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剖心暗战，南北相争
——低温开心的故事

塔西格与布莱洛克和托马斯等人的故事后来被导演约瑟夫·萨珍（Joseph Sargent）拍成了电影《神迹》（ Something the Lord Made ），于2004年，也即该术式创立60周年之际上映。影片艺术地再现了60年前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性命堪忧口唇青紫的患儿，在分流建立之后即转为粉红。需要指出的是，该片中黑人托马斯的贡献被大大地加强了，他成了贯穿影片始终的关键人物。这其实是跟最初这一手术被学术界接受时，众人只知道塔西格与布莱洛克而不知背后还与托马斯有关。这一处理从艺术创作上来说无可厚非，除了向观众介绍一段医学传奇之外，也将历史上曾存在的种族主义偏见揉入其中。但该片在试图纠正一个种族主义偏见的同时，却又矫枉过正地强化了另外一个歧视女性的偏见。作为这一医学史上重大事件真正的灵魂人物塔西格，在这部电影中仅仅是一片绿叶，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事。

这一手术创意的提出者是塔西格，当时在技术实力方面能够将其创意实现的也不只是布莱洛克团队。直到多年以后，格罗斯还抱憾于没能重视塔西格的建议，其实他也做过类似的体肺分流的动物实验，谁让他被动脉导管结扎术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呢？1972年3月，格罗斯实施了他外科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动脉导管结扎术——这是他第1610次实施这一手术。如果当时他能与塔西格联手，那么今天被称为B-T分流的手术，就应该被命名为G-T分流了吧。

但其实错过这个机会的还不止格罗斯，历史有时候真是充满了偶然性，塔西格在当时通过临床观察所提出的设想，同时代另外一位学者也想到了。保罗·克里斯汀·斯文森（Paul Christian Swenson，1901—1962）是一位放射科医生，他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工作期间，也观察到了与塔西格类似的现象。一个法洛四联症的女患儿同时存在动脉导管未闭，斯文森第一次见到这个孩子时，她只有轻度的紫绀，过了一段时间，当杂音强度减低，通过该导管的血流减少时，她的紫绀程度加重了，人也变得更虚弱。后来尸检结果证实了法洛四联症的诊断，也观察到了明显狭窄的动脉导管，斯文森推断，她病情的恶化可能与动脉导管的变窄有关。他建议外科医生乔治·汉弗莱斯（George Humphreys，1903—2001）做一个连接体肺动脉的血管通道，可能就会阻止这类病情的恶化。但汉弗莱斯复习了当时的一些实验结果，发现这样做可导致一系列的血流动力学紊乱，所以他拒绝了斯文森的建议。斯文森也随即放弃了这一想法，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更深入的探究。

直到B-T分流的论文发表，汉弗莱斯才如梦方醒，他忽略了法洛四联症根本不是正常的生理状态，那个操作引发的血流动力学的“紊乱”，其实恰好对冲了法洛四联症本身的病理状态。

曾经有一次重要的机遇摆在他的面前，他却没有珍惜，直到B-T分流成为传奇，他才追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如果塔西格在第一次求助被格罗斯拒绝以后，也像斯文森一样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想法，那么历史又将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节点上，人类侥幸了一回。

在所有的赛跑中，只有少数胜利者，大多数都是陪跑者，既然成败已定，陪跑者又何必在曲终人散之后还懊恼不已呢？更何况，在医学的赛跑中，无论谁率先取得突破，不都是人类与死神、与疾病斗争的胜利吗？在维护人类健康这一点上，所有医生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既然霍普金斯点燃了圣火，那么我们前去求取火种便是！在B-T分流创立最初的岁月里，涌向霍普金斯医院外科的不止有世界各地的患儿及家属，还有激情燃烧的外科医生们。

库利认为，1944年11月29日第一例B-T分流手术的成功，是心脏外科的正式开端。然而历史终究是要由人类来解读的，我们是否可以将1896年德国医生雷恩成功地进行心脏外伤的缝合当作心脏外科的开端呢？

