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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那年，我经历了个人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我在波士顿长大，是家中的长子。我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父亲是哈佛大学教授，母亲是语言学家、钢琴家和教师，是他们的鼓励让我对求知充满热情。从一所很好的中学（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毕业后，我进入了一所很棒的大学（哈佛大学）。我在学校里如鱼得水，每门课都成绩优异，本科期间就已完成了两项实验研究项目并发表了相关成果，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拿到学位。受到投身于医学的父亲影响，再加上愉快顺利的本科阶段研究经历，我决定攻读生理学实验科学方向的博士。1958年9月，我进入当时生理学专业排名数一数二的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到剑桥大学读书对我来说还有其他的吸引力，包括第一次远离家乡，可以去欧洲旅行，还有说外语的机会，那个时候我已从书上习得6门外语。
很快我就发现，比起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和哈佛大学的课程，甚至是我在本科时期的研究经历，英国的研究生学业要难得多。我在剑桥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出色的生理学家，他正准备研究电鳗中电流的产生，我们共用实验室及办公室。导师让我测量带电粒子（钠离子和钾离子）在电鳗的发电细胞膜之间的跨膜移动，我需要先设计实验所需的设备。可我向来笨手笨脚，就连制作简易无线电这种高中生的作业，我都无法独立完成。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设计一个研究电鳗细胞膜的反应室，更不用说和电力相关的复杂设计了。
为了使我能到剑桥大学读书，我在哈佛大学的研究导师在推荐信中给予我极高的评价。但此刻，我和导师都意识到，我要让他失望了。我在研究上帮不上导师的忙，他把我转到了一个独立的实验室，让我自己想一个研究项目。
我努力寻找一个适合自己这种技术菜鸟的项目，最终锁定了胆囊对钠和水的输送作用的研究。胆囊是一种简单的囊状器官。这一项目对技术的要求很初级：我只要每隔10分钟把充满液体的鱼胆囊悬挂在一个精确的天平上，称量胆囊中水的重量就可以了。我肯定能做到的！胆囊本身意义不大，但它是上皮组织的一部分，这种组织还包括更为重要的器官，例如肾脏和肠道。到1959年，研究表明，包括胆囊在内，传送离子和水的所有已知的上皮组织都会在传送带电离子的过程中产生电压。但是，无论我怎么试着去测量胆囊中的电压，得到的读数都是0。那个时候，毫无疑问的是，要么是我连探测胆囊电压（如果有的话）所需的最基本的技术都不具备，要么是我在实验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破坏了上皮组织，使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无论是哪种原因，我再次尝到了作为一个失败的实验生理学研究者的苦涩滋味。
1959年6月，参加了剑桥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生物物理学会会议后，我的失落感更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科学家汇聚一堂，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我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的，我感到很羞耻。我曾经是班里的佼佼者，现在却是个无名小卒。
我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科研生涯产生思想层面上的怀疑。我反复阅读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这本书似乎向我传达了一种信号：我对科学的追寻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得到其他科学家的认可。（没错，对大部分科学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动机！）我因此产生了动摇。梭罗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认为这样的动机尽是虚空。《瓦尔登湖》传达的主旨是：我应当找到自己这一生中真切的追求，而不应为虚名所累。这加深了我对自己是否要在剑桥大学继续从事科研的疑虑。不过，离做决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暑假过后，我的研究生第二学年就要开始了，如果选择继续科研道路，我就得重新注册。
6月末，我去芬兰度假。这一个月的经历既精彩又深刻，我在下一章会详细讲述。第一次到芬兰，我没有借助书本，仅仅通过倾听周围的人说话并与他们交流，就学会了高深又美丽的芬兰语。我喜欢这门语言。学芬兰语对我来说有多满足，多有成就感，做生理学研究对我来说就有多挫败。
在芬兰的最后几天，我正式考虑放弃我的科研生涯，确切地说是彻底放弃学术之路。我对语言的热爱和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天赋使我想去瑞士，在联合国当一名同声传译译员。这意味着我要彻底与科研生涯、创新性思维告别，要与我曾幻想过的、如同父亲那般的学术声誉告别。做译员的收入不高，但至少我会在做一件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这场个人危机在我从芬兰返程时达到高潮，那时我和父母（我们已有一年未见）相约在巴黎共度一周，我向他们坦白了自己在科研道路上的困惑和思想方面的疑虑，还有想成为一名译员的想法。我想，目睹我的迷茫和惨况，他们一定很痛苦。幸运的是，他们用心聆听了我的困惑和疑虑，但并没有贸然替我决定接下来该如何做。
