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欧亚

公元1400年前，观察家就算能走访考察全世界，也只能获得少之又少的正确线索，能够让他们准确预测欧亚的几大文明里，哪个文明会脱颖而出，最后称雄全世界。中国、欧亚中部的伊斯兰世界、欧洲，在社会-政治组织和物质文化上，都已各自发展到高级阶段，也都展示了显著的扩张能力。但因为内部对立和衰弱（还有后勤距离）的制约，谁都未能将其他两者纳入支配。

在这三大文明区中，15世纪的欧洲在许多方面犹如暴发户。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公元前300年到公元300年）和更早之时，到15世纪欧洲突然崛起之前，西欧亚的文化和财富一直集中于东地中海的海岸、河谷，以及近东一带。那是城邦与帝国的诞生地，那里的农业和贸易一直最先进，获利也最多。阿尔卑斯山另一侧“外围欧洲”的广大内陆，则是有待南方和东方文明国家探索、征服以及殖民的蛮族地区。尤利乌斯·恺撒发动的高卢战争（公元前58—公元前50年），便处于新权力集团力图将地中海东部和近东许多地区（但并非全部）统一在罗马霸权下的重要阶段。尽管罗马人渴求欧洲的财富、货物、奴隶人力，但他们未能将整个欧洲纳入其帝国版图，反倒使欧洲割裂，从哈德良长城沿着莱茵河、多瑙河到巴尔干半岛的伊利里亚（Illyria），将“蛮族”拒于边防之外。这道防线之外的地区，太偏远、太桀骜、太贫穷，不值得把重心牢牢放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劳师动众去征服。

公元5世纪时，面对从欧洲东北边疆强行涌入的一批批移民，罗马人在西方的统治开始瓦解。“文明世界”的中心往东南退到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以守住西欧亚最富裕的地区。 在“外围欧洲”，城镇萎缩为旧罗马帝国道路的交会点；社会和经济大规模退回乡村层级，只求自给自足。只有在神职人员的聚会处或统治者设立的贸易集散地（获得批准的奢侈品长途贸易地点），还存有城市生活的遗风。 公元500年到1000年间的许多岁月里，就连原已罗马化的欧洲部分地区，这时也变得太贫穷，交通太不便，因而不大受地中海和近东的商人与统治者青睐。公元600年后，西欧亚的帝国心脏地带，本身也因伊斯兰教的崛起和穆斯林军队秋风扫落叶般攻占近东许多地区（包括伊朗）、北非、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而惊恐不安。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的遗产继承者）萎缩到岌岌可危的地步。一时之间，整个地中海欧洲地区似乎就要被并入伊斯兰世界。查理曼试图在西方建造新罗马政权，但到了843年终告失败。9世纪时拜占庭帝国惊人的复兴，以及11世纪时西欧封建体制的巩固，才是欧洲以独力生存、独立发展的世界文明之姿崭露头角的标志。

中世纪欧洲这一双重特质至为重要。史学家著书立说时，常把现代欧洲写成从查理曼帝国一脉相传一般。事实上，现代欧洲的成形，受了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东欧移民（例如马札尔人、保加利亚人）迁入、文化性输入（例如近东的隐修生活方式）、伊斯兰近东地区对商业的促进和其对毛皮等北方商品永无餍足的需求。 但在公元1000年前伊斯兰文明的扩张达到巅峰时，让欧洲不致伊斯兰化，并确立基督教在欧洲势力范围的最大功臣，乃是有着固若金汤之都城的拜占庭帝国（“罗马尼亚”）。拜占庭的海权协助遏制了穆斯林入侵意大利（西西里岛已在9世纪初沦陷），否则中世纪西方可能被逼退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拜占庭的集权独裁政体和陆、海军组织模式，启发了后罗马时代的西欧诸国。 威尼斯崛起为西方与东方贸易的最大集散地，和拜占庭的复兴有密切关系；从文化上来看，威尼斯其实是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的边塞，这由当时威尼斯的建筑就可看出。当然，到了1400年，拜占庭帝国已瓦解到几乎名存实亡的地步：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人之手，为这一漫长的瓦解过程骤然画下句点。这时，欧洲内部的均势早已转移到拉丁化的西方，但拜占庭的影响力犹在。让拜占庭帝国的前子民（基督徒）摆脱奥斯曼人的统治，成为欧洲人念念不忘的志业。而更为重大的影响，在于拜占庭与俄罗斯的关系。对俄罗斯一地的中世纪诸国而言，拜占庭帝国乃是它们宗教与文化的核心。 俄罗斯人在东部向内陆的扩张（拜占庭帝国主义的极致表现），其对欧亚世界史的影响，几乎和欧洲人在西部向海洋的扩张一样深远。

