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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参观了两个牧场，一个叫乌尔斯牧场（Huls Farm），另一个叫加登牧场（Garden Farm）。尽管这两个牧场有千里之遥，但两者的优势和劣势出奇地相似。就其所在地区而言，这两个牧场都是规模最大的，而且发展得欣欣向荣，采用的也都是最先进的技术。尤其是，牧场中央都有一座用来饲养奶牛与挤奶的牛舍，里头有两排长长的、相对而设的牛栏，看起来整整齐齐。这两个牧场的牛舍壮观、先进，堪称当地之最，令其他牛舍都相形见绌。夏季，两个牧场的主人都会让牛群在丰美的草地上吃草；夏末则收割青草晒干成草秣，以供冬日之需。他们还灌溉牧场，以便让青草长得更加繁茂，增进干草产量。两个牧场的面积相当（有几平方英里），牛舍大小也差不多，乌尔斯牧场的奶牛数量比加登牧场稍多（前者有200头，后者则有165头）。两个牧场的主人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人，也都是虔诚的教徒。此外，两个牧场都坐落于景色秀丽之地，依山傍水，吸引不少外地游客。牧场附近高山顶峰白雪皑皑，雪水融化涓涓成溪，溪涧中鱼儿群游，溪水往低处流，最后汇入河流或峡湾。乌尔斯牧场南面临河，加登牧场则南依峡湾。
以上是两个牧场相同的优势，然而两者也有同样的劣势，那就是它们所处的位置都谈不上适宜畜牧业发展。由于这两个牧场都在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夏季短暂，牧草的生长时节不长，能生产的干草有限。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好年头，和纬度较低的牧场相比，这里的气候也只是差强人意；气候若起骤变，两个牧场都深受其害，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干旱和酷寒。此外，这两个牧场的位置都很偏远，离人口稠密的地区很远，产品的销售、运输是个问题。由于运输成本较高，与那些离城镇较近的牧场相比，它们的竞争力受到影响。此外，这两个牧场的经济效益还受制于它们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比如邻近一带经济状况的变化与消费者口味的转变。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这两个牧场所在国家的经济荣衰也和来自远方敌对社会的威胁消长有关。
乌尔斯牧场和加登牧场最大的差异乃是目前的状况。乌尔斯牧场是家族企业，经营者是五个兄弟姐妹及其配偶。这个牧场位于美国蒙大拿州的比特鲁特山谷，目前发展得欣欣向荣。这里的行政区属拉瓦利县，人口增长率高居全美第一。这家牧场的主人蒂姆·乌尔斯、特鲁迪·乌尔斯和丹·乌尔斯亲自带我参观了他们那新颖、高科技的牛舍，且不厌其详地解说蒙大拿牧场的魅力和变迁。我们很难想象，整个美国或这个乌尔斯牧场在可预见的未来会衰亡。反观曾作为格陵兰岛西南部主教教区农庄的加登牧场，早在500年前就被废弃了。这个由维京人于中世纪格陵兰岛建立的社会已经彻底崩溃：数千名居民，有的活活饿死，有的在内乱中丧生，有的在与敌人交战时死亡，还有的远走他乡，最后人迹杳然。如今，加登牧场的牛舍石墙仍屹立着，附近的大教堂依旧耸然，我还得以细数牛舍中的牛栏，只是已无从听闻其主人述说过去加登牧场的魅力与兴衰。当加登牧场以及格陵兰岛上的维京社会处于鼎盛时期时，人们似乎根本想象不到它们会有衰亡的一天，正如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乌尔斯牧场以及今天的美国有一天会败亡。
我必须言明，在此比较乌尔斯牧场和加登牧场的今昔，并不是断言乌尔斯牧场和美国社会必然会走向衰亡。从现在来看，情况恰恰相反。乌尔斯牧场正在扩张，蒸蒸日上，这个牧场的先进科技已成为邻近牧场研究、取法的对象；美国也是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此外，我也不是预言牧场或人类社会都有走向衰亡的倾向：其中有些的确已经成了废墟，就像加登牧场，但有些还是得以享有千年繁华，直至今日。我在同一年夏天参观了乌尔斯和加登这两个相距千里的牧场，追昔抚今，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是今天最富有、科技最先进的社会，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和经济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不可小觑。当初加登牧场和移居格陵兰岛的维京人所面临的问题也大致相似。在古代，有一些社会曾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有的失败了（如中世纪移民至格陵兰岛的维京人），有的则成功了（如日本和波利尼西亚的蒂科皮亚岛）。鉴往知来，过去犹如一个丰富的数据库，供我们学习，让我们了解如何持续立于不败之地。
维京人在格陵兰岛建立的社会只是过去众多走向崩溃、消亡的人类社会中的一例，徒留雪莱在《奥西曼提斯》
一诗中描述的巨大废墟。我所说的“崩溃”，指的是某一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口骤减，以及／或者政治、经济、社会复杂度急剧下降。这种崩溃现象在几种衰退形式中算是最极端的。一个社会的衰退程度得多么剧烈才能称得上崩溃，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就单个社会而言，财富的略微增减，政治、经济、社会的小规模重组，遭到近邻征服或因邻近社会的崛起而衰退（但该社会本身的人口规模、整个地区的复杂度并没有变化），或者是新的统治者当政，这些都属于较为温和的衰退形式。以这些标准来看，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下述这些已成为历史的社会所遭遇的应该是典型的崩溃，而非温和的衰退：现代美国境内的阿纳萨齐印第安部落和卡霍基亚酋邦、中美洲的玛雅、南美洲的莫切和蒂瓦纳科、欧洲的希腊迈锡尼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非洲的大津巴布韦、亚洲的吴哥窟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以及大洋洲的复活节岛。（见第XXIV—XXV页地图
