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人类学家的使命
——为无言的逝者发声

法医人类学家在收到骸骨后，就会以辨认骸骨或为其寻找正确身份（positive identification）为重要任务。这与一般的法医，或称为“法医病理学家”不同，后者主要以寻找死因为主要任务。而法医人类学家有时也可从骨头上观察到死亡方式及死因，但这两者都不是最主要的工作。另外一个工作中的区别是，法医病理学家处理带有软组织的尸体，不太会接触严重腐化甚至已经骨化的尸体，而法医人类学家则相反，多接触严重腐化及骨化（甚至木乃伊化）的尸体。于沙漠中寻找到的“170422145”就是一个好例子。

在接收到“170422145”后，法医人类学家会从骸骨找到俗称“Big 4”的有关死者的数据——性别、年龄、种族、身高，再加上一些生前的痕迹——生前创伤、慢性疾病、生前活动痕迹，就可以为骸骨的主人设立一个档案，这样就有望寻找到骸骨主人的家人。因此，亦有说法形容法医人类学是一门“之前—之后”（before-after）的专业：“之前”即死者生前做过甚至经历过的事都会影响骸骨，“之后”即死后能从骸骨上看到什么。除此之外，法医人类学家更擅长寻找及复原人体骸骨，并分析任何能协助尸体身份辨认的特征及线索。

传统上，法医人类学家只会在找到接近或完全骨化的尸体，又或者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不允许解剖时，被传召提供“Big 4”的推断。而今天，法医人类学的应用不仅仅停留于此，应用范围随着需求而改变，包括创伤分析、死后葬仪学分析、推断死后时间、应用到灾难性事件、为国际法检控提供证据，甚至用于调查在世的人。因此，现今的法医人类学家不能只学习关于法医人类学的专业知识，更要明白人类过往文化及多样性的历史，于不同地域游走，了解各种可能会间接影响骨头演变的生物、文化因素。法医人类学家只有在了解这些层面的信息后，才能准确解读所有找到的线索，借助骨头上留下的痕迹，进而了解及聆听骨头的故事。而法医人类学家的职责就是要为无言的逝者代言，把他们的故事公之于世。

当发生灾难或大型事故时，有关的法医工作组都是由多个法医学专家组成的“多元法医团队”，配合有关单位做人道救援工作。团队成员包括法医病理学家、法医人类学家、齿科法医及生物学家等，以提供准确的科学鉴定，从而协助进行身份鉴定。同时，警察亦会做指纹辨识及文件鉴定（如护照等）的工作。法医人类学家的工作范畴亦包括人道调查及救援工作，如国际法庭上有关战犯的裁决。法医人类学家有时候需要到乱坟岗起坟，去研究这些死者的死因、他们生前是否被虐待等。这些都不是法医病理学的研究范围，所以我们法医人类学家很有存在的必要性！

法医人类学家注重人骨学的培训与研究，再加上有人类学背景，我们可以全面地对眼前的情况做出批判性思考。法医人类学所运用的考究方式，皆有赖以前的诸位人类学家利用前人的骨头研究得出的结论。由于每个族群的生活、饮食及环境因素都有所不同，因此此类研究必须要在多个族群中施行，在部分西方国家，法医人类学家都是法医病理学家的秘密武器。有些尸体可能在被解剖后也无法找到死因，就会被交到法医人类学家手上，务求可以尝试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因此，法医人类学家的工作虽然跟法医病理学家的工作有相同亦有不同，但我们绝对紧密合作、互相尊重，从来不会轻视彼此。在我认识的法医人类学家当中，几乎每一位都观察过不同的尸体解剖，甚至曾于殓房工作。我们都会去了解法医病理学家的工作方法、程序及步骤。

法医人类学家及法医病理学家，连同齿科法医都会被传召到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除了这些基本工作之外，法医人类学家与其他法医专业人士最不一样的是，如有需要，我们要协助战争罪案及大型伤亡事件的调查工作。法医人类学是人道主义色彩很浓的专业。这也说明一点，法医人类学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我们未必能从社会层面改变什么，甚至没有太大能耐去推动政策性的改变。不过，我们关注“人”，无论是在世的人还是已经离世的人，无论是无辜的平民还是有罪的战争罪犯，无论是否是被社会推到边缘的人。我们关注的是，每个来到这个世界生活的人，有没有受到有尊严的对待。

可惜的是，不是所有的尸体都能有圆满结局。回到前文的故事，就在“秃鹰”们这次行动之前数月，志愿者们在沙漠的四堆人类骸骨附近找到了一部手机。他们把手机捡起来并拿回去充电后尝试检查电话中的内容。幸运的是，手机没有设置任何密码或解锁装置，因此志愿者们很轻易地找到了最后通话记录的部分。他们发现最后一通通话就是打给“911”的紧急电话，并且长达11分钟。志愿者们拨到“911”，亦从警察处取得此次通话的录音。在录音中，志愿者们清楚听到跨境者以西班牙语问警察能否为他提供饮用水，并告诉接线员他就快要死了。“911”把电话转接到边境巡逻队，而据说巡逻队也曾出去寻找过这名男子，却没有收获。或许你会觉得，他们不以非法途径进入美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我们在此暂且不评论，不过绝对值得关注。而“170422145”因为旁边有身份证等文件，能够有效进行及加速身份辨识程序。除了用骨头建立档案，以了解有关骸骨主人的基本资料之外，有身份证则较容易找到死者的家属，从而可以用DNA去做比对，确认骸骨的身份。

虽然家属们依然在等待DNA检验结果，但从骸骨档案及随身物品来看，这堆骸骨是戈麦斯的概率颇大。家属们说，他们觉得因为现在知道了戈麦斯的去向，即使结果是他已经死亡，依然觉得有种安慰感。

国际红十字会（ICRC）发表的一份报告“The ICRC Report: The Missing and Their Families”（《国际红十字会报告：失踪者及其家属》）指出，家属如果不知道其失踪的家庭成员是生还是死，他们永远无法开始疗伤的过程，他们对失去亲人一事依然会惊恐万分。报告更指出，死伤者后代的人生也会因为这事件带来的愤怒、邻居及亲戚的嘲笑，以及事件处理中的不公平、不公正而感到困扰。

给家属一个确切的答案代表他们能正式哀悼戈麦斯并将他埋葬。因为有科学及法医学的协助，“170422145”可以得到一个重新拾起身份的机会，而这个身份是死者一直以来都在使用的。与将骸骨编号为“170422145”相比，寻回其一直在用的身份是对死者的尊重、对家属的尊敬，同时亦赋予骨头应有的人性。法医人类学家利用专业成为家属与死者的桥梁，为家属寻找答案，是人权，是义务，亦是公义。

真相，不能起死回生，但能让无名逝者的声音被听见，即使跨越了生死界限也绝不罢休。 GgoiOsid96dN/LA//Mjdck287lslFAurwMQ8vsUKe4UUNlgMT/d/n740V7Jfl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