与希腊文化主导下的拜占庭不同，在拉丁化西方，罗马帝国的传承到此时已完全断绝。代之而起的是风格独特的“法兰克”文化。法兰克文化部分汲取了从拜占庭传来的罗马帝国遗风，但法兰克世界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社会和政治上的封建体制。封建体制最核心的特点，就是提供劳役，以换取战士贵族阶级和其随从提供的身家保护。这体制的出现，可能源于帝国政府崩溃后，课税跟着消失，货币经济急剧萎缩，大地主得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当地居民。查理曼的短命帝国瓦解后，随之而来的侵略浪潮（匈牙利人、北欧人以及穆斯林的入侵）也强化了这种封建趋势。到公元1000年时，这种封建领主制已经发展成精密复杂的义务-支配结构，成为剥削土地和劳力以发展军事实力的强力机制——军事实力则通过骑士这种典型形式表现出来。如此形成的封建领主，拥有强大骑兵和坚固据点，成为公元1000年后新一轮国家崛起的基石。这并非偶然发生的。中欧和北欧不断衍生的封建王国，乃是法兰克贵族和其盟友征服、殖民的工具。它是攻打穆斯林在西西里、希腊、塞浦路斯、西班牙、巴勒斯坦（十字军王国）等地势力扩张边陲区的攻城槌。在易北河之东，它因农民移民潮、城镇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而国势增强。

在拜占庭和“法兰克西方”两地，世俗影响与宗教影响的交融，创造出凝聚力足以抵御帝国瓦解余震、蛮族入侵、伊斯兰扩张的社会。在西方，神职人员一直是罗马帝国覆灭后政治传统的主要维系者。他们为所有大型政府提供专业学者，为统治者提供无价的神授正统来源和眼界更宽广的君王治国抱负。新封建国家维持一统所需的意识形态，有许多来自教会：基督教化乃是公元1000年后整个北欧、东欧地区国家形成的基础。 在每个地方，有组织的基督教都强化了当地的团结与义务观念。借由神父、堂区、教区主教阶层制，宗教法令与政治体制融合的程度，可以远大于在中国或伊斯兰世界所见。教会权威与国家权威的紧密联结（中世纪欧洲最鲜明的特色），使其统治精英拥有了非欧亚世界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社会控制权。由于王朝制国家逐渐壮大（15世纪时这过程已进展到颇成熟阶段），社会支配力的这些来源变得更受看重。

经济复苏巩固了社会和政治团结方面已获得的成就。14世纪时，欧洲已在经济、科技的许多方面和中国、伊斯兰近东不相上下。公元1000年至约1350年间，有一段甚长的经济增长期。人口增加，荒地得到垦殖。科技上的革新，例如水车、可翻松较黏重土壤的铧式犁，增加了农产量。城镇成长为商业中心、行政中心，反映了经济活动更趋复杂：行业专门化，银行与借贷业务扩大，合伙经营与会计方面运用了新商业技巧。这时，商业网将北欧、东欧、波罗的海欧洲的贸易与大西洋沿岸及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连成一体。 一道宽大的“双重地峡”从北意大利延伸到低地国家：其一经德国南部，沿莱茵河而下；其二沿罗讷河而上，越过法国北部，抵达佛兰德。中世纪西方的商业城市沿着这两条路线分布，并在其两端集中出现，而两条地峡本身则提醒世人，商业能稳定运行，仍有赖于亚洲、近东、地中海地区的产品与北欧产品的交换。威尼斯、热那亚和阿尔卑斯山北侧德意志诸港口城市，为何比其他城市更早繁荣，原因在此。