我的这场危机在一个早上得到了解决。当时，我和父母坐在巴黎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再一次直面我应该放弃还是坚持从事科研的问题。最终，父亲没有对我施压，而是温和地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认为，我确实对自己的科研生涯产生了困惑，但这不过是我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我对胆囊的研究也才进行了几个月，现在就放弃原本计划好的事业未免有些为时过早，不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回到剑桥大学，再花半年时间去尝试解决胆囊研究的问题。如果还是不成功，我可以在1960年春放弃科研这条路。此刻，我无须做出一个无法回头的重大选择。
父亲的建议对我来说，仿佛绝渡逢舟。我有了一个不错的理由来推迟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再试半年），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推迟做决定不会把我禁锢在科研道路上，半年后我依然能选择做一名同声传译译员。
尘埃落定。回到剑桥大学后，我开始了第二学年的学习，继续做我的胆囊研究。我终生感激生理学系的两位年轻的教职人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解决了实验中的技术问题。其中一位确认了我测量胆囊电压的方法并无缺陷。在适当条件下，胆囊的确会产生可以测量的电压，也就是所谓的“扩散电位”和“流动电位”。但是，由于胆囊在传送水和离子时正负离子相当（这在当时已知的上皮组织传送过程中是独一无二的），造成净电荷为0，因此未能产生传送电压。
我的研究结果逐渐引起其他生理学家的兴趣，也让我自己感到兴奋。随着胆囊实验的成功，关于想要得到其他科学家认可的思想上的疑虑也烟消云散。我在剑桥大学待了4年，完成了博士学位。之后我回到美国，在生理学领域获得了很好的教职（开始是在哈佛大学，后来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一边做研究，一边教书，成为非常成功的生理学家。
以上便是我的首次重大职业生涯危机，这是个人危机当中常见的一种类型。当然，这不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危机。后来，我大约在1980年和2000年分别经历了两次相对缓和的职业生涯危机，涉及我研究方向的转变。随后，我又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第一段婚姻在持续了7年半之后告终。第一次职业生涯危机的特点在于，那是我所独有的经历：我怀疑，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其他人会经历这样一场在胆囊生理学研究和同声传译之间做抉择的危机。不过，我们也会看到，我在1959年所遇到的问题总体而言就是一场典型的个人危机。
本书所有的读者几乎都曾经历或是将会经历与我在1959年相似的个人危机。当身处其中时，你没法停下来思考“危机”的学术定义，但你明确地知道自己身处危机当中。当危机过去，你终于有时间回顾时，你可能会把它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况：你发现以平日应对问题的方法难以克服此时面临的重大挑战，因而你试图找到新的应对方法。像我一样，你会对自己的身份、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怀疑。
毋庸置疑，个人危机产生的形式、缘由以及发展轨迹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个人危机始于一个出其不意的冲击，比如深爱的人突然离世，在未被提前告知的情况下突然被解雇，遭遇严重的事故或自然灾害。这些冲击带来的损失之所以会引发危机，不仅仅是因为损失本身的实际影响（例如失去配偶），还因为它所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以及人们对世界的公平正义信念受到冲击。对椰林俱乐部大火中遇难者的亲属和好友来说，正是如此。还有一些个人危机是因为问题逐渐累积，直至最终爆发，比如一段婚姻关系瓦解，自身或亲友患上严重的慢性病，还有那些与金钱或职业相关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是发展式危机，它们通常会出现在人生命中主要的过渡时段，比如青春期、中年、退休以及晚年。举个例子，身陷中年危机的人会觉得人生的黄金时期已然过去，只能试图从余生中寻找满足感。
上述是个人危机的不同形式。引发个人危机的最常见的原因是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例如亲密关系分崩离析，与伴侣之间因为存在很深的矛盾而开始思考是否应该维持这段关系。婚姻关系的破裂往往让人扪心自问：我做错了什么？他/她为什么会离开我？我怎么就做了这么糟糕的选择？下一次我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我还会有下一次吗？如果我和最亲密的人或自己所选择的人都处理不好关系，我还有什么事情能做好？
除人际关系问题之外，另外一种常见的引发个人危机的原因是珍爱之人生病、去世，或个人健康、职业、财务安全状况发生变动。还有一些个人危机与宗教有关：一生虔诚的信徒可能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相反地，无神论者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某种宗教吸引。然而，这种种不同的危机有一个共同之处：不管引发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当前应对生活的方法已经不管用了，必须找到新的方法。
和许多人一样，我对个人危机的研究兴趣最初来自发生在我和我的亲友身上的危机。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妻子玛丽的职业进一步加深了我的这一兴趣。她是一名临床心理师。我们结婚的头一年，玛丽在一家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实习，这里有一个为陷入危机的当事人提供短期心理治疗的诊所。当面临无法自行解决的巨大挑战时，因不堪重负而身陷危机状态的当事人会登门拜访，或打电话给诊所寻求帮助。每当诊所的门被打开，新的当事人走进来，或者是前台的电话响起，当事人开始说话的时候，心理治疗师并不能预先得知这个人所面临的具体的问题。但他们知道，如同之前接待的其他当事人，这名当事人也正处于一种严峻的个人危机状态，原因是他意识到自己既有的应对生活的方法不再有效。