）
过去人类社会留下的断壁残垣，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儿时，我们通过图片得知这些古文明，那些遗迹令我们啧啧称奇。长大之后，不少人计划前往这些古迹寻幽览胜，亲眼见识一下。那些倾圮的雕像、石碑和废弃的古城，有着一种壮观、魅惑人心的美，同时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那些废墟规模之大，足证当年建造者的强盛富足，正如雪莱笔下的奥西曼提斯夸口的：“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然而，当初的建造者早就成了一堆白骨，留下这些费尽心血刻成的巨大雕像。为什么一个曾经如此强大的社会，最后竟会崩溃、瓦解？其公民个体的命运又是如何？可是远走他乡？若真是如此，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还是守着家乡，结果死于非命？在我们寻幽怀古、思索这些古文明之谜的同时，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感隐隐袭来：我们今天的社会看似富足，会不会也有崩溃的一天？纽约的摩天大楼未来某一天是否也会变成一片废墟，供游客瞻仰，就像我们今天在浓密的丛林中凭吊玛雅文明一样？
长久以来，一直有人猜测，很多人类文明的神秘荒废，至少有部分原因关乎生态破坏：人类一味破坏自身社会所仰赖的环境资源，因而自食恶果。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气象学家、历史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花粉学家等专家的发现证实了这的确是无意间造成的生态灭绝。过去人类社会对环境的破坏主要可分成8种——森林滥伐和生物栖息地的破坏、土壤问题（包括侵蚀、盐碱化和肥力流失）、水管理问题、过度放牧、过度捕捞、新物种引进并影响本地物种、人口膨胀，以及平均每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冲击渐增，这8种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因情况而异。这种种行径犹如自掘坟墓，导致人类社会不知不觉走上毁灭之路。
过往人类文明崩溃的案例有着类似的轨迹可循，就像同一主题的变奏。人口膨胀迫使人们实行精细化农业生产（如实施灌溉、一年两熟制、梯田耕作），扩展土地利用范围（从首选的优质土地扩展到边缘土地），以喂饱越来越多的嗷嗷之口。不可持续的利用方式必然造成上述8种环境破坏问题中的一种或多种，进而导致农业的边缘土地不得不再度遭到废置。如此一来，社会必然遭遇一系列冲击，包括食物短缺、饥馑，太多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争战连连，群众则因大失所望而奋起推翻精英阶层的统治。最终，人口因饥馑、战争或疾病的影响而减少，社会也因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黯然失色而不复全盛时期的光彩。有些作家在描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时，不免喜欢用人的一生来做类比，说一个社会正像一个人，也会经历出生、成长、巅峰、衰老和死亡，而且社会兴衰的历程正如人的生老病死，都要经历从巅峰到死亡这一漫长的衰老期。但是对过去许多人类社会（比如苏联）而言，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社会在规模与力量达到巅峰之后，急转直下，令民众惊惶错愕。在人类社会走向彻底崩溃的案例中，最可怕的情况有如世界末日，民众要么仓促逃走，要么只能坐以待毙。当然，过往的人类社会并非都循着这种可怕的轨迹走上绝路：不同社会的衰亡程度和衰亡方式各有不同，也有很多社会未曾崩溃。
今天，大家日益关注人类社会走向崩溃的风险。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索马里、卢旺达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崩溃已成现实。很多人担心生态灭绝对人类文明的威胁将超过核战争和新兴疾病。过去许多人类社会都因上述8种环境问题走上绝路，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问题，除了上述8种，还新增了4种：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有毒化学物品在环境中沉积、能源短缺，以及地球的光合作用能力已被发挥到极限。有人认为，这12种威胁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造成全球性冲击，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遭到破坏的将不只是索马里，还有发达国家的人类社会。也许，现在谈人类灭绝和世界末日般的工业文明崩溃言之过早，但是若生态环境不保，我们很可能即将面临这样的未来：生活水平显著降低、风险长期升高，目前某些重要价值观沦丧。这样的崩溃可能会以不同形式呈现，比如因缺乏环境资源而引发疾病在全世界扩散或战争四起。如果这种推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将决定我们下一代的处境。换言之，现在的年轻人步入中老年后将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今天怎么做。
然而，目前这些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引发了大众激烈的争论。针对环境问题所带来的风险，我们是将其高估了还是低估了？过去地球上只有几百万人口，使用的工具大抵是石头和木头，所造成的生态破坏问题也只是地方性问题；今天人口已逼近70亿大关，加上强大的现代科技，生态环境不但加速恶化，而且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因此可能导致全面崩溃。这种说法是否合乎逻辑？现代科技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吗？还是说，它解决旧问题的速度还比不上制造新问题的速度？我们耗尽一种自然资源（如树木、石油或海洋鱼类）之后，可能以新的资源（如塑料、风能或太阳能，以及养殖鱼类）取而代之吗？全球人口增长的速度不是已经在下降了吗，我们是否已经致力于将人口稳定在可控水平？
