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维克多·雨果（1802—1885）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法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十九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十九世纪，他以“生命和创作生涯之长、才华之横溢、作品之多样而统治着十九世纪”。雨果的声名响遍整个世界，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的：“维克多·雨果是一个无国界的天才。”

雨果于一八〇二年出生于贝桑松。他父亲是拿破仑帝国的将军和伯爵，长期远离家人，征战南北。他母亲是天主教徒和保王派，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在巴黎，对少年雨果影响很深。雨果从小爱好文学，中学时就开始写诗，十四岁就立下宏志，要“成为夏多布里昂”。在他漫长的一生中，雨果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他的文学活动中都打下了烙印，使他的整个作品构成了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和社会变化的一个侧影”。

雨果自己将其一生分为三个阶段：流亡前、流亡中和流亡后。我们不妨也照此将他的创作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青年时期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由于受母亲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的影响，雨果初期的创作明显带有保守甚至反动倾向。一八四八年前，他一直在君主立宪制和共和政体之间摇摆不定，直到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他才坚定地站到共和立场上，完成了从保王派到共和派的过渡，并于一八五〇年坚定地转向民主主义，这使他成了众矢之的，被说成是“蛊惑人心的政客”、“赤色分子”。这一时期他出版的诗集有《短曲和民谣集》（1826）、《东方集》（1829）、《秋叶集》（1831）、《黄昏之歌》（1835）等；戏剧有《艾尼那》（1830）、《国王取乐》（1832）、《玛丽蓉·德·洛尔墨》（1833）等；小说有《死囚末日记》（1829）、《巴黎圣母院》（1830）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一八二七年，他借他的《克伦威尔》剧本出版之际，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克伦威尔〉序》，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宣扬“庄严崇高和荒诞滑稽自然结合”的对照原则。这一《序言》成了反伪古典主义的经典檄文，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开始向戏剧舞台进军。这一浪漫主义的主张，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和戏剧中，还用之于小说创作上，《巴黎圣母院》便是他运用美与丑、善与恶这一浪漫主义对照原则的杰出范例。

一八四三年至一八五一年期间，雨果冷淡文学创作，将兴趣转向政治，先后成为法兰西封臣、制宪会议议员，积极支持路易拿破仑竞选总统。可是，出于思想形态和个人方面的原因，他突然转向左派，揭露路易拿破仑的野心和阴谋。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帝制，雨果及其政派发表宣言，奋力抵制，最后他被驱逐出境，开始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活（1851—1870），从而也开始了他创作的第二阶段。

在流亡期间，他继续鞭挞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同时，艰苦的流亡生活使雨果的才华更臻成熟，他的许多享誉世界的杰作都是在流亡时期创作和完成的。一八五二年，他发表了嘲讽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小拿破仑》。一八五三年，出版了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以充满激情的嘲讽笔调，表达了他对拿破仑三世的蔑视和仇恨，对自由的热爱和信念。在此期间，其他诗集也相继问世，如《静观集》（1856）、《咏史集》（1859）、《林陌集》（1865）等，以及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一八五九年，他拒绝接受拿破仑三世的大赦，直到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垮台，第三共和国成立，雨果才回到阔别十九年的祖国，巴黎人民纷纷拥到火车站，热烈欢迎他们喜爱的作家凯旋归来。

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五年，为雨果生命和创作生涯的第三阶段。他热情投入反普鲁士的斗争中。巴黎公社成立时，他对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不理解，但当公社惨遭镇压时，他却将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住宅敞开大门，作为受迫害、遭流放的公社社员的避难所。在这生命的最后阶段，雨果创作并发表了多部诗集：《凶年集》（1872）、《怜孙集》（1877）、《灵台集》（1881）等。此外，长篇小说《九三年》也于一八七四年问世。在他最后的作品中，雨果仍一如既往，坚定地站在人民和进步力量一边，这就是为什么至今他的作品仍那样广为流传，那样深得民心。

《悲惨世界》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煌煌巨著。全书共分五部。第一部《芳蒂娜》，第二部《珂赛特》，第三部《马里尤斯》，第四部《普吕梅街儿女情，圣德尼街英雄血》，第五部《让·瓦让》。小说叙述了刑满释放犯让·瓦让的悲惨故事。一七九五年，修树工让·瓦让为饥饿所迫，偷了面包店一块面包，而蹲了十九年苦役牢。一八一五年，让·瓦让刑满释放，投宿迪涅，遭众人拒绝，却受到迪涅主教热情接待，可他临走时偷了主教的银餐具而再次被捕。面对警察的调查，迪涅主教声称这银餐具是他送与客人的，甚至还把一对银烛台也送给了让·瓦让，以赎他的灵魂。

