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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咨询的目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通常第一步总是要弄清楚目标是什么,然后才起步。一方面,免得方向错误,以致费时误事;另一方面,目标如果清晰明确,则无论是制订计划还是实行计划,都会有效得多。但很可惜,在咨询专业中,咨询目标是一个多年来经常被忽略的问题,以致学者为此忧心,例如早在1965年阿巴克尔(Arbuckle)就曾经严厉地指出:

太多咨询师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还有更多的人,对自己所做的工作,了解很不足够,结果这些咨询师虽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又不清楚为何自己在从事此项工作;另外就是那些知道自己为何做这做那,却又不知如何去做的一群。 [1]

阿氏的提醒,似乎作用不大,因而到了1974年,帕特森又尝试带大家正视这一不健康的现象,他指出学者研讨咨询与心理治疗的论文虽然很多,但讨论咨询目标这一课题的文章太少了。 [2]

1 一个极富争论性的课题

的确,学者的论著中很少涉及咨询目标这一问题。至于其中的原因,相信一定相当复杂,在此我只想从一个我关注的角度和大家略作讨论。论到咨询目标,无可避免地会牵涉每个咨询学者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更具体地说,从对这一课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咨询学者的人生趋向。通常我们会问:身为咨询专业人员,自己所厘定的咨询目标与公众的期望是否协调一致呢?或者亦可以问:我们所厘定的咨询目标,是否要切合公众的期望呢?若要切合,又如何能顾及各类型的人和各种因文化、宗教、国籍等不同而价值趋向有差异的社群呢?而且,谈咨询目标,就自然会涉及期望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寻求咨询的人,还是其他服务行业的专家,或是所服务的机构、一般公众,甚或是政府机构,他们都或多或少会感兴趣。其中有些很关键的问题,更是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素沙(Shertzer)和斯通(Stone)就曾列举下列问题:

你在咨询中,到底想做什么?

咨询的宗旨(purpose)是什么?

什么是咨询的目标(aim)?

咨询的目的(objective)又是什么?

进行咨询,期望的结果是什么? [3]

若更彻底地提问,问题就会更加尖锐,而成为:“咨询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或者“咨询过程所要获得的是什么产品呢?”以及“透过咨询过程,什么才是我们理想中的产品呢?”这些问题固然十分敏感,但我们却不能无视或忽视,因为它们是很基本的问题。除此之外,这些问题所牵涉的课题很广,至今仍有很多学者的论点模糊不清,而驳难之处亦不少。故此,在难以处理和难以讨好的情形下,人们就倾向于回避而不正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2 学者的意见

若我们将咨询目标和其他咨询议题作比较,无可否认,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确是不多;但无论如何,有一些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学者,却也曾经具体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例如亚霍达(Jahoda)就曾提出“积极的心理健康”的建议; [4] 怀特(White)的“有效能的人” [5] 和邦纳(Bonner)、马斯洛(Maslow)的“能干的人” [6] 等都备受重视。而以下是其他一些学者的意见:

重新恢复自我,将它从种种束缚中释放,好让它能够重新控制自己。

弗洛伊德 [7]

咨询的终极目标是协助当事人发展成为一个健康、成熟而能自我实现的人。

马斯洛 [8]

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对自己有积极正面的看法,能接纳别人,能与他人认同,对他人的感受和反应很敏锐,不是只着意保护自己,相反地,能处处为他人着想,因此可以与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库姆斯(Combs) [9]

令当事人变得可以自主,不过分严苛,而整个人可以有较好的组织和统合……

罗杰斯 [10]

协助当事人成为一个负责任、独立,且能自我实现的人,好让他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作决定。

帕特森 [11]

在学校咨询的工作中,适当的目标有:

● 自我了解与自我接纳;

● 达到适当的学业水平;

● 处理个人的情绪问题;

● 发展一套实际有效的抉择方法;

● 学习去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

● 协助学生的职业发展。

巴杜费沙 [12]

使人重新实现原本的品格和潜质,实现丰满成熟的人格,而所谓成熟的人格包括:

● 具有心理上的兴趣;

● 具有客观思考及了解自己的能力;

● 具有协调一致的人生观。

林耀鸿

儒家咨询的目标,是在协助当事人智、仁、勇三德兼备,成为君子,而古代的“君子”,就是现代的有“完美人格”的人。对青年学生来说,道德咨询旨在培养品格(德育);学业咨询旨在充实知能(智育);身心健康咨询旨在增进健康(体育);人际关系咨询旨在发展适应社会人群需要(群育)。而德智体群,其实就是智仁勇加上群育,四育合起来,便是完美人格建立的因素。

