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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福轩教室是在修复朗润园时紧邻致福轩会议室拓展而成的，它背靠着致福轩会议室，面向第三庭院。
这个结构设计令人惊喜：融合与建构，也是我对我们与伦敦大学学院（UCL）MBA项目的看法。对这个项目的理解，我还藏着一个暗自开心的理由，那就是我所喜欢的泰戈尔曾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
泰戈尔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他对生活的挚爱以及对死亡超乎寻常的认识，通过无私善行的实践与无限者的活动，以获得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说：
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佛陀的教义是要把这种道德力量修炼至最高程度，要懂得我们的行动范围不应束缚于狭小的自我领域内。
当佛陀沉思使人类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的途径时，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真理，即当人类通过把个别融合于普遍而获得最高的目标时，人类就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泰戈尔教会我从一切处去体会个体和整体的联系。
泰戈尔给我另一个深刻的影响是对教育的理解。“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解释意义，而在于去敲那心的门。”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内心中总会浮现出泰戈尔和他创办的大学：他向父亲讨要到一块地，开办了教育中心，甚至不惜贡献自己获得的诺贝尔奖奖金，到处行乞，只为把学生培养成他期待的样子。“孩子们在这儿欢快地奔跑、爬树，清脆的笑声在天空回荡……见此情景，我觉得他们得到了极其珍贵的东西。”这极其珍贵的东西，就是儿童叩开了“爱”的心门。
是啊，拥有知识的人要更加懂得爱，懂得对生命的爱、对生命的敬畏，这是人类趋于和谐美好的根本之道。我以泰戈尔的思想去理解教育，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
泰戈尔对佛陀推崇备至，其思想基调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又不同于传统的印度哲学，季羡林如此评价他，泰戈尔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泰戈尔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或许在UCL的学习中被再度强化。
我曾以游客的身份拜访牛津与UCL。走进牛津，安静与喧哗集于一身的感觉很奇特。牛津镇上的步行商业街人头攒动，最有意思的是中西旅游团的差异：中国来的是儿童游学团，我们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就遇到五个团；外国团却全是爷爷奶奶辈的游客，这个反差真是很大。离开步行街走进各个学院、图书馆，牛津严谨而端庄的一面呈现了出来，这是我喜欢的牛津的样子。
走进UCL，望向黄昏阳光洒落在罗马式石柱上的瞬间，我恍惚走入了柏拉图的圣殿，也因其在市中心，又有点苏格拉底在广场辩论之感，这独特的感受属于UCL，还是让我有点惊讶。当我了解了这所大学的历史，又觉得这感受亦属正常。UCL可以说是启蒙思想的产物，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英国对科学的需求急剧增加，大学纷纷建立，同时，平等思想也在进一步地传播。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1826年伦敦第一所大学UCL创办，摒弃了教会学校的陈规旧制，倡导理性主义与教育平权。这些创校的精神，不知道对泰戈尔有多大的影响呢？
当我们和UCL合作MBA项目之后，我一直希望能再去一次UCL，跳出游客的旁观立场，重新去领略这所大学的理性主义、多样性和共同进步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