心理健康中心提供的危机治疗方案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结果。最不幸的情况是，一些当事人自杀或自杀未遂。还有一些当事人因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新的应对方法而重蹈覆辙，最终可能会被自己的悲痛、愤怒或挫败击垮。最好的情况是，当事人找到了全新的、更好的应对方法，在经历危机的洗礼之后变得更为强大。中文中的“危机”一词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结果。“危机”一词中，“危”的意思是“危险”，“机”的意思是“至关重要的时刻”“关键点”“机会”。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言当中有类似的表达：“凡杀不死我的必会使我更强大。”无独有偶，丘吉尔也说过：“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
那些旨在帮助人们度过严峻的个人危机的治疗师观察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危机发生后的6周时间是关键过渡期。在这个短暂的过渡期内，我们会反思自己的固有信念，比起此前漫长的相对稳定阶段，我们更能接受个人变化。尽管我们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悲伤、痛苦、失业或者愤怒的状态，但我们必须要在这6周内找到一些应对危机的方法。在这6周内，我们要么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应对路径（这条路径最后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要么死守早已不通的旧路。
当然，这些对个人危机的观察不代表我们的生活遵循一种过度简化的模式：（1）受到冲击，开始6周倒计时；（2）承认既有应对方法的失败；（3）探索新的应对方法；（4）6周时间一到，要么放弃失败的尝试，重回旧路，要么成功解除危机，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现实不是这样的，生活中的许多转变是渐次展开的，而非突发性的。许多迫在眉睫或日趋严重的问题在变成危机压垮我们之前就被成功地识别并解决掉了。甚至有些突发式危机会有漫长的恢复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年危机，尽管身陷中年危机的人起初对生活的不满是突发式的，并且会很急切地寻求解决方案，但实际上要解决这样的危机得花上许多年。况且，危机的解除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例如，因不想离婚而努力解决分歧的夫妻可能在未来再次面临相同或相近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在解除了一种危机后，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危机，我就是这样。不过，这些事情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应对危机的进程确实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治疗师是如何帮助身陷危机的人的呢？传统的长期心理治疗法通常通过了解当事人儿童时期的经历找寻问题根源，但这不适用于危机治疗，因为这太慢了。危机治疗主要关注当下的危机本身。椰林俱乐部大火后，精神科医师埃里克·林德曼率先使用了这种治疗手段。当时，波士顿各大医院的医疗人员要打一场医学上的硬仗——拯救被严重烧伤，甚至命悬一线的患者。同时，他们还要应对心理学领域的挑战：如何安抚众多遇难者的亲友和幸存者，此时这些人正在被悲痛或愧疚吞噬。这些濒临崩溃的人问自己：为什么上天会允许这场灾祸发生，为什么至亲至爱的人被烧死、踩死或者窒息而亡，自己却苟延残喘。有一名在大火中失去了新婚妻子的丈夫，因为自己把妻子带去椰林俱乐部而自责，在内疚中跳窗殉情了。当外科医生竭尽全力去挽救在火灾中受伤的病患时，心理治疗师能为在这场大火中遭受心灵创伤的人做些什么呢？这正是椰林俱乐部大火给心理治疗领域带来的一场危机，也正是这场大火催生了危机治疗法。
面对如此多的心理受创者，林德曼医生创建了一种如今被称为“危机治疗”的方法，这种治疗方法很快在椰林俱乐部的灾后处理中被沿用，甚至延伸应用于处理其他类型的危机。自1942年起的数十年间，心理治疗师不断地摸索、研究危机治疗的方法，危机治疗已成为许多心理诊所提供的治疗项目和培训课程，我的妻子玛丽实习的诊所也在其中。危机治疗最基本的特点是，它是一种短期的治疗，以每周一次的频率持续大约6周，正好涵盖了一场危机通常最为严重的阶段。
通常，当一个人刚陷入危机时，他会觉得自己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对劲，这种感觉会把人击溃。一直陷在这种无力的状态中，人当然没办法通过行动来改变困境。因此，在首次治疗中，治疗师最迫切的目标，就是使当事人通过“划清界限”克服这种无力的状态，这也是一个人在意识到自己身陷危机后，自行应对危机或在朋友的帮助下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划清界限”的意思是，辨别一场危机当中那些确实已经出现问题的方面。这样，你就可以说：“这些是我目前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不过，除此之外的部分都是正常的。”身处危机的人在走出这一步之后常常会松一口气。这时，治疗师就可以和他的当事人就这些特定问题探讨应对之策了。相比最初不切实际地想要全然改变，并因此陷入无力的状态，此时当事人开始进入选择性改变的过程，这才是可行的。
