用的形式语言。在梁思成那里，无论是茂飞为代表的商业建筑师的实用主义策略，还是传教士们有意无意对于中国建筑形象的美化，都与他推崇的盛期中国建筑所特有的“结构理性”相悖。对于梁思成而言，对“中国建筑复兴”来说更紧要的，是通常只有局内人才可能有的高度责任感。只有这种责任感，才能使得对传统的缅怀转化为介入现实的力量，而不至于沉溺在空洞的怀乡情绪之中。因此，他毫无保留地批评茂飞等西方建筑师对于中国建筑的隔膜，但却一分为二地对他同样批评的中国建筑师吕彦直，在指出问题的同时寄寓高度希望：认为中山陵虽然西式成分较重，却是近代中国建筑师以古代样式应用于新建筑的肇始，“适足以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

梁思成们所高扬的，是现代建筑师作为“哲匠”的主体意识，是新文化运动所推崇备至的“团体的活动”、“创造的精神”和影响全局的使命感。 在这个意义上，立身于“中国”和立身于“新”两者并不矛盾：

我们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新建筑师产生的时期，他们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是依其意向而计划的；他们并不像古代的匠师，盲目的在海中漂泊。他们自己把定了舵，向着一定的目标走。我希望他们认清目标，共同努力的为中国创造新建筑，不宜再走外国人模仿中国样式的路；应该认真的研究了解中国建筑的构架，组织，及各部做法权衡等，始不至落抄袭外表皮毛之讥。

虽然都关心“中国建筑的复兴”，以主持设计北京辅仁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校舍的比利时籍本笃会神父格里森（Dom Adalbert Gresnigt O. S. B.）为代表的传教士艺术家，以茂飞为代表的商业建筑师，和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显然“同途殊归”。

然而，茂飞在中国的建筑实践最有趣的一点也恰恰在这里。那正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模糊而机巧的“适应性”。郭伟杰概括了近代外国建筑师在华实践中的这种“适应性”的一般情形， 1914年到1928年间，令茂飞最为头痛的，并不是一堆对他中国建筑知识的质疑——那时候，真正理解“中国建筑”是怎么一回事的人，还未能浮出水面——而是他不得不以高度的“适应性”去处理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和需要应对的千奇百怪的文化背景。在燕京大学的案例里，我们会发现，那里有雅好美术的银行家、说着流利英语的国学大师、不会英语的基督徒、自学成才的工程师、对建筑问题负有责任的化学家，还有前清的秀才，以及号称在内务府干过活的中国工匠……

像他的“适应性的中国建筑复兴”一样，茂飞的渐趋圆熟并不是回到原点，而是迈向新的出发之处，不是倒向真正的中国样式，而是加强了他作为一个西方建筑师的地位：

这项（研究中国建筑的）工作，并不能令人放心地交给中国人自己，他们看上去太容易相信那些人的话了，那些人告诉他们的中国建筑只是些古董，只有我们这些引入西学和技术的西方人才能给他们指引道路…… ^[10]

在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见解上，梁思成自然比茂飞要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但茂飞对于中国建筑的无知，甚至可以说是漠视，导致了他反而更大胆地摆出“复兴”的姿态，这种“换药不换汤”的“中国建筑复兴”，却为中国近代建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1] 除了就中国建筑发表宏篇大论之外，茂飞很少一般性地说明他对建筑理论的兴趣。不过，茂飞曾经提到一本他非常欣赏的书——《学校建筑》（ School Architecture ），从中可以看到他对校园建筑的一般理解和一个忙于实际工作的建筑师对于理论的态度。参见John J. Donovan, ed. School Architectur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 Macmillan, 1921。

[2] “History of the Buildings, ”The Far Eastern Review , July 1914, p82.

[3] “ Report of Conference, April 10, 1919, of Mr. Murphy with Ginling College Committee,”B127F2628.

[4] Jefrey W. Cody, Building in China : Henry K. Murphy’s“Adaptive Architecture,”1914 - 1935 ,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 78.

[5] Gin-Djin Su, Chinese Architecture : Past and Contemporary , Sin Poh Amalgamated (H.K.), 1964.

[6] New York Times , July 18, 1926.

[7] Henry. K. Murphy,“The Adapt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 7, no. 3, May 1926, p. 37.

[8] 李允鉌在《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的第一章中曾经对中国建筑的历史解释，特别是这种解释生成的西方语境有过详细的评述。

[9] “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Peking University,”1920/01/02,B302F4690.

[10] 茂飞1921年在北京语言学校的演讲。Henry K. Murphy, “ Address before Peking Language School,”February 5th, 1921. 见耶鲁大学图书馆藏茂飞档案，Manuscript Group Number 231, February 5, 1921, Box 26, Project File。 aeZfLkMXNzZNi2te3gr7FBn/2AGFPEdeb8tQHp+hLy4X258EByPutYhWPrbOfw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