抛开这种不易厘清的争议不说，显而易见的是，那种被动的偶发的对心外伤的处理，跟后来常规进行的计划内的心脏外科手术自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以普通人的常识来说，心脏受了外伤，而能活着被送到医院接受救治，这种事显然不会是医生经常遇到的情况。倘若这种病例一直是这样偶然零星出现的，恐怕外科医生很难在这方面积累足够的经验，更别说总结出有普遍适用性的医学规律了。

然而，近代两次世界大战制造的杀戮与伤痛，却为后来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输血的技术在这期间逐渐成熟，对大量外伤性休克的救治促成了布莱洛克休克理论的完善。战争在撕裂世界，但医生们却仍在努力将撕裂一点点弥合。我们不难想见，这一时期心脏外伤也一定会集中出现，那么，对这些心脏外伤的救治是否也会对心脏外科的进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呢？

至少在德怀特·埃默里·哈肯（Dwight Emary Harken，1910—1993）看来，这种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哈肯毕业于哈佛大学，在“二战”期间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在跳动的心脏上取出弹片的方法，他也成了第一个连续为134名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取出胸腔内弹片的外科医生（其中心包内55枚，心室13枚）。令人称奇的是，这其中并无一例术中死亡，尤其难得的是，这些手术完全是在没有先进的电子监护设备和血库的条件下进行的，快速输血则是通过向玻璃瓶里注入气体加压才实现的。相比于半个世纪之前德国外科医生雷恩对心脏外伤进行救治的术后存活率，100%∶40%，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差距体现的是半个世纪以来医学水平的整体进步。哈肯对决雷恩，这种比较不是无意义的关公战秦琼，输赢不只属于他们个人，更属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历史的发展绵延不断，医学史环环相扣，笔者不可能将这50年来种种细微的进步全部呈现，只截取了这样两个有代表性的切面，委屈了其余的医学前辈。

以哈肯为代表的那一时期外科医生的贡献，为现代心脏外科的诞生和发展做了重要的前期铺垫，甚至有人认为这些前期工作简直就是B-T分流术得以确立的催化剂。

不过，比尔罗特的魔咒好像仍然在起作用，一直到B-T分流术确立为止，外科医生的手仍只能停留在心脏之外，无法打开心脏进入其内部进行确切的修复。心脏的外壁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解剖壁垒，阻挡着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于是，每天仍有大量的病人因为某些心脏疾病而在绝望中死去，真没有办法让手术刀进入心脏内部纠治病变吗？

美国现代外科的缔造者霍尔斯特德曾提出过著名的外科无血术野原则：“只有充分的暴露、仔细的止血才可以给外科医生必要的冷静，使他们可以在手术台上清晰地思考，有序地操作。”

这，是外科雷打不动的金科玉律。然而对维持机体的生命力来说，对心脏完整性的任何损害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跳动的心脏，涌动的血流，如何才能安全地打开心脏外壁，又没有血流的干扰呢？这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当时绝大多数外科医生敬而远之。只有那些具有出类拔萃的智慧和勇气的人，才会思考如何突破这层解剖壁垒。

包括哈肯在内，许多心脏外科的先行者为纠治心脏问题，发展了富有创造性的闭式手术方法。但这毕竟是通过心脏之外的途径去试图处理心脏内部的结构，很有一些隔山打牛的盲目。缝合的效果医生根本看不到，只有靠手指尖在里面才能大致感知，不知道得有多少手指在那个时期被扎伤。

非常遗憾的是，这一系列方法并不可靠。初期的手术死亡率很高，虽然在后期死亡率开始下降，也确实有很多病人的生存质量因此而获得了改善，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局限性，这种不乏粗糙且危险的尝试，注定只能是阶段性的产物。如今这部分术式大都已被临床淘汰，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医学界为拯救病人，曾经有一些勇者进行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探索。

