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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打开
一八一五年十月初的一天，太阳落山前一小时，一个步行的旅客来到了迪涅这个小城。此刻，只有少数几个市民站在门口或窗前，不安地看着这个人经过。像这样衣衫褴褛的行人实在少见。他中等身材，健壮结实，正值盛年。他可能有四十六七岁。一顶皮鸭舌帽压得低低的，遮住了半个脸；这张因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的脸上淌满了汗水。他穿着黄粗布衬衫，领子上系着一个小银锚，露出了毛茸茸的胸部；领带扭得像根绳子，蓝斜纹布的裤子已经磨损，一个膝头已发白，另一个已有破洞，灰色的工装破烂不堪，一只胳臂肘上用麻线缝了块绿呢；他背了个簇新的军用包，鼓鼓囊囊，并且扣得紧紧的，手里拿了根疙里疙瘩的粗棍子，光着脚穿了双钉了钉的鞋子，头发很短，胡须很长。
汗水、炎热、步行、尘土，给这破烂的一身增添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肮脏。
头发虽然很短，但根根竖着，因为剃光的头发重新长了出来，似乎有一些时候没有理了。
没有人认识他。显然只是个过路客。他从哪里来？从南方。可能是从海边。因为他进入迪涅时，和七个月前拿破仑皇帝从戛纳去巴黎走的是同一条街。他想必赶了一整天路，看上去疲惫不堪。在城郊的老镇上，有几个妇女见他在加桑迪大马路的树荫下歇了歇，又在街尽头的水池里喝了点水。他一定渴极了，因为跟在他后面的几个孩子，见他走了二百步，在集市广场的水池旁又停下来喝了水。
到了普瓦施韦街拐角处，他向左拐，径直朝市政府走去。他走进市政府，一刻钟后从里面出来。一个宪兵坐在门口的长石凳上；三月四日，德鲁奥将军 [79] 曾站在这个长凳上向惊慌失措的迪涅市民宣读过茹安湾宣言 [80] 。那人经过时，脱下帽子，恭敬地向宪兵行了个礼。
宪兵没有理他，只是仔细地将他打量了一番，又用目光送了他一程，然后进市府里面去了。
那时候，迪涅有一家豪华旅馆，名叫科尔巴十字架。旅馆老板叫雅甘·拉巴尔，迪涅市的人都说他是另一个拉巴尔的亲戚。那另一个拉巴尔曾是拿破仑的近卫骑兵，在格勒诺布尔开了一家三太子旅馆。拿破仑登陆时，当地对这家三太子旅馆曾有许多传闻。人们传说，那年一月，贝特朗将军曾乔装车夫，多次来这家旅馆，给一些士兵颁发十字勋章，向一些市民们散发拿破仑金币。事实上，拿破仑来到格勒诺布尔后，坚持不下榻在省政府大厦；他谢过市长，说是去他认识的一个正直人那里，结果去了三太子旅馆。三太子旅馆的拉巴尔真是蓬荜生辉，他那份殊荣反射到百公里外的科尔巴十字架旅馆的拉巴尔。迪涅城里有人说，他是格勒诺布尔那位拉巴尔的表兄弟。
那人向这家旅馆走去，那是当地最好的旅馆。他走进厨房，厨房的门正好临街。所有的炉灶都升了火，壁炉里大火熊熊，烧得很欢。店主同时也是领班，忙得不亦乐乎，既要照管壁炉，又要照应烧菜，正在为运货马车夫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车夫们喧闹的说笑声从隔壁屋里传进厨房里。旅行过的人都知道，谁也没有运货马车夫吃得好。一只肥肥的旱獭，夹在一串白鹧鸪和松鸡中间，穿在一根铁扦上，在壁炉的柴火上转动。炉子上正在烧着两条洛泽湖的大鲤鱼和一条阿洛兹湖的鳟鱼。
店主听见门打开，又来了一位客人，头也没抬地问道：
“先生要来点什么？”
“吃饭和过夜。”那人说。
