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写这增订版序,除了思潮起伏,心中还很歉疚。原因是,本书初版于1986年,后于1988年年底增订,至今二十年。虽然早在1990年年中已在筹划增修,可惜总未能成事。实在有愧于爱护我的读者、学生,甚至是同辈的学者和(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朋友。
在构思此文之时,总有一种在整理人生的味道。卡可夫(Carkhuff)的名句,又再涌现眼前。他说:“心理辅导是生命的流露。”从事心理辅导服务和培训多年,至今依然醉心,我不但珍惜自己有众多机会进入人生命的深处,陪伴他们经历成长的挑战,经历苦痛,然后超越与成长;与此同时,我体会到心理辅导工作与自己生命、生活得以整合所带来的自由、丰盛与满足。不过,在生命中作出这种选择,也绝对不轻省。其引发的种种课题、问题和挑战,往往令我心力交瘁。可幸的是,危机与苦难,人生难免,我珍惜。因为我相信人本学派的信念:它们带来发展与成长的机会。透过多年来生活的验证,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过去多年奔波于香港中文大学与内地众高校的校园,我全心全意迷醉的目的只有一个:在华人社会推动心理辅导专业的发展。过往几十年,在内地,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均变化急剧。这些变化为人们带来不少积极的效益,例如生活水平改进、就业机会增多和知识变得多元等。不过,与此同时,种种的改变亦导致人们产生更多适应方面的困难,社会问题亦相应增多和加剧,继而出现种种心理辅导的需求。唯从事此专业的人才却远远供不应求,培训甚为不足。由于心理辅导专业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本土化的研究和培训,对中文授课、中文著作和研究文献等的需求甚大。欠缺中文著作使心理辅导的发展举步维艰,尤其在内地,不谙外语的学者较多,这也限制了心理辅导的发展。
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我决定以中文撰写《辅导与心理治疗》。撰写本书时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而大学对教员的评核,重视以英文在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而轻中文著作。不过,既然我以辅导专业作为生命一部分,再加上个人信仰衍生的中国梦和愿景——到内地推广心理辅导,我甘冒“扣分”之险,选择了以中文出版。令人兴奋的是,其后北上讲学时,我所到之处,教授与同仁几乎是人手一册,以此书为最主要的入门学习基础的教材或参考资料。
每一次看到大家对此书的珍惜,心中的激动久久不能平息。时至今日,内地的中文心理辅导书籍逐渐增多,其中也有原创著作。唯令人忧心的是,有不少书籍的学术及专业水准成疑。例如有不少翻译自外国经典著作的书,闻说只是学生的个人习作,在欠缺严格督导与审阅的情况下结集成书,结果错漏百出。但由于具名者是重点大学的教授,销量也很不错。这种情况若不正视,将会给内地的心理辅导专业带来难以估计的恶劣影响。深盼专业中有心之士能费心多作监察,保证辅导专业书籍的素质。因为心理辅导的培训与服务在内地正值萌芽期,高素质的研究与学术专业书籍,是此专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1995年我第一次被邀请到上海讲学,对象是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对我这个基督徒来说,是神应允了我二十多年忠诚的祷告:“在祖国大地上推广心理辅导专业,服务内地同胞。”
其后,北上讲学的机会越来越多。到了1997年4月,一个由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所主办,华中师范大学协办,由我统筹和主讲的高校心理辅导培训班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培训班主要为内地81所重点高校的心理咨询师、医师、教授、研究人员、讲师和学生工作人员进行连续两周的专业培训。参与此培训班的学员,都是当时各高校中负责心理辅导的核心成员,且经学校代我甄选,由校长推荐。共150人获得奖学金,20人自费参加培训班。令我欣慰的是,学员来自北京、天津、黑龙江、江西、山西、河北、江苏、河南、上海、陕西、广东、海南、四川、浙江、甘肃、吉林、广西、福建、安徽、山东、辽宁、青海、内蒙古及湖北共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校。
我之所以在此详细描述这次培训班,是有原因的。一方面,由于心理辅导在内地刚刚起步,当时从事此项工作的,即使是学校的负责人,能具有心理辅导与治疗系统培训资历的,也是凤毛麟角;不少人只是自学,或只参加过一些零散而水平十分参差的极短期培训。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的急速发展和社会转变,对辅导的需求日渐增大。有关工作人员很想进修,以得到专业方面的支援。故此,参与培训的学员,在肯定学习成效的同时,亦深感培训班确实为学员,甚至为国家的心理辅导工作带来活力与挑战,公认这次培训班是内地心理辅导专业发展的里程碑。
