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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大家对餐桌上发生的事有所了解，最好还是转录一段巴蒂斯蒂娜小姐写给德·布瓦舍弗龙夫人的信，它朴实而详细地叙述了苦役犯和主教之间的谈话：
……那人旁若无人，狼吞虎咽地吃着。可他喝完汤后却说：
“仁慈上帝的神甫先生，这一切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但我得说，那些不愿让我同他们一起吃饭的马车夫吃得可比您好。”
私下里说说，这句话我听了有点不舒服。我哥哥回答说：
“他们比我辛苦。”
“不，”那人又说，“他们比您有钱。您很穷，我看得出来。您大概连本堂神甫都不是。您是本堂神甫吗？啊！假如仁慈的上帝公正的话，您应该是本堂神甫。”
“仁慈的上帝何止公正。”我哥哥说。
过了一会，他又说：
“让·瓦让先生，您去蓬塔利埃，是不是？”
“那是规定的路线。”
我相信那人是这样说的。接着他又说：
“明天天不亮我就要上路。旅途很艰难。夜里很冷，白天却很热。”
“您去的地方很不错。”我哥哥说。“大革命时期，我家毁了，我先逃到了弗朗什-孔泰，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靠双手劳动过日子。那时我很有毅力。我找到了活干。活儿很多，有造纸厂、制革厂、酒厂、大钟表厂、炼钢厂、炼铜厂，炼铁厂就至少有二十个，其中四个分别在洛德、夏蒂永、奥丹库和伯尔，规模都很大……”
我想我没说错，这正是我哥哥提到的地名。接着，他停住话头，对我说：
“亲爱的妹妹，那里不是有我们的亲戚吗？”
我回答说：
“以前是有的。有一个德·吕斯内先生，革命前，他是蓬塔利埃的守将。”
“不错，”我哥哥说，“但到了九三年，什么亲戚也没了，只剩下自己的双手。我做过工。在蓬塔利埃，就是您要去的地方，让·瓦让先生，有一种非常古朴、非常迷人的工业，我的妹妹。那就是奶酪工场，那里的人称做Fruitières。”
于是，我哥哥边叫那人吃，边向他详细介绍蓬塔利埃的奶酪工场。“有两种。一种叫大仓，那是富人的工场，有四五十头奶牛，一夏天能产七八千块奶酪。还有一种叫奶酪合作工场，那是穷人的工场，住在半山腰的农民把他们的奶牛集中起来，共同分享产品；他们雇用一个制奶酪的人，叫作‘格吕兰’；格吕兰每天向合作社员收三次奶，把数量记在一块双面木板上；四月底开始制造奶酪，六月中旬制奶酪的人把他们的奶牛牵进山里。”
那人吃着吃着恢复了精神。我哥哥让他喝了点莫夫酒，他自己从来不喝，说那酒太贵。我哥哥以您所熟悉的轻松愉快的神情向他作了详细介绍，言谈间透着在我看来和蔼可亲的礼貌。他多次提到了“格吕兰”的优越地位，仿佛想让那人明白这是他的一个归宿，但又不直截了当地劝他这样做。有件事使我很吃惊。那人的身份我对您说过了。可我哥哥只是在他进来时提到过耶稣，在吃晚饭的整个过程中，在整个晚上，他一句话也没影射那人的身份，也没告诉他自己是谁。这显然是说教的好机会，拿主教的威风来压一压苦役犯，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换了别人，既然这个可怜人落到你的手上，就会逮住机会，在为他的身体提供食粮的同时，也为他的心灵提供养分，对他进行一些训诫和劝导，或者怜悯同情一番，勉励他今后好好做人。我哥哥甚至没问他的籍贯和身世。因为在他的经历中，必定犯过错误，我哥哥似乎尽量避免使他回忆过去。因此，当我的哥哥谈到蓬塔利埃的山民离上天如何近，工作如何愉快，还说他们如何幸福，因为他们清白纯洁，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担心他脱口而出的这句话会伤害那个人。我反复思考，终于明白了我哥哥的心思。他心里可能想，那个叫让·瓦让的人，心里只有痛苦，最好给他排忧解愁，使他相信——哪怕是暂时的——他和别人是一样的人，在他眼里是普通的人。这难道不是慈悲心肠吗？仁慈的夫人，他这样体贴入微，坚持不说教，不训诫，不含沙射影，这里面难道没有真正福音的意味吗？当一个人内心有痛苦，最完美的同情，难道不是不去触及他的痛处吗？我觉得，这就是我哥哥内心的想法。不管怎样，我可以说的是，就算他有这些想法，他也丝毫没有流露出来，哪怕是对我。那天晚上，他自始至终跟平时没有两样，他和这个让·瓦让共进晚餐时，他的神态和举止，同他和热代翁院长先生或本堂神甫先生共进晚餐时完全一样。
晚餐快结束时，大家正吃着无花果，有人叩门了。是热博大婶，怀里抱着她的孩子。我哥哥吻了吻孩子的额头，又向我借了十五苏给热博大婶。那人没大注意。他不再说话，看上去十分疲倦。可怜的热博大婶走后，我兄弟念了饭后经，然后转身对那人说：“您大概很想睡觉了。”马格卢瓦太太很快撤掉餐具。我明白我们应该离开，好让那旅客睡觉，于是，我和马格卢瓦太太上楼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又让马格卢瓦太太把我房里那张黑森林的狍子皮给那人送去。夜里很冷，这张狍子皮能御寒。可惜已旧了，毛全脱光了。这还是我哥哥在德国的图特林根买的，那里离多瑙河的发源地很近。我吃饭时用的那把象牙柄小刀，也是在那里买的。
马格卢瓦太太差不多立刻就回来了，我们在晾衣服的屋子里做了祷告，然后没有说什么，各自回房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