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崛起

葡萄牙人是欧洲扩张的海上先驱。葡萄牙王国本是大西洋沿岸的弱势小国，但到了1400年前后，葡萄牙的统治者和商人已懂得善用其宝贵资产——里斯本港。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已是地中海与西北欧之间重要的贸易路线。里斯本正位于欧洲两大海洋经济区（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会处与重叠之处。 里斯本是贸易与商业情报的集散地，也是人们交流海运与航行技术经验的场所。 它是殖民大西洋岛屿的跳板（马德拉群岛于1426年被葡萄牙占领，亚速尔群岛也在15世纪30年代成为葡萄牙殖民地），而1415年葡萄牙占领摩洛哥休达（Ceuta）的十字军战舰，也是从里斯本出发的。因此，葡萄牙人早在1434年冒险跨越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许久之前，就已在建造帝国之路上尝试过多种手段。对亚洲重要贸易路线（以地中海为西端的贸易路线）的认知，以及十字军意识形态的影响共同塑造了他们的地理观念。 讽刺的是，十字军运动的前提预设正是葡萄牙位于已知世界的最西端，而十字军的目标乃是向东进发，抵达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地。或许正是这种观念，以及葡萄牙人在1415年后对北非的头几次袭掠活动（此时他们听闻摩洛哥的黄金来自西非），使他们的探索活动先后转向南部和东部，而非向西横越大西洋。与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的基督教帝国（据说位于埃及南方某处）结盟的憧憬，使航海家、商人、投资者和统治者满怀希望，以为只要从海上绕过北非伊斯兰诸国的侧翼，找到基督教帝国，并与之联合起来包围伊斯兰文明，基督教势力就能大振。 祭司王约翰只是个传说，他的帝国亦然。但到了15世纪60年代，葡萄牙人已继续往南推进，以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路线。1498年，达·伽马成功达成此目标。 但葡萄牙能将其海上势力伸入印度洋，靠的不只是航海本事。因为非洲两项关键因素的配合，葡萄牙人才能凭海上冒险进入亚洲。第一个乃是西非黄金贸易的存在。西非黄金从森林带往北流向地中海和近东。15世纪70年代时，葡萄牙人新辟的大西洋海上路线，已截走一部分西非黄金贸易。1482年至1484年，他们运石材到圣乔治·达·米纳（San Jorge Da Mina，今加纳的埃尔米纳）建立大型要塞，作为黄金贸易的“贸易站”（factory，以围墙围住的场所，通常筑有防御工事，供外国商人在其中居住、贸易）。这是至为关键的一步。此地获利巨大。1480年至1500年，该地的利润几乎使葡萄牙王国总税收增加了一倍。 15世纪70、80年代，葡萄牙人为绕过非洲最南端，往更南方展开数次航海探险，最后在1488年由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绕过风暴角（后改名好望角）。而这些所费不赀又危险重重的航海行动，就靠这些“贸易站”提供资金。第二个关键因素，乃是葡萄牙人在非洲大西洋沿岸的茫茫海上，未遇到当地人抵抗。在摩洛哥以南，没有哪个大国有意愿或工具来反对葡萄牙人使用非洲沿海水域。大部分非洲国家眼光朝向内陆，把海洋视为渺无人烟的水上荒漠，而（在西非）把干不见水的撒哈拉沙漠视为通往遥远市场的真正要道。

在这些有利条件下，葡萄牙人穿过空荡荡的海洋，绕过好望角后转而向北，在赞比西河河口附近发现印非贸易路线的南端。从那里开始，他们有当地知识可资依循，依靠当地领航员的指引前往印度。越过赞比西河河口往北，达·伽马再度进入人类已知的世界，仿佛在毫无路径的荒野绕了长长一圈后重新回到文明世界。抵达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沿岸的卡利卡特时，他凭借旅客与商人使用的中东路线，与欧洲恢复联系。这一趟他展现了高超的航海本领，但在其他方面就不都那么幸运了。当地婆罗门带达·伽马到某座庙宇时，他以为那些婆罗门是失联已久的基督徒。他在一尊女神像面前跪下，以为那是圣母马利亚，其实是印度教的雪山神女。在这期间，该港的穆斯林商人明显不友善。经历过一场打斗之后，达·伽马决定早早打道回府，于是起航返回欧洲。

葡萄牙人既已找到不欲为他人所知的、经由大西洋前往印度的路线，接下来他们要怎么做？即使海路运输成本较低，光靠几艘葡萄牙船在印度洋，也不大可能使印度洋贸易大半改走绕过非洲南端那些冷清而漫长的海上航线。事实上，葡萄牙人很快就展现了实力，而马拉巴尔沿岸是理想的下手目标。那地区沿岸分布着一些不成气候的罗阇 ，当地的生计倚赖贸易（东南亚与中东之间的主要路线行经该地区沿岸）。达·伽马航行到卡利卡特后不到四年，葡萄牙人就驾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多桅帆船（caravel），浩浩荡荡地回到该地。在阿尔布克尔克的率领下，他们开始建立筑有防御工事的基地，借以控制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第一个建立的基地在科钦（Cochin，1503年），再来在卡纳诺尔（Cannanore，1505年），然后是果阿（Goa，1510年）。在好言商量被严厉拒绝后，他们在1511年拿下马六甲，东南亚首要的贸易国。到了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人已设立约50座要塞，最西是位于莫桑比克的索法拉（Sofala），最东则是华南的澳门，“黄金果阿”则已成为葡属印度（Estado da India）的首府。