在第一次治疗时，除了找到问题、划清界限，治疗师还关注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具体而言就是：“为什么你选择现在来到危机治疗中心寻求帮助？为什么你现在产生了这种危机感，而早些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呢？”在那些由单个的、意料之外的冲击引发的危机案例中，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显然冲击本身就是答案。但在那些爆发之前经历了缓慢的累积过程的危机案例中，或者是与漫长的人生阶段（如青少年或中年时期）有关的发展式危机中，答案并没有那么明了。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一个来危机治疗中心的女人说她的丈夫有了外遇。但实际上，她不是第一天知道这件事。那么，她为什么一年前不来，一个月前不来，偏偏决定今天来求助呢？促成她这个举动的也许是简单的一句话，也许是某个细节触碰了她的忍耐极限，也许是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事勾起了她很重要的回忆。通常情况下，寻求帮助的当事人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是现在”。但是，当答案浮出水面时，对当事人或者治疗师，又或者是同时对双方了解危机都有所帮助。在我的那场持续了一年半的职业生涯危机当中，1959年8月的第一周之所以会成为那个“现在”时刻，就是因为我要与父母见面，我必须告诉他们我是否要在接下来的一周回到剑桥大学的生理学实验室进行第二年的研究。
当然，短期危机治疗并非处理个人危机的唯一方法。我在这里讨论它，不是因为这个持续6周的短期危机治疗与国家危机的应对有什么相似之处。后者可不是靠短期内的6场全国性讨论就可以完成的。我之所以关注短期危机治疗，是因为从事该行业的治疗师积累了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并且共享观察所得，他们彼此花大量的时间就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进行研讨，并发表文章与专著。玛丽在危机治疗中心实习的那年，我几乎每周都从她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我发现，了解这些讨论对找出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很有帮助。
危机治疗师发现了至少12个影响个人能否成功应对危机的因素（见表1.1）。让我们一一查看这些因素，前面的三四个因素是在治疗之前或治疗开始的时候就不可避免会碰到的。
表1.1 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
续表
1. 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 这是开展危机治疗的前提。如果缺乏对危机的认识，人们压根儿就不会出现在危机治疗中心，也不会想着自己着手解决所面临的危机。只有在人们承认“我的确身处危机”（这也许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之后，才有可能在解决问题方面取得进展。我在1959年遭遇职业生涯危机便是因为在连续多年学业有成后碰到挫折，我体会到自己作为实验科学研究者的挫败感。
2. 主动承担责任。 然而，仅仅承认自己身处危机是不够的。承认自己身处危机后，人们的下一句往往就是：“但我之所以会身处危机都怪别人，是其他人或外在因素导致我的生活如此悲惨。”这样的自我怜悯，以及受害者心态，是人们逃避个人危机时最常用的借口。因此，在承认自己身处危机之后，人们解决危机的第二道障碍，便是主动承担责任。“没错，确实存在外在因素和其他人的影响，但他们都不是我。我无法改变其他人，我能全然控制的只有我自己的行为。如果我希望那些外在因素和其他人发生改变，我就得承担责任，有所作为，先改变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我都不采取行动的话，别人更不会主动地去改变什么。”
3. 划清界限。 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身处危机，主动承担解决危机的责任，并出现在危机治疗中心时，他第一次治疗的重点就是“划清界限”，也就是发现并界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身处危机的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束手无策。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身处危机者要审视自我，哪些方面正常运转，不需要改变，哪些方面应当抛弃或改变。我们之后将会看到，做出选择性改变也是身处危机的国家进行重新评估的关键。
4. 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 我们当中大多数成功度过危机的人都会意识到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珍贵，这些支持来自我们的朋友，以及一些互助群体，比如癌症病人互助会、戒酒互助会和戒毒互助会。常见的物质支持包括：为那些刚刚走出婚姻、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提供暂时的容身之所；为那些身处危机、暂时陷入无力状态的人提供细思明辨的建议；在获取信息、寻找新工作或新伴侣，以及重新安排托儿事项等方面提供实际帮助。情感支持则包括：做一名好的聆听者，帮助身处危机的人从千头万绪中厘清问题，帮助其重拾暂时失去的希望和自信心。
对前往危机治疗中心的当事人来说，向外界寻求支持是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首要问题之一：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当事人才会来到治疗中心。对那些陷入危机但并未选择走进危机治疗中心的人来说，他们的求助也许来得更早，也许来得更迟，也许根本不会发生：有些人试图在完全不寻求帮助的情况下解决危机，这使情况变得很棘手。我来举一个未走进危机治疗中心，而是寻求其他形式的帮助的例子。当我的第一任妻子告诉我她想要和我离婚的时候，我震惊不已，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给最好的4个朋友打了电话，向他们倾诉心事。他们都理解我的情况，并且感同身受，因为其中3个朋友离过婚，剩下的1个则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保住自己的婚姻。尽管向朋友寻求帮助的举动最终没能让我挽回这段婚姻，但这确实成为我重新检视两性关系的漫长过程的第一步，并且让我最终获得了幸福的第二段婚姻。和好朋友的交谈让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会遭遇婚姻的失败，而且就像他们一样，我也有再次获得幸福的可能。
