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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比较15、16世纪时欧洲与欧亚世界其他地方的差异，（对欧洲读者而言）心理上需要有所调整。我们对欧洲的了解，比对其他地方的了解，要详尽得多，因而很容易就把欧洲视为文化、政治上繁忙活跃的蚁丘，认为其与“迟钝”的“东方”诸社会截然不同。欧洲众国林立，各有自己的统治者、军队、法律、财政制度，为求生存而彼此竞争。这更让人觉得欧洲是繁忙而有活力的文明。但我们不该把这些活动（和它们所制造的浩瀚文献）当作证据，证明欧洲诸国已找到让它们称雄全世界的方法。
实情与此大相径庭。欧洲现代初期文化中，那些最富活力的元素预示的与其说是重大转变，不如说是破坏性混乱的种种表现。知识界对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的反抗，“重新发现”更浩瀚的古典文学典籍，构成“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主要成分。共和制罗马的历史、政治、修辞学，对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置身城市、官僚体系环境而具有阶级意识的人特别有吸引力，
同时也催生出一种新的世俗国家观，这种国家观使神职人员享有特权之主张再也站不住脚。它们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探求方面营造出某种气氛，而在那种气氛下，人们对天主教会的教义和体制的抨击，可以远比零星异端分子或社会叛逆分子对它们的攻击来得彻底而全面。新教徒的宗教改革能有如此惊人的成就，有赖于该改革运动迅速得到知识分子的敬重，有赖于该运动打动了萨克森选侯等世俗统治者（路德宗能够掀起风潮，该选侯的保护是关键因素），有赖于该运动与城市或小国国君保卫自治权以抵抗君王和帝国建造者之索求的关系。
事实上，在社会冲突因人口增长和价格蹿升而激化的时期，宗教异端会轻易被视为对社会、政治、道德方面秩序的毁灭性威胁。宗教异端的蔓延令罗马教会惊恐，促使教皇提出教会改革计划，并于1545年至1563年召开的特兰托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上通过该计划，也促使伊丽莎白一世迅速在英格兰推出英国圣公会的中间道路（viamedia）。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狂暴的意识形态战争，在1560年后并未减缓，于是有了法国的宗教战争和荷兰新教徒反抗其信仰天主教之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叛乱。如果说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已创造出一种新社会（雅各布·布克哈特设想的自觉的、竞争的、为自己算计的个人主义社会）
，并将国家由习惯的聚合体改造成“艺术作品”，
宗教改革则是注入一股可能使相互竞争的西方政治实体变得无法无天的反叛、偏执、独断的精神。
或许出于这原因，这时代最引人关注的政治观念乃是王朝统治。王朝统治者是理想的拟定法典者，透过血缘而享有统治合法性（有别于靠自己打下天下的专制君主），得到子民拳拳服膺的效忠。王朝统治，结合世俗行政系统的新观念和将君王视为学术与艺术之迷人赞助者的新观念，就成为调动社会资源与促成政治稳定的有力工具。事实上，欧洲的客观环境大大降低了王朝制的潜力。地方实权仍大体上掌握在贵族豪强和众多受他们保护的人手中。他们的野心和对立，往往比国王的命令，更能左右地方。他们能唤起地方利益至上的地方本位主义，能鼓舞地方固守旧有习惯，反抗王朝统治者的中央集权计划，能登高一呼支持宗教异议者（或聚集保守势力反抗实行改革的政权）。最宏大的王朝统治计划，莫过于查理五世欲将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西班牙、低地国家的土地统归一人统治，以创建一个大帝国的计划，但德意志诸小国国君和新教改革者结盟，破坏了他的大计。
在国家林立的大陆上，王朝制也是一股使局势不稳的力量。王朝的前景及政策与统治者难以预料的生死息息相关，而生死是引发王位争夺与纷争的无穷无尽的祸源。王朝的“统治逻辑”无视地方的自治权或文化认同，无视国际均势，引发激烈对立。16世纪上半叶法国瓦罗亚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间的多场战争，就是这种激烈对立的典型例子。王朝的“统治逻辑”也使欧洲诸国无法团结对抗奥斯曼人在东南欧和地中海的扩张。德意志诸国国君在1551年宣布，他们宁可与土耳其人谈和，也不愿接受未来的腓力二世统治。
对异教徒的恐惧，并未妨碍法国人于1536年和土耳其人达成协议，联手对抗哈布斯堡王朝，也并未让腓力二世因此在1580年后停止镇压荷兰人的叛乱，将西班牙的力量集中于对付地中海地区的土耳其人。
欧洲人治理国家时执迷于内部冲突，完全未想到去统治欧亚世界其他地方。由欧洲将新世界的财富用于支持王朝统治者的野心，就可窥知此点。1580年后腓力二世靠着美洲白银财力大增，得以支应为建立王朝霸权所发动的诸多战争的开销。但这巨大的意外之财，仍未能使他在1596年时免于破产。
