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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普通的王子到君临天下的帝王，李隆基走向皇位的过程，充满了坎坷和曲折。在谋取皇位的过程中，李隆基身边聚集了不少人才，这些人才也正是他政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功臣。
现在李隆基当上了皇帝，他会怎样对待这些功臣呢？这些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功臣，会很识趣地功成身退吗？
上一章讲到，先天二年（713）七月，李隆基政变成功，当了真皇帝。十月，他又借着打猎的契机，得到了一个好宰相姚崇。
现在政事渐入正轨，李隆基真是踌躇满志。为此，他特意改年号为开元。从这个年号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玄宗下定决心，要掀开历史的新篇章了。
可是，当时的政治千头万绪，要想开创一个崭新的政治局面，到底应该先走哪一步呢？李隆基和姚崇君臣两个，把第一步棋下在了功臣这里。要想让政治走上正轨，必须先拿功臣开刀！
为什么拿功臣开刀呢？李隆基靠两次政变夺取天下，功臣们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一旦政权建立，功臣就成为维护稳定的障碍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功臣太有才了。但这种才不是治理国家的才华，而是所谓“临大难”“建奇功”的才华。这样的才华能够在政治变更的时候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一旦政权稳定下来，不再需要奇谋密计的时候，他们的才华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本来，功臣没有用武之地也没关系，如果能够安分守己，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也并无不可。但要命的是，有才华的人往往不安分，一旦才华无从施展，他们就会在心理上产生空虚感，就会没事找事。
找什么事啊？最适合他们干的事就是政变了。只有政变才能把他们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只有他们才能让政变尽善尽美。功臣和政变，简直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功臣往往政治节操不好，今天可以为你服务，明天也可以为他服务。其实，说白了，他们就是在为自己的才智服务。唐玄宗的功臣之一崔日用说过，“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专守始谋”，这话很能说明功臣的一般状况。
功臣善变，那么，当时玄宗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稳定。从武则天末年到开元元年，八年的时间爆发了大大小小五次政变，换了五个皇帝。玄宗本人也是通过政变才当上皇帝的，在这种情况下，他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避免别人再搞政变推翻自己。换句话说，在当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想要稳定，而功臣最大的特点就是善变，这不是矛盾吗？功臣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怎么处置他们呢？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王琚。此人我们讲过，是个纵横家，也是李隆基当太子的时候结交的亲密朋友，在铲除太平公主的政变中立过大功。王琚为人诙谐幽默，李隆基特别喜欢。唐朝人朋友之间都以排行相称，王琚排行第十一，所以李隆基就管他叫王十一，即使李隆基当了皇帝之后也是如此。王琚是唐玄宗搞政变最重要的谋士之一，只是因为资历太浅，所以玄宗没让他当宰相，而是当了中书侍郎。尽管如此，玄宗还是每天都把他叫进宫里，参与政事，同时陪吃、陪玩、陪讲笑话。王琚每天一上班就到宫里报到，直到日落西山才出来。如果赶上休息日，玄宗还专门让宦官到他家里去请他，简直是一刻都离不开王琚。王琚和皇帝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宰相都长，影响力也大，所以当时号称“内宰相”。