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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凭以上所述，就断定比安维尼主教大人是个“对哲学感兴趣的主教”或是“拥护革命的神甫”，那就错了。他同G议员的会面，或称做同G的会合，不过给他带来了一种惊讶，使他变得更加和蔼可亲罢了。
比安维尼大人绝不是政治家，但在此有必要简单说一说他在重大事件上的态度——假如他想过要有态度的话。
让我们回忆一下几年前的事。
米里埃先生升任主教后不久，拿破仑皇帝封他为男爵，同时受封的还有另外几个主教。大家知道，教皇于一八〇九年七月五日夜里被捕，因此，米里埃先生被拿破仑召来巴黎，参加法意两国的主教会议。会议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召开第一次会议，由费什红衣主教主持。到会的有九十五位主教，米里埃先生是其中之一。但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会议。他是一位山区的主教，生活在大自然中，过惯了粗犷和贫困的生活，在那些显贵中间，他发表的见解似乎与大会的气氛不相融合。他很快就回到了迪涅。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快就回来，他回答说：“我在那里碍手碍脚。我把外面的空气带给了他们。他们感到我是一扇敞开的门。”
还有一次，他说：“叫我怎么办？那些主教都是王公贵族，而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农民主教。”
事实上，他不讨那些人喜欢。他说了许多让人不可理解的话。一天晚上，他在一位最有地位的同仁家里，突然冒出这样几句话：“漂亮的挂钟！漂亮的地毯！仆人们穿如此漂亮的制服！不嫌麻烦吗？啊！我真不想听这些无用的东西在我耳边不停叫喊：有人在挨饿！有人在受冻！还有穷人！还有穷人！”
附带说一下，仇视奢华不一定明智。这可能会导致对艺术的仇视。不过，在教士们看来，豪华是一种罪过，除非要显示身份和参加宗教仪式。习惯用豪华的东西，会使人感到没有真正的爱德。神甫富有是不合情理的。神甫应接触穷人。他成天和各种不幸、厄运、贫苦打交道，身上能不留一点清贫的痕迹，正如劳动能不沾上一点尘土吗？怎能想像，一个人站在火盆旁能不感到暖和；一个工人一直在炉边干活，能不烧焦一根头发，不熏黑一个指头，不流一滴汗，不落一粒灰尘在脸上。作为神甫，尤其是主教，有无爱德的第一个标志，便是贫苦。
这大概就是迪涅主教的想法。
此外不要相信，在某些敏感的问题上他会迎合所谓的“当代思潮”。他很少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凡是牵涉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他总是保持沉默；如果一定要他表态，人们会发现，他似乎更倾向教皇极权主义，而不是法国教会自主。既然在给他画像，再说我们不想隐瞒，因而不得不补充一点：他对日渐衰落的拿破仑态度冷漠。从一八一三年起，他对反对拿破仑的一切活动，都持赞同或欢迎态度。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国时，他没去路旁迎接。在“百日帝政 [61] ”期间，他没有命令本教区的信徒为皇帝祈祷。
除了妹妹巴蒂斯蒂娜小姐外，他还有两个兄弟，一个是将军，另一个是省长。他常给他们写信。有段时间，他同第一个关系很僵，因为他那位兄弟在普罗旺斯省当驻军司令的时候，拿破仑在戛纳登陆，他率领一千二百人追捕皇帝，却似乎有意让他逃走了。他写给另一个兄弟的信更是充满深情。这位前省长，是个正直高尚的人，他隐居在巴黎，住在加塞特街。
因此，比安维尼大人也有偏见、痛苦和忧虑的时候。时代的偏见，也曾把阴影投入到他那专注于上帝的温和而博大的胸怀中。诚然，这样一个人是不该有政治观点的。请不要误解我们的想法，我们丝毫也没把所谓的“政治观点”，同对进步的热望混为一谈，也没有同那些爱国的、民主的和人道的崇高信仰混为一谈；在今天，这些信仰是任何理解和宽容的基础。有些问题同本书的内容只有间接的联系，我们不去深谈，只简单提一点：假如比安维尼主教大人不是保王派，假如他的目光始终安详地凝视上帝，超越动荡不安的人世之外，能够清楚地看到真理、正义和仁慈这三道纯洁的光辉，这该有多好啊！
即使我们承认，上帝创造比安维尼大人，绝不是为了让他担任政治公职，但是，他在拿破仑处于权力的巅峰时，若能以权利和自由的名义，对他提出抗议，高傲地表示反对，为了正义甘冒危险进行抵抗，我们也许会表示谅解和钦佩。可是，反对一个失势的人，终究不如反对一个得势的人更得人心。我们只喜欢有风险的战斗。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最先参加战斗的人，才有权在最后时刻消灭敌人。在昌盛时期没有顽强谴责，在垮台时期，就应闭口不语。获得胜利的人，才有权审判失败的人。至于我们，当上帝采取行动，给予打击时，我们就听其自然。一八一二年使我们平静下来。一八一三年，那个素来沉默不语的立法机构，在国难当头时，居然鼓起勇气，打破沉默，这只能使人愤慨，叫人如何拍手欢迎？一八一四年，面对背叛的元帅，面对先是奉若神明，继又大加侮辱，从一个泥坑陷入另一个泥坑的元老院，面对先是无限崇拜，后又畏缩退避，向偶像吐唾沫的人，我们应该别转脑袋，不予理睬。一八一五年，灭顶之灾已不可避免，法国因灾难临头而浑身战栗，人们隐约看到滑铁卢已向拿破仑打开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和人民向那个背运的人致以壮烈的欢迎，是没有什么可笑的，即使对那位暴君持有保留看法，可是，在国家濒于灭亡之际，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物互相拥抱，紧密团结，自有其庄严和动人之处，像迪涅主教那样心肠的人，恐怕不应该持否定态度吧。
除了这点，他对任何事从来都是正确、真实、公正、机智、谦逊和自重的。他乐善好施，慈悲为怀，这是另一种仁德。他是一位神甫，一个贤明之士，一个真正的人。尽管我们刚才批评了他的政治观点，并且随时准备进行严肃的评论，但是应该说，他仍然是一个宽容和随和的人，也许比我们这些在这里说长道短的人做得更好——迪涅市政府的看门人是拿破仑皇帝安置的，原是王宫卫队的一名下级军官，获得过奥斯特里茨荣誉勋章，是一个强硬的波拿巴分子。这个可怜虫，一有机会，就要说一些未经思考的话，那是被当时的法律视为“煽动性言论”的。自从皇帝的侧面像从荣誉勋章上消失后，照他的说法，他就再也不穿“制服”，以免挂上那枚十字勋章。他亲手虔敬地把皇帝的人头像从拿破仑颁给他的那枚十字勋章上取下来，宁可留下一个洞，也决不用其他东西替代。他说：“我宁死也不在我胸口挂上那三个癞蛤蟆！”他常常大声嘲讽路易十八。他说：“套英国护膝的老痛风病鬼！快拖着辫子滚到普鲁士去吧！”他非常得意，因为他把最憎恨的两样东西——普鲁士和英国——用进同一句诅咒中了。他因为骂得太多，最后丢了差事。他家里没有吃的，只好带着妻儿流落街头。主教把他叫来，温和地说了他几句，派他去当了大教堂的侍卫。
在迪涅教区，米里埃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牧师，大家的朋友。
九年中，比安维尼大人坚持行为圣洁，态度和蔼，因此，迪涅城上上下下对他就像对父亲那样崇敬而亲切。连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也被人民接受和心照不宣地原谅了。他们是善良而懦弱的羔羊，他们崇拜他们的皇帝，但也热爱他们的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