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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的“三驾马车”创造的商业传奇，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业故事？从创业者到投资人，如何完成漂亮的转身？人人都说读书好，为什么他经常提醒大家“不要被读书毁掉”？2019年3月19日，王强先生做客北大汇丰商学院创讲堂，为我们带来一场融合了哲学、逻辑学、美学的思想盛宴。
1980年，我从内蒙古包头考到了北京大学，就读西方语言文学系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1984年，我从北大本科毕业时，英语系从西语系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系，当时硕士、博士还没来得及培养出来，本科毕业第一志愿可以留校，我就留在了北大英语系任教。
我在北大英语系当了6年老师，从助教一直做到讲师。在北大校园待了10年以后，我开始想要改变人生。当时唯一可行的路是出国，所以我就去了美国。虽然我在北大课堂上分享英美文学，可之前我也没出过国，我想这次要在美国待很久，一个很直接的诉求就是我需要一份工作，但我之前在人文领域的研究对我在美国找工作并没有太大用处，我需要掌握某种技能。20世纪90年代，美国计算机行业刚刚起步，计算机科学专业十分热门。英语里出现了一个词叫“金领阶层”，指的就是信息技术行业毕业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科学本科毕业生的年薪起薪是5万美元左右，博士的年薪应该能有十几万美元。所以我为了在美国留下来，让自己的技能和市场匹配，就必须学习计算机知识。
我第一次到华盛顿时曾去参观美联储的造币局，当时游客可以按照既定的路线，从上到下俯瞰一吨纸被运进来裁剪上色之后印、切、烘干，最后变成美钞推出去的整个过程。游客能看见美钞，但是隔着防弹玻璃摸不到。车间后墙上挂着一幅标语，这是迄今为止让我觉得最直达人心、最符合现场环境，既有道德震慑力又非常亲切，且带有哲学味道的标语，上面写的是：“你从来没有离它这样近过，然而又从来没有离它这样远过。”虽然你离它（钱）如此之近，但要告诉你的是，别想歪了，再近它也不属于你。
这个标语所表达的很像我当时的状况：有时候我认为自己离目标很近，但其实非常遥远；有时候我认为自己离目标很远，但其实又非常接近。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人生哲学。有时候你感到绝望，但可能你就要见到曙光了；有时候你踌躇满志，但可能离目标遥不可及。对当时的我来讲，计算机科学从逻辑上离我很近，但是我反观自身又离它很远，因为我在北大天天研究莎士比亚、柏拉图等人文类的东西，没研究过计算机科学。我对语言学有激情，曾经像个老中医一样拿着放大镜辨认了数百个甲骨文文字，但是这些对我去学计算机科学没有直接的用处。这时候我想到了我到北大后第一学期选的一门课。当时北大选课非常自由，我选择的这门课叫作“形式逻辑”，看起来跟我的专业没有一点关系，但就是这门无关的课，后来却对我非常有用。逻辑学是一门推理的科学，推理意味着当你的人生遇到困境和难点，急需得出结论时，如果你没有时间和精力从原因推导出结果，那么就可以使用“推理”这种人类积攒了千百年的智慧，迅速得出结论。这就是逻辑学的魅力。你们将来在人生中很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急需得出结论的、短暂的推理过程，而逻辑学能够支撑起这个过程。我到美国后希望学习计算机科学专业，怎么通过推理实现呢？
计算机科学本科学习需要读4年，我很难筹到那么多学费。而我一点基础都没有，根本读不了博士。但读硕士只要交两年学费，这种性价比高的方式对我很有吸引力。如果能拿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我到求职市场上就有竞争力了。所以我经过短暂推理后就决定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
但是我确实是零基础，在北大我们没有个人计算机，计算机系的同学可以用主机。北大当时有一台主机，造价昂贵，计算机系的同学每次上机前必须去洗澡消毒，还要穿特殊的衣服和袜子，避免病毒传染损坏这台价值几百万元的设备，我们其他系的同学都觉得计算机系的学生是天之骄子。那我有没有可能学会它？这时候我用上了形式逻辑三段论的推理，大前提是，计算机是人发明的；小前提是，凡是人就应该理解人发明的东西；结论是，王强是人，他可以学会计算机科学。