我们应该明白，现代心外科的发端是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重要背景的，没有基础医学的发展和诊查手段的进步，时代就不会产生心脏外科发展的需要。试想如果人们干脆不曾认清某些疾病的本质，又何谈正确的治疗呢？这个需要大师的时代，呼唤着那些不甘平庸的人们迎难而上。威尔弗雷德·戈登·比奇洛（Wilfred Gordon Bigelow，1913—2005）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外科医生最终进入心脏内部进行直视下的手术操作，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比奇洛出生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布兰登，其父为著名医生，创立了加拿大第一家私立医院，其母是一名助产士。1938年在多伦多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比奇洛在多伦多总医院做了3年住院医师，1941年作为战地外科医生加入了加拿大皇家军团。“二战”结束后，从欧洲归来的比奇洛获得了血管外科医生的职位。1946年，多伦多总医院外科主任建议比奇洛到美国最负盛名的霍普金斯医院进修心血管外科。这是第一例B-T分流获得成功之后的第二年，布莱洛克的声望如日中天，能够到他手下去学习自然是一个极为可贵的机会，而正是这一机会改写了比奇洛的人生，使其在心脏外科发展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B-T分流手术的成功引起了当时外科界的极大关注，世界各地许多优秀的外科医生纷纷前来霍普金斯医院参观学习，这些学习者无不为手术之后的显著效果所震撼，比奇洛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在震撼之余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心脏外科的未来不能仅在心脏外围打转，还是要打开心脏进行直视视野下的手术。当他多次目睹过布莱洛克的那些操作都是在心脏强有力的跳动的情况下完成的之后，更加确信如果外科医生不能阻止血液流过心脏，切开心脏在无血术野下直视操作，那他们显然将永远无法纠正或治愈心脏疾病。所有人都清楚，B-T分流并没有真正彻底纠正患儿的心脏畸形，只是增加了肺的血供，使其青紫情况得到缓解，运动的耐受性得以提高。但心脏外科不会也不应该止步于此，那些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等待的是对心脏畸形真正彻底的纠正。

可知易行难。人们在当时的观点是，心脏的跳动要么停不了，要么永远停止。而无血术野则意味着流入心脏的血液将不得不暂时中断，这怎么可能呢！这一时期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维持循环。传统的思路是通过泵和管道建立绕过心脏和肺的旁路，进行体外循环，这相当于是要在体外模拟心脏和肺的功能，其技术难度不言而喻。这一研究，甚至早在1934年，B-T分流手术还没出现时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只不过孤军奋战的研究者约翰·希舍姆·吉本在初期的应用中遭遇了极大挫折，这使得回到加拿大的比奇洛转而另辟蹊径。

据说在巴尔的摩的一个难眠之夜过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在一个夜晚醒来，想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简单办法，不需要泵和管道，只需全身降温，减少机体对氧的要求，即可中断循环打开心脏。”

为什么是比奇洛而不是别的什么人首先想到了这个办法呢？有人认为因为他是加拿大人，加拿大是个北方国家，有着寒冷的冬天，所以他才能首先想到低温的办法。其实，当比奇洛还是多伦多总医院的外科住院医师时，他的工作包括给那些因冻伤而造成手指或肢体坏死的病人截肢，这曾促使他花费多年的时间去研究人体的低温现象。在对这一机制的研究中，比奇洛发现，重要器官及细胞的代谢水平，在体温下降时将成比例下降。比奇洛关于低温下中断循环的设想正是基于这一实验基础。

