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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房地产，到登顶珠峰；从创造滑翔伞高度纪录，到去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游学；从活跃的公益倡导者，到亚洲赛艇联合会终身荣誉主席；从创立万科集团，到成为两家上市公司的联席董事长……王石先生的每一次转型都让人惊喜，他每一次也都能完成冒险并收获喝彩。
2018年10月29日，王石先生做客北大汇丰商学院创讲堂，分享了他的深圳故事，讲述了他退休后在做什么，身边正在发生哪些事，以及下一个40年，他的计划又是什么。
我第一次来北大汇丰商学院，是受海闻院长的邀请，我和海闻的初识是在2000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会议上。
我记得当时参会的有海闻、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还有时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梁能。会议休息期间，有一天我们一起滑雪，滑得人仰马翻，回来后一个个苦不堪言。那次滑雪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出了点小事故，刚滑了20分钟就摔了一跤，手脱臼了，还有局部粉碎性骨折。我心想，才滑20分钟就不滑了？于是就没管伤势，继续滑了几个小时。后来我到医务室检查，医生告知我，粉碎性骨折必须回哈尔滨处理，但脱臼需要尽快处理，以免留下后遗症。他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我只觉得脱臼处“吧嗒”一震，我疼得叫了一声，跪到了地上，但脱臼问题解决了。
那天下午我还有个演讲，心想不能现在就走了，要演讲完再走。由于当时没有夹板，医生只能临时在我手上绑了一个勺子。于是我就这样缠着绷带上台演讲了。当时一起滑雪的几个教授都很疲惫，我说，你们不行啊，我这还张牙舞爪的呢。
到哈尔滨后，我去医院拍了片子，打上石膏。第二天，我坐车到长春见市长，快到市委市政府大楼时，突然想，这样打着石膏见市长有些不对，我是万科集团董事长，要体面一些。于是，我拿出剪子把绳子剪了，等见完市长又到医院把石膏打上了。
这次我和海闻的见面，让我回忆起这段往事。实际上，我今天能来这里做演讲，就是因为这种非常要强的性格。为了某种追求、愿望，可以不顾个人形象，其他方面也可以暂时不在乎。
成功的企业家应该考虑如何做公益、做慈善。海闻原本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起人、教授，后来到深圳发起并成立了北大汇丰商学院，又接受郁亮的邀请，成为万科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得知海闻退休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联系他，说我正准备支持建立两个学院，想请他来当院长。
海闻当时在国外，他在电话里什么也没问，即刻就答应了，还分文不收。这两个学院，一个是乡村发展研究院，一个是乡镇农业技术开发学院，都是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启发，计划和延安大学合作成立的学院。2019年9月15日，乡村发展研究院在延安大学正式挂牌成立，专门研究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意识到了必须要解决城乡差别、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衰落和衰退问题。我们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里人，也算有些力量，下一步就应该考虑如何为乡村做公益、做慈善。
比能力更重要的，是人品。
在我退休前，冯楠一直协助我处理国际事务。我退休后出来创业，他成了我公司事务的负责人。
最初聘用冯楠时，我正在哈佛大学游学。除了学习，我也做公益活动，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组织里工作。他当时刚从加拿大国际救援署辞职，英文很好，并且在国际事务、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非常成熟，甚至可以说是游刃有余。他母亲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不愿意到加拿大居住。为了照顾母亲，他就辞职了，并和定居在加拿大正在读书的妻子一起带着女儿回到国内。他在国内就职的第一家公司就是万科。
后来我问他，你有这么好的工作和学习背景，为什么要到万科来工作？他讲得很简单，只想有安稳的生活，能照顾母亲就可以。我出来创业后，虽然和冯楠合作得非常好，但他挺吃力的，因为他在做一件自己不大熟悉的事：生意。我重新创业之后，想把我的助理团队变成经营团队，那么大家就要学会做生意。但冯楠做起生意来总是太老实、太本分。所以，很多人都用很遗憾的语气告诉我，你要做生意就得换人。
我当时坚决不换。我不是十分认同“要把合适的人用到合适的地方”这句话。在我看来，一个人合适与否是相对的，尤其现在更多讲求团队协作、补短板。面对未来，比智慧和能力更重要的一点是心地善良。很多人为了野心、事业，什么都不顾，什么都可以牺牲。但对我来说，在能力和人品上，我会首选人品。人品好的人，我只需要告诉他如何做生意就可以了，而不需要教他当更多的诱惑和风险来临时，应该如何抵抗和化解。
聊完我的国际业务助理，不妨介绍一下洛克菲勒夫妇。由于我有一些国际身份，所以在国际上相对活跃，但我不大善于和人打交道，尤其是在面对一些知名人物时，我羞于表达，往往打完招呼就走了，不会深聊。我之前曾去过洛克菲勒夫妇在纽约的庄园，礼节性地吃完一顿饭后就走了。直到我下次去伦敦，洛克菲勒夫妇又邀请我去他们的庄园后，我才与他们逐渐熟络起来。