这样一想我就坚定了想法，于是我来到纽约州立大学数学系，当时这所大学的计算机系还没有独立，只是数学系中的一个专业。我找到他们的系主任去推销自己，希望自己可以被录取。但对方一看我没有任何学科背景，虽然在北大成绩不错，但没有学过一门数学课或者计算机课，觉得我不太行。我从三个方面去“辩解”：一，我在北大10年的训练都集中在一个领域——语言，我学了英语、法语，甚至汉语里的甲骨文，计算机编程其实就是将语义变成指令的一套语言，我会比他们所有本科生对语言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二，计算机科学的核心是逻辑，也就是非常清晰地看清事物的本质，然后把它清晰地构架出来。我在北大教了6年书，通过跟同学们分享课程、思想、概念和推理，我对洞察事物的本质训练有素。三，我将来也许能够成为一位不错的科学家，因为我有极强的抽象能力，我在北大经历的10年熏陶都在美学领域，美学就是教人从复杂的系统中看出本质来。如果我在人文领域训练有素的话，对事物的本质、对复杂的系统就会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能够迅速把握住它。所以这三点加起来，足够支撑我学习计算机科学。
纽约州立大学数学系主任听完我的话，说：“我现在觉得你非常优秀，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谁能够把计算机科学和人文学这么清晰地连接到一起，你被录取了。”我说：“既然您觉得我优秀，那我再推荐一个更优秀的人。”于是我就把我太太的简历拿出来了。系主任看都没看直接说：“都来吧，我相信优秀的人推荐的人会更优秀。”这就是美国人的思维。
然而两个月后，我开始在纽约州立大学上课的第一个月就绝望了。我有一门课是微积分，老师是印度籍，他的印度式英语听得我接近崩溃。上课时老师写了三个方程式，他说看看今天的20个学生有谁能解出来，解出来的才有资格继续学。就这三个方程式，我看着等号就知道应该挪过来，但是怎么挪呢，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解，真交了白卷。老师看我这样的底子就想劝退我，说：“你省省几千美元的学费吧。”但我对他说：“老师，反正这钱是我的，您就让我待在这里把课听完吧。”这门课是必修课，后来我花了半年时间，恶补了计算机科学本科必修的几门课程，这几门课我拿了GPA 4分的成绩。我又花了两年时间拿到了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并且非常荣幸地成为我们班里包括所有美国人在内，第一个找到专业工作的。
毕业后我去新泽西的贝尔传讯研究所做了软件工程师。工作一年半后，也就是1995年年底，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俞敏洪来美国看我，这一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93年，我工作第一年年薪是5.7万美元，第二年大概是7万多美元，到我离开美国的时候年薪已经达到8万美元了。当时俞敏洪来找我，我问他，他在北京做什么，他说在办学校，每年把几千人送出国，这所学校就是新东方。其实当时我也有了想法，在美国待的这几年，我特别想回国。我不像其他人爱打高尔夫球、游泳、开车兜风，一成不变的生活让我年轻的心灵受不了，总觉得灵魂缺了点儿什么，我怀念在北大讲台上教书的感觉。俞敏洪劝我要慎重，说我在美国生活条件这么好，回去后万一做砸了，他会觉得对不起我。我说：“老俞你放心，我早已过了18岁，对自己的行为负全责。”
当时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1:10。1995年要在北京一年挣80万元人民币，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我做回国决定也花了一年时间。考虑到我能去俞敏洪那里共同创业，不必另起炉灶，而且在加拿大的徐小平也决定要回国了，所以我就下定了决心。但这时候俞敏洪开始犹豫了。因为那时候新东方完全是老俞家的家族企业，几年后才改制，我面对俞敏洪的时候常常是当年大学班长的范儿，如果去新东方后我天天批评他，那他作为老板，能不能接受我这样的人？而且他的家人也劝他“千万不要把王班长叫回来，不然你把他放在什么位置”？
俞敏洪从美国回国的时候，我送他到机场，我说：“你马上要登机了，回去后的沟通就要用长途公共电话了，为了提高沟通效率，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欢不欢迎、要不要我回来跟你一起做，其他的都不用谈。”看他还在犹豫，我说：“老俞，我知道你在犹豫，但是我已经决定回北京了，我现在只要你给我一个简单的回答，yes or no，如果你的答案是no，你做好准备，半年后新东方的对面将有一所学校叫新西方，这所学校的校长叫王强，我的人生只有这个选择。”俞敏洪一听我决心这么大，就说：“算了，你不要另起炉灶了，回来我们一起做新东方。”