几年后，让·瓦让化名马德兰，成了小城滨海蒙特勒伊的市长。他开了一家玻璃饰物厂，发明了一项新工艺，大办慈善事业，促进了小城的繁荣。他厂里女工芳蒂娜因有个私生女而被解雇。芳蒂娜的女儿珂赛特寄养在蒙费梅的客店主泰纳迪埃家。为了付女儿的抚养费，芳蒂娜沦落为娼，又遭警探雅韦尔逮捕，后被马德兰先生解救，终因患重病而死在马德兰先生的医院里，临终前她将女儿托付给了市长先生。雅韦尔怀疑马德兰是让·瓦让。这时，一个叫尚马蒂厄的老头被指控偷了一根苹果枝，并被认定就是让·瓦让。马德兰先生经过一夜激烈的思想斗争，前往法庭自首。于是，他又再次被捕，投入土伦苦役牢。一次，他冒险救了一位水手后而乘机逃跑。人们以为他已淹死海中。逃出后（于是他成了在逃犯），他去泰纳迪埃家寻找珂赛特。此时，珂赛特已八岁，受尽了泰纳迪埃夫妇的折磨。让·瓦让用重金向泰纳迪埃赎回珂赛特，把她带到巴黎，在偏僻的戈博旧宅租了个房间。后来，他怀疑自己受到雅韦尔警探的跟踪，并已被他识破，便东逃西躲，情急之中躲进一家修道院，改名福施勒旺，当了园丁，在那里隐居下来，而珂赛特则进了修道院的寄宿学校读书。五年后，他们离开修道院，在普吕梅街租了座房子。这时，马里尤斯出现了。

马里尤斯的父亲在滑铁卢战场上曾被拿破仑册封为上校和男爵。马里尤斯从小同外祖父吉诺曼先生生活在一起。外祖父是个极端保王派，禁止他看望他的父亲蓬梅西男爵。受外祖父影响，他也成了保王派。后来，他从一位教区财产管理员那里得知他父亲很爱他，但为时已晚，父亲已经去世。于是，马里尤斯开始狂热崇拜拿破仑，并离家出走，与外祖父断绝了关系。他接触了ABC友社后，又转向共和派。

马里尤斯常去卢森堡公园散步，遇见了珂赛特，并爱上了她。让·瓦让识破了马里尤斯的“阴谋”，带着珂赛特搬了家。在泰纳迪埃的大女儿埃波妮的帮助下，马里尤斯找到了珂赛特的住址。于是一场热恋开始了。

由于害怕被警方发现，让·瓦让再次搬家。一本吸墨纸使他发现了珂赛特和马里尤斯的恋情，他痛苦万分，只想一死。马里尤斯那边也只求一死，因为他外祖父拒绝了他和珂赛特的婚事。这时（一八三二年六月），酝酿已久的人民起义爆发了。马里尤斯随ABC友社的革命者参加了街垒战。让·瓦让看到马里尤斯写给珂赛特的诀别信，也去了街垒。密探雅韦尔为了侦察也去了那里。在街垒战中，ABC友社的人全部壮烈牺牲。雅韦尔被起义者逮捕并判以死刑，由让·瓦让执行。让·瓦让出于人道将他释放。马里尤斯身负重伤，昏迷不醒，也被让·瓦让从下水道里救出。一出下水道，他就被等在那里的雅韦尔抓住。雅韦尔满足让·瓦让的要求，将马里尤斯送回他的外祖父家里。雅韦尔被让·瓦让的人格力量所震撼，放了他一条生路，却又无法面对自己的职责，最终投塞纳河自尽。

六个月后，马里尤斯伤口痊愈，并与外祖父言归于好。在外祖父和让·瓦让的安排下，两位恋人终结连理。让·瓦让向马里尤斯坦白了自己的苦役犯身份，但遭到马里尤斯的误解。从此，让·瓦让失去了他心爱的珂赛特，终日郁郁寡欢，日见衰弱。一八三五年六月，马里尤斯终于知道让·瓦让是他的救命恩人，等他偕同珂赛特去看他时，他已奄奄一息。让·瓦让躺在珂赛特怀里离开了黑暗的人间，孤独地躺在拉雪兹公墓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任“荒草掩埋，雨水刷尽”。