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琚得宠，全家都跟着沾光了。玄宗的王皇后专门派宫里的女官去慰问王琚的母亲，赏赐的东西更是不计其数，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赐赉接足”。皇帝这么宠幸，搞得王琚的老母亲心里都不安了，她对王琚讲：孩子啊，咱家祖祖辈辈都没当过大官，现在你这么招摇，是不是太过了？可以看出来，王琚是一个朋友型的功臣。可是，开元元年（713）十一月，有人到玄宗面前打了王琚的小报告，说：“王琚权谲纵横之才，可与之定祸乱，难与之守承平。”这个打小报告的人是谁呀？不清楚。但是，当时功臣气焰熏天，敢在皇帝面前说他们坏话的人没有几个，所以我怀疑，这件事恐怕和姚崇不无关系。那么，玄宗听到这个意见是什么反应呢？他马上就和王琚疏远了。没过几天，就让王琚兼任御史大夫，出巡边疆，以后更是把他贬出了朝廷。
如果说这个例子还只是怀疑和姚崇有关，那么，第二个例子就确凿无疑跟姚崇有关系了。谁的例子呢？张说。
张说在武则天时期就当过宰相，声望很高，李隆基当太子时，张说是他的老师，关系非同寻常。所以，玄宗一亲政，就任命张说当了宰相，而且是首席宰相——紫薇令（也就是中书令），地位比姚崇还高。我们上一章讲过，姚崇是带着施政纲领来的，有张说在这里，他施展不开啊！怎么办呢？
开元元年（713）十二月的一天，也就是姚崇刚当上宰相两个月，唐玄宗跟大臣一起处理完政事，宣布退朝。大臣们鱼贯而出，只有姚崇一瘸一拐，远远落在了后面。唐玄宗一看非常奇怪，问：姚爱卿，你的脚怎么啦？扭伤了？姚崇摇摇头说：我的脚没事，我的毛病在心里。玄宗一听这话说得蹊跷，赶紧屏退身边的人问：你有什么心病啊？姚崇说：陛下，我前两天看见张说偷偷坐着车，到岐王家里去了！到岐王家干什么去了？没人知道。但是，就这一句话可把玄宗吓出了一身冷汗。岐王是谁呀？那是唐玄宗的弟弟，李隆范，先天二年（713）政变中跟唐玄宗一起并肩作战立了大功。既是功臣也是宗室，身份太敏感了！张说一个宰相，没事找岐王干什么呀？要知道，唐玄宗是以藩王的身份被立为太子，又当了皇帝的，有自身的成功经验在先，他对大臣和藩王之间的结交特别敏感。现在宰相张说私自会见岐王，他当然要怀疑了。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张说去见岐王，是不是真的想搞阴谋呢？不一定。因为根据史书记载，岐王好学工书，尤其喜欢文人，所以跟文人关系非常好。张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也许两个人就是谈谈文学。当然，还有可能是张说看到姚崇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而功臣的处境日益艰难，想找岐王发发牢骚。不管怎么说，两个人搞阴谋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有一首古诗说得好：“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张说可能心里没什么，但是，他这样做就有嫌疑了。有了嫌疑，也就不能在朝廷里待下去了。马上，玄宗就把张说贬官了，贬为相州刺史。张说贬官之后紫薇令由谁担任呢？当然是姚崇了。这样一来，姚崇成了首席宰相。
看了这个故事我们可能觉得姚崇有点不地道，他通过告密，把别人挤下去，自己取而代之，这不是小人行为吗？
再看第三个例子，会发现姚崇身上的权诈色彩更重了。
魏知古为先天政变提供了导火索，所以也是政变功臣。魏知古开元初年官至黄门监（也就是门下侍中），基本上算是和姚崇地位相当的宰相。但是，姚崇非常看不起他。因为魏知古是小吏出身，这在唐朝可是一个大缺陷。所以魏知古虽然工作做得不错，但是每上升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在魏知古往上爬的过程中，姚崇曾经帮过他的忙。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有一句古语说得好：“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之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教导人施恩要忘掉，受恩要记好。可是非常遗憾，姚、魏二人都没达到这个道德境界。姚崇始终对自己给魏知古帮过忙的事念念不忘，跟魏知古说话趾高气扬。久而久之，魏知古难受啊，所以巴不得自己没搭过姚崇这个交情，好跟姚崇平起平坐。两个人，该忘掉的记住了，该记住的又想忘掉，这就产生矛盾了。