14世纪中叶，欧亚暴发黑死病，夺走可能四成的人口，经济扩张随着此人口浩劫戛然而止。15世纪时经济缓慢复苏。这时，欧洲无疑已不是伊斯兰近东的落后外围地区。欧洲人对欧亚其他地方还未占有明显可见的优势，但即将在近东贸易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已开始趁埃及、叙利亚城市衰落的机会，销售自家制造品（通常是纺织品），借此获取资金，购买更多亚洲奢侈品、伊朗丝绸或是叙利亚棉织品。 从北非到克里米亚半岛的海岸，到处都是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货栈（fondachi）。在这期间，西边已有新的海上疆域开辟。13世纪中叶西班牙人从穆斯林统治者手中收复失土，已促使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北海诸港间出现一条固定的海上航路。里斯本、塞维利亚和后来的加的斯，成为连接大西洋体系和地中海体系的环节。哥伦布出生之前许久，大西洋沿岸的伊比利亚半岛地区，就已成为海上冒险的跳板、先进航海技术的培育所，以及海上探险先驱与他们赖以借得资金的热那亚商人、银行业者最可能碰面的地方。

1400年，新欧洲已然问世。那是个由诸多基督教国家组成而结构松散的联盟，拥有共同的上层文化，大同小异的社会、政治体制，成熟的跨地区经济。在某个层面上那是罗马文化与法兰克文化的巧妙融合，而其拜占庭成分虽在1400年后消失于政治领域，却持续存在于俄罗斯人的土地上（尽管有时很不明显）。但欧洲的成形，也得力于其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关系。当时拉丁化西方对古希腊罗马世界思想活动的理解，有很大一部分是透过西班牙的穆斯林学者传入的。 伊斯兰世界的商业活动，那时比欧洲许多地区更发达。名贵商品和奢侈品，还有金银，从东方往西输入欧洲，而非相反。没有这一较富裕的邻居，西欧从经济衰退中复苏的脚步，将会慢得多。但认定穆斯林即将入侵造成的危机感（特别是在南欧），还有对穆斯林掌控基督教圣城的强烈憎恨（促成十字军运动的情绪因素），制衡了这些依赖关系。将从穆斯林手中收回的土地再度基督教化，非常困难。来自外部的威胁和对内部敌人（通常是犹太人或异教徒）的普遍恐惧，使欧洲人看待不属于其文化范畴的外人时，心怀不安而富有侵略性，而非镇静地充满优越感。欧洲人夹在伊斯兰世界，无边无际的幽暗大海，还有北方的森林、冻土之间，无法像中国那样，自认置身在为属国所环绕、有城墙保护的平静“中原”。法兰克的政治体制虽然成功，14世纪时面对穆斯林在东南欧的进逼，却束手无策。欧洲人一度希望与蒙古的“世界征服者”结盟，从侧翼包抄伊斯兰文明，但这个愿望在1350年后破灭。

在旧欧亚世界的中心，坐落着伊斯兰世界。1400年时，伊斯兰世界的范围西抵安达卢西亚和摩洛哥，东至北印度平原和东南亚群岛（今印度尼西亚）。该世界有两个心脏地带并存，一个位于连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肥沃新月，一个位于伊朗高原上。7世纪时穆罕默德的阿拉伯军队，就在近东、伊朗两地，拜占庭、萨珊王朝的废墟上，建立了伊斯兰文明。750年时，中亚大部分地区是穆斯林的天下。公元1000年后，突厥化穆斯林之中兴起前往印度谋财的热潮，于是他们入侵北印度，创立了一连串征服国。 13世纪时，伊斯兰势力已抵达孟加拉和马六甲海峡的贸易城镇，拿下进一步侵入马来群岛的跳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苏丹地区，11世纪时也开始伊斯兰化。