葡属印度既非领土帝国，也非贸易帝国。从某方面来说，葡属印度的成立，乃是欲垄断胡椒（外销欧洲获利最高的香料）贸易。但葡萄牙人没有实力垄断这贸易，胡椒贸易仍有很大部分不受他们掌控。 结果，葡属印度反倒成为向东南亚、西印度、波斯湾、红海之间的海上贸易强索保护费的体系。亚洲商人得在葡萄牙“贸易站”（果阿、第乌或霍尔木兹）买安全通行证（cartaz），否则就可能被葡属印度船只打劫。在第乌海战中歼灭埃及海军之后，葡属印度在印度洋上已无敌手，但其实力未强大到足以封锁曼德海峡，控制红海。印度洋周边的国家，海军科技水平无一及得上葡萄牙，葡萄牙的多桅小帆船因此成为所向披靡的海上武器。除了马六甲，大概没有哪个印度洋国家认为海洋贸易重要到必须建造庞大舰队的地步。南亚诸大国大部分把眼光朝向内陆。从事海上贸易者，只剩那些缺乏社会威望和政治影响力的沿海商人社群。 因此葡萄牙海军得以轻易称霸印度洋。马来半岛以东，则非如此。在南海或日本附近，葡萄牙人行事谨慎得多。他们在这里以长途贸易商的身份，找到了生存空间。当时的明朝帝国不让其子民出海，且不愿与日本直接通商往来，葡萄牙人正好扮演中间人，从事中、日两地间的转口贸易。

因此，葡属印度的角色，渐渐由十字军兼劫掠者，转变为结构松散的葡萄牙人社群网络。那些葡萄牙人社群的成员，大部分由移居者和他们娶的当地女人所组成。这些葡萄牙人不是欲瓜分庞大内陆帝国的征服者，他们没有这样的实力，或许也没有动机这么做。在16世纪40年代，索法拉和澳门之间的所有葡萄牙殖民地，总共只有六七千葡萄牙人，50年后或许增加了一倍。 他们在经商上也非积极进取，不仅未能让死气沉沉的亚洲贸易转趋活络，反倒压制了亚洲贸易的发展。葡萄牙人靠着在北大西洋练得的驾船本事，打进亚洲贸易世界。但他们的利润大体上来自对亚洲既有海上贸易的“榨取”，直到1550年后巴西发展起来，才有所改观。 一如我们待会儿就会看到的，西方人能在亚洲贸易经济中牢牢立足，乃是拜他们对美洲几乎同时进行的冒险活动所赐。在这期间，对印度洋、东南亚的本地商人和海运业者而言，葡萄牙人的存在令人焦虑不安。对马六甲而言，那已是场浩劫。但对于与葡萄牙人有所往来的诸多更大国家而言，他们再糟糕也只是惹人厌，而最好的情况下，还会有所帮助。

令人费解的是，离母国如此遥远的一连串要塞和“贸易站”，怎能抵住它们周遭社会的同化力而屹立不倒。到了16世纪末期，亚洲诸港间的“国家贸易”，比绕过好望角的零星贸易有利可图得多，这时，葡萄牙人仍能维持那些要塞和“贸易站”，更令人惊讶。使葡萄牙“帝国”不致瓦解的因素，并不是它国力更强或是技术更先进，而在于商人离散族群所具有的某些看似平平无奇的优势。葡萄牙人在亚洲由各据点连成了网络，并靠宗教和语言维系这一网络，比起亚洲本地的同业，他们更善于取得长途贸易的市场情报。 葡萄牙语成为亚洲海域的共通语。葡萄牙人作为海上活动的外来次文化族群，在当地社会属于边缘角色，而这样的角色有助于他们为不信任自己商业社群的当地政府所接纳。事实上，许多葡萄牙人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维生。在胡格利（Hugli，位于今加尔各答北方），有位敢冲敢闯的商人，得到莫卧儿皇帝阿克巴的同意，建造了一处贸易站，好将中国奢侈品走河路往上游运到他的皇宫。在不远处，另一群商人在若开王国（Arakan kingdom，今缅甸北部的沿海地区）保护下，靠奴隶买卖和海上劫掠维生。当时，该王国正努力阻止莫卧儿势力扩张到东孟加拉地区。一名出身高贵的穆斯林妇女（此妇女后来“改信基督教”，嫁给葡萄牙船长），被从事奴隶买卖的葡萄牙人带走时，遭池鱼之殃的乃是胡格利那些商人。若说这些栖身在亚洲世界边缘海域的“海上人”，会是日后西方宰制亚洲的开路先锋，当时亚洲的大部分统治者肯定会笑其为无稽之谈。

欧洲人在1490年后几乎同时进入亚洲沿海地区与美洲沿海地区，乍看之下，这巧合得令人吃惊，但原因其实不难说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角，虽然位处欧洲的临海边陲，却是善于放贷、经商、航海的热那亚人与当地海员（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携手合作之处。本身是热那亚人的哥伦布，在里斯本习得贸易本事。他和葡萄牙航海家及他们背后的金主一样，认为国际上的尔虞我诈和地理上的探索，乃是让世界中心摆脱异教者统治的圣战。 为了跨过大西洋，他寻求葡萄牙、英国、法国的支持，皆未能如愿。此事或许表明哥伦布有关地理的看法遭到情有可原的怀疑（哥伦布认为中国位于欧洲西方约4000公里处），也可能表明当时人们认为绕行非洲更为保险。他的冒险事业最后能得到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支持（当时新诞生的西班牙王国由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王国联合而成，而阿拉贡对哥伦布的计划兴趣不大），除了得归功于哥伦布诉诸十字军圣战的慷慨陈词，打动了刚完成收复失土运动（Reconquista，将穆斯林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运动）的西班牙王廷，或许也得归因于卡斯蒂利亚嫉妒葡萄牙在大西洋上的野心和随之可能得到的财富。1492年初攻下穆斯林的格拉纳达（“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据点），使西班牙人的圣战狂热和宗教使命感大为高涨，也帮助哥伦布得到了支持进而踏上西航之路。

