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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高尔基秘密从俄国出发，经过瑞典，来到了德国首都柏林。这时的高尔基在德国早已是万人瞩目的焦点人物。
早在1901年，德国出版界就曾发生了6家出版商同时争着出版高尔基文集的事情。1903年1月，高尔基的剧目《在底层》在柏林上演时，再次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05年，当高尔基在狱中患病时，德国报纸曾发出了一封有269名德国名人联合签名要求释放高尔基的信。
如此种种，使高尔基到柏林，获得了德国人民的空前欢迎。
为了迎接高尔基的到来，德国戏剧界的权威剧作家马克斯·莱因哈特专门组织了一场以高尔基剧目为专题的公开演出，各个图书馆里悬挂着高尔基的大幅照片，把他的书陈列在临街醒目的橱窗里。
高尔基亲自来到戏剧院答谢观众，当他的身影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观众一起起立向他致意，并高呼万岁。
高尔基把演出所得全部捐献给了国内的布尔什维克，用于革命事业。
高尔基还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考茨基等人。德国人民把他作为俄国革命的象征，而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来欢迎。高尔基作为一个热情的宣传者、革命家深深地留在了德国人民的记忆中。
接着，高尔基离开德国，经过瑞士，来到了法国。高尔基到法国是要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的，他的使命是阻止法国政府借款给俄国政府。因为俄国政府借款的目的是帮助沙皇政府在日俄战争失败后渡过难关。他的任务就是呼吁法国舆论反对给予沙皇政府帮助。
1906年4月9日，法国《人道报》发表了高尔基的呼吁文章，标题是《不给俄国政府一文钱》。
这份呼吁书得到了法国“俄罗斯人民之友协会”的大力支持。尽管法国银行遭到这样的抗议，但在政府的支持下，他们仍然同意借款。
于是，愤怒的高尔基伤心地离开了法国，前往美国。
因为他在美国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沙皇俄国驻美大使馆费尽心机阻止高尔基来美。他们利用美国法律禁止无政府主义者入境的理由，阻止高尔基去美国。
由于他们很难把高尔基算做无政府主义者，所以这一阴谋没有得逞。在马克·吐温的帮助下，高尔基顺利进入了美国国境。
高尔基一到纽约，就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数百艘满载着新闻记者的快艇离岸去迎接他所乘的轮船，许多家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他到达美国的消息。
以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首的一家作家俱乐部还为高尔基举行了欢迎的盛宴。
高尔基举行了群众大会，为俄国革命募集资金。他的行动不断引起俄国驻美大使馆的恐慌。
俄国驻美大使馆又使出了新的花招。他们收买了黄色报纸，大肆诽谤高尔基，说随高尔基来美国的那位夫人不是他合法的妻子。
原来，当高尔基和妻子伏尔茬娜的婚姻在维持了7年之后，他们的感情便出现了问题。此后，高尔基又爱上了一名叫做安德列耶娃的女子。
安德列耶娃精通几个国家的语言，而高尔基只懂俄语，所以高尔基在出国的路途上有安德列耶娃的陪伴，会非常方便。
高尔基和安德列耶娃同居后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所以沙皇俄国驻美大使馆便利用这一点来制造绯闻。
这样一来，他们卑鄙的手段居然得手了。高尔基在美国的声誉立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纽约的大旅馆都纷纷拒绝租给高尔基和安德列耶娃两人房间居住。
美国工人和进步知识的分子对于这种迫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都写信来安慰高尔基，许多人还邀请他们去自己的家里去住。
最后，高尔基和安德列耶娃接受了当时纽约一位著名医生的女儿马丁夫妇的邀请，搬进了他们的别墅。
因为俄国大使馆的迫害，高尔基为革命筹集的资金没有能够达到预定的数目。但高尔基丝毫没有被遇到的困难吓倒，始终是斗志不减。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无论大使馆，资产者、联盟分子及其他的家伙们怎样干扰我，钱还是会有的。要么让我跟警察一起带走，要么我像王子一样地凯旋离去，二者必居其一。
啊！他们以为美国又怎么样？我要让他们晓得，俄国人不是好惹的，更何况是高尔基呢！
1905年的革命运动，提高和加深了高尔基对时代、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认识。他对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探索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更新的、更高的阶段。
这一切都使高尔基愈加迫切地感到文学必须反映革命现实的英雄气概，表现新的英雄人物，也使他更加尖锐地感到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局限性。
在马丁夫妇的别墅里，他完成了一部划时代的剧本作品《敌人》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奠基之作——长篇小说《母亲》的第一部。
此外，他还写了一组痛快淋漓揭露资本主义所谓文明的政论文集《我的会谈录》和《在美国》。其中，《我的会谈录》包括6篇讽刺性的抨击文，即《高举自己旗帜的国王》、《美国的法兰西》、《俄国沙皇》等，《在美国》包括《黄色魔鬼的城市》、《无聊的王国》、《暴民》等。
高尔基的《敌人》是一个描写工人“暴动”的剧本，故事以1905年初莫洛佐夫工厂发生的事件为素材，显示了工人群众的觉悟的提高，揭露了资产阶级各派在维护本阶级利益上的一致性。这是高尔基继《小市民》之后又一个写工人斗争题材的剧本，而且各方面都比《小市民》更前进了一步。
在这之前，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是以个别人物之间的两种思想、两种生活态度的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敌人》则是以两个阶级的公开政治冲突为情节的剧本。剧中人物的言行和道德观念的准则都受到两个阶级根本冲突的制约。剧中的工人集体是由性格不同、政治思想成熟程度不同的个人组成的。
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是以1902年索尔莫沃被镇压的“五一游行”事件与1905年作者自己的革命经验写成的。
故事取材于真人真事。“五一游行”的组织者工人扎洛莫夫被捕，他的母亲安娜继续儿子的事业。
扎洛莫夫被流放后，高尔基又和他通信，每月寄钱给他。1905年，扎洛莫夫从流放地逃回来，专程去芬兰会见高尔基。高尔基询问了他的生活和革命活动情况，并以他们的故事完成了小说《母亲》。