吴鼎

3 广义和狭义目标的争议

由于各学者对咨询与心理治疗所建议的目标差异相当大,故此在实际上,大家是很难就此取得协调一致的看法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帕特森提出将目标分为几个层次,以便可以取得较一致的看法。他同时建议以自我实现、自我增强和造就具完美功能的人等作为咨询的终极目标。然后,在这总纲之下,针对个别当事人策划出中间目标和直接目标,从而为当事人带来最大的帮助。同时,帕氏还在上述各名称中选择了最常用的自我实现作为代表。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帕氏曾就终极目标和自我实现二者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首先,他指出终极目标本身必须要能作为一个标准;其次,他认为以自我实现作为终极目标最为正确,原因有六条:

● 许多人对部分咨询学者或心理治疗学者所主张的适应模式有所保留,但以自我实现为终极目标,就可以消除那些人对“诱发性遵从”(induced conformity)的忧虑和批评。

● 由于自我实现在本质上统摄了人与自己(即所谓内在的)和人与别人(即所谓外在的)两个关系的范畴,故此它可以消除人的内在性目标和人际目标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 若我们对自我实现作适当的界定,就会消除个人与社会两者孰轻孰重,其间难以取舍的问题。

● 自我实现并不是抽离了人的生活、孤立地存在的目标。它不是只为咨询和心理治疗而设的目标,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一个积极而正面的目标,是适用于那些感到不满足、不快乐、不充实,进而寻求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所谓“正常人”的目标。帕氏更进一步说明,因为自我实现是人生的目标,不但适用于所有的人,同时,它还是整个社会和所有社会体系趋向的目标。

● 因为自我实现不是一个静止的目标,而是一个过程,所以它可以充分配合不断前进的人生过程。

● 因为自我实现不单只是人生的目标,同时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动机,而这动机充分反映出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充分发挥潜能,增强自我,充实与实现自我。 [13]

4 自我实现者的本质

倘若以自我实现作为咨询的终极目标有那么多的优点,那将其作为咨询目标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可采纳的建议。为了让大家对自我实现有较具体的认识,以下列举马斯洛在一项针对“自我实现”的专门研究中所探讨出的、实现自我的人所具有的十四项特质, [14] 供大家研讨:

○ 对现实有较强的洞悉力并与现实有良好的关系

这一特征指人要能明辨虚伪和欺诈,并能准确地洞悉现存的实况,而不会因个人的困境产生错觉。能实现真我的人对周围环境中的人和事物都有较高的警觉。他能面对生活中许多的不确定而不会惊慌失措,能容忍新奇和不熟悉的事物所带来的疑虑。这是库姆斯、斯尼格(Snygg)和罗杰斯对洞悉事物的警觉性、对经验的开放态度所清楚描绘的特征。

○ 接纳自我、别人和自然界

能实现真我的人能够接纳自己人性中的种种缺点——不完美、软弱和短处,不会感到羞愧和罪过,或因此而否定自己。由于他们不但接纳自己,同时也接纳和尊重别人,故此也不会批评别人有这些缺点。自我实现的人诚实、开放、真挚、不装腔作势、不遮掩文饰,也不自满。他们对自己、他人及社会的现况极为留心,同时更关心如何改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这些特征在克利(Kelly)、罗杰斯、库姆斯与斯尼格的描述中都有所提及。

○ 自发性

能实现真我的人,不会受传统惯例束缚,但也不会对其加以揶揄嘲弄。他们不是顺命者,不是盲从附和的人,但他们也不会只为叛逆而做叛逆者。他们的行事动机并非由于外界刺激而产生,而是基于内在的个人成长发展的动力和真我的潜能的实现。

○ 以问题为中心

能实现真我的人都不会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以外的问题上。他们富有使命感,常常基于尽责任、尽义务和尽本能的意识行事,并不依照个人的偏好。库氏和斯氏很强调当我们具有安全感,当我们不试图事事保卫自己的时候,就会产生怜悯和仁慈心(compassionateness),他们的论说与这一点实在很有关系。