开元二年（714）五月，因为选官的问题，两人的矛盾激化了。唐朝选官每年五月举行一次，在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分别进行。当然，长安的更重要一些。魏知古是黄门监，所以本来应该主持长安的选举工作。但是姚崇看不起魏知古，觉得他水平不够，于是请求玄宗让魏知古到东都去主持选举，长安的选举另外找人负责。这让魏知古非常不痛快。但是，没办法，也只能去了。恰好，姚崇的两个儿子当时也在东都，两个小伙子整天听父亲说对魏知古有高天厚地之恩，所以一看魏知古来主持选官，很是高兴，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一大堆都托付给了魏知古，让他罩着点。眼看着两个小伙子如此不检点，魏知古也是计上心来。等选举工作完成之后，他回到长安，把姚崇儿子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玄宗。玄宗一听也很生气，心想，你姚崇不是天天说要整顿吏治吗，自己的儿子就这副德行？！我倒要看看，你对儿子袒护不袒护！
怎么跟姚崇谈这件事呢？我们前面说过，玄宗号称“阿瞒”，是个心思深沉的人，喜怒不形于色。他并没有立刻找姚崇质问，而是找了一个没事的时候，非常悠闲地问姚崇：姚爱卿，你有几个儿子啊？人品都怎么样啊？现在在哪个部门工作？姚崇是多聪明的人啊！一听皇帝这么问，马上就明白了：魏知古刚从东都回来不久，肯定跟皇帝说什么了！怎么答复皇帝呢？姚崇略一思索，决定实话实说。他说：我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在洛阳当官。这两个孩子都没有教育好，贪财好利，也不谨慎。您既然问起他们的情况，我猜他们一定是求魏知古办事了，我还没来得及问呢。玄宗本来以为姚崇一定会替儿子掩饰，一听姚崇说得这么坦白，而且把自己的意图都猜出来了，不由得转怒为喜，问姚崇：你怎么知道的？姚崇说：魏知古当年潦倒的时候，我曾经帮助过他。我的儿子傻，以为魏知古一定会为了报答我而替他们办事，所以我猜他们肯定去找过魏知古。玄宗听姚崇这么一说，真被忽悠住了，觉得姚崇忠诚坦白，而魏知古倒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了。所以，他的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姚崇说：没想到魏知古是这样的人，他根本就不配当宰相！姚崇的目的达到了，他是不是就高兴了？如果这时候表现出高兴的样子，那就不是姚崇的为人了。听玄宗这么说，姚崇赶紧请求：陛下，您千万别这么做。臣的儿子不遵守法度，坏了选举的规矩，您不问他们的罪已经是开恩了，要是再因为这件事贬了魏知古，天下人肯定说您偏向我，那会影响您的盛德啊！玄宗一听，感动得无以复加，虽然当时没说什么，但是，没过几天，还是把魏知古贬官了。
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看到在玄宗处理功臣的过程中，幕后始终活动着姚崇的身影。姚崇为什么要对功臣穷追猛打呢？
我举这三个例子，大家会有什么感觉呢？我想，第一个印象肯定是：原来贬逐功臣都是姚崇的主意啊！姚崇为了自己独揽大权就去整人，太不地道了！是不是呢？确实，姚崇对功臣们印象不佳。作为一步一个脚印当上宰相的正统派官僚，姚崇比较讨厌靠奇谋密计突然崛起的功臣。而且，作为一个鹰派的宰相，姚崇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政治权力。因此，凡是对他专权构成威胁的大臣，姚崇都有除掉的心思。不仅我们举的这三个贬斥功臣的例子和姚崇有关，其他著名的功臣，如刘幽求、钟绍京等人在开元初年贬官，也都与姚崇有关。为了打击这些功臣，姚崇确实没少耍手腕，阴谋阳谋都有。说姚崇是一个有权谋的人，并不算是冤枉他。但是，贬逐功臣是不是仅仅是姚崇出于揽权需要的个人行为呢？那倒不然。事实上，姚崇的这些行为都得到了玄宗的首肯。如果没有玄宗的认可，单凭姚崇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这么多宰相级别的大臣纷纷让路啊。玄宗不是昏君，他这么做，绝不是受了姚崇的蒙蔽，而是表明，他清楚地知道功臣对稳定政局的不利影响。
开元五年（717），姚崇已经不再担任宰相的时候，玄宗又解除了他的另一个宠臣姜皎的官职。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玄宗说：“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意思是说，历史上功臣就两种命运：一种像西汉的功臣那样，因为手握大权而被杀了头，如韩信；另一种情况则是南阳故人，即东汉的功臣们，因担任闲职而保全了自身。确实，在历史上，功臣不是被杀，就是被解除权力。贬官总比杀头好，这也算是玄宗的夫子之道。
