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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女性对性骚扰的反应方式，还是科学家对抗生素分子结构的构想，框架使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得易于理解。我们的大脑中装满了这样的框架。这就是我们思考的方式。框架或简单或复杂，或精准或粗略，或美好或邪恶。它们都是现实世界某个方面的反映。有了这些框架，我们能更好地阐释问题、聚焦问题并做出决策。 5
民主是一种框架，君主制也是。在商业运作中，精益制造是一种框架，目标与关键成果法（OKR，这是一种先后被英特尔和谷歌推广的管理体系） 6 也是。宗教是一种框架，世俗人文主义（即无神论）也是。法治是一种框架，“强权即公理”的理念也是。种族平等是一种框架，种族主义也是。
框架各种各样，它们也是我们思考和推论的基础。近几十年来，哲学和神经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对人类建构框架进行了研究（尽管他们用来描述框架的术语各不相同，包括模板、抽象概念、表征和图式等）。
如今，人类通过心智模型进行思考的观点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接受。然而，这不过是后来才出现的景象。在20世纪初，对人类思维方式的研究主要是哲学家的事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十分痴迷大脑的神秘莫测，但他是个例外，而非普遍现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er）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哲学家认为，人的思维是建立在符号以及受思维操控的文字基础上的，这使人们朝着更理性的认知观迈进了一步。 7 遗憾的是，它仅仅停留在理论而非实证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验科学把目光投向人类思维研究。特别是当心理学家开始关注大脑内部的认知过程时，研究主体也从哲学家转向了心理学家。起初，他们把这些认知过程比作严谨的逻辑运算，但实证研究未能支持这一观点。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初，“心智模型” 8 这一概念获得了广泛关注；同时引起关注的还有另一概念，即人的推理不是一种形式逻辑运算，而更像是对现实的模拟：我们通过设想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评估该采取何种行动。
这一观点已被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大量实验证实。近年来，由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能实时显示受试者的大脑活动，神经科学也介入了研究。例如，研究表明，当我们在计划未来时，会激活与空间认知和三维思考能力相关的大脑区域。实际上，这相当于我们刻意在做某种目的性很强的梦。 9
这项研究使人们对人类思维方式的了解悄然转变。研究表明，心智模型是人类认知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的所见所知、所感所信，皆始于我们看待宇宙的方式。我们认为世界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就推测世界该是怎样的。比如，为什么某些事情会发生，它们在未来会如何发展，如果我们有所行动，又会发生什么？框架不等于“想象力”或“创造力”，却使之成为可能。
大多数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可能不会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心理状态。这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大多数决定都无关紧要，比如穿哪件衬衫、在沙拉里放什么配料等等。但在做更为实质性的决定时，人们的行为就被心智模型的概念改变了。许多人会充分意识到并权衡自己所建构的框架，因为这些框架将影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
框架最主要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能实现什么。框架赋予我们力量，因为它使我们得以保持专注。框架运作得当时，可以突显事物的本质，而令我们忽略其余方面。这是框架的特征，而非程序员所说的缺陷。框架就像巨大而高效的认知捷径，勾画出相应的思维空间以便我们做出决定。它使我们能更快速有效地做出选择。它也简化、强化并放大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从而指导我们的行动。
框架给予我们更多的自由度，我们想要强调现实的哪些方面，就可以选择哪样的框架。通过有意识地尝试运用不同的框架，我们远远超越了听从直觉的动物或遵循指令的机器。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我们就丰富了自身的认知，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选择框架，就是选择最终能让我们做出决定的那条路。想要知道在实践中选择框架是怎么一回事，不妨参照地图的作用。
地图是心智模型的一种物理表征，它勾勒出空间，精确了定位。 10 和框架一样，地图也服从于特定的用途。正如我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所要做出的决定来选择框架一样，地图的挑选也是精心考虑的结果，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行动能力有关。当然，地图也会影响我们的所见。
我们都很熟悉笛卡儿坐标系，即带有二维直角的那种。它的优点在于其表面客观性：所有距离都是相对的，每个点都有其独特的位置。在笛卡儿坐标系中，我们有一种方位感，可以把自己映射到任一位置，想象世界从那个角度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但它也有很多不足。举个例子，坐标系通常是平面的，不容易反映立体的高度（为此我们需要借助等高线或不同的颜色）。笛卡儿坐标系能够很好地确定物体的位置，却无法反映出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所需的时间。坐标系和框架一样，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
如果你身处伦敦或东京这样的大都市，想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可能不需要笛卡儿坐标系，带一张交通地图就足够了。地图把市域的错综复杂简化为线路和车站图，并用颜色加以区分。它还方便我们找到公交和火车线路的站点。交通地图也并非一应俱全，但非常实用。交通地图的设计是为了帮助人们选择最便捷的路线。不过谁要是捧着交通地图在地面转悠，那就是自讨苦吃。
例如，伦敦的地铁线路图有一个特别之处，即为了便于阅读而没有标注站点之间的距离。在地铁线路图上毗邻的两站可能实际上相隔1英里
。而且，大多数交通地图都不会标注乘客到达目的地所需的时间。站与站之间的线路长度通常不按比例显示。为了便于乘客查找站点，交通地图并不标明距离。
即便是地形图，也有几十种绘制方法，因为地球表面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映射到二维平面上。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选择一个经纬度相互垂直投影的地图，比如使用常见的墨卡托投影地图 11 ，那么距离中心越远，该区域的扭曲程度就越大。这使得阿拉斯加看起来比澳大利亚还要大，尽管它的实际面积不到澳大利亚的1/4。若选择其他类型的地图，区域面积显示的问题解决了，但形状又发生了扭曲。这永远是一种权衡取舍。
可见，“哪种地图最好”这一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十分荒谬，答案取决于地图使用的具体情境和目的。框架也是如此。框架本身并无对错之分，究竟该选择何种框架应视情况和目的而定。一旦我们选取并应用了某个框架，便意味着广阔的可能性。我们如果没能应用某个框架，就可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并且一事无成。选取并应用框架——使自己成为架构者——是决策和行动的先决条件。
美国人在小学历史课上就已经熟悉了“架构者”一词。该词被用来指宪法的起草者（那时仅指男性）。那个时候，这群人被称为架构者，因为他们构想了“政府的框架”。这个词用得不错，因为美国的宪法就像是一个框架，定义并界定了各级机构和政府的办事程序。 12 1787年夏，两大阵营就不同的政府框架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激烈争论，最终达成了这样的结果。
联邦主义者倡导强大而中央集权的政府框架，总统的权力巨大，法治严明，而各州的权力相对有限。这种框架意在专注于建设强大的国家，使之屹立于世界之林。这就是“联邦”制，即权力自上而下下放，而不是“邦联”——权力来自各州。相形之下，反联邦主义者意图建立一个弱势的中央机构，一种去中心化的治理机制，以保障个体的权利和更为直接的民主。这种框架优先考虑建立强大的地方民主，以便地方联手抵御外部威胁。
和地图的情况一样，这两种框架本身无所谓孰优孰劣，应该说两者各有优缺点，都可能适用于某个特定的情形。时至今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智模型仍然是有关如何治理民主政体这一争论的核心。200多年后，在大西洋彼岸，欧洲各国仍然在以相似的框架探讨欧盟的未来，即该把欧盟视为一个高度融合的联合民族（demos），还是一个治理形式更为分散的民族群体（demoi）。
多种互为冲突的框架能使讨论变得更有意义，也能产生更多样的选择。不过，如果可以应用的框架不止一种（这种情况屡见不鲜），那么选择适合的框架就不那么容易，需要对框架应用的目标和背景进行深入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