伊斯兰世界的惊人财富和先进知识，令中世纪欧洲人目眩神迷。他们有此反应，理所当然。当时，承继上古世界知识遗产者，是伊斯兰近东；相对于“受殖民”的西方，伊斯兰近东保留了西方在“黑暗时代”已几乎荡然无存的知识文化。近东的富裕和城市传统，也非侥幸而致。这里是最古老大河文明的诞生地，经济活动在此受到双重助力的推动。生产力特别高的农业区，分布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这狭长的地带里，也零散分布在伊朗高原上。农业革命已替这里引进新作物， 水力技术则克服了干燥气候的制约。过剩的农业生产，支撑城市精英阶层和他们的精致上层文化。城镇里已兴起手艺非凡的工匠阶级，以满足那些精英的物质需求。但近东也是当时世界几大贸易路线的辐辏地，连接中国、欧洲、非洲、印度的陆桥，印度洋海上贸易货物的陆路运输行经之处。在近东的山脉之间、沙漠之间，有商队路线穿过，将中国货经中亚运来，将印度货从波斯湾运来。这些路线或终止于叙利亚的内陆诸港口城市（大马士革是其中最大城），或继续向西延伸到布尔萨（Bursa）和君士坦丁堡。还有一条横越苏伊士地峡的干道（罗马人曾在此处设有镇守的海军）连接着地中海与红海，并一直延伸到印度。

这些横跨大陆的贸易要道与其在各地分出的支道，形成一道财富带，被穆罕默德四处征讨后的700年里兴衰更替的诸多帝国体系所选用。近东的统治者深知其价值。帖木儿虽以凶残暴君之名为人所知，他的商业眼光却和军事谋略一样高明。他摧毁里海北方的贸易城镇，乃是欲独占通过里海南方的跨欧亚贸易。其他的近东统治者用心维持这些商业干道，保护商人免受部落或游牧民族打劫，建造供旅行队过夜而有防御工事的大客栈（caravanserai），以降低长途交通的“安全成本”。长途贸易轻易就能获取高额利润，因此除了少数穷途末路、目光短浅者，那些国家缔造者都视之为摇钱树。

10世纪到15世纪间，前后几个突厥化蒙古裔的伟大“世界征服者”从中亚打进中东，帖木儿是其中最后一位。这些征服者所率领的游牧民部队，由一支支善于骑射的骑兵中队组成，组织有序，纪律严明，以高机动性和超强火力为作战优势。 对这些建造帝国者而言，从中国东北绵延到匈牙利这一大片欧亚大陆大草原，乃是取得商业财富和近乎无限之权力的康庄大道。近东、中东的贸易城镇，自然成为攻占目标。每次征服行动都在征服地留下移民，改造当地的政治面貌和文化面貌，就像大河定期泛滥一般。这些来自东方的入侵，虽然迅猛突然，却可视为中东政治更普遍模式的一部分。尼罗河与乌浒河（Oxus）之间已建立国家的定居文明土地，面对着来自沙漠边疆的外族入侵，其所维持的孤立“播种区”和城镇时刻遭受着威胁。伊本·赫勒敦在其历史哲学大作《历史绪论》（Muqadimmah）中，说明了“播种区”的居民如何渐渐失去对抗外来劫掠的意志，最终成为受过沙漠生活与狩猎、征战淬炼的入侵游牧部队理想的攻击目标。这些游牧部队残酷无情、骁勇善战，靠着早已不见于“播种区”社会的“团结精神”（asabiyya）统合为一，在入主后形成新的统治阶层，然而经文明生活长久的腐化，最后也精神萎靡，再被另一支游牧入侵部队取代。

伊本·赫勒敦所描述的，乃是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行动留下不可磨灭之印记的政治世界。伊斯兰世界攻占近东后，追随穆罕默德攻城略地的阿拉伯部落开始进驻近东的城镇。早期几位哈里发治下的伊斯兰政权，倚赖由部落民驻守的要塞看守其难以信任的镇民。那并非长久的解决之道。长住城市之后，部落的团结削弱。没有贵族可供实行封建制，而政府的难题在于掌控市镇。最后，统治者通过招募奴隶兵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奴隶兵大多来自中亚的突厥化部族。 这些奴隶兵（即所谓的马穆鲁克）吃苦耐劳，又未受到他们所要守卫的城镇社会的腐化。奴隶没有亲人或其他社会关系，死心塌地效忠于埃米尔（amir），即统治者。与后罗马时代的西方不同的是，伊斯兰近东有商业经济，有用来购买奴隶兵的货币工具，因而买奴隶的财源不虞匮乏。马穆鲁克王朝（有时由“奴隶王”当政）成为伊斯兰政体的特有形式，可见于北非的马格里布（Maghrib）地区和中亚、印度北部、埃及、叙利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苏丹地区、伊朗地区。 从9世纪到帖木儿死亡，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史主要表现为突厥化部落领袖纷纷建国（或建造帝国）：建立王朝、组建奴隶军、王朝日渐腐败，最后被推翻。