这些问题表明，过去人类文明的崩溃不只是传奇之谜，还蕴含更多的意义。或许我们可从过去人类社会崩溃的例子得到一些实用的教训。我们已知有的社会崩溃了，有的社会仍然屹立：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社会特别脆弱？过去的人类社会究竟是通过何种进程走向生态灭绝的？为什么过去的社会看不见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毁灭，而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却觉得再清楚不过？过去的社会有哪些成功的解决之道？如果我们能回答这些问题，或许可以识别目前哪些社会面临最大的危机，进而防微杜渐，不至于像索马里那样坐以待毙。
不过，现代人类世界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人类社会不同。我们不可天真地以为，通过研究历史就能得到简单的解决之道，并且可以直接套用在今天的社会中。从一些层面看来，我们与过去社会之差异使我们面临的风险降低，如强大的科技（此处是指科技带来的正面影响）、全球化、现代医学的进步，以及我们对古老文明和现代社会有较多的认识。然而，从另一些层面来看，这些差异也使我们面临的风险升高，如强大的科技（此处是指科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负面影响）、全球化（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偏远的索马里的崩溃，也会影响美国和欧洲）、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很快就达到数十亿）没有现代医药就难以活下去，以及现代人口的暴增等。也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一些教训，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审慎地思考。
要了解过去人类文明的崩溃，我们必须直面一项重大争议和4个复杂的问题。这个争议就是过去的族群（其中有些族群的后裔今天还活着，而且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崩溃是否由他们自己一手导致。今天，有关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我们的确要比几十年前更为敏感。连酒店房间都挂着警示牌，提醒我们爱护大自然，因此哪怕多用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是没有及时关水龙头，都会让我们有负罪感。今天，破坏环境无异于罔顾道德。
有些古生物学家宣称，在夏威夷和新西兰演化出的鸟类物种，有半数早在远古时期就被夏威夷原住民或毛利人的祖先灭绝了。那些人的后代听到这样的话必然不高兴。美洲人也不喜欢听考古学家说什么阿纳萨齐人在美国西南部滥垦滥伐云云。古生物学家或考古学家的这些发现，在一些人听来，颇有种族主义的论调，认为那不过是白人剥夺原住民财产的借口。就仿佛是科学家在说：“你们的老祖宗对土地管理不当，所以活该失去土地。”一些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白人本就因政府给原住民土地补偿金而愤愤不平，确实会拿那些学者的发现来说事。不只是原住民，一些研究原住民且认同他们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也认为那些研究结果具有种族主义色彩。
有些原住民和认同他们的人类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坚持认为，过去的原住民是温和善良的人（今天的原住民也一样良善），很有生态环境管理的头脑，非常了解自然，也尊敬自然。这些原住民的家园就像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伊甸园，原住民在此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绝不可能做出那些坏事。正如一个新几内亚猎人曾告诉我的：“如果有一天，我在我们村子的一边猎到一只大鸽子，那么我会等上一个星期再去村子的另一边猎鸽子。”只有那些邪恶的发达国家的居民才不懂得珍惜自然、尊敬环境，径自破坏生态。
事实上，这两派走极端的人，不管是种族主义者还是认为过去的原住民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就是认为过去的原住民与现代发达国家的民众存在根本性差异（且不论孰优孰劣）。自从5万年前，人类有了发明、创造的技能，狩猎技巧也增进之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经营一直是个难题。46 000年前，人类首次殖民澳大利亚，随后澳大利亚的许多巨型有袋动物和其他大型动物迅速灭绝。不管是澳大利亚、北美洲、南美洲、马达加斯加、地中海岛屿，还是夏威夷、新西兰等太平洋上的岛屿，在人类首次定居之后，总会带来一波大型动物灭绝的浪潮。这些动物原本在没有人类的威胁之下演化，遇上人类之后就遭了殃，不是容易遭到人类捕杀，就是因栖息地变化、害虫和疾病而灭绝——凡此种种，人类都脱不了干系。