通过玄宗和姚崇的努力，几年之间，一些主要的功臣都赋闲回家或者被贬至地方了，功臣对政治造成的威胁基本解除。可是，唐玄宗要想坐稳皇位，仅仅解决功臣集团还是不够的，还有一支力量也必须加强防范，那就是宗室。一心想稳定皇位的唐玄宗早就想到了这一点，那么，他会怎么做呢？
如果说功臣造成政局不稳是因为性格的话，那么，宗室之所以能造成政局不稳，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什么身份呢？皇位候选人的身份。咱们说过，李隆基排行老三，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这两个哥哥中，老大宋王成器是唐睿宗的嫡长子，身份高贵，当年李隆基当太子时，大哥成器就是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两个弟弟也不一般，岐王和薛王都曾追随李隆基一起搞先天政变，立了大功，既是功臣，又是宗室，身份也非同寻常。此外，李隆基的堂兄，章怀太子的儿子李守礼，因为是唐高宗的长孙，也是时人瞩目的对象。李隆基是以庶出第三子的身份当的皇帝，这始终是他的一个隐痛。在一个政变频繁的时代，这些兄弟即使自己没什么想法，也容易成为野心家的工具。所以，要想稳定政权，这些潜在的皇位候选人就要安置好。
如果说安置功臣，李隆基主要借助了姚崇的力量，那对付兄弟，玄宗就是经验丰富、自有心得了。他一共采用了四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加强感情笼络。说白了就是一个原则：办公时间是君臣，下班时间是家人。每天上朝的时候，在朝廷上固然要行君臣之礼，但是一回到宫里，李隆基就把规矩给免了，和普通百姓一样，行家人礼。见了大哥、二哥，玄宗都要规规矩矩地下拜，从来不摆皇帝的架子。玄宗兄弟都爱玩儿，也会玩儿，所以，李隆基每天退朝之后，都要安排时间和兄弟们一起喝酒、打球、斗鸡，或者到郊区打猎，这是武的方面。文的方面呢，玄宗兄弟又都有才，整天在一起谈诗论赋不算，还组织了一个皇家小乐队，李隆基当然是打羯鼓，大哥成器吹笛子，四弟岐王隆范弹琵琶，业余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
是人就难免生病，而人在病中，也最容易感念别人的好处。每次兄弟们生病，玄宗都要亲自照料，有一次，五弟隆业生病，当时玄宗正在上朝，不能亲自去照看，他就不断地派使者去看望，一会儿的工夫，使者就打了十个来回。退朝之后，玄宗赶紧赶到隆业的身边，亲自给他熬药。当时熬药是用明火，一阵风吹过来，把玄宗的胡子烧着了。这还了得！左右的侍从大惊失色，赶紧扑过来灭火。玄宗长叹一声，说：只要五弟吃了这药能好，我的胡子都烧光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人都是有感情的，皇帝能这么做，兄弟也都很知足。因此，虽然偶尔也会有岐王隆范接待张说这样不太检点的事发生，但是总的说来，玄宗的兄弟都还算安分守己。不过我们也说过，人的感情是不稳定的，难以依恃，所以，除了感情笼络之外，还必须找到更稳妥的办法。
所以玄宗的第二个办法就是，生活监视。咱们不是讲过玄宗在当太子之前和兄弟们一起住在长安城兴庆坊（原名隆庆坊）的五王宅里吗？现在玄宗是皇帝了，按照传统，这个坊就属于龙兴之地，不能再住人了。几个兄弟也很知趣，赶紧上表，请求把兴庆坊建成兴庆宫，他们搬家。玄宗一听非常高兴，说搬家可以，但是你们千万别搬远了。玄宗就在兴庆宫周围给他们建了房子，每座宅子都在兴庆宫的视线之内。在兴庆宫里，玄宗还建起一座高楼，唤作花萼相辉之楼，意思是我们兄弟像同一朵花的花瓣一样彼此辉映。玄宗每天都要登上楼去眺望兄弟。这眺望是亲情，但也是监视。
有一次，玄宗眺望的时候，发现大哥在读一本书。当时正值夏天，李成器读得挥汗如雨、津津有味。玄宗看着看着，忽然很紧张，他读什么书这么有兴趣啊？赶紧派人去探问。一调查才知道，大哥研究的不是兵书，也不是占卜书，而是一本龟兹乐谱。玄宗这才放下心来，连声说：天子的兄弟就应该如此！有了花萼相辉楼这个瞭望哨，兄弟们的生活状况尽收眼底，玄宗的心更踏实了。
但是，这样的监视只能起震慑的作用，还不够严密，如果人家躲在屋子里搞阴谋，你在楼上不可能发现啊！怎么才能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呢？玄宗的第三个办法就是派诸王出镇地方。这是唐玄宗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姚崇就出过的主意，后来因为太平公主的阻挠没能实行。现在，姚崇当了宰相，旧事重提，说：现在您的统治刚刚确立，还不稳定，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让几位王爷离开朝廷吧，这也是对王爷们最大的爱护。玄宗一听有道理，马上批准。