1996年10月，我辞职从美国回来了。新东方当时的规模并不算大，不过，截止到2019年3月，它的市值在纽交所已经达到了120亿美元，当时的我们并没有想到以后的新东方能有上百亿美元的市值。新东方是纽交所中国区挂牌的第14家企业，在2006年9月7日上市的时候，它是在纽交所上市的第二家中国民营企业，第一家无锡尚德已经在2013年退市了。
进入新东方后，我们做了什么呢？
首先是股份制改革，1996年到1999年，新东方是家族制企业，新东方属于老俞家。那时候我们懵懵懂懂，直到做得稍微有点起色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追问俞敏洪这家企业属于什么性质？使我们进入股份制探讨的另一个契机是那时我们正“三分天下”，俞敏洪做传统的出国留学业务，徐小平做非英语的出国咨询业务，除了他们负责的两块业务之外的其他业务归我负责。新东方的股权制改革非常简单，在咨询公司的建议和我们的共识之下，只讨论了5分钟老俞就宣布改制了，他拿出了将近一半的股权分给大家，这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举动，也使新东方瞬息之间从一家家族企业变成了一家股份制企业。但股权分完后，新东方又花了3年时间才让股份制落地，我们按照游戏规则把企业做大做实。
新东方为什么在2004年准备上市呢？这根源于我们创业团队的格局和对未来的愿景。股份制改革后所有股东对权益知情权有了正当的诉求，财务公开是第一步。董事会扔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要聘请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来做财务账。那时候我们的利润并不多，花掉一大部分资金给会计师事务所也有些担心。
俞敏洪分股权的真诚显示了他的胸怀，于是我们找到了德勤来为我们做财务报表，对股东们展示企业治理是透明的。德勤花了几个月时间给我们做出来18页的财务报表，我们交了450万元费用，拿到这个报表后我们又花了450万元请普华永道做审计，这次的审计报告一共只有3页，加上之前的18页，我们一共花了近1000万元，只换来了21页报告，这是我见过的最贵的纸页。虽然花了这么多钱，但是我们群情激昂，这个审计报告验证了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大家可以毫无负担地把以前“分封割据”的东西抛到脑后。这激发了我们所有人的生产力，公司的净利润不断增加。
2004年，老虎基金的掌门人陈小红注意到我们，要看我们的财务数据，我们把这21页报告发给他们团队，他们都很惊讶这是由德勤和普华永道做的。后来他们给我们估值2亿美元，为我们投资了2000万美元。陈小红建议我们到海外去上市，因为美国投资人愿意投资教育领域，所以我们开始筹划上市，第一步就是要全球招聘首席财务官（CFO）。当时我们的CFO是从加拿大一家上市公司聘请回来的，但他只有在上市公司管理财务的经验，没有把一家非上市公司做到上市公司的经验，但毕竟这个人是俞敏洪辛苦请回来的，我们费了一番功夫才让俞敏洪同意换掉他。最后我们通过全球著名的人力资源公司帮忙筛选了十几个候选人，才找到了后来帮助新东方上市的CFO，他本人后来成为中概股领域的知名CFO之一。
新东方去纽交所上市时我不在现场，“三驾马车”缺了一驾。因为当时我在河南郑州大学给3000多名学生做讲座，他们为了等我的讲座准备了半年。当时俞敏洪和徐小平都叫我换个时间再去讲，我想算了，实在没办法拒绝这3000多名学生的热情，就拜托他俩帮我重重地敲一下钟，也许我这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纽交所长什么样了，但我不能放弃作为老师的那个本分。