任何族群都可能落入过度开发环境资源的陷阱，这要归因于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会在后文中详细讨论这些问题：自然资源起初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然资源存量本身在几十年内会存在自然起伏，而这会掩盖人类剥削环境资源的最初征兆；因为资源是由大家共享的，所以很难建立自我节制的共识（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我们在后文中会再详述）；生态系统非常复杂，即使是生态学家也常常无法预测人类干扰行为造成的结果。今天我们觉得棘手的环境问题，在过去当然更难应付，特别是过去不识字的人类族群无法研究社会崩溃的案例，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却在无意间造成生态破坏的悲剧，这也是他们当初无法预见的结果。这种生态破坏不是该受谴责的盲目行为，也不是自私自利造成的。过去走向崩溃的人类社会中有些是最具创造力的（比如玛雅文明），也曾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最繁荣的，并不是只有愚蠢、原始的社会才会沦落到那个地步。
过去的人类族群既非无知、没有管理头脑，活该灭绝或被剥夺土地，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环境守护者，能解决我们今天仍然无解的环境问题。影响他们成败的环境因素，其实和影响我们今日成败的环境因素十分类似。没错，虽然我们今日的情况和他们当年有所不同，但还是有相当多类似之处，所以过去可作为借鉴。
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可为了要给原住民一个公道，而做出历史性假设，假设他们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为何。在我看来，这种假设似乎不只是一厢情愿，还很危险。从很多或大多数的例子来看，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发现非常多的证据，证明过去的原住民生活在伊甸园中的假设是错误的。如果提出这种假设是为了证明那些原住民应该受到公平对待，当这种假设被推翻，岂不是暗示：我们不必公平待之？事实上，要怎么对待原住民，并非根据有关他们如何与自然相处的历史性假设，而是基于道德原则：一个族群本来就不该剥夺另一个族群赖以生存的土地，使他们俯首称臣，更没有灭绝别人的道理。
上述就是有关过去人类社会遭遇生态环境崩溃的一大争议。至于复杂之处，过去的人类社会并非每一个都因为生态环境破坏而注定走向毁灭：有些社会毁灭了，但有些社会依然屹立不摇。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社会脆弱不堪？那些没有毁灭的社会，又有何突出之处？像我们后面将进行讨论的例子——冰岛和波利尼西亚的蒂科皮亚岛，就有化险为夷的本事，解决了困难的环境问题，因此得以长期繁盛，直到今天依旧欣欣向荣。维京人最初在冰岛殖民的时候，冰岛的环境状况从表面上看和挪威相似，其实大有不同。起初，维京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坏冰岛的表土和大部分森林，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冰岛都是欧洲最穷困、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国家。不过，在冰岛定居下来的人最终吸取了教训，实施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如今的冰岛在全世界国民人均收入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至于只有一丁点大的蒂科皮亚岛，因为周边没有近邻，不得不做到几乎所有东西都自给自足，岛上居民对资源利用进行微管理，而且小心控制人口规模，其生产力才得以持续3 000年以上，直到今天。因此，本书并不只是一连串人类社会走向崩溃的悲惨故事，还提供了一些可以取法的成功之例，让我们对未来不至于太过悲观。
此外，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社会是单纯因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而崩溃的，总有其他因素介入。最初计划撰写本书之时，我并不认为那些因素是关键，天真地以为本书只需探讨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够了。最终，我得出了一个包含5点要素的分析框架，我认为分析任何社会环境崩溃的案例时都可从这5点出发，其中4点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强邻威胁，以及友邻的支持。对某一个社会而言，这4点要素或许不一定特别重要，第五点却总是社会成败的关键，它就是面对环境问题时一个社会的应变力。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讨论这5点要素，这个顺序只是为了方便讨论，没有首要、次要之分。
第一点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个问题我们先前已略提一二。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以及是否可逆，部分取决于人的属性（例如人类每年在每一英亩
土地上砍伐的树木数量），部分取决于环境的属性（例如每年在每一英亩土地上有多少幼苗能发芽，幼苗的生长速度有多快）。环境的属性也被称为脆弱性（容易受到破坏的属性）或韧性（在被破坏后复原的潜能）。人们还可以单独讨论一个地区的森林、土壤、水产资源等的脆弱性或韧性。为什么只有某些社会遭遇了环境崩溃的问题？从原则上来说，这可能是居民恣意妄为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其环境的某些层面特别脆弱，也可能两者皆有。
在我的分析框架中，第二点讨论的是气候变化。一提到气候变化，我们常常联想到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其实，即使没有人类的干扰，大自然本身的力量也可能促使气候变得更热或更冷、更潮湿或更干燥，不同年份之间以及不同月份之间的气候也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其原因可能是太阳散发出的热量发生变化、火山喷发导致大量火山灰进入大气层、黄赤交角的改变、地表陆地和海洋分布面积的改变等。有关自然力量导致的气候变化，人们最常提到的例子是大陆冰盖的消长，比如始自200万年前的冰期、1400—1800年的小冰期，以及1815年4月5日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大爆发后导致的全球性降温时期。坦博拉火山爆发时将大量火山灰喷至高层大气，遮天蔽日，导致抵达地球表面的太阳光减少，进而造成全球性温度下降，直到数年后灰尘散尽为止。坦博拉火山的那一次爆发，影响所及包括北美洲和欧洲，气候变冷加上作物产量锐减，导致饥馑遍地。于是翌年成了“没有夏天的一年”。