“再容易不过了。”店主回答。这时，他才回过头，将来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又加了一句：“……要付钱。”
那人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只很大的皮钱包，回答说：
“我有钱。”
“那好，请稍候。”店主说。
那人把钱包放回口袋，取下背包，放在门边的地上，手里仍拿着那根棍子，去坐到壁炉旁的一张小矮凳上。迪涅是山区。十月的夜晚非常寒冷。
然而，店主走来走去，眼睛却在审视这位客人。
“就好了吗？”那人问。
“就好了。”店主说。
新来的客人背对着店主在烤火，可敬的店主雅甘·拉巴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从窗旁的小桌子上拿起一张旧报纸，撕下一个角，在页边的空白处写了一两行字，折起来，但没封口，然后把这张破纸交给一个孩子，看来是店里的学徒和小伙计。店主在孩子的耳边嘀咕了一句，那孩子就一溜烟朝市府跑去了。
这一切，那旅客全没看见。
他又问了一遍：“就好了吗？”
“就好了。”店主说。
孩子回来了。他带回了那张字条。店主急忙打开，就像在等待答复一样。他似乎很用心地读了字条，然后摇了摇头，沉思片刻。最后，他向旅客走了一步，那旅客似乎在沉思默想，有些心神不宁。
“先生，我不能留您住宿。”店主说。
那人微微直起身子。
“怎么！怕我不付钱？要不要先付？我有钱，我跟您说。”
“不是这个。”
“那么是什么？”
“您有钱……”
“是的。”那人说。
“可我没有房间。”店主说。
那人心平气和地说：“让我住马厩好了。”
“不行。”
“为什么？”
“地方全给马占了。”
“阁楼上有个角落也行，”那人又说，“给我一捆麦秸。吃完晚饭再说吧。”
“我不能给您吃的。”
他说这话的语气挺有分寸，但很坚决，外乡人感到问题严重了。他站了起来。
“啊！我都快饿死了，我。天一亮我就上路了。走了十二里。我付钱嘛。我要吃饭。”
“我什么也没有。”店主说。
那人哈哈大笑，把身子转向炉灶。
“什么也没有！这是什么？”
“这都是有人订的。”
“谁？”
“赶大车的先生们。”
“多少人？”
“十二个。”
“这都够二十个人吃。”
“他们全包了，钱也付过了。”
那人又重新坐下，仍然低声地说：
“我是在旅馆里，我饿了，我不走。”
这时，店主俯身凑到他耳边说：“离开这里！”那语气使他打了个寒战。
旅客此刻正弯着腰，用一头包了铁皮的棍子拨弄着几根火炭。他蓦地转过脸，正要张口反驳，那店主眼睛看着他，依然低声地对他说：“听着，别啰唆了。您要我说出您的名字吗？您叫让·瓦让。现在，您要我说出您是谁吗？看见您进来，我就有些怀疑了，我叫人去了市政府，这就是人家给我的答复。您认不认得字？”
说着，他把那张已经打开的从旅馆到市厅来回转了一圈的字条递过去。那人瞟了一眼。店主停了会儿又说：
“我向来以礼待人。离开这里！”
那人低下头，拣起他放在地上的背包，离开了旅馆。
他上了大街，沿着房屋，漫无目的地朝前走去，就像受了侮辱的人，神情非常忧郁。他一次头也没有回。假如他回头的话，就会看见科尔巴十字架旅馆的老板站在门口，正用指头指着他，激动地说着话，旅馆里的所有客人和街上的所有行人都围在他身边。他如果看到那群人不信任和慌张的目光，就会猜到，他的到来马上会在迪涅传得满城风雨。
这一切，他什么也没看见。心中忧郁的人是不会朝后看的。他们深深知道，厄运总跟在他们后面。
他像这样走了一阵，一次也没停下，漫无目的地穿过一条条陌生的街道，忘记了疲倦，人悲伤时常常会这样。突然，他感到饥饿难忍。黑夜正在降临。他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过夜。