一如葡萄牙探险家，哥伦布得益于殖民大西洋岛屿期间葡萄牙人所积累的风向知识和海流知识。1492年9月，他从欧洲世界的西端加那利群岛戈梅拉岛（Gomera）的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án）起航，10月12日登陆巴哈马群岛。勘察过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后，哥伦布途经亚速尔群岛返回欧洲。凭着惊人的航海本事，他确立了此后三个世纪西班牙与加勒比海之间一直沿用的航行路线，且在此后150多年间，几乎无人能以比他更少的时间航行于这两地。但他此次远航的目的，乃是找出前往中国的海路，就此而言，他的这趟远航一无所成。他的第二次西航则带有殖民目的，带了约1500名欧洲人前去，像先前殖民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那般，殖民伊斯帕尼奥拉岛。 在1498年至1499年和1502年至1504年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西航中，哥伦布探察了铁拉菲尔梅（Tierra Firme，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与中美洲的海岸。

到这时为止，西班牙在美洲的冒险可视作伊比利亚半岛人移居大西洋岛屿行动的大胆延伸，只是欧洲世界微不足道的扩张。但在哥伦布首次踏上美洲的不到30年后，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和其冒险团队就征服阿兹特克帝国，这标志着欧洲人对美洲的入侵进入了另一番局面，其历史意义和欧洲人对其周边海岛的零星殖民或葡萄牙人对亚洲贸易的劫掠，不可相提并论。今人很容易就认定，征服中美洲大陆乃是哥伦布的“任务”顺理成章的延续，认定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马（Montezuma）的败亡是欧洲先进科技必然促成的结果。但我们若是深入检视那些征服动机，以及将浅尝辄止的海上勘察转变为对辽阔内陆高地的彻底掌控所采用的手段，就会发现若没有地理上、文化上、人口上独特的机缘巧合，欧亚世界强权在“外围世界”（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南太平洋）的头一次大规模征服行动就不可能实现。

西班牙转型为殖民强权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在于加勒比海。大西洋风向与洋流的特性，使加勒比群岛（美洲地理上往欧洲突出的部位）成为西班牙或葡萄牙水手最初登陆的地方。与格陵兰、纽芬兰这两个近海大岛不同，加勒比群岛适于居住、垦殖，且利于海上入侵者登岸。欧洲人可以用蚕食方式逐岛征服，并很快从欧洲得到增援，巩固据点。岛上的原住民没有足够抵御欧洲人的军事组织，且抵挡不了跟着欧洲人而来的“旧世界”疾病，病死者众。至为重要的是，这些岛屿与玛雅、阿兹特克这两个强大陆上帝国未有往来，且不受它们掌控，因而这两个帝国未能预先得到外人入侵的示警。更糟糕的是，这些岛屿还为西班牙人提供了适应水土和侦察中美洲沿岸地形的重要跳板。在伊斯帕尼奥拉等岛屿上，他们可以通过对付阿拉瓦克人（Arawak）来摸索战法和控制、剥削的方法，供之后运用于更大规模的征服行动中。频繁占领加勒比各岛屿（1510年时古巴已成为西班牙人的主要活动地）的军事活动分散了兵力，也促进了并未经过中央统筹的、以破坏或掠夺为目的的对大陆的武装“突袭”（entrada），而非可能招致全军覆没的一次性远征。加勒比群岛给了西班牙人摸索、修正的宝贵缓冲空间。

最重要的是，加勒比群岛产金。沙金的发现（首先发现于伊斯帕尼奥拉岛）对西班牙人的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因此产生的淘金热，使来到该岛的西班牙人在1502年时达到约1500人，并鼓舞他们往加勒比诸岛和大陆进一步冒险。1508年后殖民者所自行组织的“突袭”行动，其行动经费来自从印第安人那里抢来的或役使奴工开采的黄金，而非来自西班牙本土的黄金。向美洲大陆挺进，不是欧洲母国的君主或资本家所下达的指示，而是在岛上金矿很快就耗竭之后，渴求黄金的拓荒者受利益驱使的自发作为。若非加勒比诸岛和附近铁拉菲尔梅的淘金热潮旋即结束，往美洲大陆开疆拓土的动力不知要等到何时才会出现，肯定至少要等到西班牙人已无法让阿兹特克人对其感到意外和惊愕之后才会出现——西班牙人能战胜阿兹特克人，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是制胜关键之一。因此，加勒比的桥头堡，提供了这场征服行动所需的大部分动机和资金。

1519年到1521年，大势几乎已定，西班牙第一位伟大征服者科尔特斯，花费如此短暂的时间，就掌握了这个拥有1100多万人口、盛产贵金属、以玉米种植为物质基础的帝国政权。科尔特斯的大胆行动，让他突然拥有一块庞大的殖民地；相对地，那些行事谨慎、不敢贸然实行征服计划（认为征服行动必定以失败收场）的欧洲人，活动范围则一直局限在亚非沿海地区，两者的结果形成了强烈对比。科尔特斯能够成功，部分原因可能在于阿兹特克人称霸墨西哥高原还不算很久，以及被阿兹特克人征服的民族对阿兹特克人心怀敌意，致使科尔特斯能与他们结盟，得到帮助；另一原因则在于西班牙人的军事科技较占上风。 但在亚洲、非洲，并不难找到具有同样的条件，似乎易于被外人征服的地区。