很多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洛克菲勒家族做了哪些事。其实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的。美国的洛克菲勒大学、芝加哥大学，也是他们家族捐赠的。这个家族在全世界支持了很多公益事业，而重点显然在教育。我的理想也是做教育。我们看到，为了中国的未来，现在很多有志之士都投入精力、资源去协助国家做好教育，我觉得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说到深圳的故事，我得从1980年开始讲起。当时我在广州，是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一名科员。我平时生活很规律，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周末去看电影或者去听音乐会。
我第一次听音乐会是在1980年，音乐会中有香港演奏家刘元生先生和广州交响乐团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1979年，邓丽君的歌曲刚在广东流行，受此影响，我接触了音乐，所以当我听完他们的演奏后特别激动，跑到后台找刘元生先生表达感受，谈了一会儿，他送了我一个卡带。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当时两眼一抹黑，完全不懂怎么做生意。我知道刘元生先生少年时虽然受过非常好的音乐训练，但因为家里不让他读音乐学院，所以他只能去做生意。如此一来，他不但在小提琴演奏上拥有极高造诣，而且对做生意也非常精通。我想，我和这位演奏家不是因为音乐结缘的嘛，我就开始跟他学着做生意，他算是我第一位商业上的老师。
20世纪80年代，深圳正处于发展初期，在资金非常短缺的情况下，市委市政府还是成立了深圳交响乐团。作为一个听众，我有机会和他们交流，因此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把刘元生先生给我的《莫扎特》录像带拿到深圳交响乐团，和深圳交响乐团当时的团长姚关荣以及其他演奏家一起谈论《莫扎特》。
刘元生先生在古典交响乐方面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记得很清楚，他曾向我隆重介绍马勒。但是到今天，我都不怎么听得懂马勒，更何况是在80年代了。刘元生先生曾经是香港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1999年，他又创建了香港爱乐交响乐团，自己兼任团长和首席小提琴家，为各种公益基金、慈善基金演出和筹款。他当时表示，要把马勒的交响乐全部演奏一遍。我问姚关荣等人，刘元生先生能做到吗？他们说，这绝无可能。演奏马勒的交响乐需要上千人的阵容。但刘元生先生真的做到了，他一年一部、一年一部，最终将马勒的曲子全部演奏了一遍。可见，刘元生先生既是一位专业能力很强的音乐爱好者，又是一位非常诚信和成功的商人。
这些对我的影响是什么？3年前，我在深圳成立了一支公益交响乐团——深圳鹏爱交响乐团，“鹏”即鹏城（深圳的别称）之意。乐团的首演在哈尔滨，与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当然，我们首次正式的官方演出是在北京的故宫，深圳鹏爱交响乐团成为600多年来第一支在故宫演出的民间交响乐团。随后我们的交响乐团也开始在其他城市，如昆明、扬州等地，进行慈善公益演出，每场演出都精彩绝伦。现在这支乐团里，有深圳乃至中国最好的首席演奏家，而且演奏家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年轻的音乐爱好者，包括白领、学生，加入这支乐团。
通过这件事，我想表达的是，你的初心决定了你能坚持多久。 我很自豪地说，我组建深圳鹏爱交响乐团的初衷是希望通过音乐让更多沉浸在创业和财富追求中的人，能够放慢脚步看看生活，感受创造美的自己和他人，看到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多少被忽略之处。我相信，音乐和文化会跟人性、灵魂结合起来，因为这些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表达形式，而且不分群体层次，这是属于民族和国家的财富，而我们愿意为此付出所有努力。
2018年是改革开放第40年，我们在第一个40年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摸不好，就容易摔倒。我想，第二个40年，我们不能还摸着石头过河，有必要计划并确定下一步的方向。
我在不同场合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我计划的抓手就是运河。我为什么不说大运河，而是运河呢？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两个很知名的符号，一个是长城，一个是运河，当然，长城的名气比运河大。
长城是防御工事，用于军事，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同时，罗马在修大道，称“条条大道通罗马”。而我们不爱战争，所以筑起墙来，只要你不惹我，我就不惹你，长城有这样的象征。因此，长城和罗马的大道相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符号。
而运河不一样，中华民族发展建设成一个庞大的国家，运河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运河推进并保持着民族统一。实际上，历史上最初开通的运河和现在保存下来的运河不是一条线。隋朝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其实运河也有军事功能——运兵，当然，运河更多的是进行物资运输或便于经济与文化往来。从某种角度来说，运河对中国南北、东西的融合作用比长城大得多。京杭大运河的修筑时间和罗马大道相差不到两三百年，秦始皇把一段段长城连接起来之后，到了隋炀帝时期中国就开凿了隋唐大运河。
