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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并不单纯地只带有研究及学术性质，更重要的是为寻找逝者身份的调查多提供一个渠道。法医人类学的其中一个最终目标是为逝者发声，无论逝者是谁或者被谁灭口。除此之外，更会为那些被欺压的人——被杀害的、被虐待的、被随便抛至乱坟岗的人——发声，他们被人视为“物件”，不受尊重，也没有尊严。因此，法医人类学在此时此刻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不只要找出谁是凶手，更要利用墓里那被灭声、被欺压的“证人”找出事实的真相。而真相的背后，往往揭示了人性的丑陋与黑暗。
纵然法医人类学的工作充满意义，但处理及调查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挑战真的很大。在经历过灾难的社区及群体中，这些人道主义及相关调查工作对家属甚至生还者的相关记忆来说都是关键所在！如果不能有效地处理受创伤家庭及家属的情绪，社会复苏的速度会大受影响。虽然说起来很矛盾，但知道尸袋里死者的身份，其实反而比多年的未知与恐惧令人更加平静。知道死者的最终去向，能够让家属将死者的离世与那件不幸的历史事件相联系，而不是莫名自责。对家属来说，这是一个重启新生活的里程碑。
以我个人来说，每次读到任何有关历史里曾经发生过或现在正在发生的屠杀、种族灭绝事件，受害者及生还者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不禁心头揪紧，可以想象他们当时被逼到墙角的惨况。对于他们的经历，我们只能想象，却不能感同身受。纵使有机会逃出生天，但如果得知最深爱的人都被杀害，幸存的喜悦也会在瞬间消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以科学的手段为他们寻找答案，寻找真相。
加害者可能以为可以借着杀人灭口隐瞒事实及加害手段，令受害人再也无法发声，却不知道受害人只是换了另一个方式、另一种语言诉说着他们的经历。通过解读骨头上的故事，追寻真相有时候可以跨越时空、地域及生死的界限。通过这些不停进步的科研鉴定技术，法医学有关骨头特性及创伤的研究，加上借用了考古学的系统分析及挖掘方法，虽不能让亡者起死回生，却可以使他们的声音就算到了六尺以下都能被听见，能够尝试“治疗”家属的伤痛。
以这些不幸的事件为例，法医人类学必须以极高的透明度参与其中，以便让家属清楚了解他们至亲死前的一刻，并准备面对已经没有办法倒带重来的人生。从事这个专业久了，就会慢慢领悟到，这个全球性的法医科工作不只是抓凶手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把过去及未来联结起来。过去，是眼前的他们经历了什么；将来，是重新振作的力量。不论世界各地的历史背景、政治、宗教如何不一样，人的死亡都给出了相同的与人性有关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