气候变化对过去的人类社会是更严酷的考验。在古老的社会，人类寿命短，且没留下书面资料供后代子孙参考。过去很多地区气候变化的时间跨度不只是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例如几十年的潮湿期之后，接踵而至的可能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干旱期。然而，在史前社会，一个世代（从父母辈出生到下一代出生的平均年数）往往只有几十年的光景。因此，等到几十年的潮湿期即将结束时，还存活的大多数人可能对前一次的干旱期已没有第一手的记忆。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人类仍倾向于在风调雨顺的几十年里增加作物产量，提升人口数量，却忘了（或根本意识不到）这样的丰年不能长久，等到荒年终于来到的时候，才意识到整个社会的人口数量已经超出了承载能力，或者之前养成的某些习惯已无法适应新的气候条件。（只要想想今天干旱的美国西部就知道了。由于之前几十年处于潮湿的气候环境，水资源较为充足，所以城市与乡村在用水政策上没有长远的计划，进而导致今天的窘况。）再者，过去许多人类社会没有“赈灾”的机制，无法从气候迥异的其他地区进口粮食来解决本地食物短缺的问题，使得气候变化的问题雪上加霜。凡此种种，可见气候变化对过去人类社会的冲击要比今天更严重。
对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来说，自然力量导致的气候变化，可能是祸，也可能是福。此外，它可能对一个社会有利，而对另一个社会造成祸害。（例如，格陵兰岛的维京人就没能熬过小冰期的严酷考验，而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则趁机崛起。）历史上有许多例子显示，一个社会滥用自己的环境资源时，如果气候条件良好，或许还可以承受；万一碰上气候变化，变得更干燥、更寒冷、更炎热或出现水灾等，就有可能濒临崩溃。因此，社会崩溃既不是单纯由人类破坏环境造成的，也不是单纯的气候变化使然。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滥用环境资源，即便遭逢气候变化，资源变少了，它仍有应变的能力。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本身已存在滥用环境资源的问题，再碰上气候变化的考验，就很难走出困境。很多因素都会交互影响，而不是单独作用，但如果环境资源遭到破坏加上气候变化，就会造成致命的打击。
第三点是强邻威胁。从地理层面来看，史上绝大多数社会都有近邻，难免与其产生摩擦，它们与邻近社会的敌对关系可能是间歇性的，也可能是长期性的。如果一个社会本身够强大，或许还可以抵御敌人的威胁；如果因为环境破坏等问题，社会本身较为虚弱，就可能遭到敌人的吞并。人类社会崩溃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军事征服，但其根本原因则是那些导致社会逐渐衰弱的因素。生态破坏就是这么一个根本原因，但这种根本原因常常会被军事征服等直接原因掩盖。
有关这种根本原因被直接原因掩盖的例子，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有关西罗马帝国衰亡的争论。罗马帝国面对蛮族的入侵，国力日渐不支，终于在476年，也就是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遭到废黜那一年宣告覆亡。其实这个时间的界定较为武断。不过，在罗马帝国兴盛之前，北欧和中亚——欧洲地中海“文明”地区的边境已有不少“蛮族”，不时入侵欧洲文明地区（也曾侵犯中国和印度）。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罗马帝国虽然多次遭受蛮族入侵，但仍然屹立不倒，如公元前101年，辛布里部落和条顿部落意图征服意大利北部时，在坎皮罗狄（Campi Raudi）之战中被罗马痛击。
然而，300多年后，最后的胜利者反而是蛮族，西罗马帝国就此覆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是蛮族本身变强大了吗？比如说，人口有了显著增长，或者有了更严密的组织方式、更多精良武器或马匹，又或是中亚草原的气候变得更有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说蛮族入侵有可能是罗马帝国覆亡的根本原因。但还有另一个可能：在罗马帝国边境虎视眈眈的蛮族，其实长久以来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等待罗马帝国因政治、经济、环境等问题国力渐衰，伺机而动。若真是如此，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蛮族只是给了罗马帝国致命的一击罢了。目前，罗马帝国衰亡之因仍未有定论。同样引发争论的还有以吴哥窟为首都的高棉帝国，这个帝国是否因为暹罗军队的侵略而衰亡呢？类似的例子还有，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否因为雅利安民族的入侵而衰败？希腊迈锡尼等地中海青铜时代的文明的崩溃是否源于海上民族
侵略？