开元二年（714）六七月，几个王爷都到地方去了。其中，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豳州刺史，豳王守礼兼虢州刺史，岐王范（原名隆范）兼绛州刺史，薛王业（原名隆业）兼同州刺史。玄宗规定，几位刺史到任之后不负责具体州务，一切政务都交给僚佐处理。离开了朝廷，也就不存在和中央官僚结党的可能；担任刺史而不负责处理具体事务，也就避免了王爷形成地方势力。这样两个措施一结合，宗室对玄宗皇位的威胁也就解除了。
第四个办法是制定制度，限制诸王和外人结交。我们不是讲过岐王隆范和张说私自会面的事吗？张说还因此被贬了官。开元八年（720），岐王隆范又犯同样的错误了。这一次，他和自己的妹夫、驸马裴虚己等人一起游宴，席间，裴虚己居然拿出一本谶纬书，让大家传观！所谓“谶纬”就是政治预言，这哪是一个王爷应该看的！这件事反映到唐玄宗那里，玄宗把裴虚己和其他几个参加宴会的人都贬了官，但是，并没有追究岐王隆范的责任，相反，还安慰他说：“我兄弟友爱天至，必无异意。只是趋竞之辈，强相托附耳。我终不以纤芥之故责及兄弟也。”话虽这么说，但是，在此之后，唐玄宗还是发布敕令：“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有了这样的制度，诸王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对皇权的威胁自然就解除了。
唐玄宗为了稳定自己的位置，不但疏远了功臣集团，还控制了兄弟们的活动，基本做到了防患于未然，滴水不漏。在此过程中，姚崇和玄宗配合默契，也是出力多多。那么，我们该怎么评价这对君臣的行为呢？
首先，不可否认，无论是玄宗还是姚崇，都有其权诈的一面，这是专制皇权之下，政治家性格的必然组成部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在处理功臣和宗室的问题上，他们也都维持了基本的人情。
举两个例子：刘幽求和钟绍京贬官之后，颇为不满，说了好多对皇帝不敬的话。中国古代讲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大臣怎么能抱怨皇帝呢？马上，这两个大臣就被抓起来了，放在中书省（紫薇省）审判。紫薇省的长官就是姚崇，把这两个人贬官也是姚崇的主意，现在姚崇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是不是就要置之于死地呢？没有。姚崇对玄宗说：“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虑惊远听。”意思是说，刘幽求他们都是功臣，一下子让他们担任闲职，思想上转不过弯来，有点失望，这是人之常情。他们都是国家重臣，如果因为这点事就被下狱的话，恐怕大家都会寒心的，也容易引起政治混乱，所以还是要三思而行。玄宗一听有道理，就没有法办这两个人，而是把他们贬到地方去了。这是姚崇讲人情的地方。
再看玄宗，他固然防范兄弟，但是，终其一生，玄宗并没有为难兄弟。所以，他的几个兄弟都是花天酒地，寿终正寝。更有趣的是，玄宗为了表达对兄弟的深情，在几个兄弟死后，都追赠他们为太子。其中，二哥申王成义（后改名搠）赠惠庄太子，岐王范赠惠文太子，薛王业赠惠宣太子，大哥宁王成器（后改名宪）更是追赠为“让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此一家。试想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兄弟都死于利箭；唐中宗的四个儿子，也无一善终。唯有唐玄宗兄弟相保，共享富贵，这不就是唐玄宗深情的地方吗？
玄宗和姚崇这样做是不是假慈悲呢？我觉得不是。事实上，政治终究是人的政治，完全不讲人情的政治一定是难以长久的，好的政策必须建立在了解人性、尊重人情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恰恰就是玄宗君臣在处理问题时表现出来的这种宽仁之气和有理有利有节的作风，才让人们看到了雍容和谐的盛世曙光。
现在，通过玄宗君臣的努力，皇权的威胁解除了，武则天晚年以来长期动荡的政治局面也终于扭转过来，社会发展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那么，玄宗君臣下一步又将怎么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