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21年，废园的地形地貌始露真容，而茂飞在燕大的规划中却远非初来乍到，当司徒雷登和路思在燕京大学的新任上屁股还未坐热时，这位来自纽约的美国建筑师和他的合伙人已经坐在麦迪逊大街的办公室里，紧锣密鼓地为燕大的校址起草蓝图了。
茂飞1877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是一个马车制造商的儿子，一个土生土长的东部人。他在纽黑文度过中学时代，1899年又毕业于位于这座新英格兰小城的著名学府耶鲁大学。毕业后，茂飞先后在纽约数家事务所工作，当了一段时间画图员之后，他还为数位企业巨子，例如小洛克菲勒的项目担任过项目监理，1906年，从欧洲“壮游”（Grand Tour）归来之后，茂飞开始在纽约和他的新搭档丹纳挂牌独立从业。
茂飞，一个精力充沛的东海岸“洋基”，并不缺少商业冒险精神，但他对实际事务的兴趣却超过不着边际的幻想。大学二年级，茂飞开始对建筑产生兴趣，这种兴趣和比他小十岁的现代主义者勒·柯布西耶（1887—1965）的完全不同。茂飞是一个二年级生的时候，耶鲁大学尚没有将建筑学列入它的正式课程。当时，受到欧洲大陆保守的巴黎美术学院的“波扎”（Beau-Arts）式教育的影响，美国大学的建筑教育附属于美术系，这种联系意味着建筑训练大半忽视建筑空间和结构的自身逻辑，更不要提什么对社会公用的反思。在很多项目的专业分工里，是工程师负责制造一个可靠耐用的结构，而建筑师的任务只是为一个结构包上一层皮，立面决定建筑形象。
那时，不管是摩天大楼，还是火葬场，大都要贴上花哨的饰物，不大管建筑和饰物之间是否有逻辑上的联系，也不管这种饰物是石材雕镂，还是水泥浇注。倒是美国小城市的一些性质中庸的住宅设计，像茂飞和他的合伙人丹纳在曼哈顿、长岛、哈得孙下游河谷，以及康涅狄格州中部和南部承揽的一些小型业务，因为成本的关系，比较少用繁复的装饰花样。在纽黑文，他们曾经为康涅狄格的工业巨子设计住宅内的图书馆，为耶鲁大学教授设计住宅。到了1913—1914年，他们开始逐渐扩大业务种类，开始设计草原住宅、剧院和教育设施。他的初期校园设计，比如位于温莎镇（Windsor）的康涅狄格学院，深深体现出托马斯·杰斐逊的弗吉尼亚大学设计的影响。 [1]
三十七岁时才有机会设计他的第一幢“中国式”建筑，茂飞在青年时代并没有表现出对于东方的任何特殊兴趣。既不是一个对故土毫无留恋的冒险家，也不是一个对未来有“玫瑰式憧憬”的天真汉，他在中国的出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茂飞向他的中国生涯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因为他的母校耶鲁大学。
早在1908年，丹纳就已经在耶鲁大学建筑系授课。两人和他们的母校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学校有时也给他们一些小型的项目。1902年至1913年间，耶鲁热心于海外传教事业的教授在湖南长沙建立并逐步扩展了一所“雅礼大学”（Yale-in-China）。
1914年，学校决定增加对雅礼的人力物力投入，包括为雅礼建新的校舍。1914年，这项计划最终把茂飞和他的妻子送上了从西雅图起航去亚洲的轮船。
对当时并不熟悉东方建筑的茂飞而言，建筑风格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的日本客户便没兴趣请一位西方建筑师设计什么“日本复兴样式”的建筑；但是，在工程监理，以及和承包施工商打交道的问题上，茂飞显示出了商业建筑师高度的公关技巧，并且很快学会了各种和本地风格有关的辞令，以便娴熟地应对客户无止境的实际要求。茂飞初到中国便倾向于采用一种“更紧缩”的北方风格，而不是繁复的南方样式，看上去对中国建筑十分了解，以至于人们很难相信这位美国建筑师不过是第一次来中国。 [2]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在中国待上几天的茂飞，未必见识过真正的中国“北方”或“南方”样式，但茂飞自居的中国专家身份，或许是让在华教会高层对茂飞逐渐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图37）
在这里，风格上的创见更多地成了茂飞击败竞争对手的武器。茂飞过去的职业生涯以设计小型项目为主，现在他却不断地怂恿他的东方主顾增加预算，繁复绮丽的立面和复杂不规则的建筑结构，将使得建筑师在工程监理和承包施工中起到主导作用——当然，这也意味着建筑师将在物质上得到更多的回报。为了保证他的收益，茂飞很少同他生意场上的对手廉价竞争。他常展示给客户看的美妙效果图景，暗示着省钱的设计质量也相应粗糙，相反，他对于当地文化的深入了解，是他的设计虽然花费稍高却物有所值的前提。
图37 1920年茂飞为北京的汇文中学（Peking Academy）所作的校园设计，诸校合并成立燕京之后，汇文改为中学建制，尚不清楚这个设计的前因后果，但它无疑是茂飞与北京传教士合作初期的校园设计之一
这一点对茂飞将来在中国的建筑实践至关重要。