西班牙人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击垮阿兹特克，真正关键之处在于文化上和生物学上的因素。有人主张，阿兹特克帝国如此不堪一击，乃是因为其指挥高层不知道来犯的欧洲人来自何处以及来此的目的、动机，也不明白欧洲人为何突然出现在其境内，致使心理上慌乱，不知所措，从而摧毁了阿兹特克皇帝的抵抗能力。 在此之前阿兹特克文明与“旧世界”毫无接触，且该文明欠缺四处流动而能将消息和谣言带到境内最偏远地区的朝圣者、小贩、商人、佣兵族群，因而陡然面对这个非任何仪式、献祭或祷告所能左右的“超自然”事件时，惶惑不知所措。因此一交战，必然就是兵败如山倒。但西班牙军事征服的神速和彻底，当地人抵抗意志的瓦解，还是个生物学现象。莫名其妙的惨败，带来文化震撼；接着因对“旧世界”的疾病缺乏免疫能力，大量人口病死，当地又遭遇生物学震撼。从科尔特斯抵达到16世纪结束，墨西哥的人口由约1200万锐减为100万出头，减少了九成。 原住民所受到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在有形的层面，行政管理的基本前提以在热带非洲、印度和中国无法想象的方式突遭翻转，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比例以及移居者与原住民的比例，由一个极端一下子摆荡到另一个极端。

西班牙人在中美洲的统治，就在这些奇特的情况下（比较像科幻小说而非历史）迅速扩及中部高原（阿兹特克心脏地带）、玛雅人所在的尤卡坦半岛以及靠近今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干燥台地。这是西班牙帝国主义向北推进的浪潮，推动者是一群移居者和冒险家，他们来自海上强权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中心地带。与此同时，已有西班牙淘金者向南移动，来到南美大陆的铁拉菲尔梅和名叫黄金卡斯蒂利亚（Castilla del Oro）的地峡区。西班牙人对前哥伦布时代第二大帝国的征服行动（事实证明这又是一场迅速得手的闪电战），就是从这里和16世纪20年代初西班牙在巴拿马建造的定居点开始的。

从许多方面来看，西班牙人征服安第斯高原的印加帝国，比打败阿兹特克人更令人吃惊。印加帝国距离西班牙的加勒比海桥头堡更远，从海上进入较不容易，且版图大得多——从今日的厄瓜多尔直到玻利维亚的北部。被西班牙人称为阿尔蒂普拉诺（Altiplano，意为“上升的高原”）的广阔内陆高原，构成该帝国的核心。印加帝国的矿石资源比阿兹特克人所在的墨西哥更为丰富，其生态也更多元。 印加人已将安第斯高原所有属于稳定小农文化的地区，全并入他们的帝国。他们的课税体系处处比墨西哥的课税体系复杂且有效率，课税目标既为积聚贵金属，也为积聚大量农产品。借由这课税体系，印加帝国得以维持常备军队，奖赏地方和军队的精英阶层。借由课税积聚财富，借由徭役制度征用人力，印加人得以建造出色的道路网、要塞、军火库、桥梁、梯田、灌溉设施，以及在库斯科建造出人口10万至30万的堂皇帝都。 1532年，皮萨罗率领167人（被称为卡哈马卡人，Men of Cajamarca）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帝国。

一如后来某些“突袭”中美洲的行动，皮萨罗的远征开销，一直是靠劫掠印第安人的财物来支应的。加斯帕尔·埃斯皮诺萨（Gaspar Espinosa）是皮萨罗背后最大的支持者，他就是靠劫掠发大财，成为巴拿马最有钱的移居者的。 皮萨罗，一如科尔特斯，占了奇袭的优势，且拥有印加人所不知的武器。西班牙人靠着残酷政变，几乎一举就让整个印加政局陷入动荡，而这一政变能够成功，上述两因素是关键。1532年11月16日，皮萨罗在北秘鲁的卡哈马卡会晤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Atahualpa）。阿塔瓦尔帕可能认为，如此一小撮陌生人，靠他庞大的侍卫队就可轻易摆平，或认为他们是佣兵，用钱财就可让他们改投他的阵营。他没料到对方野心那么大，因而在对方动手时毫无防备。皮萨罗进入卡哈马卡的广场才几小时，阿塔瓦尔帕就沦为阶下囚，他最亲密的政治心腹非死即伤，他的军队有数千人死于西班牙骑兵之手。这场大屠杀让印加帝国变得群龙无首。印加人的反击失败了，西班牙征服者为争夺战利品，开始自相残杀，最后秘鲁由位于遥远马德里的西班牙当局有效掌控。

一如征服墨西哥之役，征服秘鲁之役能够成功，一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人碰上的帝国政权太不堪一击。一如阿兹特克帝国，印加人的统治倚赖许多少数民族的合作，而那些少数民族都是新近才降服的，或对帝国怀有二心。另一个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西班牙人入侵时，这两个帝国的扩张都来到临界阶段，恶化的后勤补给和越来越少的收益，已使统治者开始推行新的剥削措施和不得人心的改革，在前哥伦布时代，墨西哥境内已出现灭亡预言，而秘鲁境内则爆发了内战，表明内部情势已紧张到危险程度。 但这两个帝国面对一小撮海上入侵者时如此不堪一击（在美洲大陆其他地方，海上入侵者并未取得如此一边倒的大胜，甚至以失败收场），并非只因为上述情势。这两个前哥伦布时期的大帝国，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中央集权政体过于复杂。这政体以全能的神圣君主为轴心运作，君主突然被捕，整个帝国机器就无法运转。文化上的隔绝则使这情况雪上加霜，造成那些全能的统治者对陌生入侵者了解不足。由于没有预警，他们在国家治理和国防上都未能预先采取审慎的因应之道。西班牙人的武器和战术，特别是他们的火器和战马，给予了对手致命一击；“旧世界”疾病造成的生物学层面的打击（某种无意间发动的细菌战）则在印加和阿兹特克两帝国都发挥了强大效果，使其无法发起第二次抵抗。若非如此，随着各地开始感受到被外族征服的痛苦，反抗运动很可能在各地风起云涌。就是这几个不同因素相辅相成，西班牙人与这两大陆上文明的接触，才会变成不费吹灰之力的闪电征服。或许，换上欧亚世界其他哪个大国来此，都会有类似的辉煌战果：蒙特祖马若遇上帖木儿，大概很快就会被解决掉。西方运气好，占了地利之便（最接近前哥伦布时代两大帝国的加勒比海前厅），因而得以抢先占有“外围世界”的新土地。