○ 有超然脱俗的本质,静居独处的需要

能实现真我的人懂得享受人生中孤独和退隐的时刻,这一特征可能和一个人的安全感与自足感有关,因为他们在面对一些会令一般人不快的事情时,可以保持冷静和处变不惊,甚至可以表现得与众不同和超脱社群。

○ 有自治力、不受文化背景和周围环境影响

能实现真我的人,虽然也要依赖他人来满足一些基本的需要,如爱护、安全感、尊重和归属感,但是他们主要的满足却并不完全依赖这现实的世界——不必将他人、文化等视作达到目的的手段。换言之,他们重视的不是一般外在的满足,而是自己的潜能和个人的资源得以不断发展和成长。

○ 不断有新鲜的鉴赏力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中,能实现真我的人可以反复地体验到敬畏、快乐、满足和惊讶。

○ 有神秘玄妙的体验,浩瀚澎湃的感受

能实现真我的人,在不同的程度和频率上,都会有心醉神迷和敬畏惊讶的体验,这令他们感到人生的无尽和延展。

○ 关心别人的好处和感受

能实现真我的人对人类有深切的共鸣、同感、同情怜悯或慈悲仁爱;由于这关心是基于对人性的接纳和对人的热爱,所以是“无条件”的。

○ 人际关系

能实现真我的人能与他人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可是,他们是有选择地去交朋友的;虽然他们的朋友圈子可能很窄,但朋友通常都是一些能自我实现的人。他们的朋友圈子虽小,但是他们却都有容人之量。实现真我的人很有吸引力,能叫人欣赏及追随。

○ 民主的性格

能实现真我的人对人有极大的尊重,并不会因阶级、教育、种族或肤色歧视别人。他清楚自己所认识的很有限,因而他有谦虚的态度,同时,也随时愿意向他人学习。他尊重每一个人,认为他们都可以随时帮助自己增进知识,做自己的老师。

○ 手段与目的

能实现真我的人都有高度的德行。他们将手段与目的分得很清楚,让目的支配手段。

○ 有哲理的、无敌意的幽默感

马氏所研究的能实现真我的人都有幽默感,他们的幽默感却并非普通的幽默感。他们的幽默感是自发的,富思想性的,能透彻地显示个人的生活体验。同时,他们的幽默也绝不含敌意,不高抬自己,也不讥讽嘲弄。

○ 创造力

所有被马氏研究的人都具有各种类型的创造力。这里提及的创造力并非指那些具备特殊才干的创造力,而是每一个人都蕴藏的潜在的创造力,是一种新鲜的、天真的、直接的看待事物的方法。但一般来说,人所具有的这种创造力通常都在接受文化熏陶的过程中被摧毁和淹没,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大部分学者都会赞成创造力是能实现真我者的特征。

5 广狭之争的调和

对于广义的咨询目标,例如“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等名目,学者反对的颇多。他们认为那些目标太大,而且太抽象,以至无法发展成为可供研究的假设,结果就始终无法评估咨询的效能。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广义的目标乃咨询工作所必需的,因为它能够为咨询专业提供一个哲学基础,是十分重要的。

至于行为学派的学者,他们对传统的咨询或心理治疗目标批评得最为严厉。他们认为“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等目标实在是大而无当,太抽象和太过虚泛,很可能根本无法实现。 [15] 针对广义目标的流弊,许多学者都有所建议,例如克朗伯兹就曾经提议咨询的目标不应该太大,应该可以具体地说明是某一项特别的行为,在自己的论说中,克氏先界定了设立目标的几个准则,以供学者参考与采用:

● 咨询的目标应该可以依不同的当事人而设立。

● 咨询的目标就算不一定和咨询师的价值观一致,却也应该互相协调。

● 当事人所要达到的咨询目标,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16]

对于以自我探讨、自我了解、加强自觉和自我实现等作为咨询成效的目标,德莱尼也有所批评。他强调咨询目标应该是以行为名称来描述的,除非这些可观察的行为出现改变,否则那咨询过程就不能算为成功。他指出,在接受咨询之后,不少当事人会说自己的感觉好多了,感到自己自信心增强,同时,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了解也加深了。德氏认为这些改变固然是出现了,但由于这些并不是行为改变的具体描述,故此不能当作成功咨询的指标。不过,倘若当事人能告诉我们,他不但信心增强,而且和别人相处时也因此有了行为上的改变(例如他可以较流畅地说话,有较强的自我表达能力,不再贬抑自己,常常微笑,而且与人谈话时可以正视他人,而不是死盯着地板),那我们就可以说咨询已经达到一定的成效了。 [17]