5. 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 除了向他人寻求援手之外，我们还可以借鉴他人在应对危机时采用的方法。我们当中大多数经历过危机的人都会发现，如果我们认识经历过相似危机的人，并且可以借鉴他们成功处理危机的方法，那对我们而言将有莫大的助益。这些可借鉴的人最好是我们的朋友或者其他我们能够与之交流的人，这样我们就能从他们身上直接学到处理相似危机的办法。但这些对象也可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可以从书中或从别人口中得知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应对危机的方法。比如，很少有读者有机会认识尼尔森·曼德拉、埃莉诺·罗斯福或者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但他们的传记或自传依然能起到鼓舞人心、启发灵感的作用，很多人把他们看作解决个人危机的榜样。
6. 自我力量。 有一个对解决危机很重要且因人而异的要素，被心理学家称为“自我力量”。自我力量包含自信，却又比自信的范围要广得多。自我力量意味着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信的个体，无须寻求他人的认可，也不依赖他人而存活，拥有对自我和目标的认知，并且接受真实的自己。自我力量包括能够面对强烈的情感，在压力下保持镇定，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准确认识现实，以及做出稳妥决定的能力。这些相关的品质对于人们探索新的解决方法，克服通常在危机中产生的无力感和恐惧是至关重要的。自我力量从人的童年时期开始产生，尤其受到父母的影响。对孩子本身的接受度高，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不强求孩子早熟，也不要求他们一直扮演自己怀中的稚儿，帮助孩子学会如何应对挫折，对待孩子并非有求必应，但也不是所有的要求都不满足，这样的父母会使孩子具有更强大的自我力量，从而使其更好地应对危机。
7. 诚实的自我评估。 这一项因素同自我力量相关，但二者存在差别。对身处危机的人而言，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尽管这一过程难免会伴随着痛苦），弄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区分应该继续保持的方面和应该做出改变的方面，是做出妥善抉择的基础。只有做出诚实的自我评估，人们才可以选择性地做出改变，发扬长处，改进短处。也许你会觉得，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诚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须专门强调。但实际上，人们总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欺骗自己。
1959年时，我面临职业生涯危机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未能做出诚实的自我评估。我高估了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而低估了自己在另一方面的能力。我对语言的热爱让我自以为是地认为，我具备成为一名同声传译译员的必备能力。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单凭对语言的热爱并不足以使我成为一名成功的译员。我在美国长大，学习第一门外语的时候已经11岁了。直到23岁时，我才在非英语国家居住过，才能以一口流利的外语（德语）进行交流。由于上学后我开始学外语的时间较晚，直到今天，我在讲外语（即使是掌握得最好的一门外语）时，美国口音都非常明显。在快要80岁的时候，我才能做到在除英语之外的两种语言之间切换自如。但是，做同声传译的话，我就要和在瑞士的同行竞争，他们早在8岁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在几门语言之间随意切换，且语速流畅，发音优美。我不得不承认：我要是认为自己能跟在瑞士的那些会说多种语言的译员一决高下，那就真是自欺欺人了。
另一方面，我低估了自己在科研方面的能力。我太草率了，只因自己未能成功解决一个技术上有挑战性的问题，即测量电鳗细胞膜之间的离子流，就认为自己在科研上能力不足。其实，我还能够通过给胆囊称重完美地测量胆囊中的水分传送。直到今天，60年过去了，我依然只会使用最简单的技术做科研。我学会了识别那些以简单的技术即可击破的重要科学问题。我还是不会用我家里那个有47个按键的遥控器打开电视；我最近开始用苹果手机，但只会用那些最简单的功能；任何需要用到电脑的问题，我都得全然依仗我的妻子和秘书。每当我想开展一项需要复杂技术的研究项目，例如上皮细胞电流扩散的电缆分析、细胞膜离子通道的噪声分析、成对鸟种的地理分布的数据分析，我都很幸运地找到了精通这些复杂的分析技术的同事，他们也很乐意与我合作。
所以说，我最终学会了如何诚实地对自己进行评估，知道了哪些事情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哪些是自己不擅长的。
8. 应对过往个人危机的经验。 如果你以前曾成功地应对过几次不同类型的危机，那么你对解决新的危机会更有把握。相反地，如果你过去应对危机时没有成功，那种无助感会一直萦绕左右，暗示你这次无论如何都不会成功度过危机。过往经历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相比年纪大一些的人，青少年和年轻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遭受的创伤通常会更严重。尽管亲密关系的破裂对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说都很令人痛心，但人们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时的确受到的打击更大。之后，当你再经历同样的事情时，无论有多痛苦，你都记得自己曾经历过类似的问题，并且最终走出了这种痛苦。我在1959年遭遇的危机在当时之所以对我的打击如此大，正是因为它是我人生中首次直面如此严峻的危机。相比之下，后来我在1980年和2000年经历的职业生涯危机就不那么令人痛苦了。最终，在大约1980年，我的研究方向还是从细胞膜生理学转向了进化生理学。2000年之后，我的研究方向又从生理学转向了地理学。不过，这些抉择事实上并不痛苦，因为我从自己以往的经历中领悟到的是，一切都有可能变得顺利。