中亚的塞尔柱突厥人、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民族、帖木儿的追随者先后入侵近东的行动，都必须放在这一背景下审视。每一次的大举入侵都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破坏，还有我们先前已注意到的贸易、宗教的蓬勃发展。对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而言，入侵的目的乃是将伊斯兰近东的不同地区统归中亚的一名统治者掌控，为打造一个涵盖整个欧亚的“世界帝国”揭开序幕。在一个农耕中心、贸易中心相隔遥远的地区内建造帝国，其后勤问题给两人带去了麻烦，遥远的距离也瓦解了统治者的权威。部队大举入侵，大规模破坏，短暂统一，帝国瓦解——如此循环交替，使伊斯兰世界的“中世纪”历史迥然不同于欧洲和中国。在欧洲，大迁徙的结束，使各国得以渐渐巩固其辖地，国家的子民受到封建领主、王朝统治者及其教会盟友越来越紧密的控制。在伊斯兰世界，政治模式则是在创造“世界帝国”和分裂为较小部落政体或王朝政体之间激烈摆荡，而那些较小政体的统治者通常是大草原游牧民出身，而非土生土长的精英阶层“文明”领袖。

如此动荡不安的政治传统，照理来说很可能导致经济、文化失序，使伊斯兰世界成为雄心无由实现的荒漠，而非文学、科学、哲学、技术、艺术都远非中世纪西方所能望其项背的灿烂文明。但伊斯兰文明提供了稳定、持久、认同、文化凝聚力这些关键要素，而不致走上此途。伊斯兰文明巧妙融合了宗教、法律、上层书面文化， 和拉丁基督教或中国儒家一样，提供了可供众人依循的礼仪、一部众所公认的“圣书”、一种通用的书面语。但伊斯兰文明在三大方面与二者显著不同。或许因为近东和中东独特的生态，在这个更看重长途贸易而非农业的地区，伊斯兰文明表现出了超越民族畛域的鲜明特色。在穆斯林眼中，个人的首要身份是乌玛（umma，伊斯兰信士组成的社团）一员，其次才是世俗统治者的子民。伊斯兰教极能适应异域文化，且欣然容忍泛神信仰的某些方面。伊斯兰教通常（但并非总是）比中世纪的基督教更能容忍其他信仰，但并未到平等看待其他信仰的信徒的地步。第二，伊斯兰教未指派神职人员担任信士与安拉之间的中间人，因此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那样把个人牢牢束缚在类似修会的宗教社团里。伊斯兰教的神职精英阶层是乌里玛（ulama），而乌里玛所扮演的角色是导师、法官、学者，不是神父。苏非（Sufi，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者）和辟尔（pir，圣徒）行使精神上的领导权，而非宗教威权。因此，伊斯兰社会未发展出基督教的一个重大特色：权力大而阶层分明的教会组织。在基督教里，每个领受圣餐的人，都在教会组织的监督下，被牢牢固定在世俗单位（堂区、教区和国家）组成的体制里，伊斯兰教则与此不同。

第三，由于第二项特色，伊斯兰世界里的宗教与国家关系，与欧洲及中国不同。世俗统治者顶多只能声称自己是信士的守护者，或者自称是哈里发承继穆罕默德的使命，致力于团结乌玛、传播信仰。中世纪欧洲的君王，其来自上天的授权，是透过加冕典礼正式赋予他的；伊斯兰世界的世俗统治者则不同，他未拥有半神圣的身份，未得到上天的赐福。埃米尔或许得到乌里玛的顺服，但那向来是有条件的，因为乌里玛最首要的效忠对象乃是他们所诠释的《古兰经》律法，在伊斯兰教里没有教会与国家结盟这回事。事实上，伊斯兰国家通常具有一大特色，即统治者、其麾下的奴隶军一方，与地方豪强（ayan）、乌里玛、构成平民精英阶层的商人公会一方，各行其是。由于没有世俗贵族分享权力，议会也就无存在必要。伊斯兰统治者也不愿像欧洲君王那样基于税收考虑赋予城市自治权。要到15世纪“火药帝国”兴起，伊本·赫勒敦笔下那种治乱循环的不稳定才会终止，大草原、沙漠的入侵路线才会遭到封锁，并催生出效法欧洲、中国的那种王朝制国家。