漂亮的旅馆已向他关上大门。他想找一家简陋的酒店，一家寒碜的咖啡馆。
恰好街尽头亮起了灯光。一根松枝，挂在一个直角铁架上，显露在黄昏灰蒙蒙的天空中。他向那里走去。
果然是家小酒店。在夏福街上。
旅客停了一会儿，从玻璃窗往里面张望。酒店的大厅又低又矮，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盏灯，壁炉里大火熊熊，灯光和火光照亮了屋子。有几个顾客在喝酒。店主在烤火。一只铁锅挂在一个吊钩上，大火烧得它吱吱响。
这家酒店似乎也是客栈，可从两个门进去。一个门临街，另一个通往一个小院子，院子里到处是粪。那旅客不敢从临街的门进去。他溜进院子，又停了停，然后怯生生地提起碰锁，把门推开。
“谁？”店主问。
“一个想吃饭和住宿的人。”
“很好。这里可以吃饭和睡觉。”
他走进酒店。正在喝酒的顾客都回过头来。一边是灯光，另一边是火光，把他照得清清楚楚。趁他解包的时候，大家把他打量了一番。
店主对他说：“这里有火。晚饭正在锅里煮着呢。过来暖暖身子吧，老兄。”
他走过去坐到炉子边。他把两只累坏了的脚伸到火前。一股香味从锅子里溢出。他的鸭舌帽压得很低，从他露出的那部分脸上，隐约可见一种惬意的神情，同那因饱经风霜而形成的令人心碎的神情混合在一起。
此外，这张脸显得坚强刚毅，但郁郁不乐。这是一种复杂而奇特的神情，乍一看觉得挺谦卑，最后又觉得很严肃。眼睛在眉毛下炯炯发光，犹如一堆火光在荆棘丛中闪烁。
可是，喝酒的人中有一个鱼贩子，他在进夏福街的这家酒店之前，先去把马寄存在拉巴尔旅馆的马厩里了。碰巧，那天早晨，他遇见过这个满面倦容的外乡人，那是在从阿斯湾到……（我忘记是哪里了，可能是埃斯库布隆）的路上。他们相遇的时候，那外乡人似乎疲惫不堪，要求搭一段车。可鱼贩子没予理睬，反而加快了步伐。半小时前，他也是围在雅甘·拉巴尔身边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还把上午这场不愉快的相遇，向科尔巴十字架旅馆的那些人作了叙述。这时，他从座位上向酒店老板做了个难以觉察的手势。老板走到他跟前。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那外乡人早已陷入了沉思。
店主回到壁炉旁，粗暴地拍了拍他的肩，对他说：
“你得离开这里。”
外乡人转过脸，和气地问道：
“哦！您知道了？……”
“对。”
“那家旅馆把我撵出来了。”
“这里也要把你撵出去。”
“您要我去哪里？”
“别的地方。”
那人拿起棍子和背包，离开了酒店。
他出去的时候，有几个孩子向他扔石头，他们是从科尔巴旅馆跟过来的，好像在等他出来。他生气地回过头，举起棍子吓唬他们。孩子们小鸟般地四散了。
他从监牢前面走过。门口挂着一根铁链，下面系着一口钟。他敲钟。
门上的一扇小窗打开了。
“狱卒先生，”他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说道，“您能给我打开门，让我住一夜吗？”
一个声音回答：
“监牢不是旅馆。让人把您抓住，我就给您开门。”
小窗又合上了。
