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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之前，韩国没有本国文字。在古代，东亚唯一存在的文字就是中国的汉字。当时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作为汉文化载体的汉字也随之传入周边诸国，在东亚的这些国家中，汉字最先传到韩国。
在古代韩国，随着国家事务的繁杂，统治阶层对文字记录的需求日益增加，汉字本来是汉语的记录符号，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和作为表音文字的韩国语属于不同语种。随着汉文化的传播，中国汉字逐渐被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比较接近的韩国接受，并作为文字记录的手段广泛使用。据史料记载，在韩国古代的三国时期就有借用汉字书写的记录，如百济在375年编撰了《书记》，新罗在545年编撰了《国史》。韩国借用汉字书写的发展历程如下。
韩国人最初使用汉字来书写一些诸如人名或地名的固有名词。众所周知，汉字以单音节字为主，汉字最初的造字基本遵循一个字符一个音节的原则，同时一个汉字对应一个意思，也就是汉字基本是“一字符一音节一字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韩国人学习汉字的难度。在韩国，随着传入汉字数量的增多和对汉字熟悉程度的增加，古代韩国人开始考虑如何使用汉字来书写本国的语言，特别是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被书写出来让人识别的需求最强烈，所以出现了用汉字书写人名、地名的情况。这种借用汉字书写韩国语的方法被称为“汉字借用表记法”。
最初的“汉字借用表记法”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呢？首先，中国的每个汉字既代表一个意思，又代表一个发音。韩国语是表音文字，所以最初使用汉字书写韩国语时采取的是“丢其意，取其音”的方法，即在使用汉字进行韩国语固有词汇的书写时不考虑汉字代表的具体意思，只借助汉字的发音，如《三国遗事》中对当时的“赫居世王”做注释时说：“盖乡言也，或做弗矩内王，言光明理事也”，这里的“弗矩内”就是借用了这三个汉字的发音。这种只借助汉字发音的韩国语表记法在韩国语言史上被称为“音读表记法”，这种借字方法和汉字六种造字原理中的“假借”原理相通。诸如此类的还有《三国遗事》中对当时的高僧元晓的记载“元晓亦是方言，当时人皆以乡言称之，始旦也”，这里的“元晓”即是“始旦”的音读表记，和汉语中音译外来词的方法是一样的，像“india”的翻译，据《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印度者，唐言月”，印度国名本来源于梵文“sindhu”，其波斯语为“hindu”，意为“月”，起初在汉语中翻译为“身毒”“天竺”，后来随着其发音弱化为“indu”，故改其称呼为“印度”。
除了上述只借助汉字发音的“音读表记法”之外，古代韩国语中还有一种只借用汉字意思，不考虑汉字发音的“训读表记法”。例如在三国时期新罗语中的“水”字只表示“水”这个单词的意思，和其发音没有任何关系。关于“水”字的用法，在三国时期的地名中也有相关记载，“買忽一云水城”中“水城”这一地名即采取假借汉字意思的方法。有些地名同时采取了“音读”和“训读”两种表记法，如上面的“買忽一云水城”这一例子中“買忽”就是借用汉字“水城”的发音的意思。从合理性上来看，这种同时采取两种方式的汉字假借方法书写韩国语更加合理，通过两种方法的结合，既表示出了所标注单词的发音，也表示出了其代表的具体意思。后来注解中国南北朝时期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时，亦传承了同时标注出每个汉字发音和意思的“音读”“训读”法，如对“天地玄黄”中“天”字注解时采取了“天하늘텬”的形式，即“하늘”表示“天”字的意思，“텬”表示“天”字的发音。在韩国，《千字文》作为韩国人学习汉字的入门书籍被广泛使用。
在尝试了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使用汉字进行书写后，古代韩国人从5世纪时开始把这一方法由词汇逐渐扩展到整个句子，具体方式有“吏读”“口诀”和“乡札”。“吏读”又被称为“吏道”“吏书”，使用“吏读”方式记录韩国语句子时，采取的具体方式是先把句子结构按照韩国语的“主语+宾语+谓语”的语序进行排列后，使用汉字标示出韩国语中特有的助词（加在名词后）和词尾（加在动词、形容词后）。换句话说，“吏读”就是按照韩国语的语序特点将汉字排列出来的一种特殊文字表达方式。和韩国语不同，汉语的基本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此外，汉语属于独立语，构成句子时各部分的语法关系通过单词的位置顺序体现，而韩国语属于黏着语，构成句子时各部分的语法关系通过表示语法关系的助词和词尾体现，这些助词和词尾须加在实词后面。因此，使用汉字书写韩国语时，不仅要考虑两种语言语序上的不同，还要考虑如何用汉字标示韩国语语法关系的助词和词尾。758年的“葛项寺造塔记”是使用“吏读”方式进行记录的典型示例。
上面两句的意思是“这两座塔是在天宝十七年戊戌时建立的，是用兄妹三人的功业建成的”。上句的“中”字对应助词“-에”，表示时间；“在之”对应复合词尾“-겨지”，表示终结和尊敬；下句的“以”对应“-（으）로”，表示手段、工具、方法。