1914年春天，茂飞乘火车到了北京，第一件事便是去参观当时还依然为皇室所有的紫禁城——我们以后会看到，这次游历对于茂飞的意义非同小可。在这次参观后仅仅四天，有人介绍茂飞认识清华学校的Y. T. Tsur，就是后来清华人习惯称为“老校长”的教育家周诒春。这次谈话所费时间不长，影响却非同一般，周校长邀请茂飞为他们尽可能快地建筑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的主要建筑——茂飞东方之行的收获来得如此之快，他本人或许并不十分意外，原因又是和他的母校有关：周诒春190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茂旦洋行（Murphy & Dana Architects），也就是茂飞和丹纳事务所的远东分部，由此在上海成立——茂飞显然是预见到了在东方的巨大机会，当过项目监理的这位建筑师深深地懂得“在场”对于获得项目的意义。茂飞和丹纳在上海的事务所同时雇用了三个助手，其中包括号称中国最早留美建筑师的庄俊（1910年游美学务处第二批游美生）。后来以设计上海金城银行大楼而著称的庄俊，配合茂飞设计并且监造了清华的“四大建筑”——茂飞之所以雇用庄俊为他的清华建筑项目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此前周诒春告诫过他，中国政府会对雇用一个外国人担任国立学校的工程监理提出质疑。
1918年茂飞再次来到中国，随身携带了大量的建筑图纸，以及他和纽约著名建筑工程公司“麦金、米德与怀特”（McKim, Mead &White）的长期合作意向书。没多久，亚洲就已经成为茂飞和丹纳事务所的重要项目来源地，1915到1918年，两人担纲的两百零三万美元的项目中已经有23.4％是亚洲项目。到他承担燕京大学规划的时候，更有一百零二万美元的项目成了亚洲项目，使得这个比例上升到30.6％。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茂飞是一个宗教情感笃厚的人，但他与教会，以及对海外传教事业居功至伟的耶鲁大学的因缘却对他的终身事业有莫大影响。茂飞在亚洲所获得的这些项目中，大多数与外国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有关。
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两三年里，帝制崩溃后的中国的政治图景出现了某种变数。似乎正是这种不可预料、从而希望巨大的前景不仅吸引了在本国前途黯淡的西方冒险家，也吸引了要在地球上各处建起“神的国度”的传教士。关于基督教融入中国社会的争论从未像这几年这样热烈，应运而生的外国教育机构为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建筑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机遇。从1911年至1914年，想建立新的校园建筑群的传教士们有三种主要的、合乎逻辑的方式可以选择：
第一种可能就是聘用一个在（中国）国内的外国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他（她）必须在某个通商口岸开业并且有资格主持大型的场地策划、构思方案和设计基本的建筑方案……
第二种可供传教士教育者选择的就是，自己先起草计划，然后雇用当地工匠来实施……
第三种可能的选择，就是直接聘请一家能提供所需的全部服务的美国公司或者欧洲公司。
然而，这三种可能都不是毫无缺陷。当时在中国从业的外国工程师或建筑师的职业素质普遍不高，怀有投机心理的淘金者多于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第二种方案的可行与否，则高度依赖于传教士自身素质的好坏，跨越行业和文化的操作，会导致实际结果远远复杂于最初的想象；直接聘请西方公司当然理想，但是在通讯不便的那时，隔着大洋合作实在不是一件易事，而美国本土建筑业的收费高昂，建筑的标准也时常脱离中国的实际。
这种困难的情形下，茂飞的出现适得其时。基于一个生意人的精明，茂飞比他的竞争对手更讲求文化策略，比如他选择尊重所谓“北方传统”，也就是选择以官式宫殿建筑为代表的中国营造传统，部分地认同中国建筑体系中的等级制度。茂飞能够这样做，并非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对于不读中文的茂飞而言，他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形式至上。对于他这样一个商业建筑师而言，“波扎”式的建筑教育并非像有些建筑史家所批评的一无是处，至少，它用似乎中性普适的工具，把建筑的意义形象化和通俗化了，这种抽离具体社会和文化情境的图绘语言，使得建筑师可以灵活适应于各种项目不同的上下文。
早在1913年，茂飞和丹纳就在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建立了这方面的商业信誉，他们擅长的就是运用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来应对不同工程的需要，不管它是校园规划、个人住宅还是商业建筑。例如，在纽约州的新罗歇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 Rochelle）中茂飞和丹纳采用学院派哥特式建筑风格，而在康涅狄格州温莎镇的卢密斯学院（Loomis Academy）的设计中，他们又采用了殖民地复兴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