在我看来,为了使咨询专业工作有正确的取向并产生长远和持久的成效,终极目标是必需的,否则恐怕会出现更多“瞎子领瞎子”的悲剧。不过,我相信有了终极目标这大前提后,我们在咨询过程中,若就个人的信念,再设立特别的目标,会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因为对当事人来说,这些特别目标的设立,会令整个咨询过程更加独特和个人化,可以促进治疗功能的效果。

针对广义和狭义目标的争论,科里(Corey)主张将不同的目标摆放在一条连续的线上,排列次序是从一般的、世界性的和长远的目标到特别的、具体的和短期的目标。若从学派来说,人本或以关系取向的治疗师通常会强调前者;行为取向的则强调后者。至于处于两端的目标,其实不一定会彼此抵触。 [18] 我很赞同科氏的创议,因为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将行为治疗和人本学派的目标加以统合的。这做法,虽然较理想化,却并非不可行。

6 订定不同层次的目标

帕特森和派恩(Byrne)两人都将自我实现、自我认识和促进自我的成长等归类为咨询的终极目标(ultimate goal)。 [19] 他们同时亦主张设有中间(intermediate)和直接(immediate)两种目标。前者是指当事人的期望,同时在咨询过程中,顷刻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具体的改变,而后者就是这些改变的特别说明和指标了(请参考表一)。

表一

来源:C. H. Patterson, “A Model for Counseling and Other Facilitative Human Relationships,”in W. Van Hoose and J. J. Pietrofesa,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0), 185。

帕氏认为终极目标是较普遍和广阔的,其所关注的是咨询过程中长远的效能。可惜,有不少咨询师忽略了终极目标的重要性,以至在工作中只是针对当事人很明显的问题来作处理。这种以问题为取向的咨询方法,只能治标,可能解除了当事人即时的困扰,但对他整个人的性格和成长,却是毫无助益的。事实上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不会为当事人带来长远的治疗效果。相反地,要是我们能先确定了终极目标,再根据当事人本身的特质和问题的本质,与当事人一同决定中间目标和直接目标,那样不但较易保持咨询的方向正确,而且长远来说,咨询的结果也能对当事人本身产生深远而且富建设性的影响,十分宝贵。在我看来,不同的咨询师为人提供咨询,效果的参差这个课题,与咨询师对目标是否有正确的观念和选择有很大关系。

不少人问我:到底当事人为什么要寻求咨询?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当事人要接受咨询,通常都是因为生活中出现了困难,以致情绪受到困扰。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可以自行处理个人的问题,但在人生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事件是自己无法独自处理的,于是就要有外力的支援了。倘若一个人有好友和知己,固然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但有些人却没有这样一个好的支持系统,他们很可能就要找咨询师或治疗师帮忙了。当然,也有一些人虽然有好友和知己,但仍感到好友的帮助有限,结果也还是要找专业人士提供帮助。

当事人要求咨询的问题很多,例如老年人的退休恐惧;中年人的痛失爱侣;成年人的婚姻危机、婚姻问题、事业失败、身罹绝症、酗酒、与同事不和、性无能、性冷淡、缺乏自我表达能力;青少年的身份危机、欠缺安全感、失恋、学业成绩差、被同学轻视、感到人生很空虚很无聊、频密的自慰、堕胎……实在不能尽录。不过,倘若我们只是针对这些问题来作咨询,那么,咨询的目标就只是解决这些问题而已。但正如前文所讨论的,这样的咨询只是解决了当前的问题,实际却缺乏长远的治疗效果。故此,我们极需要有终极的目标;我深信只有在自我实现这大前提下,我们再设法具体帮助不同的当事人,这才是彻底的咨询工作。

可能有人会说,有些人的问题很琐碎,与自我实现有何关系呢?在探研咨询目标的过程中,我曾经将当事人不同的问题加以分析和整理。诚然,在其他人客观的观察中,部分问题看来确是很琐碎的,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琐碎”的问题,在当事人主观的看法中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详细观察过他们的问题,并作探讨后,就会发现,许多极为普通的问题背后,竟然牵涉着极为重要的课题。例如许多人以为失恋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曾经为无数的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做过咨询,他们在失恋的过程中竟然出现了极大的危机。最常见的就是在处理不当的分手中,被动的一方倘若受到对方不留情面的奚落和批评,其自尊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整个自我形象可能在骤然间被撕得粉碎,以致此人对自己产生很大的疑问。又或者有人以为考试失败乃兵家常事,但无数学生在这些危机中,也会倾向于否定自己,怀疑自己的能力,倘若再加上父母不能体谅,他们更会怀疑自己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那后果可能是很恶劣的。总括来说,透过对一般问题的深入分析,我发现当事人在困难中经常会这样问自己:

我是谁?