小说一开始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在这里工人们一如既往地过着贫困的生活。老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被厂主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悲惨地死去了。他的儿子巴威尔·符拉索夫没有走父亲的老路，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迅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成为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巴威尔在自发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挺身而出，一方面积极支持和领导工人同厂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辩论；另一方面，他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号召他们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但由于广大工人尚未觉醒，巴威尔也缺乏斗争经验，在演说时过多地讲道理。结果，厂主一出现，工人们马上惶惑地给他让路，还有人脱帽、行礼。斗争以失败结束。当晚，巴威尔被捕了。
小说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巴威尔的母亲尼洛夫娜。她像千百万受压迫的妇女一样，被繁重的劳动和丈夫的殴打折磨成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人。
丈夫死后，当儿子走上革命的道路时，母亲也在儿子以及他的同志们的启发、帮助下，逐渐接受革命的真理。沙皇抓不着巴威尔等人的把柄，只好把他们放出来了。
通过监狱生活的锻炼，巴威尔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同时逐渐掌握了斗争的艺术。因而，出狱后他重视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为了把工人运动从自发的经济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政治斗争，“五一”游行时，巴威尔高举红旗开路，群众聚集在他的周围，“像铁屑被磁石吸住了一样”。
在游行的过程中，巴威尔的母亲始终与儿子在一起，她也同敌人进行了搏斗。儿子被捕后，她主动向周围的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这表明她的革命意识已经觉醒。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巴威尔的母亲开始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
她搬到城里，和革命者住在一起，坚决担负起革命工作，完全献身给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她常装扮成修女、小市民或女商贩，带着传单奔走于市镇和乡村。
巴威尔在被捕后遭到审讯，在敌人审讯的时候，他丝毫不畏惧，并且在法庭上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演说。他大力宣扬布尔什维克推翻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揭露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预言了旧世界的灭亡。这个时候的巴威尔已经成为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理论修养的成熟的革命者。
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演说及斗争，更进一步提高了母亲的觉悟。
小说结尾时，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去传送印有儿子在法庭上演说的传单，不幸在车站被暗探围住。这时，母亲勇敢地把传单散发给车站上的群众。在被捕时，她庄严地宣称：“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
这部小说高度艺术地概括了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大地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既表现了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迅速觉醒，也描写了农民流动和农村分化的情景。
小说塑造的巴威尔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典型。而母亲尼洛夫娜，一个从逆来顺受到终于随儿子巴威尔走上反抗道路的普通俄罗斯妇女，是又一感人至深的形象。高尔基通过这个普通母亲的形象，写出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度和广度。
在《母亲》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情节，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了作品的主人公，这是世界文学中破天荒的大事。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而革命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很多群众和工人还没有觉醒。高尔基在这个时候写出的赞颂工人革命斗争、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坚信无产阶级必胜的作品，自然会有力地支持革命。这正是小说的意义所在之处。
高尔基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方法。《母亲》展示了俄国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必然规律，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
这部小说首先在美国发表，随后在欧洲以各种文字出版。它的问世不仅使高尔基在美国和欧洲各国赢得了读者，也极大地鼓舞了俄国工人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
俄国沙皇政府很快发现了《母亲》的巨大革命意义，他们封闭了发表《母亲》第一部的杂志《知识》，气急败坏地在彼得堡市政厅的公告栏里张贴了一条布告：
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系下诺夫戈罗德城原裱糊业公会之手艺人，警局得凭彼得堡地方法院所发之拘票加以逮捕。
沙皇政府的这一通告令正式将高尔基列为了俄国的政治要犯，俄国驻美大使馆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以民主自由而称的美国已经无法成为高尔基的久留之地。经过半年的流亡之后，在1906年的秋天，高尔基带着安德列耶娃离开了纽约这座被他称作是“黄色魔鬼”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