9. 耐心。 我们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要承受起初尝试改变时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或者是失败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耐心。面临危机时，人们很少一开始就能找到恰当的应对办法。相反，人们也许要尝试好多种不同的方法，检验这些方法是否能够解决危机，是否适合自己，直到最终找到最适用的解决方法。不能承受不确定性和失败的人，还有那些早早放弃寻找新的解决方法的人，没那么容易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全新的应对危机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父亲在巴黎公园的长椅上给我的建议——“要不你在生理学研究院再坚持半年试试？”——对我来说，就如同绝渡逢舟。父亲让我明白耐心的重要性，我没能自己想明白这一点。
10. 灵活应变的个性。 通过做出选择性改变来克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理是，灵活应变的个性远比僵化刻板的个性要占优势。“僵化刻板”意味着故步自封的单一思维，认为凡事只有一种解决方法。这样的想法无疑是探索其他的方法和破旧迎新路上的一块拦路石。僵化刻板的个性可能源于个体以往受虐或受创的经历，又或者是成长过程中不被允许大胆试验，家规太严。灵活的个性可能源于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拥有自己做决定的自由。
我比较晚才学会灵活应变。那是在我26岁的时候，因为要观察热带雨林的鸟类，我几次前往新几内亚岛。在新几内亚岛，无论多么详尽的计划都赶不上变化。飞机故障、船只失事和道路交通事故跟吃饭、睡觉一样常见；当地民众和政府官员的行事方式与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而且很难合作；桥梁和轨道无法通行；山峰的位置和地图上标记的并不吻合；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更是数不胜数。我几乎在每次前往新几内亚岛之前都会制订一个计划，然而，等到达新几内亚岛后，我就发现这个计划根本实施不了，于是只好随机应变，临时制订一个新的计划。当我和玛丽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时，我发现，在新几内亚岛观鸟的经历使我做好了成为一名新手爸爸的准备，因为同样地，孩子也是说变就变，不听从指挥，为人父母确实需要练就灵活应变的本事。
11. 核心价值观。 我要提到的倒数第二个因素也与自我力量有联系，它就是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人心中所持的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的那些信仰，这些信仰是人们的道德准则和人生观，诸如宗教信仰和家庭责任感形成的基石。在身处危机时，你必须清楚进行选择性改变的界限：哪些核心价值观是你拒绝改变的，毫无商量的余地？换句话说，哪些方面是你“宁愿死也不愿改变的”？比如，许多人认为对家庭负责、信仰宗教和诚实是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倾向于欣赏那些在危机面前不背弃家人、不说谎、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不偷盗的人。
但危机会衍生出一些灰色地带，因此要重新考量先前认为不可妥协的价值观。我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当丈夫或妻子申请离婚时，他/她就违背了对另一半的承诺。二战时，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不得不背弃“不可偷盗”的道德戒律，因为食物的配给严重不足，要是不偷食物，他们就没法活下去。许多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发现，对上帝的信仰和集中营这种人间地狱是无法共存的。例如，伟大的犹太裔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活着走出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说了这样的话：“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经历的劫难将我以往所受的宗教教育一扫而尽。有奥斯威辛集中营，根本就没有上帝。于我这仍是无法妥协的困境。”
正因为这样，核心价值观也许能让解决危机的过程变得更容易，也许会使其变得更艰辛。一方面，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能使他非常明确，这是力量和确定性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他可以深入思考自己身上有什么要改变。另一方面，当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在变化的环境中暴露出缺陷时，若他还要对其紧抓不放，就很可能会阻碍危机的解决。
12. 不受约束。 最后一个因素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不受现实问题和责任的约束。假如你身上背负着照顾他人（比如孩子）的沉重担子，或者不得不应付一份强度极大的工作，又或者你经常要面对实际的危险，就更难尝试新的解决危机的方法。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负担会使你无法走出危机，但它们确实会带来额外的挑战。在1959年，我很幸运，尽管在决定是否要继续走科研道路的问题上我确实经受了一些煎熬，但我无须与任何现实的制约因素角力。我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奖学金，这份奖学金能解决我接下来几年的学费和生活支出。剑桥大学生理学系没有威胁要开除我，甚至没有要求我通过任何考试。除了我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向我施压。