这时候，西班牙征服者还未必能将推倒阿兹特克、印加两帝国的大规模劫掠性远征，转化为西班牙财富和势力的更持久扩张。他们能将意外得到的巨大财富转化为经济体制，在美洲打造一新欧洲吗？从经济上来讲，至少新西班牙（墨西哥）和利马（秘鲁）这两个由总督治理的大殖民地，在这方面似乎卓然有成。先前，猝然兴起的淘金热随着金矿快速耗竭而消退，促使西班牙人离开伊斯帕尼奥拉与古巴，向外探险，但在墨西哥和秘鲁，这种现象并未出现。早期发现的金矿，让第一批征服者获得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的巨大财富，而在发现这些金矿后不久，他们又在16世纪40年代于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玻利维亚的大山波托西（Potosí）发现储量极大的银矿。16世纪下半叶时，两殖民地已开始透过印度航线（Carrera das Indias）上每年航行一次的庞大船队，将大量金银块运回西班牙。这批源源流入的矿物财富，对后世有多重重大影响。这吸引更多西班牙人移入美洲，为将非洲奴隶运往美洲提供了资金，支应了比征服初期半封建政权还复杂的殖民政府和司法体系运作的开销，也有助于支应天主教会大举进驻的开销。天主教会的大教堂、教堂、墓地、无所不在的形象、公共仪式，乃是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最具体可见的标记。 光是在墨西哥，在16世纪结束时，天主教会就已在人口锐减的约100万名印第安人中，安置了约3000名神父。到了1622年，西属美洲境内已有34个教区。简而言之，黄金，还有主要是白银，把残酷的征服变为殖民统治结构。

从天而降的巨大金银财富，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新世界”的经济、文化到1620年时被牢牢嵌进“大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中，但我们也不该夸大这一影响。许多“西属”美洲地区，实际上在西班牙人有效占领区的势力范围之外：委内瑞拉的利亚诺斯（llanos，意为平原），中美洲的热带低地，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地带，安第斯山脉东侧的浓密森林，以及绵延到拉普拉塔河河口的草原地带。在这些地方，因没有矿石财富的支持，西班牙没有多少影响力，甚至会毫无存在感。作为连接欧洲与美洲两地经济的工具，美洲白银也并非全然可靠，它的供需很不稳定。17世纪初，从墨西哥流入欧洲的白银（尽管这些白银并非产自墨西哥本地）数量逐渐减少。墨西哥与东亚的商业关系（墨西哥的大部分白银流向了东亚）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1620年后欧洲的人口增长和商业活动速度双双放缓，欧洲对西属美洲白银的需求降低：殖民地宗主国与殖民地渐渐分道扬镳。 在文化上，征服带来的结果也是有好有坏。在墨西哥、秘鲁两地，西班牙人狂暴的残害（包括刀枪加身的直接残害和借助疾病的间接残害），已使前哥伦布时期的宗教体制迅速瓦解。到1531年，西班牙人已毁掉20000座神像，光墨西哥一地就拆掉600座神庙。 原来的祭司精英阶层失去重要地位，被征服的民众普遍被迫接受外来宗教，几无抵抗地采纳了基督教礼拜仪式和节日。 印第安人权贵在某种程度上被吸纳入政府体系。在更低微的社会阶层中，西班牙服装取代了天主教会所不喜的原住民传统服装。 但西班牙的文化冲击被客观环境的影响力削弱了。西班牙移民数量有限，且集中居住在城镇中，因而与内陆地区的印第安人很少接触。 西班牙政府决定不让官员和神职人员眼中移民者腐败、剥削的行为去危害印第安人社群，使移民与印第安群体的接触更为有限。加上内陆许多地区（特别是安第斯高原）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原住民的古老宗教和巫术得以在这片大地上保存下来。即使在印第安人较直接受到西班牙人殖民影响的地方，其结果也往往不明确。“新西班牙”一地的行政区划，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前哥伦布时期的古老“城邦”，地方的统治精英在那些“城邦”里，仍在相当程度上居于统治之位。摧毁征服前的宗教结构，并不表示传统信仰疗法术士、预言者、占卜者就此走入历史，巫师（conjuro）在乡间仍享有崇高地位。 西班牙语当然也未能取代当地人在被征服前所使用的语言。最近有项研究指出，西班牙语直到进入17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影响印第安人语言的文法结构，在那之前，西班牙语的影响不过是被当地语言借用了28个名词而已。

西属美洲仍顽固地保持着印第安人的文化要素，但在种族构成上则变得更加多元。在墨西哥、秘鲁两地，的确有许多西班牙人迁入（移民在性别和职业方面都比较多元化），他们足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并能在这个新世界中继续按照“旧世界”的传统维系西班牙社群，并使之不断增殖。 但从征服初期，西班牙男人就开始和原住民通婚，创造出大量梅斯蒂索（mestizo）混血儿。原住民劳力不愿被压榨，人数也越来越少，于是西班牙人在16世纪中叶引进了非洲黑奴，填补人力短缺，并和黑奴通婚，形成穆拉托（mulatto，即黑白混血儿）混血族群。17世纪中叶时，“新西班牙”的人口包括约15万名西班牙白人、15万名梅斯蒂索混血儿、13万名穆拉托混血儿、8万名非洲奴隶，以及约100万名印第安人。类似的人口组成，也可见于秘鲁；17世纪40年代时，整个西属美洲的黑奴人数可能已有33万人。 如此便形成了结构复杂、种族之间阶级分明的社会，在那些社会里，职业与地位反映了种族出身，政治与经济权力大体掌握在白人手里——不论是出生于西班牙本土的白人，还是在美洲出生、被称作“克里奥尔人”（criollo）的白人。

