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今天北京城的位置与金中都并不重合,而且在城市的基本格局上也与金中都毫无关联。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金中都与今天北京城的唯一关系就是它对白莲潭的开发利用。公元1121年的一场大火将金中都烧为平地,因此后来的元代统治者必须从一片荒地上重建北京。元代于至元四年(1267年)年开始兴建新的都城,至元十年(1272年)竣工,定名大都,这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关于元大都的兴建有不少流传很广的民间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关于元大都的规划者刘秉忠的传说。
元刘秉忠撰《镌地理参补评林图诀全备平沙玉尺经》书影
刘秉忠(1216~1274年),原名侃,是元代有名实学家,于天文、地理、经学、律历以及三式六壬法术等都颇为精熟,曾经为忽必烈经营过开平府(即元上都,遗迹在今天的锡林浩特市南面的正蓝旗),忽必烈迁来燕京之后又命刘秉忠为之规划新都。刘秉忠在规划元大都时运用了《周礼》上的建都原则,实现了前朝后市、左庙右坛、九经九纬的城市格局,整个城市如规整的棋盘一样,焕然一新,极具形式感,很好地传达了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堪称世界城市规划史上的奇迹。应特别指出的是,元大都的城市规划运用了城市中轴线原则,而这一条中轴线就是刘秉忠沿着金代白莲潭的东岸所划的一条南北切线,并以积水潭的东北岸为全城的几何中心点,就地筑有“中心台”作为标志,以这一个中心点和这一条中轴线展开全城平面布局的规划。(侯仁之《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
这样,元大都与金中都相比,就将原先在城外的白莲潭完全包括在城市中,并成了城市的中心,而金代的白莲潭在元大都内也一分为二,南部水域被圈入皇城,称为太液池(今北海、中海),是皇家禁地,百姓不得入,成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富家女。北部水域则留在皇城之北,初名积水潭,后名“海子”。史书有载:“海子在皇城之北,万岁山之阴,旧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於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渔采无禁,拟周之灵沼云。”(《元史·地理志》)
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示意图 (自张先得编著《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
这里,我们得对刘秉忠的大都规划表示由衷的敬意。他的成就不仅仅在于规划设计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城市,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中国传统京都文化的奥秘,更重要的是他就在铁一般的方圆规矩的中心留出了一汪灵性的活水,在用一个城市为高高在上的皇权统治树碑的同时,也给那些在皇权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的斗宵小民们一捧水,使他们有了一点现世的乐趣。庄子在一篇极有名寓言中讲道:一个人在大路上走,遇见了一条困在小泥洼中的鱼,鱼向他求救,要点水喝,这个人大言道:“好,你等着吧,我将去游说四海的龙王,用万顷碧波来救你。”这时泥沟中的鱼绝望地说道:“我现在只要有一杯水就行了,等到你去说动龙王的时候,我已经成了鱼市上的鱼干了。”这个故事发人深省,对于芸芸众生而言,终极的拯救也许是不存在的,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眼前的一汪水,曳尾游于涂中的快乐。
就这样,元大都之中被圈入城(都城)中,又被挡在城(皇城)外的“海子”(积水潭)成了这个城市中维持灵动人性的一汪活水,而所谓“恣民渔采无禁,拟周之灵沼云”其实大可不必这么冠冕堂皇,在这一片水域中获得了世俗欢乐的人们,不会因为它“与古不拟”就失去了他们对这一片水域的兴趣。他们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但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样一个道理:对于封建社会的统治逻辑而言,他们口中喊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民心”只是他们达到统治目的的手段,而不会成为目的,民众的欢乐在他们的统治王国中也许会出现,但只是统治目的的“副产品”而已。虽然有亚圣孟子苦口婆心地劝导为王的要“众乐乐”,而不要“独乐乐”,但孟子的劝诫之所以在如此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总是被提起,就是因为为王的统治者们总是没有遵守这一点,而是相反。