他走进一条小街，那里有许多花园。有几个花园只用绿篱围着，使这条街显得生气勃勃。在这些花园和绿篱中间，他看见一座二层小楼房，窗口亮着灯光。他像在那家小酒店里那样，从窗口向里面望了望。这是一间粉刷得雪白的大卧室，一张床上铺着一块印花布床单，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摇篮，几张木椅，墙上挂着一支双响猎枪。房间中央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饭菜。一盏铜灯照亮了粗布做的台布，锡酒壶闪着银光，里面装满了酒，褐色的汤罐冒着热气。桌旁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有一张快乐和开朗的脸，一个孩子在他膝上蹦跳。他身边有位少妇，在给另一个孩子喂奶。父亲在大笑，孩子在欢笑，母亲在微笑。
看着这温馨祥和的情景，外乡人出了一会儿神。他心里闪过什么念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也许他在想这个快乐的家庭可能会接待他，在这洋溢着幸福的地方，也许能找到一点儿同情。
他轻轻叩了叩窗玻璃。
没人听见。
他又叩了一下。
他听见那少妇说：“老公，好像有人敲门。”
“没有。”丈夫回答。
他又叩了第三下。
丈夫站起来，拿起灯，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此人高头大马，既是农民，又是手艺人。他围着宽大的皮围裙，一直围到左肩膀，围裙下端撩起，用腰带束着，就像是一个口袋，里面鼓鼓囊囊，放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一把铁锤、一块红手帕、一个火药壶。他仰着头，翻领衬衣敞开着，露出了白净光滑、如公牛般粗壮的脖子。他长着浓浓的眉毛，蓄着黑黑的络腮胡子，眼珠凸出，口鼻活像野兽的吻部，脸上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称心如意的神态。
“先生，”那过路人说，“对不起。您能给我一盆汤，让我在花园那边的棚子里过一夜吗？我付钱。您说行不行？我付钱，行不行？”
“您是谁？”主人问。
那人回答：“我从皮伊-穆瓦松来。我走了整整一天。走了十二里。行不行？我付钱，行不行？”
“我不会拒绝留宿一个肯付钱的规矩人。”那农民说。“不过，您为什么不去客店呢？”
“都客满了。”
“算了！怎么可能？今天又不是赶集，也没有庙会。您去过拉巴尔那里了吗？”
“去过。”
“怎么样？”
旅客尴尬地回答：
“不知道，他没让我住。”
“没去夏福街的那家什么酒店？”
外乡人更尴尬了。他结结巴巴说：
“也没让我住。”
农民的脸上出现了不信任的神态。他从头到脚把那人打量了一遍，突然，他战栗着喊道：
“您就是那个人？”
他又看了一下外乡人，后退三步，把灯放在桌上，从墙上取下猎枪。
他刚说完“您就是那个人”，他妻子就站了起来，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赶紧躲到丈夫的身后，惊恐地看着外乡人，露着胸脯，睁大着惊慌的眼睛，喃喃地说：“Tso-maraude。 [81] ”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屋主人像审视毒蛇一般将那人打量了一会，然后又回到门口，对他说：
“快滚！”
“行行好，给我一杯水。”那人又说。
“给你一枪！”那农民说。
接着，他砰地关上门，外乡人听到他插上了两重门闩。过了一会儿，百叶窗也关上了，还听见用铁杆加固的声音。