2006年9月6日晚上，我讲到9点多的时候，俞敏洪突然给我发短信，说如果不出现像恐怖袭击或电子技术问题等意外，我们将在一个小时以后上市。讲座结束后，我给同学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说再过一个小时，不出意外，新东方将成为中国民办教育领域第一家在纽交所挂牌、第二家在纽交所上市的民营企业。学生们起立给了我10分钟的掌声。在新东方经营企业的历练其实是一个国际化的历练，当我经历过这些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其他创业企业的发展历程时，真就有了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在新东方待了10年后，我和徐小平就开始做投资。其实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叫天使投资，只是有很多我们新东方的学生，当他们想做点什么事情时，就来找我和徐小平，说他们想做某件事情，问我们能不能给他们投资。当时我们还是老师的心态，学生一问我们还真得给。于是我们就陆陆续续开始投资，在2006年到2010年间投了很多在之后上市的公司，比如世纪佳缘、聚美优品等。
到了2010年，徐小平说咱们与其这样以个人名义分散地做投资，不如合在一起成立一家投资机构，我们应该做中国第一家天使投资机构。早期风险投资机构比较多，也有一些人投资者在做天使投资，但天使投资机构中似乎还没有。
2011年我们成立了真格基金，当时徐小平跟我说我们不能这么早退休，年轻人需要我们。其实我们设想过做很多的事，唯一没想的就是再做一家类似新东方的学校，因为这对我们的“二次创业”来说，意义不大。在权衡了各种设想之后，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长项在于“看人”。我们希望有朝一日真格基金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基金”，“最大”指的是我们对创业者包容和支持的胸怀与真诚最大，最“小”指的是我们在量和规模上永远都不会变成巨大的天使基金。为什么叫真格基金呢？“真格”表达的并不是汉语中大家熟悉的“玩真格的”意思，也不只是指诚信。“真”作为一种价值换成“格”，“格”既是格物致知的方式，也是一种资格。“真格”是指把真实、真诚、真信作为对企业家的最高要求和投资的一种标准，把它变成“衡量的资格”。 这是我们真格基金起步的初心，要为建立能 和世界文明对话的中国新一代商业文明做出一点贡献。
我和徐小平都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出身，运营这个机构还需要一位行家来帮助我们，于是我们找到了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我们跟他一拍即合，沈南鹏不仅觉得我俩做天使投资靠谱，还愿意出资加入，所以真格基金一开始是红杉资本出资一半，我们两人出资一半成立的。2019年我们已经掌管了10亿美元资金，投出700多家公司，其中15%失败了，但是我们投到了15家独角兽公司。2018年中国出了58家独角兽公司，我们荣幸地投到了其中15家，这样的成绩目前来说我很满意，真格基金连续4年被评为“中国天使基金第一名”。
取得这样的成绩源于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我们对早期创业者在出发时的状态判断比较准确。坦率地讲，我们很难判断一家早期创业公司给出的数据是否可信。但是如果创业者可信，那么将来不管他们做什么，都是可信的。举例来说，我们并没有“布局”投AI公司，但是我吃惊地从一个第三方榜单里发现，真格基金是2016年全球投AI公司最活跃的十大基金之一，这十大基金中包括8家美国的基金公司，2家中国的基金公司。其中一家中国基金公司是周凯旋的维港基金，投了大量以色列的AI公司，另一家就是真格基金。其实我们从2012年就开始投AI公司，比如依图科技、格灵深瞳等，但我们当时根本没想着要“布局”AI领域，只是觉得他们的创始人太厉害了，必须投。他们比我们聪明那么多倍，不管他们将来能干什么，都是我们干不了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对人的本质的判断，让真格基金在成立8年以后，拥有了这样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训练自己对人性的把握。 任何一家进入商业领域的创业公司，即便有再好的技术，如果没有完整的团队去落地，都是很难成功的。
