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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9月25日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尽管这不是什么节日，但在这一天，为了纪念高尔基创作40周年，苏联人民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庆祝典礼。
出席此次庆祝大会的有苏联国家领导人，苏联文学界、艺术界、戏剧界、各社会团体和企业的代表，各国使领馆官员，以及首都各大报的记者。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等苏联国家领导人。
在庆典上，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亲自下令将高尔基的家乡下诺夫戈罗德城正式更名为“高尔基市”，同时授予高尔基苏联政府最高奖赏“列宁勋章”，将莫斯科艺术剧院更名为高尔基剧院，并在各级学校设立高尔基奖学金。
高尔基出生在下诺夫戈罗德城市，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当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尔基万分激动。
他快步走上领奖台，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欢呼。
人民教育委员波波诺夫代表苏联全体文化教育工作者和百万青少年学生，向高尔基表示崇高的敬意，称他为社会主义文化所做的努力是整个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一部分。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高尔基一边答谢，一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在发言中，高尔基勉励青年要按照列宁的教导去指导自己的行动，他说：“学习！学习！再学习！因为青年人只有掌握知识才能树立起对真理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是改造旧世界的有力武器。”
从这一天起，在一周之内，全苏联各大剧院同时上演高尔基的戏剧作品，各个影院放映以他的生平为素材的电影《我的高尔基》；国内各个城市、乡村的街道，图书馆、文学团体、研究院所、工厂、农庄以“高尔基”命名的不计其数；世界各国的文学团体，都相继举行有关高尔基的晚会，出版高尔基专刊。
同一年，苏联中央颁布了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取消了当时存在的所有作家团体，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和渴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高尔基被选为作协组织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成为苏联作家协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苏联作家协会，高尔基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在许多发言和文章中总结了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苏联文学的经验。他的这些活动，对苏联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为了报答祖国人民对自己的厚爱，高尔基在回国期间还写了许多剧本，将新生的苏联带入“紧张的戏剧性时代”。
在这一时期，他写的剧本有《索莫夫等人》、《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陀斯契加耶夫等人》。同时，他还写作了以改造流浪儿为主题的电影剧本《罪犯》，又把自己的自传三部曲第二部《在人间》改编成剧本。在生活的最后一年，高尔基还改写了剧本《瓦萨·日烈兹诺娃》。
高尔基本打算写戏剧三部曲，内容是反映十月革命前夕至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没落，但非常遗憾的是他只完成了头两部，即《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和《陀斯契加耶夫等人》。
《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是以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俄国社会为背景，成功地刻画了一批俄国社会的代表人物。
在这些人物当中，最突出的是“聪明放肆、胆大妄为”的巨商布雷乔夫的形象。
布雷乔夫原来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木排工人的儿子，年轻时是东家的小伙什，后来娶了东家的女儿，开始发迹，又靠着自己进一步的剥削和掠夺，变成了一个企业主。
后来，他患了肝癌，疾病迫使他重新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觉得自己被生活欺骗了。同时，当他看到比他还无赖百倍的人反而生活得很舒服，于是他认为自己的死是最大的不公平，对命运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并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的罪行。
布雷乔夫看透了虚伪、腐朽、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意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像他本人一样，已经不可救药。
这个人物是高尔基笔下一系列背叛自己阶级的商人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个。
在布雷乔夫的周围，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千方百计维护统治地位、对抗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反动教士、地主、资本家、律师。女修道院长米拉尼雅认为必须用暴力镇压“造反的愚民们”，她引用某大主教的话：“从圣经的时代起，治理人民的手，就是用宝剑和十字架武装起来的。”
更值得注意的另一种人是无孔不入的商人、政治野心家陀斯契加耶夫。他眼见沙皇政权快要垮台，想像美国那样由“老板们自己掌握政权”。他看到布雷乔夫的病况严重，便溜掉了。他听到革命队伍涌上街头，便连忙混入游行行列，以便日后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破坏革命。这是一个阴险、狡猾的人。
布雷乔夫周围的另一种人，却是革命无产者和进步群众。他们同垂死的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
布雷乔夫的教子拉普捷夫是一个坚定的地下革命工作者。他在剧本中虽然出场的次数不多，但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光辉形象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布雷乔夫的雇工多纳特、知识分子嘉钦都是拉普捷夫的忠实助手。布雷乔夫的私生女舒拉和女仆格拉菲拉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革命。这些开始觉醒的人已经不甘心为资产阶级的“主子们”做奴隶了。
剧本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雄壮的革命歌声在街头巷尾回荡，传到布雷乔夫家中。害怕革命的人狼狈不堪地抱头鼠窜，垂死的布雷乔夫望着窗外。女儿舒拉跑向窗前，注视着游行队伍，向往着窗外新的生活。
这一结尾似乎宣告了新生活即将来临。
这部戏剧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戏剧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剧本“决不矫揉造作”，也不采用说教的方式，不从形式上进行摹仿，不单纯追求戏剧效果，而是“简洁、朴实”地刻画了一个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次要角色的刻画也都十分丰满。他们共同构成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画面。
剧本《陀斯契加耶夫等人》同《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有着共同的主题和登场人物，不过剧情描写的是1917年7月到10月这个历史时期的事件。
剧本的主人公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陀斯契加耶夫。他跟布雷乔夫一样，比周围的资本家聪明。但他是一个“两面派”，他的口号是“适应”。他喜欢大言不惭地用达尔文的话来教训人：
“我们必须适应环境！万物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能适应环境。”
陀斯契加耶夫的“适应”是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他的社会理想是大资产阶级当权的美国，他不择手段地保全自己的财产，以便有朝一日恢复过去的地位。他是社会主义最狡猾、最危险的敌人。
在剧本中，同陀斯契加耶夫相对立的，是一些新生活的创造者，如拉普捷夫、多纳特、李雅比宁、大胡子兵等。
多纳特是一位守林老人，他的形象比前一个剧本中有所发展。他被现实生活教育，而且阅历丰富。这是一个在革命中找到真理的人物形象。
李雅比宁是这些人物中最突出的形象。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普通士兵。他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胆略、革命信心和那种对胜利的坚定信念。
大胡子兵出现在剧本的结尾，他虽然是一个群众角色，但他什么世面都见过。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人物。
高尔基还计划写第三个剧本《李雅比宁等人》，但因为各种原因，他最终没有实现。
《瓦萨·日烈兹诺娃》本是高尔基在1910年就完成的剧本。这是一部揭露资产阶级的戏。到1935年底的时候，他又将这个剧本作了改写，而且改动得特别大，使它成了一个新剧本。
《瓦萨·日烈兹诺娃》的主题与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以及《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戏剧三部曲是比较接近的，只是高尔基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揭露资产阶级。
这部改写后的剧本同1910年的版本相比，改写本中的瓦萨的形象写得更加鲜明、深刻，更有说服力。而且还增加了女革命家腊塞尔的形象。这样一来，剧本的中心就不是通过一个富商家庭来揭露资产阶级生活的腐化和道德的沦丧，而是强调指出：“资产阶级不可能有继承人，未来世界的主人一定是无产阶级。”
高尔基的晚年创作，称为“俄罗斯精神生活的编年史”作品。他的不同体裁的作品。对苏联的社会和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