伊斯兰教不习惯扮演国教的角色，但伊斯兰律法和神学，加上埃及、伊朗、肥沃新月统治者的文化抱负，让文学、艺术（特别是建筑）、科学、哲学得以大放异彩。伊斯兰文明多元开放的个人主义和伊斯兰法律传统的广为传布，也促进了大范围、远距离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商业经济是公元1400年前伊斯兰世界的突出特色。穆斯林商人是世界贸易的中间人。以阿曼、霍尔木兹、巴林、亚丁、吉达为基地的阿拉伯航海者，来往于通往西印度古吉拉特（Gujarat）、马来群岛、广东的海运航线上。 穆斯林在商业体制方面有所创新，发明了商业借贷所需要的法律工具，以及被称为“commenda”的合伙方式——商人通过这种合伙方式借钱，并让贷方得以享有部分利润。穆斯林广阔的贸易网，协助近东诸港口城市成为高价纺织品、金属制品的制造重镇，消费、信息、知识的中心。14世纪的开罗人口有60万，当时西欧的任何城市都远不能及。

公元1400年后，种种迹象显示，前两个世纪的商业活力已开始衰退。统治埃及、叙利亚的马穆鲁克帝国，当时伊斯兰世界最富裕的经济体，因为帖木儿入侵以及大肆劫掠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而元气大伤。 黑死病暴发后，人口骤减。威尼斯商人对东地中海海上贸易的掌控更为牢固。欧洲纺织品开始取代当地自产的布。 黄金短缺加剧商业的萧条。但若根据这些经济改变的迹象，判定伊斯兰世界即将把龙头地位让给不甘蛰伏的欧洲，又失之武断。对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而言，与欧洲的贸易无足轻重。伊斯兰世界幅员辽阔，远非欧亚世界的远西地区所能比拟。伊斯兰世界的商人，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成就斐然。马六甲（1425年时已伊斯兰化）新贸易国的建立，乃是伊斯兰教快速传播于东南亚群岛的先声。但伊斯兰教仍保有积极进取精神的最鲜明证据，或许在于奥斯曼势力在东南欧的挺进。奥斯曼势力（小亚细亚突厥化诸国中最积极进取者）在14世纪50年代即已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1389年，独立的塞尔维亚亡于科索沃之役；1394年，保加利亚落入奥斯曼人之手。尼可波利斯（Nicopolis）之役（1396年），奥斯曼人击溃以十字军自居的欧洲联军。1402年奥斯曼人遭来犯的帖木儿击败，但强韧的奥斯曼人并未就此一蹶不振，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标志着这个新兴的王朝制国家已然屹立，其军力比欧洲人历来在东方所遭遇的敌人更为强大。1481年“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 the Conqueror）去世时，贝尔格莱德以南的整个巴尔干半岛，还有多瑙河口，都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火药时代”似乎预示着伊斯兰扩张的动荡新阶段即将到来。

1400年左右，伊斯兰诸社会仍是欧亚最富活力与扩张精神的成员。但最富强者乃是中国。虽频频遭遇改朝换代的动乱和游牧民族南下的破坏，但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展现了非欧洲和伊斯兰世界所能比拟的一统性，而且这一统性经受过严厉的考验。1279年元朝灭亡南宋之后，统治全中国将近百年。兵荒马乱，意味着贸易停摆，而疾病（黑死病）的蔓延，可能使中国人口由1亿减少为6000万。从较正面的角度来看，元朝时期也可视为延续了宋朝的商业扩张，使中国与中央欧亚的贸易、文化交流更为开放。1370年后，在新王朝明朝的统治下，中国的一统性得到了强化。

