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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建国之初，王权主要依靠地方豪强组成的政治力量。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王权的加强与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成为必需。成宗时期，政府大力推行各项改革，仿照中国隋唐政治体制，三省六部制与中枢院制度并举，并设立国子监，培养儒学人才。成宗的改革还包括货币流通政策、国家救济制度、劝农政策、分司制度，逐步形成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
高丽王朝的土地制度大体沿袭中国隋唐时期的班田制，禁止私人拥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收租权则有公私之分。公田的收租权属于国家，私田的收租权属于贵族、官僚和寺院等，这一制度被称为田柴科制度。田柴科制度在设立之初是高丽中央集权体制坚实的经济基础，不论文武官员、职位高低均按照品科给予一定的田土和柴地，一定时期发挥了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随着“功荫田”（“功荫柴田”允许功臣贵戚继承公田）的扩大，以及国家控制的公田数量的日益减少，田柴科制度无法继续施行。加之大地主所有制的出现，最终引发高丽中央集权制度的分崩离析。
高丽王朝实行奖励农耕政策，农耕因此得到了广泛普及，生产力大幅提高，农田面积也大幅增加。税率沿袭唐朝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减免田租。这些政策均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除了田租与一定的贡赋之外，年满16岁至60岁的男子必须服徭役与兵役。这两项义务要求农民无偿为国家提供劳动。为了逃避兵役与徭役，大量农民弃地从佃，成为豪强地主的佃农，这也在客观上助长了大地主所有制的发展。上古时期的朝鲜半岛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在诸多领域里和周边国家频繁互动。但在后三国的分裂与统一时期以及高丽建国初期，军事、政治层面上的大一统并没有使得朝鲜半岛内部的统一得以真正完成。
高丽时期的道德伦理基础仍深受儒学理念的影响。光宗时期，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得儒学理念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化。虽然受到过佛教的压制，但伴随着高丽时期国子监、乡校等教育机构的开设，儒学仍然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有“海东孔子”之称的儒家学者崔冲引领另外11名儒学者共同创办私学，史称“十二公徒”。道教在高丽时期的民众生活中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影响虽然不及佛教，但与佛教、儒教一样，具有祈愿现世福报的护国宗教特点。
高丽社会等级制度森严，贵族、中间阶层、良人以及贱民之间等级分明。王室和贵族享有特权，他们的生活风貌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与保存。高丽工艺美术技艺高超，高丽青瓷闻名于世。精美的高丽青瓷在色彩、形态、花样上均体现出了高丽贵族文化的佛教特色。
高丽王朝首次统一了度量衡制度，在中央和地方城市都设有大型集市，使得经济一度繁荣发展，促使了金属货币铁钱的产生。商品货币的出现又促进了对外贸易的活跃。恭愍王由于追求独立自主，力主推行内政改革，在政变中遭到暗杀。其后，高丽政权接连由年幼的王世子接任，高丽政界由权臣轮番把持，由此进入了混乱时期。此时，新兴士大夫势力逐渐成长起来。李成桂便是新兴武将势力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参与崔莹的肃清行动掌握了一定权力，其后因为推行削弱门阀贵族势力的政治改革，主张亲民的对外政策而与崔莹产生分歧。通过威化岛回师，李成桂成为高丽朝中掌握实权的人物，他积极笼络朝中郑道传等新兴改革派势力，通过搜捕和诛杀对门阀政治势力进行政治镇压，推行土地改革为巩固新兴武人集团和士大夫阶层政治地位奠定经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