西班牙对前哥伦布时期美洲最强大社会的瓦解，在欧亚“旧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当地一部分较孱弱的社会实质上已经灭绝了。西班牙已经为打造一个被征服的、可以接纳西班牙需求与观念的社会开辟了空间。但到17世纪中叶，西班牙入主美洲150余年后，西班牙虽然成功征服了美洲，却并未将其真正纳入西班牙王国统治之下。“新西班牙”不会成为另一个西班牙王国，也不会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翻版，征服的结果反倒是创造出新的种族结构，以及独具特色但仍保有多元色彩的西属美洲文化，新的克里奥尔社会。

葡萄牙航海家和西班牙征服者，乃是促成15、16世纪西方势力崛起的最受瞩目的因素。对日后欧亚均势影响同样深远的，乃是莫斯科大公国（1480年以前还是蒙古钦察汗国的属国）只花了百余年时间就跨越大草原，直抵里海边，在1639年时建立起从西伯利亚森林直至太平洋海滨的庞大毛皮贸易帝国。俄罗斯人透过一连串疯狂的扩张，在中国和日本还未能称霸北亚那片更广大地区时，就先下手为强。他们堵住中亚草原民族屡次借以逼近东欧的北方出入口，在奥斯曼人或新兴的萨法维王朝统治者还未能将四分五裂的钦察汗国纳入其新帝国体系时，就先占领伏尔加河下游。

比起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俄罗斯人更是和中世纪欧洲诸大国基本隔绝的边陲民族。有位西班牙作家便论道：“俄罗斯和西班牙，［乃是］欧洲对角线的两端。” 俄罗斯人最早是往东迁移到森林区边缘的斯拉夫人，他们到达了大草原，遇到了这里的游牧民族战士（俄罗斯人所谓的“鞑靼人”）。第一个俄罗斯人的国家以基辅为中心。维京人或瓦兰吉安人（Varangian）出身的统治阶层在基辅建造了贸易集散地，利用从拜占庭、近东到波罗的海欧洲的水上贸易路线谋利。9世纪东正教传入之后，基辅罗斯人成为“拜占庭西方”重要的文化代理人。拜占庭借由他们，将其文化输出到东边的大草原民族（钦察人、哈札尔人、佩切涅格人）与西边的多神教立陶宛人（即西俄罗斯人）之间。基辅成为传教事业的总部，传教士在远至白海（White Sea）的北方森林创建了一座座隐修院。13世纪，在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等其他罗斯诸国的竞争下，基辅国势衰退，然后毁于蒙古人的入侵浩劫。1240年，基辅城遭蒙古人夷平。森林区的罗斯诸国成为钦察汗国的属国（钦察汗国是1259年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分裂后，继起的四大汗国之一）。罗斯诸统治者，特别是太接近开阔大草原而无险可守、无力防御的莫斯科公国统治者，成为遥远的里海边萨莱（Sarai）一地钦察可汗的代理人和受保护者。但至为重要的是，俄罗斯人通过东正教会——东正教会与拜占庭牧首仍然保持着一丝联系——的文化影响，保留了西方世界文化的自我认同。 后来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则乐于包容东正教会和其教义。

莫斯科公国能崛起成为罗斯诸国的霸主，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其君主的机会主义作风，他们懂得与大草原上的可汗结盟、合作。 蒙古人的支持，使莫斯科统治者在1331年后取得大公的头衔；与莫斯科为敌的立陶宛大公国（强大的西俄罗斯人国家），扩张时则被蒙古人击退。原信仰多神教的立陶宛大公国，于14世纪70年代接纳天主教，并与天主教波兰保有同归一个君主统治的关系。莫斯科通过其对蒙古人的影响力，借由自身领导群雄对抗天主教立陶宛的身份，赢得东正教会这个宗教、文化上重大盟友的支持。 14世纪80年代，库利科沃之役后，莫斯科大公国趁钦察汗国内讧，无暇他顾，取得了短暂的独立。但影响莫斯科大公国命运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帖木儿从中亚根据地四处征讨带来的巨大地缘政治冲击（14世纪末期时中亚仍是世界史的中枢）。帖木儿最终未能打造如成吉思汗帝国那般辽阔的新帝国，但他摧毁了蒙古的残余势力，包括渐渐瓦解为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喀山、西伯利亚四汗国的钦察汗国。到了15世纪40年代，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已享有实质独立的地位。1480年，他的继位者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粉碎了大草原民族最后一次欲将其重新贬为属国的企图。

1480年后的100年，乃是莫斯科大公国扩张的关键时期，左右了西方人入侵欧亚世界中部、北部的整个进程。莫斯科大公国的领土核心位于伏尔加河上游，它因此成为北方、东方（最远及于亚洲太平洋沿岸）的庞大森林帝国和里海、南乌拉尔地区辛苦打下的大草原帝国之间的枢纽。 但若只辖有东俄罗斯的一个小公国，且受制于信仰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又遭到北俄罗斯的富裕对手（例如拥有毛皮帝国、与汉萨同盟城镇有贸易往来的诺夫哥罗德）挑战，那么莫斯科的统治者几乎不可能实现其帝国野心。俄罗斯势力要崛起于欧亚北部，莫斯科大公国就必须要巩固其对信仰东正教的罗斯诸国的统治，以及采取积极攻势，防止那些国家遭波兰-立陶宛这个雄心勃勃的联合王国吞并。1504年时，这个联合王国的版图，已涵盖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不论乐意与否，莫斯科大公若想挽救国家命运，就必须要进入欧洲外交体系（寻求盟友对付波兰），同样重要的事情还包括在文化上、意识形态上与15世纪欧洲的新式君主国一较高下。此后的俄罗斯历史，有很大一部分将取决于两项因素之间的微妙平衡，一是体现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上的独特拜占庭文化遗产，一是因政治、经济上的需求而不得不向中欧、西欧文化取经的作为。