这种一统性的关键特质，或许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源头里找到。中国发祥于黄河流域，借由集约型农业的渐进扩张而形成。黄河流域细而肥沃的黄土，特别利于集约耕种。持续不断的农业垦殖过程，把中华文化从华北平原各处传播到长江流域，再继续向南传播。在华南，农业的基础改变了，由较干燥北方的小麦、谷子转而改种水稻。这一往南的大扩张，把新土地、新民族吸纳进中华世界，是中国“形成”过程的重大阶段。这使中国的农业经济增加了种稻地区（一年可两熟或三熟的地区），使亚热带南方的新作物、新货物往北流动，促进了国内贸易。13世纪一位作家写道：“枣粟之利，古盛于北，而南夏古今无有。香茶之利，今盛于南，而北地古今无有。兔利盛于北，鱼利盛于南，皆南北不相兼有者。” 往南扩张也促使靠水道网连接各地理区的商业经济，在900年至1300年间更快出现。由于这些条件到位，专门化的脚步加快了（因为民生必需品可由远处运来）；复杂的借贷体系兴起；纸钞的使用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比起欧亚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中国更早且更大规模地汇集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跨地区的交易和因此促进的技术变革，让中国获利。公元1300年前，已有多种农业上和制造业上的创新（那时棉织业已在长江下游牢牢立足）广被采用，而创新发明的文化有助于新技术的传播。

这一惊人的发展路径，其轨迹大不同于欧亚其他地方，且不只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史，也影响了其政治史。使中国得以如此富裕的商业经济，远比欧亚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公权力的积极支持，尤其是在建造水道和维持水道畅通方面。中国的通信，还有对易毁的生存环境的管理（中国倚赖水，却饱受洪水威胁），需要中央、省、地区三者间的官员联系得特别紧密，才能成事。第二，惨痛的历史教训表明，南北方若未统一，驱动商业经济的跨地区交易模式，在最好的情况下都会运行不畅。因此，有效控制比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的土地，政权就有机会长保。第三，靠着取得远至南海之滨的辽阔而富庶的腹地，华北才得以应付其地缘政治上的最大挑战——但并非每次都能成功。中华帝国，以其高度发展的农业文化，迎战如火山爆发般在中亚大草原猛然冒出的游牧帝国。事实上，华北许多地方因靠近游牧势力的核心而常常受到威胁——这些势力核心通常在大草原与“播种区”最接近的地方形成。中华帝国的首要任务，乃是守卫边界，以免游牧力量的突然入侵，（从物质和政治的层面上）危害其复杂的农业世界。这场对抗边疆入侵者的战争是无休无止的消耗战，而支应此种消耗战所需的资源，大大倚赖南方在粮食和贸易上的贡献。因此，宋朝和欧亚中部许多地方一样受到蒙古帝国野心的剧烈冲击，打击却一直较轻。来自大草原的入侵者很快就知道，如果想获得宋朝的农业财富，就必须维持帝国统治的机制，必须“汉化”；随着汉化日深，他们所赖以建立其慑人力量的部落忠诚，也一点一滴被蚀毁。动员南方资源对抗北方征服者，使中国得以比欧亚中部（突厥化部落和奴隶兵是这地区政治变迁的主要受惠者）更完整地保有稳定而持久的政府。

但中国的一统性并非全是商业上和策略上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也有赖出色“上层文化”的加持。那是立基于古典时代思想而讲究文学表现的文化，其道德观点和哲学观点源自儒家典籍。儒学牢牢扎根于文人精英圈，是朝廷征用文人为官的标准，对中国的形成至关重要，对南北的联结或许同样重要。儒学和作文本事（写科考官所要求的“八股文”），一旦成为入朝为官的门票，立刻就成为中国各地文人士子埋头钻研的对象。各地士人采纳文人理想（和怀有出仕抱负），体现了中国从大地主掌权的半封建社会过渡到农业帝国过程的重要阶段。而这得以遂行，靠的是特殊的帝国体制：这帝国体制的运行，较多倚赖地方精英在文化上忠于这时候与他们的个人威望密不可分的帝国观念，而较少倚赖帝国中央的高压统治（在如此大的国家，这是个拙劣又耗成本的选择）。以这方式将威权施加于广土众民，既惊人地高明，也惊人地成功。

中国朝廷的威仪堂皇，中国城市的富裕繁荣，中国工程师和工匠的高超技艺，中国消费品（例如丝、茶、瓷）的优良质量，中国艺术与文学的深奥微妙，儒学的思想魅力，广受东亚、东南亚的钦羡推崇，自然不足为奇。在朝鲜、日本、越南（越南有部分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省长达千年），中国被视为文化成就与政治体制的典范。中国商人也已发展出辽阔的贸易网，产品外销到东南亚。 中国水手的航海及导航本领（包括使用磁性罗盘）比起阿拉伯和欧洲水手毫不逊色。