我们从创业者身上寻找的是强大的学习能力，缺乏这项能力的话，创业者将很难面对市场上的千变万化。另外，创业者的眼界有多远多宽，他们对股权的释放、期权的设置，公司的愿景和里程碑，都是我们要从早期的创业团队中发掘的。至于他们做的具体的东西是不是足够“性感”，这不重要。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一家企业从0到1，从1到100的发展？我认为对领军者CEO来说，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拨开迷雾、洞穿本质、看到未来的能力。创业者需要在历练中获得跨界的创造力，而审美必不可少。 不要把审美仅仅当作与生活有距离的纯属于艺术领域的事，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有一本书叫《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推荐大家去读一下，凝聚力可以让我们从封闭世界看到无限状态，书里有一句话说道：“从某种最深层次的意义上，正是我们决定了我们所受的影响，我们的思想先驱绝非直接给定，而是由我们自由选择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这说明创业者的知识习得是自由选择的。另外再推荐一部山口周的作品《美感的力量》，这本书中讲我们现在的时代，创业和竞争的存在是一场理性过剩、美感不足的全球危机。大家误认为这个世界是逻辑世界，是科学思维、技术思维、商业思维世界，但是如果大家在技术层次、逻辑层次，即概念层次、推理层次，以致在科学层次达成共识时，这一“共识”的价值就减弱了。因为当“你知道、我知道、他也知道”的某种模式出现时，思考便缺乏独特性和差异化，而竞争意味着要真正地发现“某种模式”之外的东西。所以，理性过剩、美感不足是当下全球商业思维的危机。
《美感的力量》这本书中谈到，理性与感性、逻辑与直觉在商业决策中的均衡是创业者引领企业不断成功的秘诀。以前的科学决策是在封闭的缓慢演化的世界之中做出的，但互联网的到来使世界呈现出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著作《流动的现代性》（ Liquid Modernity ）所描绘的特点，社会的本质从固态变成了液态，事物呈现出瞬息万变的状态。液态时代内化改变了当下消费者社会般审美意识，即人们不再从道德层面来衡量生产的东西是否对自己有用，人们在意的是某一时间内的欲望能不能尽快得到满足，产品本身甚至不再是人们的欲望目标，也许人们的欲望只对下一个欲望负责。举例来说，以前我不理解美颜相机为什么如此畅销，如果是生产者时代的话，创业者要提供实用性的产品，照的相片应该越像本人越好，对不对？但是美颜相机提供的相片就是越不像本人越好。有一次我去牛津大学参观，有一位负责讲解的女学生给我说了一个小故事。她是北京人，出去读书后好多年没跟她爸爸见过面，她每次把照片发给她爸爸时都没得到什么回应。后来有一次她爸爸终于忍无可忍了，说：“你修修修，你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你现在拍的这些照片让我认也认不出你了。”这个例子就印证了齐格蒙特·鲍曼讲的液态时代里，消费者越来越从外在的客观性追求转向内心的主观性向往了。这也许是当下“自恋文化”的根基。
什么是用户体验？体验不在于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能不能满足用户当下的期待。我们不用再去追求功能性的迭代，给用户好的东西对方不一定买账，比如很多女性不断去做美容，这是从欲望到欲望，而非从欲望到目标，我想让我的这一刻与上一刻不一样，我讨厌过去那一刹那的我，要在新刹那中重塑自己，这是女性美容的用户体验追求，也是液态的转换。美容产业会成为越来越庞大的产业，不仅女孩子会美容，男孩子也会美容，我们从生产者时代转到消费者时代后，人的心流和欲望支流是液态的，对下一个产品的期待就是要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这就是用户体验。
现在很流行说乌卡时代，这是美国陆军常用的一个术语，用来形容现在我们面对的消费者世界的本质。其实和齐格蒙特·鲍曼所讲的一样，我们置身于一个流沙式的社会，感觉不到脚下有磐石，传统的记忆、经验和规则不复坚实。因为现在的社会从客观变成了主观，消费者从对外的期待转变成了、对自己的期待。就好比网上购物，我们希望快递即时送达，实际上我们收到包裹后可能放在那里好几天才会打开它，但满足下单那一刹那的欲望非常重要。当我想要购买的欲望兴起时，你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欲望？所以在当下，如果针对封闭的空间做逻辑理性的分析，效果会大打折扣，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理解消费者社会和消费者欲望的“流动性”。
为什么我会强调创业者对审美的训练？我们训练创业者的美感敏锐度，才能够使创业者在商业竞争中迅速走进当下消费者的心里，去捕捉、引导和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审美和艺术没有必然的联系。康德最重要的“哲学三部曲”中，第一批判是“纯粹理性”批判，涉及逻辑理性；第二批判是“实践理性”批判，探究一个人真正的自由意志，即道德律；第三批判是“判断力”批判，康德认为人的判断能力是打通可知世界（知识领域）和不可知世界（道德领域）的唯一桥梁。所以在理性过剩的时代里，只有对“美的意识”的培养、对“判断力”的培养，才能打通理性与感性。“审美”是对敏锐的感受力的历练，极其重要，也是商业创造力思维的重要来源。