早在比奇洛之前，已经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人体的低温问题。有一些医生通过物理手段降低人体的温度来处理一些疾病，比如疼痛、发热、晚期肿瘤甚至是精神疾病。纳粹德国科学家为了提高掉进冰冷的北海中的飞行员的存活率，曾以集中营里的人为实验对象，将活人剥光衣服扔进装满冰块的水盆中，冻晕过去之后再予复温……天理昭昭，这一恶行后来终于因一位幸存者在纽伦堡审判（即“二战”后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中出庭作证而被世人所知。这种以活人进行耐寒实验的行径当然是严重违背医学伦理的，但这个惨无人道的实验却可以说明人体对寒冷的耐受力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低。

没有证据表明比奇洛进行研究是曾受到过德国那些恶魔所进行的人体试验的启发，当时的科学界一直对低温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机体的代谢水平与体温的早期下降成反比：面对低温的侵袭，没有一个实验能消除机体的适应性产热机制——我们谁挨冻的时候不寒战打哆嗦呢？这一哆嗦，代谢水平自然要上升的。而且由于既往关于低温与严重创伤和休克的长期观念，外科医生们不认为低温会给人体带来什么好处。

1947年，回到多伦多的比奇洛立即组建团队开始进行低温停循环的研究，由于这种新的思路颠覆了所有的传统观念，自然遭到了一部分外科界人士的激烈反对——而他们的反对仅仅是基于自己旧有知识的第一反应。还好内心强大的比奇洛拥有足够的勇气与自信——决定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嚷嚷去吧。

比奇洛当然不是在蛮干。在系统总结前人关于低温研究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他利用动物模型证明，通过仔细的麻醉，不仅可以消除因寒冷而产生的发抖，还可以消除因之而引起的肌肉张力的增加和震颤，氧耗量的下降几乎与体温的降低呈线性关系。该研究第一次证明了体温和代谢的直接关系，这一发现对心外科甚至对整个医学的影响均十分深远，不要说其他一众人等，也许比奇洛本人当时也未必意识到该发现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1949年，经过3年的研究，比奇洛的团队计算，20℃的体温可使体循环中断15分钟，这也许足够在直视下关闭房间隔缺损了。比奇洛记录了他第一次在直视下施行的狗的心脏手术操作：

进入胸腔暴露心脏，准备第一次在低温下实施打开心脏的手术。看到心脏从容而如此缓慢地跳动，感受着发凉的组织和血液，这些都让人觉得奇异。我们以前将狗降温到20℃并维持了3小时后成功复温。但是现在当我们停掉循环并打开心脏，大脑、心脏、肝脏、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乏氧敏感的器官会因氧缺乏而死亡吗？或者低温会出现如我们预期那样的保护效果吗？

1950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举行的外科会议上，比奇洛报告了他的实验结果：狗在20℃的温度下阻断血循环15分钟，死亡率51%。如果不是将狗的体温降到这么低，只在狗的正常体温之下阻断狗的血液循环，恐怕3分钟左右这些狗就得全死。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一个心脏被打开并观察了一段时间，最后安全关闭。演示的部分还包括一段记录手术操作的电影胶片。

这真是令人惊喜的进步，对狗来说自然不是。当时，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反活体解剖活动非常激进。有人认为，医学研究的中心从欧洲逐渐转向美国，原因之一就是在欧洲进行动物实验阻力太大，这帮自称爱狗人士的偏执狂一直利用各种手段骚扰正常工作的科学研究者，像比奇洛这样的科学家始终是他们口诛笔伐的目标，就连霍普金斯医院即使在“蓝婴”手术取得那么大轰动的社会效应时，也曾被一些激进的反动物实验者围攻过。1949年，巴尔的摩的反动物实验者向霍普金斯医院的动物实验室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不得以流浪动物进行实验，还要将那些向实验室提供动物的人加以拘捕。医院的高层被这帮人搞得焦头烂额，不得不召开一次公开的听证会，支持动物实验的科学家和反对动物实验的那帮人发生了激辩。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帮人就是不认可动物实验之于医学研究的必要性。这时，塔西格将一群经过B-T分流手术后面色红润的健康小朋友带到了现场，这些孩子显然都是活生生的动物实验的直接受益者，局面瞬间逆转。次日，本地媒体热烈地报道了此事，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后来的《反动物实验法》在一次正式的投票表决时，以支持该法案者的绝对劣势被否决了。