以上便是治疗师所说的，或者以书面形式呈现的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当我们试图理解国家危机的结果时，表1.1中列出的因素能为我们提供哪些帮助呢？
一方面，毫无疑问，国家不是个人。我们将看到，国家危机会引发无数的难题——关于领导者、集体决策、国家制度以及其他的问题，这些都是个人危机中不会出现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个人应对危机的机制离不开所处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离不开个人生长和生活所处的更小群体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背景对个人的特质，比如行为、目标、对现实的感知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个人应对危机的方式和国家（由许多个人构成）应对危机的方式之间应该存在某些关系。这些关系包括：（个人和国家均应）主动承担行动责任，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无助的受害者，向外界寻求帮助，借鉴他人或他国的经验。尽管这些规律显而易见，但令人遗憾的是，个人和国家经常会忽略或否认它们的重要性。
要考虑在具体场景中国家应对危机的方法与个人应对危机的方法之间是否相似，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从世界各地随机挑选一些人来做比较，我们通常会发现，他们会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质，造成他们特质不同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个人、文化、地域和基因4个方面。例如，我们来比较以下5名男士在一月份的一个下午上半身的穿着：1名来自北极圈以北的传统因纽特人、2名洛杉矶（我所在的城市）街头的普通美国人、1名在纽约办公室里的美国银行行长，还有1名生活在新几内亚岛低地的热带雨林中的传统新几内亚岛居民。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那名因纽特人会穿着一件保暖的带帽皮制派克大衣，3名美国人会穿着衬衫而不会穿派克大衣，而新几内亚岛上的那名男士则不会穿上衣。受文化因素的影响，那名银行行长很可能系着领带，但在洛杉矶街头的男士就不太可能系领带了。考虑到个人原因，这2名随机挑选的洛杉矶街头的男士可能会穿着不同颜色的衬衫。如果我们考虑的问题不是他们上身的穿着，而是他们头发的颜色，则基因也会被纳入考量。
现在，我们来比较这5名男士在核心价值观上的差异。虽然这3名美国人之间可能存在个体差异，但若与因纽特人或新几内亚岛人相比，他们较可能拥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这种共有的价值观仅仅是同一社会成员普遍拥有的文化特征的表现之一，人们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习得这种文化特征的。但地理差异性只能部分解释（甚至无法解释）不同社会的成员之间存在的特质差异。如果洛杉矶街头的2名男士中正好有一位是美国总统，那些他从文化中习得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有关个人权利和义务的价值观），将会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做这种思想实验的重点在于，我认为个人特质和国家特质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联，因为一国的文化为该国民众所共享，而且一国的决策最终取决于该国民众的观点，尤其取决于其领导者的观点，而其领导者也深受该国文化影响。在本书所讨论的国家案例之中，智利、印度尼西亚和德国的领导者的观点在这些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1.2中列出了本书将会讨论的影响国家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其中大部分因素都能在表1.1中找到对应项。
表1.2 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
这12个因素中，有大约7个因素和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因素 1 ：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 如同个人，国家有可能承认自己陷入危机，也有可能否认。不过，是否承认国家陷入危机需要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而是否承认个人陷入危机全凭个人决定。
因素 2 ：主动承担责任。 国家和个人相同，要么主动承担责任，采取行动解决危机；要么推卸责任，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因素 3 ：划清界限。 通过“划清界限”，国家对自身的体制和政策做出选择性变革，区分需要改变的与无须改变的体制和政策。类似地，个人也通过“划清界限”做出选择性改变，区分需要改变的与可以保留的个人特质。
因素 4 ：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 国家和个人都有可能得到来自他国或他人的物质及资金援助。个人还可能会得到他人情感上的支持。
因素 5 ：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 国家可以从他国应对危机的体制和政策中吸取经验，正如个人可以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