到内地推广心理辅导的过程中,我最担心的是,其核心理念“心理辅导专业重视每个人的价值”能被接纳吗?对人的尊重和强调个体的重要,会否是此专业在内地发展的一个障碍?而参与心理辅导工作人员的背景参差,使我更加担心。事实上,参加这次武汉培训课程的学员中,超过三分之一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而其他则分别为医学、哲学、物理、化学、中文、历史、生物等学系的教学人员。不出所料,大家不时对有关课题提出质疑,尤其是对心理辅导的基本哲学与理念,讨论也异常激烈。但令我告慰的是,到了培训班的中段,争辩消失,学员逐渐掌握心理辅导的精神,全情投入学习之中。根据事后评估,这次培训班除了学习效益极高外,令我放下心头大石的是,学员不但接纳心理辅导的哲学和理念,同时纷纷表达那是他们期待与渴慕已久的、及时的“晨曦”“甘露”“清泉”“暮鼓晨钟”,是高校学生工作的新方向。
个人醉心于心理辅导专业,除了有见其治疗、补救性功能外,最令我欣赏和珍视的是人本学派(Humanistic approach)强调的“促进全人发展和高素质的生活与人生”。故此,在培训班结业礼上,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刘华山教授的总结重点,很令我放心。他说:“学员讨论的结果显示,我们要重视林教授一再强调的国家对人民幸福的关注,不要把心理辅导仅仅当作一项单纯的学术研究来发展,而是要把心理辅导造成一种有益于人的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程度提高的社会运动。”的确,刘教授的总结,反映出大家明白心理辅导的终极关怀是超越了处理问题和医治病患的,大致上亦认同以促进人的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潜能充分发展和美好整全人生等为辅导的终极目标。
此次面世的增订版,距离理想还远。我能够做到的是删减了一些过时的篇章和内容,而在理论部分,增加了“阿德勒治疗法”(Adlerian Therapy),在学生辅导部分,则增加了“学校辅导的主要范畴与重点”和“全校参与辅导——以健康自我形象为核心”两节。不过,想到自己久病初愈,就视之为“接纳限制”的一个学习。希望下一次的增订,在质与量两方面,都能有所改进。
林孟平
2008年夏
1982年秋,我开始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除了负责硕士班的几个辅导课程外,还要教授教育文凭课程中的“学生辅导”一科。由于“学生辅导”是文凭课程的必修科,每年修读的人数相当多,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亦极为浓厚。该科基本阅读和参考的资料绝大多数是西方学者的论著,同学们在学习中受到文化和语文的限制,故此几年来,同学们往往要求我回应他们的需要,在兼顾本土化的大前提下,采用中文撰写有关课题资料。
的确,在辅导专业中,文化是一个关键性重点;同时,在多年的工作中,我和不少参与这一专业的同仁都深深体会到,辅导的本土化是整个辅导专业在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努力的方向,否则,不但辅导的成效会受到限制,长远来说,还可能会产生流弊和不良的影响。此外,更重要的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辅导需要本土化,以使其能符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特色,以使辅导能够在中国人当中充分发挥它的功能。事实上,在个人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中,我肯定辅导专业在中国人当中发展的可能性。钱穆先生曾经清楚指出,中国人的性格,是重和合性的。当中国人谈到“人”的时候,不着重讲个别的个人,而较着重讲人伦。他认为人伦是人与人相处的一种共同关系;要能与人相处,才各成其为人。
钱先生这一论点,和在西方建立的辅导理论——强调人与人协调关系的重要性——实在是不谋而合。多年来,部分国人认为我国固有传统和现代新潮流有如水火之不相容,其实这是错误的看法。事实上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对西方文化持开明的态度,同时,也要致力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取得客观透彻的认识,以期出入于两种文化之际,能够产生兼采并用、相辅相成的成效。例如在人伦观念上播植,从积极角度入手,当会有助于辅导在中国社会的生根、萌芽和拓展,以期可以有效地协助国人成长,促进和改良中国人的生活质素。
其实,两三年前,基于各方面的需要,不少辅导界的同仁已建议我在这方面作点写作。但由于个人经验不足和学养有限,我实在不敢动笔。在许多考虑中,最主要的,除上述原因外,就是因为感到辅导本土化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今,由于同学们的一再要求,以及关心辅导发展的同仁和朋友的一再鼓励,我大胆地将多年的经验和心得,加上教学时所用的讲义,努力作出整理,付之成文。在此过程中,我深感撰写导论式的著作实在是一件艰难的工作,既然起了步,虽一度感到力有不逮,也没法不尽力完成。