因此，16世纪欧洲知识界和政治界的精力，有许多被耗费在蹂躏欧陆的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中，而那些战争直到该世纪结束时，才因各方国力耗竭，无以为继，而自然结束。根据这时代背景，也就不难看出为何欧洲的扩张对当时的伊斯兰诸帝国和东亚的诸大国，只是微不足道的威胁。欧洲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似乎主要沉迷在神学论辩的灿烂火花中。科学探求尚未摆脱大部分受教育人士所相信的巫术、星象预测观念。在政治与知识领域普遍内倾的时代氛围中，海上亚文化的惊人发展是一大异数。
人称“诸半岛之半岛”的欧洲，被众多“内陆海”（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英吉利海峡、爱尔兰海）环绕，因此欧洲会发展出稠密的海上交通体系，几乎不足为奇。更不足为奇的是，多样的海上环境（特别是在欧洲大西洋沿岸）催生出形形色色的船只和航行技巧。欧洲有可通达的内陆、多样生态、稠密人口，比起其他沿海地区，例如（连接东非、波斯湾、西印度的）西印度洋或东南亚的岛屿地区，条件更为优厚。因此，早在公元1400年之前，欧洲就出现一些强大的“海上国家”：地中海的威尼斯、热那亚、拉古萨、阿拉贡，西南欧的葡萄牙，北方的丹麦、挪威、汉萨同盟、英国、荷兰。在这些海上国家中，海上冒险活动靠着有利可图的渔业、贸易、海上掠夺三管齐下而欣欣向荣（对手使用武力阻止它们从事商业活动时，它们即诉诸海上掠夺）。
海上冒险活动得到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需要海上贸易所创造的收入。绘图术和航海辅助工具，成为最快将科学实验转化为实用技术的主要领域，绝非偶然。到了16世纪70年代，托勒密的世界地图（15世纪时在欧洲“重新被发现”的地图），已被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根据欧洲旅行家、航海家的见闻报告所绘制的精确得多的世界地图取代。该世纪结束时，已有大量关于亚洲、美洲的作品印刷问世，游记热（不管是严肃的、科学的还是纯粹哗众取宠的游记）如火如荼。
到了16世纪，已可清楚看出欧洲比欧亚世界其他文明更胜一筹之处，在于它抢先一步发展海上活动。与美洲、印度两地的长距离贸易同时增长，就是这优势的表征之一。另一个表征，乃是北大西洋出现大规模的鳕鱼捕捞业，至16世纪70年代时，这种捕捞业已动用了约350艘船（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英国的船）。
欧洲水手特别善于利用海上武力作为贸易之外的替代事业，或利用海上武力来协助发展贸易，最抢眼的例子就是葡萄牙的葡属印度。17世纪初时，欧洲人已蓄势待发，准备在远洋贸易和远洋运输上称霸全球（在内部纷争不断的情况下），在长距离贸易上占据利润丰厚的位置。但除了征服美洲这个显著的例子以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能从沿海滩头堡通常的活动范围出发，进一步向内陆活动。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背井离乡的“海上人”的习惯和整体观念，在他们所接触的欧亚世界其他社会中特别受到看重。只有在俄国的大草原边境（在多少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欧洲人才顺利扩张进另一个欧亚世界社会的心脏地带。而相比之下，在东南欧，优势仍不在欧洲一方。
到这时为止，欧洲人所创造的最接近于世界帝国者，乃是统有多处领土的西班牙帝国。西班牙帝国幅员辽阔，势力跨到大西洋彼岸，从智利一路往北覆盖到新墨西哥。西班牙势力还跨到太平洋彼岸的菲律宾群岛：1565年后，西班牙人将墨西哥白银运到菲律宾，换取从中国运送到该地的奢侈品。1565年至1815年间，每年都有西班牙大帆船从马尼拉出发，经六个月的航程，抵达太平洋彼岸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其中至少有一趟，乘客和船员全病死或饿死，大帆船却仍在海上继续航行，像“玛丽·塞莱斯特号”一般。西班牙帝国的偏远据点阿卡普尔科，就靠这样的漫长航程，和帝国其他地方连接。
但尽管有如此惊人的版图，这个帝国未能如臂使指般完全掌控分处各地的领土。这是个意外诞生的帝国，随着欧洲、中国两地对白银的需求，应运而生的帝国。这是为独家掌控美洲白银在全球的流通而建造的帝国（1494年至1850年间全球白银超过八成来自美洲），但这帝国欠缺让欧洲贸易进一步深入亚洲市场的手段和意志。这帝国没有拟出让西班牙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宏大战略”：事实上，纵有这样的计划，也将是徒劳。实际情形反倒是腓力二世将“王室的五分之一”（王室从白银流通中所分得的份额）用于对付欧洲对手和叛乱者，以维持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美洲与西班牙本身的资源，未被用于实现称霸全球的远景，而是用于满足国王“救世主式帝国主义”（他捍卫天主教信仰、对抗天主教之新教徒敌人的使命）无可满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