历史毕竟不是由疯子来写的，一位学者曾对这类反智现象评论道：“那些反活体解剖人士大概和希特勒一样，喜欢生活在一个科学家被杀害、医学被拷上枷锁的世界，但我确信，大多数思想健全的人和他们不一样”。虽然这些事实上的反社会人士为动物实验制造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但和真正的科学研究所遭遇的困难本身相比，这些杂音不值得一提，毕竟，所有成功的荣耀背后总会有阴影随行。

经过进一步的技术改进，比奇洛在1952年报道了猴子在降温至18℃后，直视下打开心脏的生存记录。由于这些令人鼓舞的结果，比奇洛认为可以准备应用低温和血流阻断技术，安全地在直视下修补人类的房间隔缺损了。

现在看起来，第一次在无血术野直视下实施对人类心脏内畸形纠治手术已经呼之欲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病人就可以了。虽然此时外界质疑不断，很多人认为他的计划太过疯狂，但此时的比奇洛早已成竹在胸。正当他踌躇满志，打算如探囊取物一般将这项一定会震惊世界的殊荣纳入自己怀中时，孰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欲弯道超车抢夺这一殊荣。

一场看似波澜不惊的暗战就此展开。

*

如果说B-T分流的手术点燃了比奇洛一反常规出奇创新的激情，那么接下来这位挑战者的热血，则显然是因比奇洛的学术报告而沸腾起来的。在斯普林斯市举行的那次外科会议上，比奇洛的报告引起了巨大争议，然而同样在会场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弗洛伊德·约翰·刘易斯（Floyd John Lewis，1916—1993）却在赞叹之时暗暗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情。

同时代的人对比奇洛的评价是，他对自己的新观念总是非常慷慨，毫无保留。20世纪50年代不比现在，在学术会议上放映动态投影十分容易，在那种相对落后的会场条件下，比奇洛居然能把记录自己手术过程的电影胶片在现场演示，真可谓慷慨到家了。正是因为比奇洛在学术会议上将实验方法透露得足够细致，才使刘易斯有信心试一试。

但是，要想在这种极具技术含量与创新要求的挑战中取胜实非易事，更何况别人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因此，时人并不看好他，甚至不乏嘲讽。虽然许多朋友认为他是最聪明最有判断力的天才，但刘易斯自己却甚为低调甚至有些害羞。当有人问起刘易斯是否介意这些批评的声音时，他回答得干脆而巧妙：“如果你很少意识到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就会大大减少对这些事情的关注了”。

沉稳的刘易斯当然很清楚情势，若要后发先至，则必须改进比奇洛的技术。他将狗降温至26~28℃，夹闭腔静脉8分钟，在直视无血的术野下施行了房间隔缺损（简称“房缺”）（通过外科手段建立）修补术，结果是10个动物，最后有9个得以存活。在动物实验的存活率方面，刘易斯果然已经做到后来者居上了。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来刘易斯的改进主要是对抗和最大限度地预防室颤——一种十分棘手的心跳节律紊乱。他发现这主要是由冠状动脉循环被气栓阻塞和过度降温造成的。于是他采取措施限制术中冠状动脉内气栓的形成，并使温度高于比奇洛所采用的温度，因此手术死亡率得以大大降低。到了1952年，和比奇洛一样，刘易斯也觉得开展这种临床人体试验的时机已近成熟了。

现在，一加一美，一北一南的两个人都拔剑四顾跃跃欲试，只等决战时候的制胜一击。只不过科学上的这种争斗显然不同于你死我活的搏命之争，严格说来甚至并不存在真正的失败者，因为无论他们中谁获得成功，都将是人类的福祉。