本书是辅导心理学的一本入门书,除可供大学有关通识课程作教科书之用外,有兴趣透过心理辅导帮助人的,也可用作个人的阅读和参考。本书尝试理论和实际并重:在第一章,首先讨论辅导和心理治疗的异同,以及辅导的本质特性两个重要的课题,以协助读者在观念上有正确的根基。在第二章,我分别处理了目标、价值观和人性观等几个在辅导专业中最关键的哲学课题,其后,再和大家讨论咨询师本身质素的重要。在第三章,我尝试介绍了八种具影响力的辅导理论。不过,在一本导论式的辅导专书中要从众多理论中作出选择,并非易事。我只能考虑到在香港从事辅导的专业同仁,在十多年的开荒工作后,已大体有了一些共通的选择。换言之,我所选择的八个理论,是大家较多采用,并认为是较具有实用价值的。在第四章,我以“辅导关系”为主线,探讨辅导过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在紧随其后的第五章中,我探究了一些专业问题。在最后的第六章和第七章,我分别讨论了团体辅导和学生辅导。有关学生辅导的探讨,主要是就我在教学上所发现的需要,协助教师在这个重要的范畴上有较全面的认识和思考。
本书曾一再强调,辅导过程其实就是辅导员和受导者的一种真诚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强调辅导员本身修养的重要性,以及探求辅导终极目标的必要。而这终极目标,我相信就是协助受导者达致自我实现。也就是说,本书强调了辅导中的基本的“人”的因素。这着重点显透于书中的每一章节,使全书的繁复内容有了一个贯串的中心思想。读者读毕全书后,不但可以认识我的辅导模式,同时,也会窥见我对人性和人生的看法;换言之,透过本书,读者对我会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事实上,预期这情况的出现,反映了我认为辅导就是生命的流露这一个重要的理念。
在此务必一提的是,对于英文“counseling”一词,在台湾编译馆出版的《心理学名词》中的翻译是“辅导”,而在台湾辅导界的学者中,柯永河不但将“counseling”译为“辅导”,同时更将辅导和心理治疗视为等同。不过宗亮东、张植珊、李东白和吴武典等则译之为“咨询”。至于台湾其他学者如郑心雄,就将“辅导”和“咨询”交替使用。香港中文大学1982年出版的《中译心理学词汇》将“counseling”译为“辅导”和“辅咨”。可见“辅导”一词与“辅咨”并“咨询”等词,是具有相同意义的。在本书中,我采用“辅导”作为“counseling”的正式翻译,原因是在过去十多年中,香港有关专业人士一直用“辅导”来翻译“counseling”;为了尊重香港各专业人士的意见,也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淆和误会,我最后就决定采用“辅导”这个名词。同时,我也强调了辅导就是心理治疗。
其实,对于“辅导”和“心理治疗”两个名词,虽然近年来西方著名学者多已交替使用,但对一部分人来说,他们仍视此为一个具争论性的课题。故此,我在导论中尝试作出探讨,说明无论是辅导或心理治疗,都是一个助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一位具专业资格的治疗员或辅导员,为一位或多位因心理困扰而寻求协助的人提供一种特别帮助。那就是透过一个具治疗功能的关系,致力于促进受导者克服成长的障碍,产生行为的改变,以使个人得以充分发展,迈向自我实现。至于这个在辅导或心理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关系,纵然不是完全一样,但在实质上,总可算是基本相同的。除此之外,辅导与心理治疗无论在理论、技巧,还是在过程中,都没有明显的区分。故此在本书中,“辅导”和“心理治疗”、“辅导员”和“治疗员”等用语,都是交互应用的。此外,为了强调这重要的观念,我亦着意地将书名定为《辅导与心理治疗》。在此,首先我要谢谢我尊敬的老师帕特森教授,虽然去年他来香港讲学时告诉我,我的辅导理论和模式已有异于昔日受业于他的时期,但无论如何,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接纳和他内心的欣悦。而事实上,他对我的教导和启迪不管怎样都是影响深远的。其次,我要谢谢我的辅导入门老师波普女士(L. Popp)。虽然,在理论上她没有机会对我多作教导,但她却让我从她身上看到辅导员本身修养的重要性。同时,在纽约两年及以后多年的相处和交往中,她令我对人性和人生的观念产生更积极的改变,加深了我对辅导的兴趣和承担。我也要谢谢过去因信任我而肯接受我辅导的受导者,在相交的过程中,我不但珍惜自己有机会陪伴他们同走人生的道路,目睹他们改变和成长,同时,在这些过程中,我也可以更深入地体会人生,认识自己,并对有关辅导的众多课题作出多方面的思考和整理。
最后,我要衷心谢谢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江先声先生耐心地为全书作编辑上的整理,我的弟妇林王彩英女士和甥女孙爱森小姐不分昼夜地为我抄写稿件。他们三位的支持和协助,是最具实质意义,又费时伤神的,我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
在写作过程中,由于教学及其他各类事务繁多,我实在不敢相信此书能得以完成,而完稿后,又发觉其中疏漏和不足之处实在不少。不过,今天仍然按计划付印,除前文所叙述的理由外,或者,也是我努力处理自己的“完美主义”性格的一个具体行动吧。至于种种大小瑕疵和谬误,则有待日后有机会再版时作出修改了。
林孟平
1986年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