《悲惨世界》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酝酿到一八六二年问世，前后经历三十余年。这一时期正是法国的多事之秋，期间发生过多次革命，政权也在王权制和共和制之间来回变动，雨果的思想也随时代的变动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一八六二年出版的《悲惨世界》，与雨果酝酿这部小说的初衷有天壤之别。

早在一八三二年三月，雨果就与出版商朗杜埃尔和戈斯兰商谈出版一部两卷的小说，但没有明确书名。据说是一部“刑罚”小说，讲一个穷人犯了罪，受到法律的折磨，千方百计想摆脱法律的惩罚。这部小说尚未开始便“夭折”了，因为雨果意识到光谴责刑罚是不够的，还要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于是，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最终决定写一部社会小说。他一边呼吁要改革刑法，一边更自觉地观察人民的生存状况，“缓慢而坚持不懈地”搜集素材。从雨果的笔记中，可以看到关于苦役释放犯皮埃尔·莫兰的记载。这是一位穷苦农民，一八〇一年，因饥饿而从一家面包铺的橱窗里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受到迪涅主教米奥利斯的接待。这个皮埃尔·莫兰便成了让·瓦让的原型，而米奥利斯主教则为米里埃主教的塑造提供了素材。此外，在《见闻录》中，他在一八四二年一月九日记下了一个妓女被逮捕的细节，是他出面求情，才使妓女获释。这一细节也写了小说，成为马德兰市长要求雅韦尔释放芳蒂娜的依据。他还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参观比塞特监狱，向法学家请教，了解土伦苦役牢的情况，以及苦役犯的生活条件，等等。

一八四五年十一月，雨果动手写了。小说最初的名字是《让·特雷让》。一八四七年，他和那两位出版商将一八三二年签订的合同进行确认和修改，并首次用《贫困》命名小说。一切顺利，预计一八四八年初第一部将付梓。可这时他停止往下写了，因为他想参加巴黎议会关于监狱新条例的辩论，再则，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爆发了一场革命，推翻了路易菲利普的统治。历史进入了新阶段，雨果的生活和思想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几乎停止一切文学创作而改为从政。这一搁置又是好几年。直到一八五四年，这时他已流亡国外，一部小册子的封面上宣布《悲惨世界》即将出版。从此，《贫困》易名为《悲惨世界》。可能是因为“《贫困》这个名字比较抽象，带点哲学或社会学的意味，而《悲惨世界》与人有更直接的关系”吧。应该说，小说名称的变化，反映了雨果对人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他真正开始续写小说是在一八六〇年。雨果自己在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庄严地宣布：“我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将在我头脑里写的作品反复思考，理出头绪，使得十二年前写的和我今天将要写的绝对统一……今天，我开始续写（但愿能一写到底）在一八四八年中断的作品。”果然，雨果这次一写到底。一八六二年六月三十日，《悲惨世界》这部鸿篇巨制终于在比利时问世。

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种批评指责似排枪般射向雨果，有的说“这是部政治小说”，还有的说“这是部流氓史诗”，有的认为“书中描写的事已过时”，还有的认为“雨果想创造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语言，二十年后不会再有人看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无法阻止小说出版，因为它是在国外出版的，但却千方百计阻挠它在法国传播。更有甚者，《爱国者》杂志将《悲惨世界》说成是一部“危险之作”，敦促政府禁止其“进入法国”。可是，这些都难以阻挡小说的成功，尤其是该书普及本问世后，受到小说的真正读者——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也只有他们才真正看得懂这部以人民为主角的小说。小说问世至今一百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开始时它受到过一些磨难，在二十世纪也有过一段时间沉寂，但是，人们继续在读这部“法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不仅是在法国本土，它的影响可以说遍及全球。就拿我国来说，自从一九五八年李丹的全译本问世至今，近几年又有好几个译本相继问世。可见今天人们仍然爱读《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塑造了一群受苦受难的底层人物。这部小说有两个目的：一是叙述让·瓦让的故事；二是抨击社会。应该说这两个意图完成得很圆满。