第四点则是来自友邻的支持减少，这和第三点的强邻威胁日益严重刚好相对。翻开历史，大部分人类社会都有敌对的邻邦，也有友善的贸易伙伴。很多时候，同一个邻邦可能时而是朋友，时而是敌人，态度不定。大多数社会对友善的邻邦都有某种程度的依赖，例如重要贸易物资的进口（比如今日美国的原油就仰赖进口，日本的原油、木材、海产品等也依赖进口）以及文化纽带，这种文化纽带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来源（如澳大利亚的文化认同就来自英国，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贸易伙伴因为某种原因萎靡不振（比如因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无法继续供应重要物资或是两者之间文化纽带中断，那么这个社会也会受到影响。这在今天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因为发达国家所需的原油就依赖生态环境脆弱、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当1973年阿拉伯国家联手实施石油禁运时，就造成油价暴涨，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过去维京人在格陵兰岛建立的社会、皮特凯恩岛上的人类社会等也曾发生类似的问题。
这个五点框架中的最后一点，就是一个社会面对问题的应变能力。这里所说的问题不只是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也包括其他问题。即使面对类似的问题，不同的社会总有不同的应对之道。就拿森林滥伐的问题来说，过去很多人类社会都有这样的问题，新几内亚高地、日本、蒂科皮亚岛、汤加等发展出了成功的森林管理之道，因此转危为安，得以继续繁荣下去，而复活节岛和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曼加雷瓦岛上的居民，以及格陵兰岛上的维京人在森林管理上就不得法，最后走向崩溃。我们如何理解这种不同的结果？一个社会的应变能力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这些制度和价值观会影响到这个社会是否去解决问题（甚至是否尝试去解决问题）。本书将以这个五点框架来检视过去的人类社会，并讨论这些社会的兴亡。
当然，我应该再补充说明一点：气候变化、敌对的邻邦或友善的贸易伙伴不一定是一个社会走向崩溃的影响因素；同样地，环境破坏也不一定是一个社会走向崩溃的关键因素。我们不能断言所有社会走向崩溃的祸首都是环境破坏，苏联的瓦解就是一个现代的反例，迦太基在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夷为平地则是一个古代的反例。显然，一个社会也有可能仅仅因为军事征服或经济因素而走向崩溃。所以，比较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崩溃不但可能牵涉环境因素，有时也和气候变化、敌对的邻邦、友善的贸易伙伴以及社会的应变能力有关。即便只限定这几个因素，从古至今已有相当多的史料可供参考。
今天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到底如何，这是个经常引发争议的问题。基于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可以划分成两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就是一般所谓的“环保人士”或“环境保护论者”，他们认为目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很严重，迫切需要解决，我们目前的经济与人口增长率都是不可持续的。另一个阵营的人则认为，环保人士小题大做，毫无根据，当前经济与人口的可持续增长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可取的。至于后面这个阵营，没有什么公认的简短的标签可套用在他们身上，我们姑且称之为“非环保人士”。这一阵营的人士多来自商界，但我们不能把“非环保人士”和“支持商业者”画上等号。很多商界人士以环保人士自居，也有不少非商界人士质疑环保人士的主张。在撰写本书的时候，面对上面两个阵营，我的立场为何？
先说我的背景。我从7岁开始观鸟，长大成人之后接受了专业生物学的训练。过去40年里，我一直在研究新几内亚雨林的鸟类。我很喜欢鸟类，喜欢观察它们，喜欢待在雨林里。我也喜欢其他的植物、动物以及它们的栖息地，并且予以尊重。我致力于新几内亚等地的物种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保育。20多年来，我一直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美国分会的董事。这个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关注全世界的自然生态。这些工作招致许多非环保人士的批评，说我“危言耸听”，还说什么“这个戴蒙德老爱宣传世界末日”，“夸大危机”，“关心濒临灭绝的紫色马先蒿，漠视人类的需要”。虽然我很爱新几内亚的鸟类，但我更爱我的儿子、我的妻子、我的朋友，还有新几内亚人等。我很关心环境破坏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更甚。
除此之外，我对一些大企业等社会力量也很感兴趣，而且有长期与之打交道的经验。这些企业因为大肆利用环境资源，常被视为反环保的一派。我十几岁之时就曾在蒙大拿的大牧场打工，做了父亲之后，也常在暑假带着妻子和儿子去牧场度假。有一年夏天，我曾在蒙大拿研究一群铜矿矿工。我爱蒙大拿，与那些牧场朋友友谊深厚，对他们的农垦事业和生活方式很了解，也很欣赏，同时也能体会他们的感受，因此将本书献给他们。近年来，我也有很多机会深入了解采矿、伐木、渔业、石油、天然气等其他行业的大型企业。过去7年，我一直在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对环境造成的冲击。这是当地石油公司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合作计划，基金会受委托来对这里的环境状况进行独立评估。这些石油公司多次邀请我参观访问，我和它们的主管与员工也深入讨论过，所以了解它们的看法和问题。
由于这层关系，我得以近距离地看到大企业经常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也深知这些公司有诚意采取更严格且有效率的生态保护措施，那些措施甚至比国家公园的做法还严格。不同的公司所采取的环境政策各有不同。我很好奇它们出于什么动机制度这些政策。然而，我与这些大型石油公司打交道的事也招来某些环保人士的非议，说什么“戴蒙德已经把自己卖给大企业”，“他和大企业狼狈为奸”，“他的节操都让石油公司买去了”，等等。