1400年左右，任何见多识广的观察家，大概都会觉得，中国称雄“旧世界”的地位不仅坚不可摧，甚至还有可能变得更加牢固。明朝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同时也打破了蒙古人征服整个欧亚的帝国雄心。明朝的统治加强了皇帝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宫廷中也任用宦官来加强皇权，对抗士绅阶层（这同时也保证了后宫嫔妃的贞节）。朝廷投注巨大心血改善农业和水道网。然后，1405年至1431年间，皇帝派三保太监郑和七次远航印度洋，宣扬中国的海权。郑和率领载有两万多人的舰队出海，最远航行至红海的吉达和东非沿岸，并在斯里兰卡展现国威，将围攻舰队的该地统治者押到北京。欧洲人取得航入南大西洋（和返回）所需的航海知识之前，中国已准备好随时在东方海域展现其海洋霸权。

如此耀眼的景象并未到来。15世纪初的历史表明，中国虽然仍是世上最强的国家，其征服海洋的雄心却已告终。在18世纪中叶清朝平定天山南北路之前，中国没有再把脚步跨到东亚之外。郑和的海上冒险在15世纪20年代突然停止（1431年那一次下西洋乃是后来追加的），只表明了一部分问题。明朝已驱逐蒙古人，但蒙古人的威胁仍在，因此明朝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北疆的防御。北疆防御成为明朝的地缘战略包袱，而这包袱明显可见的影响，就是促使明朝急于建成完整的长城。明朝放弃拓展海权，或许是朝中文人官员施压所致（文人官员厌恶太监干预朝政），但那也是国库有限和朝廷把政权存续摆在第一位的情况下，不得不然的抉择。明朝这项决定，或许还反映了更深层的制约因素。明朝的原则是坚决拒绝像元朝那样对内亚施加影响力。这一原则确立了明朝的排外精神。由汉族与非汉族共同构成的“大中国”，与明朝眼中的儒家君主国相抵触。拒外到底的大战略，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封闭。

此后还有一个变化，当时没有观察家能完全理解其影响。中国历史的最大谜团，乃是创造出世上最大、最富裕商业经济体的非凡活力，为何似乎在公元1400年后慢慢消失。中国在技术发明和社会创新（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上的优势已不复见。快步迈向并完成工业革命者，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历来争辩激烈，未有定论。但多年前伊懋可（Mark Elvin）所提出的假说，至今仍然成立。 伊懋可特别指出宋朝时中国“中世纪经济革命”的成就，但中国从明初的经济萧条（部分归因于大瘟疫）中走出后，陷入了某种技术停滞状态。随着产量的提升和新开垦土地的增加，人口也随之增长。但此前促成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的动力，这时已消失，且未重现。中国在量上有所增长，质却未提升。伊懋可主张，眼光转而朝内，乃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随着明朝放弃海洋，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变少。知识分子不再系统地探求自然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新开辟的土地地力耗竭，在满足填饱肚子的基本需求之后，可供种植工业作物（例如棉）的土地越来越少。还有一个较不易察觉的因素，也在暗暗影响。中国因为太成功而反受其害。前工业时代的中国经济的确有效率，然而这效率本身反倒阻碍生产技术激烈变革（即使在19世纪，辽阔的水道网仍使铁道显得多余）。地方面临短缺、瓶颈、阻碍时，本来可能促使该地前进，以脱离困境，但由于中国庞大的内部市场里，各地区相互连通，上述的不利处境可由其他地区的资源倾注而得到纾解，为脱困而改变现状的契机也跟着消失。前工业时代的中国已达到“高度均衡状态”，达到经济成就的高峰。此种状态的不幸，在于失去了再往上爬的诱因：高度均衡状态反倒成为困境。

我们不该期望太高。那要到300多年后才有人注意到。 Jcmqz2zl/6nTsbf3SJkgH5DUCXsHfI8CtStKUahvRL2zNPCXJ2bRSZg+fTEuHM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