雨果在一八五一年指出：“一个不愿让人批评的社会，好比一位讳疾忌医的病人。”因此，让·瓦让的故事不可能仅仅是个人的故事，而是被压迫被蹂躏者的一种象征，是对不公正社会的无情鞭挞。雨果的这一思想在这部书的前言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

“只要由法律和习俗造成的社会惩罚依然存在，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制造地狱，在神赋的命运之上人为地妄加噩运；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贫困而沉沦，女人因饥饿而堕落，儿童因无知而凋败——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有些地区，社会窒息的现象依然存在，换句话说，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愚昧和贫困，像本书这一类作品就不会是无益的。”

这里，雨果深刻地揭露了他那个时代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困使男人沦为罪犯，饥饿使女人沦落为娼，得不到教育使儿童愚昧无知。他认为，贫困和无知是社会万恶之渊。他把社会底层比做“社会的第三台仓”，“藏污纳垢的大洞窟”，生活在那里的人因“无知和贫困”而变成“魔鬼”，在深渊里“吼叫着、寻觅着、摸索着、啃啮着”，“从受苦受难而走向犯罪”，干起“偷盗、卖淫、谋杀”的罪恶勾当，最终而成为“撒旦”。“在愚昧无知消灭之前，这个藏污纳垢的大洞窟就不会消失”。他在书中多次提到对儿童的教育问题，大声疾呼社会要重视全民教育，要用“光明”来医治社会“疾病”，用光明来“净化心灵”，“照亮心灵”，而“一切普照社会的光明，皆源自科学、文学、艺术、教育”。他要人们做出选择，“是要法兰西的儿女，还是巴黎的流浪儿，要光明中的烈焰，还是黑暗中的磷火”。虽然雨果提出的方法过于理想化，但在他那个时代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让·瓦让是小说的核心人物，整个故事围绕他而展开。他因贫困和饥饿偷了一块面包，又因这区区小罪判了五年苦役，多次越狱多次加刑，使他在狱中呆了十九年，不公正的刑罚使他由好人变成一个仇恨社会，出狱后只想报仇的坏人；米里埃主教的感化则使他从坏人转变为一个善人和圣人；而珂赛特的出现好似太阳，温暖了这位老苦役犯的心，使他坚定地朝着光明前进。我们认为，让·瓦让这个人物从总体上看还是可信的，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小说还塑造了其他许多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米里埃主教、芳蒂娜、珂赛特、马里尤斯、加弗洛什、吉诺曼先生、马伯夫大爷、福施勒旺老爹等等，还有一群革命者，还有作为反衬的雅韦尔、泰纳迪埃夫妇。这些人物各具鲜明的个性。米里埃主教献身上帝和人类的精神可敬可佩；芳蒂娜的悲惨遭遇令人同情；加弗洛什的机智顽皮使人忍俊不禁，而他在街垒战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又是多么可歌可泣（这里要提一笔的是，因为雨果成功地塑造了流浪儿加弗洛什这个典型，Gavroche这个专有名词已成为流浪巴黎街头顽童的代名词，并已转为普通名词，被收进了词典中）；珂赛特和马里尤斯的爱情感人肺腑，而后来对让·瓦让的忘恩负义虽情有可原，但更让人愤愤不平；吉诺曼先生、马伯夫大爷、福施勒旺老爹这些漫画式人物，让人觉得可亲可爱，又常常令人发噱；泰纳迪埃夫妇这对从资产者落入下层社会、干尽坏事的败类，让人可憎可恨；雅韦尔对让·瓦让一刻不停的迫害使人感到可恶可气，但另一方面，他的恪尽职守的职业道德有时也让人觉得可敬。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无不充满了生命力。

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情节的展开中插进了许多冗长的介绍和议论。可以说，只要有机会，雨果便会停下叙述故事，用十几页乃至几十页的篇幅，论述一个历史事件，介绍一些专门知识，而这个事件，这些知识，有时与故事情节只有很少一点儿联系。例如，为了介绍马里尤斯的父亲如何被泰纳迪埃无意中救了一命，以便为以后的情节作铺垫，雨果详细叙述了滑铁卢战役；为把让·瓦让引进修道院，他又不胜其烦地介绍修道院的历史及其清规戒律；为让一群盗贼讲俚语，他可以说写了一篇关于俚语的论文；为使让·瓦让从下水道救出马里尤斯，他又琐屑地讲述了巴黎下水道的历史，如此等等。诚然，这些阐述不乏真实的一面，尤其是《滑铁卢》那一卷（为真实描绘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滑铁卢战役的宏伟画面及拿破仑的这一灭顶之灾，雨果曾于一八六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亲自到圣约翰高地作实地考察，并到比利时王家图书馆搜集资料），使我们在读这些章节时，也会增加一些历史知识。但是，总的看，这些介绍和议论过于繁杂，过于细碎。