事实上，我并没有受雇于大企业，尽管我曾是他们的座上宾，但我还是必须坦率地说出自己的亲眼所见。看到石油公司和伐木公司破坏环境，我会直言不讳；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环境，我也会照实说出。我的观点是：如果环保人士不愿和大企业有所接触，就不可能解决今日世界的环境问题，因为这些企业是影响现代世界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从我研究环境问题与面对企业现实的实际经验来谈，希望做到客观中立。
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崩溃呢？我们常常误以为科学就是“在实验室复制控制式实验所得到的知识”。其实科学没有这么狭隘，而应该是更广泛的——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可靠知识。在某些学科领域，例如化学、分子生物学，在实验室复制控制式实验是可行的，这也是迄今为止获得知识最可靠的方法。我在学生阶段曾接受两个实验室科学领域的专业训练——在本科阶段学的是生物化学，之后又钻研生理学，并取得博士学位。1955—2002年，我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生理学领域的实验研究。
当我于1964年开始在新几内亚雨林研究鸟类时，便立刻面临一个问题：当在实验室内和室外都无法复制控制式实验时，如何获得可靠的知识？这种实验不但不可行，而且通常违法或不符合伦理规范。我们不可能在一地人为地消灭或控制鸟类的数量，并将其与另一地没有受到人为控制的鸟类数量两相对照。我必须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只是鸟类研究，其他有关种群生物学的研究，还有天文学、流行病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也面临类似的研究方法论难题。
因此，研究人员经常采用所谓的“比较研究”或“自然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即根据感兴趣的研究变量来比较自然界的情况，检视有何差异。例如，我在进行鸟类研究的时候，很想知道新几内亚一种棕眉吸蜜鸟对其他种类吸蜜鸟种群的影响，于是我就比较了山上几个吸蜜鸟群落（这些群落在其他方面相当类似，只是有的支持棕眉吸蜜鸟，有的不支持），观察它们有哪些行为差异。同样地，我在撰写《第三种黑猩猩》和《性趣何来？》这两本书的时候，曾比较不同的动物物种，特别是不同的灵长类动物，以了解为何人类女性有绝经和隐性排卵等现象（而其他雌性动物则无），为何人类男性的阴茎出奇地大（以动物的标准来看），以及为何人类通常进行隐秘的性行为（反之，几乎所有其他的动物种类都是堂而皇之地进行交配）等问题。已有大量的科学文献指出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明显陷阱，并且提出了克服这些缺陷的最佳之道。特别是历史科学（如演化生物学和历史地质学），若想以实验方法去操纵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不得不采取自然实验，而放弃实验室的控制式实验。
本书采取比较研究法，来了解人类社会如何因生态环境破坏而走向崩溃。我的前一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则以比较研究法探讨了一个相反的问题：过去的13 000年里，为何人类社会在各个大陆上发展的速度有别？本书的焦点则在于人类社会的崩溃，我比较许多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它们在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邻近社会的关系、政治制度，以及其他被认为会影响社会稳定的“输入”变量方面存在差异。我将讨论的“输出”变量是人类社会经历浩劫的结果是崩溃还是幸存，如果遭遇崩溃，是以何种形式走向崩溃？通过探讨输出变量和输入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企图爬梳上述可能的输入变量对人类社会崩溃产生的影响。
比如，在研究太平洋岛屿上森林砍伐引起的人类社会的崩溃时，就可能进行严谨的、全面的、量化的比较研究。史前的太平洋岛屿上的族群在岛上砍伐森林的程度不一，从轻微程度的砍伐到全面性的滥伐都有，结果有的社会长久下来依旧坚挺，有的社会则完全崩溃，民众无一幸免。我和研究同人巴里·罗利特对太平洋上的81个岛屿进行调查研究，以数字量表评定其森林砍伐的等级，还对假定会影响森林砍伐程度的9个输入变量（如降雨量、地理隔绝程度、土壤肥力的恢复力等）的值进行等级评定。借由统计分析的方式，我们得以计算每一个输入变量对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北大西洋也是一个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地方。维京人在此建立了6个殖民地，有的在岛屿上，有的在陆地上，适宜农耕的程度各有不同，与挪威的贸易关系也有好坏之分，再加上其他输入变量，这6个殖民地的最后命运也不同。（有的很快就被废弃了；有的撑了500年最后还是走向崩溃，没有人活下来；也有的在1 200年之后依然繁荣。）除了上述案例，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还可能进行其他比较。