波兰-立陶宛在15世纪下半叶已在快速推进其文化“现代化”工程（第一部印刷书在1423年于克拉科夫印制）。 欲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与波兰-立陶宛一较高下，理所当然的做法，就是将伊凡三世征服的土地改造为王朝制国家。于是，大诺夫哥罗德的寡头政治传统遭根除。伊凡以欧洲式大君主的形象出现，结合了拜占庭、西方的王朝统治方式。1492年，他改封自己为“莫斯科大公与所有俄罗斯人的大公”。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他与拜占庭公主索菲娅·帕里奥洛加斯（Sophia Palaeologus）联姻。他向欧洲各地派出特使，并将意大利工匠、建筑工人、建筑师带到莫斯科。他以“大法院”（chancery）为核心改造行政体系架构，建立了复杂的档案管理系统及官僚体系。 伊凡四世（“伊凡雷帝”）登基时，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加冕典礼，具体的仪式流程是在业已荒废的拜占庭皇帝登基仪式基础上精心改造而成的。或许是为了抗衡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伊凡四世鼓励修士们回归隐修生活。 他敌视以波兰为主要代表的“拉丁世界”（Latinstvo），为此向日耳曼人、英格兰人、荷兰人敞开大门，作为制衡，于是有大批士兵、移民、工程师、商人涌入。16世纪时，他陆续发动多场战争，想要将波兰势力阻绝在西俄罗斯之外，并预防莫斯科大公国境内蠢蠢欲动的波雅尔（boyar，地位仅次于大公的封建贵族阶层）受波兰人煽动而作乱。波雅尔享有的独立地位，令莫斯科大公芒刺在背，必欲铲除而后快。

与波兰的敌对，刺激莫斯科大公国进行内部改造，而这内部改造有助于说明俄罗斯人为何能牢牢守住他们在森林和大草原开疆拓土的惊人成果。在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于1478年遭莫斯科大公国吞并的许久以前，该共和国已替北方森林的毛皮贸易帝国打下基础。1483年，莫斯科往乌拉尔山脉的另一头派出其第一支探勘队。到16世纪50年代，已有冲劲十足的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在西伯利亚打造商业帝国，运出得自森林原住民的毛皮。这使他们与西伯利亚汗国起了冲突，因为后者也以毛皮贸易和掌控毛皮供应来源为经济命脉。1582年，由斯特罗加诺夫家族雇来的哥萨克冒险家叶尔马克攻占西伯利亚汗国都城。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民间帝国主义行动，随着叶尔马克于1585年去世而瓦解。但莫斯科官方接手此扩张行动，在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v）的主导下，于16世纪结束前完成对西伯利亚西部的军事征服。 从此，民间的毛皮贸易商得以自由无阻地穿越大陆。到1609年的时候，这些毛皮贸易商已经抵达叶尼塞河，1632年抵达勒拿河，1639年抵达太平洋沿岸，1643年抵达中国东北边境。1645年时，在乌拉尔山以东已有约7万名俄罗斯人。 戈东诺夫这一决定性干预所遗留的影响，在改组后的莫斯科大公国政府对其遥远森林殖民地的行政控制上仍有体现。

俄罗斯人能够较轻易就征服北亚森林区，原因之一在于俄罗斯人遇到了没有建立国家的森林区居民，其政治组织和科技能力都水平较低。俄罗斯的火器占有重要的科技优势。但一如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所发现的，直到西伯利亚汗国势力崩解，俄罗斯人才得以在该地自由贸易，恣意征服。西伯利亚汗国是连接森林与大草原的关键环节。俄罗斯人在1552年和1556年，分别吞并了邻近的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个汗国，并在16世纪90年代时已巩固对这两个汗国的掌控。没有奥斯曼人撑腰，又不像克里米亚汗国（未被吞并的汗国）有贸易网可赖以生存，钦察汗国在西伯利亚的最后残存势力，无法抵抗俄罗斯人的进逼。

乍看之下，俄罗斯人征服大草原诸汗国的过程，与科尔特斯、皮萨罗在美洲的征服有相似之处：几乎是一次出击，就让历来无法征服的辽阔大草原（果戈理笔下似乎充满无限可能的“金绿色海洋”） 落入莫斯科之手。但西班牙征服者所享有的优势，俄罗斯人大部分无缘享有。俄罗斯人为他们的敌人所熟知，不可能被误当为神。虽然伊凡四世攻打喀山时，带了150门火炮和他新成立的滑膛枪步兵团，但在开阔大草原上，俄罗斯人不敢奢望享有决定性的战术优势或战略优势。整整一个世纪后，俄罗斯人攻打克里米亚汗国，因无法克服在大草原上作战的后勤补给问题，在混乱中兵败而返。

