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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框架建构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可以通过专家和决策者对两种流行病的处理方式，认识到选择正确的框架有多么重要。
2014年春，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暴发，专家组被派往事发地研究如何阻止疫情。参与其中的两个主要组织是联合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名为“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的国际救援组织。这两个机构的专家都明白，他们应对这场战役的首要武器是信息。不过，他们虽然掌握了相同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倒不是他们的分析出了差错，而是因为他们运用了不同的框架来评估疫情，两种框架对疫情暴发的背景和未来传播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13
世界卫生组织选择的是一种基于历史的框架。考虑到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例数相对较少，他们推断2014年暴发的疫情和该地区之前几次暴发的疫情十分相似，而之前的疫情都在当地得到了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因而预测，疫情传播能力有限，不建议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相形之下，无国界医生组织则从空间角度来看待疫情。病毒在相距甚远的不同村庄间扩散，范围遍布三个国家的边境地区。基于此，无国界医生组织得出的结论是，疫情比数据显示的波及范围更大，并且强烈建议立即采取严格的措施。
显然，针对此次疫情，如何来界定这场危机是问题的关键，即它的暴发是与以往类似还是前所未见，需要采取激进的措施还是保守应对。当时，这场疫情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危机。数百人已经因此丧命，数以亿计的生命受到潜在的威胁。事发之初，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得到了认同，针对疫情仅采取了区域性防范措施。但是，埃博拉的快速传播证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担心是对的。全球性的“埃博拉恐惧”随之而来。（唐纳德·特朗普当时还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兼真人秀明星，他在电视上半开玩笑地把奥巴马总统说成是“神经病”，因为后者没能取消来自西非的航班——尽管美国和西非之间实际上并没有直航班机。他还在推特上发文“别让他们过来！”。 14 ）其他国家的反应也大体相同，大家对西非国家唯恐避之不及。直到最后，疫情才慢慢平息。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快进到2020年。当这一年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公共卫生部门关注的时候，大家对它的影响还不甚了解。当时，只知道有7种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类，感染率和致死率不尽相同。有些冠状病毒仅会引起普通的感冒，而另一些冠状病毒，比如2002——2004年的非典病毒和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则会引起更严重的症状，潜伏期更长，两者的致死率分别为10%和35%。 15 不过，此前我们曾有过应对冠状病毒暴发的经验，而且还战胜了它们，就像战胜埃博拉一样。
也许正因为如此，各国都不清楚应如何应对SARS-CoV-2病毒的出现及其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即Covid-19）。中国对武汉进行了封城，这是前所未有的举措。在意大利，当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时，病例数已急剧上升。伦巴第的医院不堪重负，以至有一段时间，医生们不得不哭着给60岁以上的患者注射镇静剂，以减轻他们死去时的痛苦，从而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留给年轻患者。 16
就像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组织所面临的情况那样，所有国家都掌握着同样的数据。和埃博拉一样，各国最初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倾向于何种选项、会采取何种行动，以及在危机来临时会有怎样的表现。英国和新西兰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它们对疫情的反应证明选择对的框架是多么重要。
新西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框架和应对非典类似，采取的是“消除”的方法。尽管新西兰未曾暴发非典，但当地的官员会定期和中国台湾、韩国等暴发过非典的地区和国家人员进行交流，这些地区和国家拥有稳健的疾病监测体系和政策。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新西兰卫生部门官员就启动了灾害模式。总理杰辛达·阿德恩认为，反应过激总比措手不及要好。“目前我国有102例病例，但是意大利曾经也是如此。”2020年3月时，她对民众如是说。新西兰进入了封锁状态，关闭了边境，并严格追溯每一例病例。 17
与此同时，英国则把新冠肺炎视作季节性流感，采取的措施更为“温和”。英国卫生部门官员认为，新冠病毒不可避免会在人群中传播开来，并最终形成群体免疫。英国政府在新冠肺炎暴发初期就放弃了检测和追踪密切接触者，而且实行禁止举办大型公共活动以及封校等措施的时间也比欧洲其他国家晚。直到流行病学模型显示新冠病毒将压垮其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之时，当局才选择了全国性的封锁。 18 2020年6月初，当阿德恩总理宣布新西兰境内已消除新冠病毒时，英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已达到约50000例，是全球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19 ， 20
两个国家，同样的数据，同样的目标，因为采用了不同的框架和不同的行动，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框架能帮助我们达成所愿，但是我们需要选择方向。这听起来十分令人鼓舞：一切尽在我们掌控之中。不过，这同样令人沮丧。尽管框架功能强大、用途广泛且不可或缺，但最终做出抉择的还是我们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