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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福轩教室悬挂着一条长幅，临摹的是《白石神君碑》其中的一段：
经国序民，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有二义，或祈或报。
报以章德，祈以弭害。古先哲王，类帝禋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在王贤青和张彤的帮助下，得知是清代书法家吴熙载的作品。《白石神君碑》表述的是祭祀祈祷之意，人们把对风调雨顺的渴望，幻化为对山川的祭拜，对人格化的山神、龙神的崇拜，期待山川能兴云致雨、滋养万物。
凝望长幅，会联想到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先人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思考与解答时，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关系。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特质》中说：
天地和合是一大生命，道是生命进程，在其进程中，演化出人类小生命。在人类生命中，又演化出中国人。所以说，中国一人，天下一家。
中国传统文化将“天人合一”的整体意识强化，并形成了整体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指出：“中国思想之思维方式为并联思考。”张世英先生更是从中西哲学的对比角度探讨这一主题，指出：
人和世界的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客二分，一类是天人合一。第一类，人把世界当作我使用的对象，世界是为我所服务的，人和世界处于彼此外在的关系之中。第二种，这里的“天”指自然，人与世界浑然一体，完全融合。西方哲学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第一种：主客关系，就是我是主体，外界的关系是客体，强调的是主体性、自由，叫作主体性哲学。中国哲学是长期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为主导的。
在张世英先生看来，“世界哲学对主客体的认识也分了三个阶段，即从浑然一体的、原始的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再到高级的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提倡尊重自然，强调天人合一，自有高远的境界”。
在2018年北京大学主办的“世界哲学大会”上，张世英先生在做以上主题发言时特别指出：“网络世界有两个特点，既强调自我的自由、独立，又强调万物一体，所以它是一种后主客二分式的天人合一，我觉得这是中国思想文化走向未来的一个光明的前景。”
我的导师苏东水先生则将沉淀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注入当代管理学的科研与应用中，提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东学”核心理念，率先融合东西方管理理论并提炼创新，逐渐建成了东方管理学的一套完整体系，开创了东方管理学派。
亨利·伯格森（Henri L. Bergson）说：“现在并不多于过去，结果早已存在于动因。”我之所以有机会探讨组织管理的协同共生论，同样是因为内在秉性里所积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我并不知道这长幅为什么会悬挂在致福轩教室里，但我情愿把它理解为一个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