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时论，他们二人年纪相当，均处于20世纪中期科学技术迅速崛起的黄金阶段，时代呼唤一个可以将心外科更推进一步的大师，这是共同的历史大背景。以地利与人和论，虽然比奇洛起跑在先，但刘易斯也已将后发优势利用到了极致，几乎追平了比奇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毕竟他是站在前者的肩膀上起步的；再则，他们都必须背靠自己所在的医院，依靠强大的团队合作。最后，一个看似不太重要的非学术方面的因素，却成了决定这次竞争输赢的关键所在——人脉关系，他们都需要有人为其推荐一个合适的病例。

刘易斯和比奇洛都仔细地寻找着第一例适合心内直视下修补房缺的病例，这一选择的意义对于这些开拓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理想的病例应该是年纪小的，其心内的畸形不太可能产生远期的不良后果。从他们认为时机成熟，提出临床试验设想，到最后获得合适的病例可以一拼高下的这段时间里，两个人的内心一定是极不平静的，那种混杂着兴奋与紧张的期待，也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是多么难熬。

比奇洛后来回忆说：“在选择第一个合适病例的过程中，我们更希望他是儿童或青少年。但我们工作在一家成人医院（多伦多总医院），没有儿童的病例，而且当时加拿大的医疗环境对心外科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一番话流露出多少无奈啊。这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扬名立万的机会，但由于国内保守的学术环境，居然没有任何一个心脏科或儿科的医生愿意为比奇洛推荐一个适合的病例。事实上，距离多伦多总医院不远，穿过一条街道就有一家儿童医院……这是比奇洛和刘易斯两个人对荣誉的争夺，似乎也是两个国家科技实力的一次比拼，虽然比奇洛起跑在先，不过，此时机会的天平开始向刘易斯倾斜了。

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易斯获得了先机。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理查德·维克（Richard Varco，1912—2004）遇到了一个叫杰奎琳·约翰逊（Jacqueline Johnson）的女孩，她患有房间隔缺损，心脏听诊有杂音。这个孩子在其短暂的生命里反复生病（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多数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发育差，现在其心脏已经病态地增大。他认为如果任由病情发展，杰奎琳也一定会同其他许多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一样，很快就在绝望中走向死亡。既然在劫难逃，还不如尝试一下最新的治疗方法，当维克向约翰逊的家人建议也许刘易斯可以用手术救这个女孩一命的时候，我想没有任何家长会有一分钟的迟疑，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建议。

这一重大手术的时间是1952年9月2日，在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手术室里，手术台上的术者是刘易斯，两位助手分别是理查德·维克和克拉伦斯·沃尔顿·李拉海（Clarence Walton Lillehei，1918—1999）。李拉海是刘易斯的同窗好友，在学生时代，他们共同学习进步，课余时间里一起度过了很多个烂醉如泥的美好日子。正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如此重要的一个手术，怎能少了好友的相助呢？

杰奎琳躺在变温毯上，体温开始缓缓下降，2小时40分钟之后，当其体温达到26℃时，其心率已经由原来的120次每分降低到60次每分。刘易斯开始打开杰奎琳的胸腔，阻断了全部进出心脏的大血管，切开右心房，探查，谢天谢地，诊断无误，确实是个房间隔缺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误诊远不像今天这么罕见，一旦出现意料之外的复杂畸形，医生很可能无法将患儿活着带出手术室。刘易斯开始麻利地飞针走线缝合这个缺损……时间滴滴答答地走过，当已经过去4分钟时，所有参与手术的人都不免有些紧张，因为如果是在正常体温的条件下，这个时间范围内患儿的脑细胞就已经开始死亡了。当刘易斯最后修补完房间隔缺损，开始关闭心房的切口，打开阻断的血管，重新恢复心脏跳动时，全部用时为5分30秒。刘易斯完成了对该患儿心脏实质缺损的确切修补缝合之后，再循常规关闭其胸壁，最后将患儿置入温水盆中逐渐复温，这大概是杰奎琳唯一一次不是为了洗澡而被泡进一个温水盆中。