因素 7 ：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 和个人一样，国家可能会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也可能不会。国家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需要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而个人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则完全由自己决定。
因素 8 ：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 国家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正如个人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记忆。
以下两个因素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抽象一些，没有那么直接。
因素 9 ：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 在探索解决危机的方法时，假设第一次尝试的方法失败了，各国对失败的处理和探索其他解决方法的意愿各不相同。举个例子，面对战败的结果时，各国的表现大相径庭，比较一战和二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日本和越南战争后的美国就知道了。个人在面临失败和初次解决危机的尝试受挫时，表现也是不同的，我们通常把这种特质归为“耐心”。
因素 12 ：不受地缘政治约束。 各个国家的选择自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原因主要来自地理环境、经济实力和军事或政治力量的差异。个人的选择自由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约束，但与国家不同的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主要受育儿责任、工作要求和个人收入等因素制约。
最后，我们看余下的三项因素，这些因素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仅存在隐含的相似性。
因素 6 ：国家认同。 心理学家详尽地定义和描述了个人特质中的“自我力量”。这种特质是个人所特有的，我们不能说国家具备自我力量。不过，国家有一种被称为“国家认同”的特质，我们将会多次对此进行讨论，国家认同对国家的影响会让我们想起自我力量对个人的作用。国家认同囊括了一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特征，这些特征使一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自己的特性，是国家自豪感的源泉，也是一国民众所共享的价值观念。
因素 10 ：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 另一项被心理学家详尽定义和描述的个人特质是一个人随机应变的灵活个性，它的对立面是个人所呈现的僵化刻板的个性。这是深入个人性格的特质，并不会因事而异。比方说，假如一个人从来都不借钱给朋友，但在处理别的事情上都比较灵活，那他就不能被贴上“僵化刻板”的性格标签。一个僵化刻板的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严格地遵循设定好的准则去行动。我们尚不清楚是否有一些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如此僵化刻板。举例来说，可能一开始你会倾向于给日本或德国贴上“僵化刻板”的标签，本书第三章和第六章将会分别提到这两个国家，我们将会看到，事实上，在某些时候，这两个国家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都表现出极为灵活的一面。和个人的灵活性不同的是，国家的灵活性可能因情况而异。我将在结语部分再回到这个问题。
因素 11 ：国家核心价值观。 最后一点，个人拥有诸如诚信、抱负远大、信仰宗教和承担家庭责任等个人核心价值观。国家也拥有一些可以被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特质，其中部分国家核心价值观和个人核心价值观重合（例如诚信和信仰宗教）。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有关，但不能等同于国家认同。比如，莎士比亚和丁尼生的语言文字均是英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但在被称为“至暗时刻”的1940年5月，它们并不是英国拒绝与希特勒进行谈判的原因。英国的铮铮铁骨来自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我们绝不投降。”
正如我在序言中提及的，国家危机还会带来额外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个人危机中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与在国家危机中的相似度较低。这些问题包括：
· 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国家层面的关键作用。
· 国家领导者在解决危机中的角色。
· 更宽泛的关于集体决策的问题。
· 国家危机是通过和平演变还是通过暴力革命走向选择性变革。
· 不同类型的国家变革是作为整体方案的一部分展开，还是在不同时间分别展开。
· 国家危机是由一国内部因素触发，还是因其他国家带来的外部冲击而导致。
· 曾经产生冲突的各方——国内各群体之间或一国与他国之间达成和解的问题（特别是在牵涉到战争或大规模屠杀的危机之后）。
为了着手探究以上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两章我将会讲到两个国家，它们都是因突然的外来攻击或他国威胁而陷入危机。其中，芬兰的语言在我1959年经历的个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在本章中提到的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多个因素都会在芬兰的案例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