如何培养自己的敏锐度？雕塑大师罗丹有句话：所谓大师，就是那些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的人。这句话的深意不在于你能不能发现别人没发现的东西，而是在别人都看得司空见惯的时候，你再多看一眼，你看出的和别人看出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成了大师。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智慧。一旦你有了这种审美意识，在别人看不出新意的地方，你能够看出新意来，“新的东西”就诞生了，这是跨越逻辑过程的，被我们称作“直觉的敏锐度”。直觉是在完整性的理解之上产生的跨越过程，是对全过程的直接体悟。当一个人的平常训练能在逻辑与非逻辑、可见可知与不可见不可知的世界之间不断来回跳跃时，敏锐度才能提高起来，通过训练有素的“肉眼”洞穿事物的本质。
日本将棋大师羽生善治写了一本书叫《决断力》，他在书中分析他下棋取胜的决策过程时说：“我认为以下出美丽的棋步为目标是成功最快的捷径。”其实他这句话没有炫耀的意思。百战百胜的重要原因是以“美”（总体／终局）为目标，如果只按眼前一时的正确与否来落子，下着下着就会偏，终局时没有企及美的状态（最佳结果），根本没有把可知可见同不可知不可见的世界连接在一起，也就缺失了大师超人的敏锐度。
在喧嚣的社会里，给自己的生命留白，留一些独处的时间，是培养创造力、训练敏锐度的重要方式。也许我们可以一个人待段时间，潜下心读一读康德级别的思想家的著作，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非常欣赏的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神话与意义》（ Myth and Meaning ）这本书里讲到，现代世界除了理性过剩，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创造力锐减，大家坠入到无意义的同质化中。资讯发达导致人们“交流过度”，而人们只有在“缺乏交流”的条件下才能去创造，为什么艺术家的创造力高于常人？因为他们往往是孤单的，像罗丹一样独自思考。而普通人常常缺乏耐性，难以忍受孤单。
佛教修行讲“戒定慧”，扩展来讲，先要戒，我们必须强有力地告诉自己在什么东西上不应该花时间，什么不该做，这是“持戒”。如果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就犯了戒，无法进入下一个“定”的阶段。有所取舍才能专注，也就是“定”，专注的结果是我们的眼界和别人不一样了，这就达成了“慧”。
回到创业的情境下，敏锐度的训练也是要跨越“过度交流”和“不过度交流”的，如果你是创业公司的一把手，你不能忘记竞争对手，但是如果你的时间主要花在研究竞争对手上，你也不可能成功。你可以对标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他推出什么产品，你的一定要和他的不一样，这样才能有胜算。
直觉意味着能够迅速掌握事物最简单的本质，在生活中有一些人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洞察能力非常强。通过察言观色去把握变化和创造变化，我们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推荐大家读20世纪20年代日本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小林秀雄的作品《求美之心》——看物不是说话，语言对眼睛来说是干扰。假如你漫步在原野上，看到一朵美丽的花在盛开。再一看，原来那是堇菜花。在思考“那是什么花，是堇菜花吗？”的瞬间，你已停止对花的形状和颜色的观察了吧！因为你在自己的心中说话了。如果“堇菜花”这个词语进入你的心中，那你的眼睛就会封闭。所谓默然看物（忘我看物），是很难的事。没有语言的干扰，在心中保持着花的美感，持续专心致志地看花，花才会向你展示从来未曾展示过的无限之美，画家都是这样看花的。另外，画家看花不是出于好奇心，而是对花的爱。如果出于好奇心，就算是去看毕加索的画展，也会毫无收获。