“海子”在这个城市中具有鲜明的娱民功能,但这个功能首先是为了元代的漕运功能而产生的,而元代漕运的成就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杰出的天文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年),是元大都规划者刘秉忠的弟子,师生两人都是今河北邢台人,共学于当时邢台紫金山。郭守敬自幼精于术算、水利,中统三年(1262年),31岁的时候,被元世祖召见,郭守敬当时上陈水利六事,面献六条关于全国水利规划的大计,其中第一条就是重新疏通金中都旧漕河。“中统三年,文谦荐守敬习水利,巧思绝人。世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元史·郭守敬传》)。
前面曾指出,金泰和五年(1205年)的时候,金章宗曾役夫六千人开凿了闸河,引白莲潭清水以通自中都至通州的漕运。但一方面是因为管理不善,另一方面闸河的主要水源来自“一亩泉”,而“一亩泉”水量小,地势低,这使得闸河中泥沙不断沉积,淤塞河道,到郭守敬这个时候,闸河已经闭塞,从通州到京都来的南方漕粮必须陆运,而陆运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苦难是深重的。史书中这样记载:“先是,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干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元史·郭守敬传》)有感于此,郭守敬在被元世祖第一次召见时就提出了改凿旧漕河,恢复漕运的提议。玉泉山位于北京西郊,根据北京整体地理形势西高东低的特点,从玉泉山上引诸泉水入漕河,就加大了水的冲力,水速变快,泥沙就不容易沉积,可一劳永逸地解决漕河泥沙沉积的难题。但不知道为什么,元世祖似乎没有把郭守敬的这个提议放在心上。
郭守敬调查路线
到了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又趁着一次机会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该年,有人提议从滦河至开平,从卢沟河至荨麻林可以行舟,元世祖遣郭守敬前去勘查,郭守敬回来报告说上面两个提议都没谱,然后紧接着就又提出了“水利十一事”,其中第一条仍然是疏通旧漕河的事情。史书这样记载:“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甕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元史·郭守敬传》)可以看出,郭守敬这一次的提议比之30年前的提议更加成熟,更加周密了,这当然是与他30年来对于北京地理形势的进一步勘探把握所得,但主体构想没有改变,仍然利用的是北京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的自然之势。
北京颐和园全图
白浮泉位于今天北京昌平东南,泉水流量颇大,但有一个问题是要把白浮泉向南引导,则必须经过沙河、清河两个河谷,行不通。于是郭守敬别出心裁地把泉水向西引导,然后再向南流,引到甕山泊(今昆明湖),然后再引进北京。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跨越河谷的问题,而且还将沿路诸泉,如双塔泉、一亩泉、马泉眼、玉泉等一并汇总在一起,浩浩荡荡的汇集在积水潭,然后再从积水潭东折向南,出南水门,进入金代开辟的闸河,如此一来因为西山诸泉的加盟,使得漕河的水量、水速等都不可同日而语,河中淤沙沉积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又因为水量实在太大,水速实在太快,郭守敬又在大都至通州沿河置河闸七个以调节水流,使水流平稳利于航运。
即使在今天看来,郭守敬的水利构想也是非常出色的。从大都到通州的漕河最大的问题就是泥沙淤沉的问题,道理其实很简单,天下无至纯之水,有水则有泥沙伴生,泥沙重于水,水缓则泥沙沉,水速则泥沙浮,这是自然之理。那怎么样让水快速的流动呢,人为的激水扬波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人力总有疲竭的时候,水向低处流,这是水的自然之势,也是自然的道理,因此郭守敬用西山泉水解决了漕河淤塞的问题,其关键就在于遵自然之理,因自然之势而已。在今天,这一点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又有谁想不到呢?的确,对于自然的体察,遵循自然的规律而动,这本就是人的自然天性,但关键在于,我们的自然天性在与现实的纠缠中是如此脆弱,常常会被现实所遮掩。人的自然本性发抒出来,可以成为艺术,也可以成为科学,郭守敬在治理运河上的奥秘之处就在于以自己的自然本性随物体察,让大自然自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