天越来越黑。阿尔卑斯山的寒风呼呼地刮着。在暮色中，外乡人依稀看见街边的一个花园里有一间小茅屋，像是用草皮块垒成的。他毅然跨过木栅栏，进了花园里。他走近小茅屋。门又矮又窄，很像养路工人在路边建造的小棚屋。他可能真以为是某个养路工人的住处。他又冷又饿。肚子饿就不去管它了，但至少可以在里面避风寒。这种棚子一般晚上是没有人的。他趴下来，爬进屋子。里面挺暖和，还有一张相当不错的麦秸床。他在这床上躺了一会，动也动不了，因为太疲倦了。但他还背着背包，躺着不舒服，再说，这是一个现成的枕头，他就开始解下一条背带。这时，他听到一声凶恶的吼叫。他抬起头，一只大狗的脑袋出现在昏暗的门口。
原来这是狗窝。
他本来就身强力壮，令人望而生畏，这时他抡起棍子当武器，把背包当盾牌，好歹离开了狗窝。他那身破衣服撕得更破了。
他走出花园，是倒退着出去的。为了吓唬那只狗，他不得不挥动木棍，剑术教练们把这种棍术称做“隐蔽的玫瑰”。
他好不容易跨过栅栏，回到街上，举目无亲，没有住处，无家可归，无地藏身，连那张麦秸床和那个可怜的狗窝也不容他栖身。他坐到——不如说跌到——块石头上，有个行人好像听见他喊了一句：“我连一条狗都不如！”
他很快又站起来，继续往前走。他出了城，希望能在田野里找到一棵树或一个草垛，好在那里避避风寒。
他这样慢慢地走了一阵，始终没有抬头。当他感到已远离人的住所，才抬起头来，四下张望。他已在一块田里。前面是一个布满麦茬的低丘。庄稼收割完后，那山丘就像剃光头发的脑袋。
天边黑沉沉的；那不只是天色，还有一团团低云，仿佛贴在山丘上，冉冉上升，渐渐布满天空。但是，因为月亮即将升起，而且，天穹上还残留着黄昏的余辉，这些云团在上空形成白蒙蒙的拱穹，向大地投下一片微光。
因此，地上比天空更亮一些，造成一种特别阴森可怖的效果，而那荒凉贫瘠的山丘，白蒙蒙一团，呈现在黑暗的天际。这一切是那样丑恶、渺小、凄凉和狭隘。田野里，山丘上，只有一棵歪歪扭扭、丑陋不堪的孤树，在离旅客几步路的地方索索发抖。
这个人显然不会有细腻的智力和思想，不会像别人那样对事物神秘的外表产生感觉，可是，这天空，这山丘，这平原，这孤树，是那样荒凉凄惨，那人伫立沉思一会后，就突然往回走了。有时候大自然似乎也会充满敌意。
他从原路返回。迪涅的城门全都关闭了。迪涅在宗教战争中受过多次围困，但到了一八一五年仍围着旧城墙，侧翼有方形箭楼，但后来全都拆毁了。他从一个缺口进了城。
那时可能是晚上八点钟。因为他不认识街道，便又开始漫无目的地转悠。
他这样走到了省政府，尔后来到了神学院。经过大教堂广场时，他向教堂扬了扬拳头。
在这广场的角上，有一个印刷厂。当年，拿破仑皇帝和帝国近卫军致军队的宣言书，就是在这家印刷厂首次排印的。那些宣言书是由皇帝亲授，从厄尔巴岛带到迪涅的。
他已精疲力竭，也不再抱任何希望，就躺在印刷厂门口的长石凳上。
这时，一个老太太从教堂里出来。她见这个人躺在黑暗中，便问道：“您在这里干什么，朋友？”
他粗暴而怒气冲冲地回答：“您没看见吗，老太太？我在睡觉。”
这个名副其实的老太太，是R侯爵夫人。
“在这石凳上？”
“我睡了十九年木板床，”那人说，“今天要睡一睡石板床。”
“您当过兵？”
“是的，老太太。当过兵。”
“为什么不去住客店？”
“没钱。”
“唉！”R夫人说，“我钱包里只有四个苏。”
“四个苏也好啊。”
那人接过钱。R夫人又说：
“这几个钱是不够您住店的。您总试过了吧？您在这里过夜是不行的。您现在肯定又冷又饿。就没有人出于怜悯让您住一夜？”
“我敲遍了所有的门。”
“怎么样？”
“到处碰壁。”
那“老太太”碰了碰那人的胳膊，指了指广场对面主教府旁边的那座小楼。
“所有的门您都敲了？”她说。
“是的。”
“那个门敲了吗？”
“没有。”
“那就去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