这句话非常深刻，隐含着创造力或创新需要专注的耐心。一旦给予你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你所关注的对象，你的思考就会变得有深度。我们正处于快、多、浅的时代，很少有人能做到慢、少、深。光有好奇心是不行的，要把好奇心不断延长变成专注力，专注之后你就会爱上自己所专注的东西。就好比创业者在创业的时候天天被各种事情折磨，感觉自己根本不爱创业，但他还有责任感，要养活团队，当他决定对团队和用户的欲望负责，坚持做下来后会发现，创业还是有意义的。
当你有了敏锐度，有了静思的状态，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就有了几个方面的独特创造力。比如说你对任何目标、现象、挑战，都有流畅、独特、灵活的回应，对新经验抱有开放而不是排斥的态度，有栩栩如生的想象力，有审美的敏锐度，有标新立异的趣味，有自信的好奇……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构造了你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既适用于人们创造的艺术，也适用于创建的企业，还适用于人们从事的科学研究。所有伟大的一流科学家基本上也和我们做企业的一样，成功需要独特的创造力。在牛顿、哥白尼的前期著作中字里行间充满了诗意，不亚于莎士比亚的美丽描述，对于宇宙、美丽的星空，他们用数学、推理来推导宇宙最终的和谐，才有了他们新的发现。
爱因斯坦在庆祝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70岁生日时，说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谐，因为这种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爱因斯坦在描述普朗克的精神状态时用的词是“激情”，是诗意的文学和谐，终极的美是完整无缺。
最后推荐一篇文章，叫作《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 ），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创院者之一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他在文中说到，我们建立了一所大数学家、大物理学家汇集的高等研究院，但我们不要求他们承诺一定创造出些什么，我们创立这一机构的目的是希望学者们可以在这里天马行空地去追寻毫无用处的知识，让他们随心所欲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学者们而言，高等研究院就是他们的天堂。正是因为能够这样随心所欲，学者们才会在未来做出非同一般的成就，最终对人类做出贡献。这是一种多么深远的“价值投资”理念啊。我希望我们做企业的人也这样面对人类的终极目标去奋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人生也完成了辉煌的历练，企及美的终局。
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3月19日在北大汇丰商学院创讲堂的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审阅并授权发布。
与商业世界里典型的投资人或创业者相比，王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迷人气质，游走于结构化的理性逻辑与审美的哲理思考之间。他博览群书，赞赏独处，享受生命的“留白”。他演讲时提到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文艺批评家小林秀雄的《求美之心》，以及亚历山大·柯瓦雷的科学史名著《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都让我们看到王强习惯并且享受做复杂且深度的思考，他跟这些思想深邃的图书产生真正的深度连接与互动的同时，也是在与人类最伟大的思想相伴，不断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边界。
作为投资人，王强认为创业者应该训练对“美”的敏锐度，不断强调“审美”的重要性，因为美是一种敏锐的感受，美感敏锐度越强，创业者越能够在商业竞争中走进消费者的心里，去捕捉、引导和满足他们的欲望。这是一种高级的感知力。在审美信念的推动下不断进行对本质的探索，是创业者应有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