我是否有价值?

我存在有何价值?

我为什么要生活?

我努力、奋斗,为的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有什么目的和终向?

面对宇宙的无尽与时间的永恒,我该怎样去向我所面对的个体解释这有限的生命?有些咨询师可能会奇怪怎么从来没有当事人向自己提出这种问题。事实上,很少有人会正面问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对这些问题是有所知觉的,但更多时候却是无意识地被这些重大的问题困扰着,因而感到困惑与无助。我们做咨询师的,绝对不能轻忽了他们那无声的呐喊。

在这些反省过程中,我发觉人其实都是具有对终极的关注的。在生活的种种冲击之下,个人的自我往往受到威胁,以至被刺激而触发了对自己生命的寻索,他们因而提出以上几个千百年来哲学家、思想家不断提问和研究的大课题。若要咨询的效果深远彻底,我们就不能不正视人们对这些严肃问题的关注。就因为如此,确立咨询终极目标是绝对正确的做法,同时,也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基于上述原因,我很同意帕氏与派氏的分类,也欣赏他们提出设定中间目标和直接目标的建议。因为他们的分类能够兼顾长远和当前的需要,令咨询过程可以充分发挥治疗的效果。以下我会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和大家详细探讨如何确立不同层次的目标,以期增进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也方便大家在日后的工作中畅顺地操作。

例一:若我们以中学生群体作为一个特别的范例,咨询的目标将会如下表所示:

例二:若我们以例一中学生个案中的第十一项(当事人是一位高二的男学生,他的问题是失恋)为例,不同层面的咨询目标可以作如下的设计:

例三:当我们以例一中学生个案中的第十二项(当事人是一位高一的女学生,她的问题是经常迟交学费,所以感到很难为情)为例来进行阐释时,不同层次的咨询目标应该是:

例四:现在再以例一中学生个案中的最后一项(当事人是一位大学预科的女学生,她的问题是男朋友期望发展深入的关系,但自己无法作决定)为例来作阐释:

7 当事人的期望

基于当事人的个别差异,各人的处境和问题的本质不同,来接受咨询时,他们的期望往往很个人化。他们通常会期望咨询师为他们指点方向和解决问题;更常见的是想接受测验和分析,希望咨询师为他们的问题提供直截了当的答案。 [20] 事实上,当事人的期望,往往会影响咨询的方向和结果。在初步接触后,当事人的期望往往也会成为他们是否继续接受咨询的主因之一。 的确,我曾经碰到不少期望不很正确,但又偏偏固执己见的当事人,在这种情形下,基于失望甚至是不满,他们会终止咨询关系。记得有位家庭主妇,她九岁的女儿无故失踪,七个月来一直下落不明,有一天,她突然来找我,目的是要我协助她找回失踪的女儿。我仔细聆听她的哭诉和抱怨后,当然尽量向她表达我的同感与关心,但同时我也清楚地告诉她,在寻找她的女儿这项任务上,我并非适当的人选,而且事实上,我在这件事上是无能为力的。当时我建议并表示愿意协助她再与有关方面接触,看看有没有新的进展。而且我对她表示,我能做的,而且也很乐意做的,倒是协助她好好处理这事件带给她的伤痛,以便使她有能力重新站起来面对生活。很可惜,她不但很失望,而且还将我的限制看作“拒绝帮助”。当然,我努力作出解释,但她情绪十分激动,根本无法理性地听我说话,最后还对我极其不满,将我批评一顿后悻悻然离去。

对于持有不正确期望的当事人,我们除了耐心地解释和教导外,还要着意于他的性格,以及他当时的情绪状态。如果他们能因我们的说明而调整期望,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不过,也总会遇上不少会出现与上述个案中的主妇一样反应的情况,令身为咨询师的我们感到无法施助,十分无奈。故此,要全面地推动咨询服务,对市民大众的基本教育是相当重要的。