但是这两个符号完全不一样。运河既是华夏民族的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世界现象。在修建铁路之前，世界上主要的运输渠道就是水路，运河是那时的“高速公路”。
中国大运河和世界的其他运河相比长度要长得多。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河流都是从西向东流，只有大运河是南北走向。它把5条东西走向的江河贯穿起来，形成了一个网状的地理格局。当然，我们知道，进入工业文明后，运河的重要性在下降，尤其是中国的运河。漕运在海运出现之后衰落了，在铁路出现之后进一步衰落，再加上工业污水对环境的破坏，运河变得一塌糊涂。现在到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再这样贪婪地对大自然进行索取，大自然就承受不了了，我们的生活也会出现问题。显然，这个时候如何改变我们对大自然的态度，改变我们已经废弃的运河，就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40年，运河文化呼之欲出，如何做好运河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呢？我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的中国区主席，正策划在扬州建立一个保护江豚的基地。同时，这显然也是对运河城市再造、更新的好机会。简单地说，我们可以从历史、考古、文化、教育、生态、大健康等维度重新再造城市。大运河已经申遗成功，成为联合国的保护遗产。为了申遗，扬州举办了10届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为了大范围振兴运河文化，我已经提议在法国里昂举办世界运河城市论坛。
第二个40年，我的创业目标和计划就是对运河文化进行推广。未来的商业机会在哪里？也许就在大运河和大健康上。在推广运河文化的过程中，我也能将在改革开放第一个40年中积累的经验、资源、人脉综合起来，打造第二个品牌。
我曾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游学，2019年11月5日启程去希伯来大学，开始两年的希伯来大学访学生活。我在希伯来大学研究的课题是“犹太人在东亚的迁徙史”，现在，我已经在自学希伯来语。
2018年我第二次去以色列时，苏珊安排我去了特拉维夫大学，我在特拉维夫大学图书馆看到一个关于“犹太人潜意识”的展览。2017年，中国三所大学合作成立了希伯来文化研究中心，牵头的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另外两所是黑龙江社科院和武汉一所民营大学。这个研究中心有利于我们和以色列进一步建立友好关系，同时，有针对性的史料研究也能让我们客观地了解犹太文化。我相信，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40年中，我们会从犹太民族身上吸收很多有启示性的内容。
精彩问答
Q ：请教王石主席，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会有焦虑情绪，当时您是怎么度过的，做了哪些事？您对创业者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建议？谢谢。
A ：如何克服或度过创业中的焦虑？其实只要是一个认真的正常人，在他想做成某件事情时，就会经常处于焦虑状态。
我想这样的焦虑是很正常的，给大家讲讲我在20世纪80年代是如何处理焦虑的，那时我们公司正处在创业到上市的过程，我每年都会得一次胃出血，动不动就发高烧，所谓“中年透支”，描述的大概就是我当时的状态。那时候我的焦虑不是关于个人的事业前途如何，或者公司下个礼拜将会如何，而是我们可能连明天都熬不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两点来安慰自己。一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在32岁前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社会选择我来做的，而不是我自己选择去做的，被选择去做就很容易生出怨气和不甘心，但来深圳是我主动选择的。二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明天过得去，太阳会出来，先回去睡一觉，凡事等第二天太阳出来了再说。我们只有休息得好，明天才有可能解决问题。这两点都能给我一些安慰，当然如何度过焦虑还是因人而异。
我是60岁才去哈佛大学学习的，但我完全不后悔，因为对我来说，在这个年纪有这么好的机会去学习太可贵了。去了哈佛大学之后，我根本听不懂英文，晚上还要做作业，当时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听到了鸟叫，我还纳闷半夜哪儿来的鸟叫？一看表已经早上5点了，一会儿还得上早课，那时候是真的想放弃。其实如果放弃，表面上也没什么损失，因为我不是去拿学位的，我去图书馆看两本书，写点心得，在那里混个半年一年完全没问题。但我将来会不会后悔？我相信人生就一次，得珍惜这一世，最后咬牙坚持了下来。
登山也是一样，我在登山的途中经常想放弃，因为缺氧，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但只要记住一句话，“再坚持一下”。其实人是有惯性的，如果第一次就想放弃，第二次你就非常容易继续放弃，所以第一次的选择很重要。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坚持一下，不知不觉就登顶了。同理，在创业困难时期，我们也要更多地想一想，如果放弃会后悔，就不要轻易放弃。