16世纪伏尔加诸大草原社会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可更有力地说明俄罗斯人为何能迅速取得成功。那些汗国都不是王朝制的君主国，且从未像莫斯科大公国已在进行的那样，转型为君主政体。它们类似结构松散的部落联盟，可汗在部落联盟里的领导地位，倚赖各部落首领的支持。它们的经济倚赖贸易（特别是与中亚的贸易），倚赖向定居族群课税，倚赖联盟里最强大的游牧部落袭掠北方、西方定居生活的俄罗斯人。但到16世纪时，这一政治经济体陷入混乱。这时，维系大草原命脉的亚速、阿斯特拉罕、乌尔根奇（Urgench）这三座贸易大城，都已毁于帖木儿之手， 因此造成的贫困，可能加速了定居化的过程，从而使鞑靼游牧部落的古老平等主义体制，更快转变为由地主和无地农民组成的分裂局面。 由于军力衰退（前述状况造成的结果），内部团结不如从前，各汗国内部的政治冲突因此变得更难解决。此外，钦察汗国瓦解后继起的喀山、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西伯利亚四个汗国，为控制大草原，彼此也处于敌对态势。莫斯科大公国（钦察汗国瓦解后继起的第五个国家），利用各汗国间的钩心斗角，在大草原上纵横捭阖。在15世纪70年代，它与各汗国交好，确保其防御脆弱的大草原边界局势平静，以便专心征服北方。 借此，到了16世纪初期，莫斯科大公国国力大增，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已远非其敌手：事实上，除了以筑有防御工事的新定居点蚕食喀山的领土，莫斯科还在1552年之前的几个时期，将喀山纳为其保护国。到了1552年，喀山汗沙·阿里（Shah Ali）已成为俄罗斯人的傀儡，已有许多鞑靼“王公”改投入俄罗斯人阵营（有一些已改信基督教），该汗国里还有某些重要部族，例如诺盖人（Nogai），与莫斯科大公国合谋推举新汗。1552年伊凡雷帝攻打喀山时是否一开始就打算吞并该城，如今不得而知。但该城的反抗和征服该城的惨烈，使吞并变得不得不然。接着，莫斯科大公国在诺盖人的协助下，发起第二场闪电战，征服、吞并喀山汗国旁边的阿斯特拉罕汗国。

大草原上这场帝国主义扩张很有戏剧性，但我们不应夸大其当时的影响。莫斯科商人（和莫斯科大公国政府）或许因为更便于和伊朗、中亚贸易而得利，但莫斯科大公国并没有丰富矿藏可支应帝国庞大基础设施的建造开销。 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地从此可供俄国小农垦殖，但在该河沿岸地带以外，俄罗斯人的掌控力并不稳定，伏尔加地区仍是局势动荡不安的边疆地区。鞑靼人仍从克里米亚半岛前来袭掠。甚至，在1592年时，莫斯科都遭到克里米亚鞑靼人袭掠，其郊区遭焚毁。俄罗斯人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建造由防御工事构成的防线（cherta），以阻止鞑靼人入侵或在鞑靼人来犯时示警。其中有道防线，别尔哥罗德防线（Belgorod Line），长逾800公里。17世纪初，大批卡尔梅克人（Kalmyk）来到里海北部大草原，俄罗斯人不得不与他们共存。 在更往南的高加索地区，俄罗斯人的势力受到新兴萨法维王朝的遏制。 到18世纪末期，俄罗斯人才征服克里米亚汗国，将整个伏尔加大草原边疆地区（乌拉尔山脉与里海之间所谓的“乌拉尔门户”）全纳入掌控。

莫斯科大公国努力将自己改造为王朝制政权，以便吞并北部罗斯诸国，抵抗波兰-立陶宛势力东扩，收服伏尔加河流域诸汗国。俄国最终能成为欧洲人向北部欧亚扩张的主力，以此姿态出现于历史舞台，这段奋斗过程乃是关键阶段。1600年时，莫斯科仍未能消除波兰-立陶宛欲向北、向东逼近乌拉尔山脉的威胁，但也已采取关键措施，让自己与欧洲国际体系紧密联结（17世纪初波兰人入侵，莫斯科就在瑞典援助下予以击退），取得维持三个世纪帝国主义扩张所需的种种体制。莫斯科的统治者靠着蒙古遗产的加持和东正教会的支持，完成了一场双重革命。他们将波雅尔各自拥兵的旧军事体制，转变为由滑膛枪兵、炮兵组成的火药军队。他们透过军事采邑制（pomestia）将土地所有权收归中央，在这一制度下，贵族必须承诺向中央贡献军事服务或行政劳务，才能持有土地。波雅尔原可以自由选择其效忠对象，但这时候，他们被束缚在严格讲求忠诚与义务的结构里，而新成员（所谓的“国家仆人”，state servitor）则被授予靠征服或没收得到的土地。第二场革命也随之发生。有地阶级负有提供税收和人力，以支应莫斯科征战需求的责任，而在贫穷的农业经济里，有地阶级要能履行这样的责任，必得对此前经常流动、自由且频繁起义的农民群体严密掌控才行。 因此，对于小农，莫斯科祭出了与约束波雅尔效忠对象类似的做法，透过农奴制，将小农绑在固定的土地上。农奴制靠国家威权、贵族权力、教会势力三管齐下，严酷加诸小农身上。作为欧洲势力的东扩先锋（而非波兰与大草原间的薄弱缓冲国），俄国成为欧亚世界的斯巴达，在17世纪结束前，已拥有超过10万兵力。 但西有更富裕欧洲国家的威胁，南有鞑靼人越过仍未设防的大草原边境袭掠，莫斯科大公国转型为“俄罗斯”或“大俄罗斯”（Rossiya）的过程，多灾多难，备尝艰辛。在这过程中，出现了内部恐怖主义（1565年至1572年伊凡雷帝实行特辖制的时期）和“动乱时期”（Time of Troubles，罗曼诺夫家族于1613年即沙皇位之前的无政府时期）。莫斯科于1605、1610年两度遭波兰军队占领。 在美洲，为欧洲海上帝国主义付出生命者，大部分是原住民印第安人和由外引进的黑奴。“旧世界”的陆上扩张，则遇到较强硬的抵抗、较严酷的环境。因此，西方势力崛起在此所付出的代价，乃是国内政权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压迫日益加重，而这一发展的影响，最后将扩及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区。 rYD9/DhzahgVE6nbLM6z4Hsf4YkbK7kxgSD1DfrlHMJFHmHrBlFgPXguQRUbeoG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