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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建构框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正遭遇信任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少人对人类自身的认知能力正在失去信心，反而把目光转向否定心智模型重要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有人把信任票投给了机器；另一方面，也有人宁愿相信暴徒及其代表的貌似公平和轻松的答案。
超级理性主义者，也就是那些迷信事实和理性的人属于前者。这些人相信，只需要依靠数据和算法，我们就可以解决诸多问题。 13 因此，他们往往会绕开框架建构，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智能上。他们可不仅仅是一小拨古灵精怪的人，在等待某个“奇迹时刻”——机器比人还要聪明的时刻——的到来。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眼巴巴盯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做出貌似客观理性的断言，而这些却可能是人类力所不能及的。在他们看来，人类无疑将一如既往地无所不能，而那些日常的决定则可交由机器来处理。
需要驱车前往德里？需要打击柏林的犯罪？或者，需要在武汉递送货物吗？只要有算法就够了。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很多人现在把目光投向人工智能，期待它能够解决人类迄今为止无法解决的一些社会问题。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有望帮助人类走出当下非理性的暗黑，迎来理性的荣光。热衷于此的人津津乐道于人工智能的巨大潜能，相信机器终将取代人类成为决策的关键。 14
同样在喋喋不休的还有一批情感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正好相反。在他们看来，人类的不幸恰恰在于太过理性，太依赖数据和冷冰冰的分析推理。他们相信，造成人类各种问题的关键不是投入情感太多，而是太少；而人类之所以有苦恼，就是因为没能从本真出发。他们崇尚的是心意相通的人聚集成群，把自己和那些不属于同类的“他者”区分开来。这种对情感的诉求即是认可非理性构成了人性的核心要素。
无论在右翼还是左翼人士身上，无论在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都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右翼的民粹主义者自不消说，他们更倾向于雷厉风行的行为模式，而非冗长的衡量和决策过程。对他们而言，政府治理可凭感觉，领导力要看激情，而决策则基于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但是在左翼这边，有时居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比如，在某些社会领域，一些左翼积极分子会采用诉诸情感的方式来抹黑和打压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士或使他们噤声。
尽管人工智能日渐强大只是近年才出现的事情，但是理智和情感之间的缠斗伴随人类已久。理性和情感、艺术和自然、反复权衡和发乎本能，这些关系冲突主导了我们的生活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在17世纪，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勒内·笛卡儿倡导一种理性有序和明白无误的人生。巴黎城内布局规整、整齐划一的公园似乎也印证了笛卡儿的影响之深。一个世纪以后，让–雅克·卢梭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主张。他鼓励人们相信情感和直觉，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寻找答案。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一生所做的恶都是沉思的结果，而我所做过的仅有的几件善事全都凭一时兴起。” 15 卢梭所乐见的是激情、兴趣和大胆的探索，即便天马行空、荒诞不经，也是人性最好的诠释。英国和美国的园林规划者在设计公园的时候更强调自然天成，这似乎是在致敬卢梭的理念。
同样的二元对立在20世纪的商业领域也有发生。按照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公司运作的各个方面都应量化，手握计时器和写字夹板的管理人员须在厂区到处转悠以确保生产效率。但是，到了世纪末，声名鹊起的则是滔滔不绝的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的另一套理论，他的商界传奇自传的副书名干脆就叫作“肺腑之言” [1] 。 16
在决策的过程中，摒弃线性的、以事实为导向的理性思维，拥抱更为轻松愉快的感性部分，这给人一种真实感。毕竟，并非什么都可以用数字或公式来衡量。不过，话又说回来，诉诸情感也不是万能的。它只是可以让问题看起来不那么恼人。它能破题，却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们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证明凭直觉和本能所做的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理想。听凭直觉、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固然令人欣慰，却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 17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看起来已走上了快车道，能做出比人更好的决策，可用来代替人力。不足之处是，计算机和算法不会建构框架。人工智能对于设定的问题表现出色，但是建构框架的人能提出前所未见的问题。计算机只在真实的场景中工作，而人类却可以通过建构框架在想象的世界中遨游。
来看一下计算机在棋类游戏——一个通常认为它表现十分优秀的领域——中的缺陷吧。我敢说，即使是对这一游戏非常了解的人，其实也没明白计算机的命门究竟在哪儿。
2018年，谷歌旗下的深度思考（DeepMind）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阿尔法元（AlphaZero） 18 的程序，在无任何人类输入（规则除外）的情况下，仅通过与自己对弈，就学会在国际象棋、围棋和日本将棋比赛中击败对手。 19 在短短9小时之内，它曾完成4400万局国际象棋自我对弈，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际象棋引擎鳕鱼（Stockfish）。 20 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在和阿尔法元对弈的时候，对其超常规的下法大为震惊。100多年来，棋坛名家对弈棋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套路（比如棋子的摆法和子力等）早已形成了共识。但是，阿尔法元却棋风凌厉，常常走出一些激进的着数。它更看重移动而不是阵型，喜欢弃子和转换。初看之下，阿尔法元好像已经构想出了一套全新的下棋之道。
可实际上，它并没有。
人工智能系统不会构想任何东西，它无法整合各种心智模型。它既不会归纳总结，也不会解释。阿尔法元只是一个黑箱——对我们和对它自己都是如此。在棋类比赛中，现场的审时度势以及像“阵型”和“弃子”等概念的形成靠的是人，而不是人工智能。是人建构了阿尔法元的行为，使之变得可解释，并将其广泛运用于各种场景。人之所以变得更聪明，是因为人能从人工智能的非凡之举中汲取养分，而人工智能自身却难以做到取各家所长并推而广之。
无论是理性主义者还是情感主义者，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定义了人类的认知。不过，他们也同时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谁都没能为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挑战找到恰当的答案。我们也无须对两者的结合抱有太高的期待。把两种并不牢靠的主张捏合在一起，最多意味着保持脆弱的张力，却不会让人看到真正的进步。
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上述这两个选项。我们不是非要在反人类的怪异思路和民粹主义的山呼海啸中间做选择，我们也不必尝试把它们拼凑成一个次优组合。我们还拥有另一大法宝，一种迄今为止一直未被重视的特殊能力——建构框架。我们能够应用、改进和重新建构各种心智模型，这使得我们不必依赖机器或屈从于暴徒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答案就在我们自身。
走笔至此，让我们再次回到雷吉娜·巴尔齐莱的话题。我们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巨大的挑战若隐若现、无处不在。像抗生素的故事一样，我们的很多脆弱点其实都是在点点滴滴中自己促成的，我们所做的错误决定、我们的固执己见和不懂得变通、我们的怠惰等等就是证明。我们自己造成了如今的困局。所幸的是，我们还可以抽身而出，但前提是必须具备新的心智模型。
[1] 杰克·韦尔奇的自传英文版书名是 Jack ： Straight from the Gut ，简体中文版《杰克·韦尔奇自传》于2010年1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