大部分当事人的期望可能很普通,但仍有些当事人持有相当特别的期望。若再详细分析,你还会发觉其中有些恰当,有些不恰当,有些是合理的,但有些却过于理想,根本没有可能达到。不过,当事人起初所表达的期望,有时或许就是咨询的目标。 因为当一个人因遭遇困境而接受咨询时,基于自身性格封闭和对人欠缺信任,或是问题的本质难以启齿,很可能在咨询阶段的早期,他们只是谈及一些较为表面化的问题,直到关系较巩固、他们对咨询师的信心较大时,才会将真正的问题和期望说出来。所以,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的观察力、分辨力和敏感度是十分重要的。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当事人的期望分类。若以学生为例,他们的期望往往会包括:

选择一个事业;

获取有关升学和就业的资料;

改进学习方法和习惯;

争取好成绩;

加强自我认识;

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加强自信;

学习与人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

学习与异性相处;

改善与家人,尤其是与父母的关系;

克服性格上的弱点;

培养独立自主的能力;

讨论有关恋爱与婚姻的问题;

讨论与性有关的问题;

寻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至于其他不同身份或年龄段的人,往往因为自身的处境和生活范畴的独特性,其问题与学生的有别,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的期望分类,以方便我们进行工作。

8 谁应该决定咨询的目标?

差不多所有派别的学者都认为应该由当事人决定咨询的目标,但同时他们也承认,每一个咨询师通常都有一些基本和一般性的目标。实际来说,决定咨询目标,其实是咨询师和当事人一同参与的一个渐进发展过程,换言之,那是在咨询进行的过程中大家一同完成的一项工作。因为在咨询刚开始的时候,当事人的思绪往往很混乱,自己也不清楚到底可以从咨询中期望些什么,很可能只是很简单地要求咨询师针对他的问题来提供答案。此外,有好些当事人是由父母或师长转介的,他们自己很可能完全没有目标,或者根本不清楚自己无意识的目标。

为了帮助自己,更为了协助当事人清楚咨询的目标,在接案时咨询师可尝试用下列问题刺激当事人去思考和抉择,问题包括:

你期望从咨询中获得什么?

你到底想要些什么?

你的性格与你的生活状况如何?

关于你的性格和你的生活,有什么是你想改变的?

为了提升自己工作的效果,每一位咨询师都应该有他所选定的咨询目标。而事实上,咨询师所采纳的目标,通常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这个论点,又再令我思考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自身修养的重要性。我相信一个咨询师对咨询目标的选择,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动,追究起来实际就是他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投影。故此,他本身生活内涵丰盛,很可能就可以导引当事人生命取向趋于丰盛;相反,他本身生活得贫乏和枯槁,也可以限制当事人生命潜质的发挥。

总括来说,咨询的目标不是由咨询师或当事人单一方面决定的,虽然我们绝对同意让当事人自己决定,但若因此而认为咨询师没有任何参与与影响,就是自欺欺人的说法。故此,学者强调咨询师或治疗师要与当事人一同参与,并因应当事人的需要和困难来修正咨询的目标。 [21]

[1] D. S. Arbuckle, Counseling: Philosophy,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65),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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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ie Jahoda, Current Concepts of Positive Mental Healt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8).

[5] R. W. White, “Motivation Reconsidered: The Concept of Competence, ” Psychological Review , 66 (1959), 297-333.

[6] H. Bonner, On Being Mindful of Man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65), 190; A. H. Maslow,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Princeton, N. J.: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62),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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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 H. Patterson, “A Model for Counseling and Other Facilitative Human Relationships,”in W. Van Hoose and J. J. Pietrofesa (eds.),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oston: Houghton Mi in, 1970),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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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Daniel J. Delaney and Sheldon Eisenberg, The Counseling Process (Chicago: Rand McNally,1977), 80-82.

[18] Gerald Core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 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California: Brooks/Cole, 1977), 189.

[19] Patterson, Relationship Counseling and Psy chotherapy , 17-20; Richard H. Byrne, The School Counselor (Boston: Houghton-Miflin, 1963 ).

[20] A. B. Heilbrun, “Effects of Briefing Upon Client Satisfaction with the Initial Counseling Contact, ”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 chology , 38 (1972), 50-56.

[21] H. Hackney and S. Nye, Counseling Strat egies and Objectiv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3), 40. JElJrIcHyfaw3T5iO63JA/XafqxVf3dE653JSD4qAa6g+euN2GzDALcHcnqxyq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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