“吏读”最初在吏官之间广为使用，主要用于官方文书的书写。“吏读”直到20世纪初才退出历史舞台，它的使用时间之久，与统治阶层使用汉文进行文化生活密切相关。除此之外，“吏读”亦是中国古文书的翻译注释手段，其典型示例是用“吏读”方式注解中国明朝时期的《大明律》，《大明律集解》在高丽末朝鲜建国初期传到韩国，太祖李成桂登基后，用“吏读”的方式注解了整部典籍。这部法典作为法籍的典范影响了朝鲜半岛五百年之久。
上述《大明律直解》中的“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根据韩国语的特点用“吏读”方式注解后变成“其嫡妻亦年五十已上弋只無後爲去等”，注解后的“吏读”文中的“亦”“弋只”对应韩国语主格助词“-이/가”，“爲去等”对应韩国语终结词尾“-거든”，“为”对应韩国语动词词缀“하다”。
除了这种主要用在官方的“吏读”方式之外，还有“口诀”和“乡札”两种方式。
首先，“口诀”是指在汉文原文上，根据句子结构插入韩国语助词和词尾。下面是来自《童蒙先习》中“口诀”的典型示例。
上句中，“厓”对应格助词“-에”，表示地点；“伊”对应格助词“-이”，表示主语；“爲”对应形容词词缀“하다”；“尼”对应连接词尾“-（으）니”，表示根据、理由。和前面介绍的“吏读”的不同之处在于，“口诀”采取的是在汉文原文的基础上，插入一些表示助词和词尾的汉字。
这种类似给汉文添加注释形式的“口诀”方式一直使用到朝鲜时代，极大地方便了韩国人阅读和理解汉文书籍。“口诀”也分“音读口诀”和“训读口诀”两种，简单来看上面所举示例中的“厓”“伊”“尼”等就是借用汉语发音进行书写的“音读口诀”，而“爲”就是借用其意思进行书写的“训读口诀”。随着“口诀”的不断发展，这些表示韩国语助词和词尾的汉字逐渐被简化，甚至简化到原来汉字的一两划，这也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尝试和进步。
“乡札”的使用原理和“吏读”“口诀”区别甚微，主要是韩语中名词、动词等实词采取借用汉字意思的“训读”方式；助词、词尾等虚词采取借用汉字发音的“音读”方式。现存流传下来的有关“乡札”的资料主要集中在新罗时期被称为“乡歌”的文学体裁上。下面是《三国遗事》中记载的“乡歌”代表作品“处荣歌”。
上句的意思是说“在东京（疑是当时“首尔”的称呼）明亮的月亮下，夜里游玩”。句子里的“東京”“明”“月”“夜”“入”“游行”等实词都是借用汉字的意思进行表达，“期”“良”“伊”“如可”等表示句法关系的虚词则采取了借用汉字发音的形式，即韩国语句子中“实词+虚词”采取的借字表记方式是“训读+音读”，这是当时“借字表记法”的基本原则。“乡札”表记法由于其表达体系的复杂性，同时又不能完全满足韩国语的表达需求，故持续到高丽初期便逐渐消失。
上述三种借用汉字表示韩国语的借字表记法，在当时没有自创文字的情况下是一种积极尝试，韩国语实词借用汉字的意思表示，助词和词尾等虚词借用汉字的发音表示，借用表意文字的汉字来书写表音文字的韩国语，特别是汉文中没有的助词、词尾部分，通过汉字的“表音化”方式处理，充分体现了韩国语作为表音文字的特性，这一方式也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不过这些表达方式终究满足不了韩国语文字表达的需求，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汉语音韵体系和韩国语音韵体系不同，因此使用汉字表示韩国语固有助词和词尾时，会出现使用一个汉字无法充分表达出韩国语固有词音节的问题。在后来的“口诀”“吏读”“乡扎”表记方式中也用过把韩国语的一个音节分解成两个小音节，从而使用两个汉字进行书写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带有恣意性，缺少一贯性和体系性。
其次，借用汉字意思使用“训读”方式标记韩国语实词时，可以知道汉字表达的意思，但是从汉字中正确还原出原本韩国语的发音就有一定难度，同时较难判断所对应韩国语词汇原本的形态，因此会出现难以区分多义词、近义词等情况。
再次，“借字表记法”没有形成统一体系。这种表记方式是经历漫长岁月形成的一种“习惯”，无法找到一种始终一贯的表记原则。上面所谈到的把一个助词或词尾的音节分成两部分，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进行的牵强表达缺乏系统性。同时，实词采取借用汉字意思的“训读”法和助词、词尾等虚词采取借用汉字发音的“音读”法并未得到真正贯彻，随处可见本该“训读”的地方使用“音读”，本该“音读”的地方使用“训读”。此外，同一韩国语发音使用不同汉字进行书写或者同一个汉字被读成几种发音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表明“借字表记法”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表记原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是把汉字和韩国语中的每个音节一一对应起来进行书写的方法，日本也经历过借用汉字进行文字生活的时代，日本的“假名”就是采取这一方式。与日语不同，韩国语中的音节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所以此方式无法应用于韩国语中。在上面的“借字表记法”中，亦曾使用把韩国语的音节再细分成更小字素进行书写的方法，但是一个音节如何分，具体分到何种程度，这在当时“借字表记法”还没形成完整体系的情况下，实施起来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