Q ：我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马上就要走出校园，在找工作的过程中经常感觉迷茫，如果去大公司里做一颗螺丝钉，怎样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价值呢？请问您对我们这样没有走上过社会的“小菜鸟”有什么建议吗？
A ：你的苦恼在于你的不甘心。
其实我的经历中也一直有不甘心，比如我原来当兵想做军官，但进入部队后发现我不习惯军营，就想赶紧复员。复员后当工人更不甘心，后来有机会做工农兵学员，我就去了大学工程兵学院，但也一直不甘心。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后，又觉得不甘心只当个企业家，一直不甘心到50岁。
我的建议是你不要被不甘心所困扰，我当兵时虽然想早早复员，但当兵时我就是优秀的士兵。我当工人，咬着牙干体力活，虽然你看我的样子不像干体力活的，但干了我就一定干到最好。我不甘心当个商人，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看不起商人，但我没有其他选择，而且这个社会中，商人是能够最快出人头地的。所以尽管不甘心，我也一直做生意做到了50岁，因为知道自己不能再换其他行业了。我做房地产也是认认真真去做的，结果在认真做事的过程中，我的心态很容易就从不甘心过渡到了甘心。
人生没有那么多顺心的事情，不管是去大公司当螺丝钉，还是自主创业都各有利弊，一般来说，年轻人在创业前能去大公司工作几年是非常好的，大公司资源多，在大公司建立人脉关系要比自己创业时容易得多。在还没有想清楚如何创业之前，我建议你们去大公司摸索几年。
我在华大基因当联席主席时，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健的女儿高中毕业了，没想好要读什么大学。她父亲就让她先休息一年，她跟着我一起花了一年时间登山。一年后她说自己想好了，要去杜克大学读书，毕业后找工作去麦肯锡面试，面试官问她的业余爱好是什么，她说起了高中毕业休学一年去登山的经历，面试官就很感兴趣，跟她继续聊，后来她面试通过了。
有时候你们也不要想太多，既然你们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又这么年轻，适当地停下来去倾听内心真正的呼唤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10月29日在北大汇丰商学院创讲堂的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审阅并授权发布。
毋庸置疑，王石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持续创造”是我从他的故事中看到的重要特点之一。万科所创造的持续辉煌自不用说，王石退休后又组建深圳鹏爱交响乐团，支持创立乡村发展研究院等不同类型的组织，他在为世界持续创造新的价值。他内心有一种自然的涌动，那是一种创业的冲动，这些组织的建立就是他创业冲动的体现。
是什么驱动他孜孜不倦地持续创造、不断前行呢？我认为是他的价值观底座和持续的好奇心。
王石的价值观底座是什么，慈善？文明的发展与提升？地球环境保护？可以说这些都是，不然他也不会去扬州策划建立保护长江江豚的基地、关注运河城市再造等。这些工作有的正在启动，有的在开展的初期，可能不是每一项都顺利，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王石的价值观底座是什么，他真正关心的东西是多维的、有格局的。
持续的好奇心是王石一路走来重要的驱动力之一，我想不会有太多人对“犹太人在东亚的迁徙史”这样冷僻的历史感兴趣，但王石愿意花时间把它当作一个课题去研究，他的好奇心是广博且深邃的。我觉得王石对人类文明的真切关注，是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最底层的动力。
在现场演讲时，王石回答年轻创业者如何应对焦虑，他的方法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认知行为疗法。首先是要在认知上给予自己积极的行为暗示。他对自己说，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而非被选择的。再比如他去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课程太难，他很焦虑，那时候他是怎么克服畏难情绪的呢？他跟自己对话，问自己如果放弃，将来会不会后悔？是不是应该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再比如他讲登山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王石非常喜欢登山，他说在高山缺氧时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这时候他不断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下”，靠着这一句句“再坚持一下”，不知不觉就登顶了。从他讲的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在逆境中不断用话语、信念来做积极的自我暗示，这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的。
除此之外，王石还有一种天然的乐观主义精神，他说我们一定要相信明天过得去，先回去睡一觉，凡事等第二天太阳出来了再说。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保持乐观也是所有创业者需要共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