手术顺利结束之后，杰奎琳被推出手术室返回病房。这个幸运的孩子，在没有现代外科术后重症监护帮助的情况下，依然得以顺利康复，并于11天之后痊愈出院，她的心脏杂音消失了。随访33年后，病人健康状况良好，她育有两个孩子，甚至还做过木匠。

尽管这场低温停循环的暗战以刘易斯率先取得成功而告一段落，但比奇洛并没有因落败而感慨“既生瑜何生亮”，反而为他的理论在临床应用中被证明有效而感到十分高兴。不过，当刘易斯宣称自己是“破冰之举”（broke the ice）时，比奇洛还是忍不住要甩他一句“厚脸皮”（cheekily）。

第一例心内直视下手术的成功，为人类最常遇到的先天性心脏畸形提供了一个可治愈的方法，开启了心脏疾病治疗的新时代。这一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心外科同道的热情，甚至很多原本冷眼旁观的外科医生也跟着热血沸腾，他们纷纷采纳了这项技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医生们运用直视下心内手术治疗了大量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缺陷。多伦多和丹佛的治疗中心成了开展和使用这一技术的翘楚，并在婴幼儿的心内直视手术中报道了惊人的低死亡率。多伦多总医院比奇洛的团队在1953年到1960年共实施心脏手术50例，死亡率10%，而多伦多儿童医院的威廉·T.马斯塔德（William T.Mustard，1914—1987）团队在此期间共实施心脏手术95例，死亡率仅为2.1%，好一个后来者居上！也可能是比奇洛团队所治疗的病人以成人为主，部分病人在手术时病情已进入终末期，因此死亡率高于儿童病人。

在采用低温手段进行心脏手术的后继者中，又以亨利·施万（Henry Swan，1913—1996）的成就最为出众。他利用这一技术成功地开展了多项手术，并完善和发展了心肌保护和空气栓塞预防等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是心脏外科中的核心宗旨。总之，应用低温直视下修复简单的心脏畸形，为发现并实施复杂的心脏外科手术提供了经验。尽管亨利·施万乐观且拥有远见，但他还是清楚低温心脏直视手术在心脏外科的应用局限。当他试图修复法洛四联症合并肺动脉狭窄（B-T分流只能缓解症状，而亨利·施万试图根治疾病）时意识到，共存如此多畸形的情况下，是无法在中度低温流入道阻断8分钟的时限内完成修复的，甚至像室间隔缺损（其复杂程度在房缺之上，法洛四联症之下）之类的畸形，也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修复，更复杂的修复需要一种新颖的方法。

由于处理更具挑战性和复杂性的病变接连遭遇失败，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许多外科医生开始对以现有的技术纠正更复杂的心内病灶变得谨慎。而作为低温时代最伟大的理论奠基者和实践者的比奇洛则相信，也许完善使用低温的手段，可以使停止血液循环的时间安全地突破几分钟的限制，延长到几小时。但当他将实验用狗的心跳停止的时间继续延长时，大部分狗都死掉了。例外的实验动物是土拨鼠，这种小动物在实验室的条件下体温可以安全地降低至3~5℃，心跳整整停止2小时也可以保持不死，看来这种有冬眠习性的动物体内含有某种特殊的物质，可以使其耐受低体温及缺氧的能力大大加强，那么如果找到这种物质并将其提取出来用在人身上，是不是就可以满足进一步进行复杂心脏外科手术的时间要求了呢？为此，比奇洛暂时停止了自己的全部外科手术，一头扎进实验室专注于土拨鼠的冬眠研究，希望为心外科的发展找到突破口，这一回，他能再有所创建吗？ 22ZqEtIqdBypIRvZ5wI72X8nRw7yRRq/GW8z1s3ukcp0F5iK3mZt57gZdab2Y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