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班牙人对美洲的征服,欧洲与亚洲南部海岸的海上贸易及俄国向北亚大草原的挺进,大大扩展了欧洲人的视野,大大激发了欧洲人的雄心。
但在漫长的16世纪结束后(约1620年),几无迹象显示欧洲人已促使世界经济出现或削弱欧亚世界其他地方之古老文明的文化自主权。欧洲人已打造出将美洲与欧亚世界相连的新商业网。美洲白银的供应,让他们得以进入对纯欧洲产品几无需求的亚洲市场,影响了欧洲和奥斯曼、明朝两帝国的物价和货币供应。但在这新全球交易过程中流通的商品,不是日常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流通量甚小。在16世纪,一年平均有50艘至70艘船离开里斯本前往东方;
瓷器或纺织品之类的制造品主要是往西流向欧洲,而非往东流向亚洲。
也没有多少迹象显示,东西方技术上或文化上的优劣态势已大幅改变。在16世纪,输出最广的科技或许是火药武器,而欧洲人在这上面享有技术领先优势。奥斯曼炮兵部队用的是欧洲专家。日本的“过时”战争因欧洲火器的输入而彻底改变。但不管在日本,在伊朗,还是在莫卧儿印度,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都能够对军事创新做出反应。技术上的差距也未使欧洲诸国和欧亚世界其他国家在军力上出现巨大差距。实情正好相反。奥斯曼人进一步扩张的威胁笼罩欧洲,直到17世纪90年代才消除。欧洲偏处一隅,使欧洲地面战的模式,几乎未对印度和东亚带来任何影响。差不多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少有迹象显示当时欧亚世界其他地方的消费模式、社会礼仪规范、阶层组织观正受欧洲人作风的影响。“旧世界”“新世界”两地天然产物的“哥伦布交换”使欧亚世界农业因玉米、马铃薯之类新奇作物的引入而变得多元,但并未导致其依赖欧洲供应者。
欧洲人在美洲的活动,只引来欧亚世界其他地方微乎其微的关注。
伊斯兰世界与东亚两地的宇宙论,面对欧洲学问,或面对欧洲宗教与仪式的猛然崛起,一如以往昂然自信。
帖木儿死后的两个世纪间,欧亚仍由我们到目前为止探索过的三大文明世界和我们默然略过的其他一些文明世界(佛教和印度教的文明世界)所分据。几无证据显示,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已开始缩小。甚至正好相反,欧亚各地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建国运动,还有知识(透过欧洲、东亚两地的印刷物)更广泛的传播,使它们之间区隔彼此的差异更难消除,从而立下文化认同的界桩。当然,有时候,不同文化的交会,带来好坏参半的感受。奇特的佛牙故事,说明了心态可以如何在一夕之间从毫不在意变为宗教狂热。1560年,果阿总督率军突袭佛教王国贾夫纳(Jafna,位于今斯里兰卡境内)。葡萄牙人夺走的战利品中,包括佛教世界至为崇高的遗物:佛牙。不久,佛牙遭夺的消息,就传遍孟加拉湾周遭诸国。缅甸国王表示愿付巨款让佛牙安然返回原地,果阿总督同意了。但此事还未正式敲定,宗教裁判所就介入了。果阿的宗教裁判所权势很大,不断攻击(非基督教的)迷信和异端。几年后,该组织强迫果阿当局在印度境内的诸多葡萄牙人殖民地查禁印度教仪式。该组织不把佛牙当作有利可图的东西,反倒把佛牙落入基督徒之手,视作上帝赐予的胜利,视作摧毁敌人最强大武器的机会(因为教会清楚圣人遗骸有何力量)。总督不得不取消交易。佛牙被取出,磨碎,烧掉。在此,一如在其他地方,欧亚世界的“大发现时代”促成更多武力的交锋,但未促成心灵的交会。在“大发现时代”之后继起的“商业时代”里,情形是否会改观,仍在未定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