为译这部鸿篇巨制，我前后花了四年时间。原以为雨果的语言不如普鲁斯特的语言晦涩，不如蒙田古老，译过了《追忆似水年华》和《蒙田随笔全集》，又译过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再译《悲惨世界》当不会太难。谁知《悲惨世界》真有不少让译者头痛得感到“悲惨”的地方。且不说译任何作品都会遇到的难懂和难译的句子和段落，需要一丝不苟地查阅法语词典，领会其含义，精确地译出来；且不说那些涉及历史、专门知识的章节，需要认认真真地查阅百科全书，做出准确的翻译和注释；且不说作者为逼真地描绘社会底层的生活而有意塞进他的作品中的俚语，给译者带来了难以逾越的困难；就连一些个别的词和词语也让人伤透了脑筋。比如，小说开头第一个词，即第一部第一卷的标题《Un juste》，该译成什么，让我从开译到最后校订都处在举棋不定中。有的译本译成《一个正直的人》，还有的译成《义人》，但我觉得这里un juste的意思应该包含“正直的人”和“笃信宗教的人”这双重意义，可又实在找不到一个词把这双重意思完美地表达出来；寄出清样后，又写信给编辑定译成“善人”。可是，即使几经思考定译成“善人”，心中仍还忐忑不安。

又如，第三部第七卷中出现的patron-minette。这个词属于俚语，小说中是黑道上的人给一个四人强盗团伙起的绰号。有的译本译成“猫老板”，还有的译成“咪老板”，都把patron译成“老板”。其实，patron-minette即是po-tron-minet的讹音，也即是potron-jaquet，意思是“黎明，拂晓”。查《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法语类语词典》，发现potron源自拉丁语的posterio，意即“屁股”，而minet意即“猫”，jaquet意即“松鼠”。若将potron-minet（potron-jaquet）译成汉语，即是“当猫（松鼠）露出屁股的时候”，法汉词典通常译成“黎明，拂晓”。根据词源，我们把patron-minette译成“猫露屁股”，是为使译文带点俚语的味道。在第三部第七卷第三章中，有一段文字专门阐述了patron-mi-nette的意思：“‘猫露屁股’是黑道给这四人起的名字。在日渐消失的古老而荒诞的俗语中，‘猫露屁股’即拂晓，正如‘犬狼之间’即傍晚。‘猫露屁股’的称呼，可能出自他们干坏事结束的时刻，因为黎明正是幽灵消失，强盗分手的时候……”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猫露屁股”也许是一个较为可取的译法。

再如本书的《作者序》，短短数行，却浓缩着雨果写这部小说的宗旨，可是译起来却煞费脑筋，尤其关于雨果提出的社会三大问题，即la dégradation de l'homme par le prolétariat，la déchéance de la femme par la faim，l'atrophie de l'enfant par la nuit的译法，其中尤以l'atrophie de l'enfant par la nuit最难理解和翻译。按法语词典的解释，l'atrophie的意思是“萎缩，衰退”；但从小说中的有关段落看，l'atrophie应该是la dégradation，la déchéance的同义词，也是表达“堕落”之意。此外，法语中的la nuit原义为“黑夜，黑暗”，但雨果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缺少教育”，由于缺少教育，儿童就会无知，就可能变成坏人。理解不易，译起来则更难，因为既要考虑到意思，又要传达原文的对称结构。就为了这三句话的翻译，在校完并寄出清样后，还和编辑多次电话联系，改来改去，最后定为“男人因贫困而沉沦，女人因饥饿而堕落，儿童因无知而凋败”。

小说中类似这样难译的词语不胜枚举。仅此三例可以说明翻译这部巨著之艰难。但愿这个译本不要太有负于这部鸿篇巨制，有负于九泉之下的大文豪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