所有的比较研究都是以详细的资料为基础的，正因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耐心积累的研究资料，我们才能对个别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不管是有关古代的玛雅和阿纳萨齐印第安部落，还是有关现代的卢旺达和中国，抑或是我比较过的其他过去和现代社会，都有许多极佳的著作和研究报告，我在本书最后的延伸阅读部分将其列出。这一个个研究都是在写作本书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然而，有一些结论是通过比较许多社会得来的，单靠进行单一社会的研究不可能得出。例如，为了探讨玛雅文明的崩溃，我们不仅要对玛雅的历史和环境有正确的认识，而且必须把玛雅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脉络中检视，并将它与其他遭到毁灭或仍然屹立的社会相较，检视这些社会和玛雅的异同，如此才能更进一步洞视玛雅文明何以成为万古绝响。若是不透过比较研究，就难以得到这样的洞见。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说明个体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是因为学者采用了一种研究方法之后，常常会小看其他研究方法的贡献。深入研究单一社会的历史的专家常对比较研究嗤之以鼻，认为比较研究是肤浅的；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也对单一社会的研究不以为然，认为这样难免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其他社会的了解也将有限。我们要获得可靠的知识，单一社会研究和比较研究都不可或缺。尤其是基于单一社会的研究来进行归纳将有不够严谨的缺陷，借以解释一个文明的崩溃之因也难以周全。只有针对多个命运迥异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才有足够证据推演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此先简要介绍全书框架，以使读者对本书论述的内容有个概念。本书的架构就像一条巨蟒吞了两只很大的羊：一是立足当下，对现代社会进行讨论；二是回顾过去，剖析过去社会的兴亡。这两方面的探讨都是从某一个社会出发，花费较长篇幅深入对这个社会进行分析，再以较短的篇幅述及其他4个社会。
我们就从第一只大羊开始说起。本书第一部分由篇幅相当长的一章（第一章）构成，讨论了蒙大拿州西南部的环境问题。那里就是乌尔斯牧场所在地，我的友人伊尔希一家的牧场也在那儿（本书就是献给这些朋友的）。蒙大拿拥有身在发达国家的优势，虽然生态环境和人口是个问题，但比起发达国家大多数地区，这些问题还算轻微。更重要的是，我对很多蒙大拿人有深入的认识，了解蒙大拿的社会政策与个人动机的冲突。从蒙大拿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视角回顾过去，比较容易想象在那遥远的古代社会所发生的事，猜想在那乍看之下与我们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社会中，个人受到何种动机驱使。
第二部分先是包括4个比较短的章节，论及过去走向崩溃的人类社会，按照前文提到的五点框架，由简至繁加以论述。本书详细剖析的过去社会，大部分规模很小，且地处边陲，有的与其他社会接壤，有的处于孤立状态，有的生态环境脆弱。为了避免读者产生误解，认为这些社会和我们熟悉的现代大型社会大相径庭，不是好的参考模型，我必须解释：这几个社会都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才选择出来的。这几个小型社会的变迁比较明显，结果也更极端，因此是特别鲜明的例子。地处中央、与邻近社会有贸易关系且生态环境强韧的大型社会过去并非没有衰亡，今天也不见得不会面临崩溃的命运。以玛雅为例，这个古代人类社会的人口有百万甚至千万之多，位于新大陆最先进的文化区域之一，那时该地仍无欧洲人驻足，和同一地区的其他文明社会有贸易往来，也深受影响。我将在本书的延伸阅读（第九章部分），简要描述其他和玛雅文明相似的古代人类社会，如肥沃新月地带、吴哥窟、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等，以及它们如何在环境因素的严重影响下走向衰亡。
本书探讨的过去人类社会走向崩溃的第一个案例是复活节岛（第二章），这是一个几乎“纯粹”因生态崩溃而毁灭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全面的滥垦滥伐引起战争，导致贵族统治阶层被推翻，著名的巨石人像倾圮，岛上的大量居民也最终灭绝。就我们所知，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社会从建立伊始就与世隔绝，因此这个社会的发展轨迹并不受敌人或友邦的影响。我和巴里·罗利特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在所有太平洋岛屿中，复活节岛遭遇了如此严重的崩溃。
皮特凯恩岛和亨德森岛（第三章）也曾是波利尼西亚人定居之地，可作为五点框架中第四点的例证：因为失去友邦的支持而走向败亡。这两个岛屿虽然都面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但致命的一击来自其主要贸易伙伴因生态危机走向毁灭。就我们所知，这两个地方的衰败并没有涉及强邻威胁或气候变化等因素。
借由年轮数据重构的详细气候记录，我们发现美国西南部阿纳萨齐印第安部落（第四章）之所以崩溃，显然是环境破坏、人口增长与气候变化（在此是干旱）交叉影响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与邻近社会（无论是友邦还是强邻）的关系和战争（最后的战乱除外）都不是阿纳萨齐败亡的主因。
倘若要述及过去人类社会的崩溃，玛雅文明（第五章）是必不可少的一节。玛雅是最灿烂辉煌的美洲原住民社会，雄伟的古城矗立在丛林莽障中，也深锁在历史的迷雾中。正如阿纳萨齐印第安部落的情况，玛雅文明的衰落是多个因素交叉影响的结果，包括生态破坏、人口增长与气候变化。在这个例子当中，友邦的支持并非关键因素。和阿纳萨齐印第安部落不同的是，玛雅人在建城之初便遭受强邻威胁。在第二章至第五章讨论的人类社会中，只有玛雅人留下可以破译的书面记录供后人解谜。
在走向崩溃的史前文明中，古代维京人在格陵兰岛建立的社会（第六章至第八章）是最复杂的例子。这是一个已使用文字的欧洲文明社会，有最多的资料可供研究，势必值得以最长的篇幅来讨论——这就是那巨蟒腹中的第二只大羊。这个社会的崩溃涉及五点框架的每一项：生态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与邻邦挪威失去友好往来、强邻因纽特人崛起造成的威胁，以及该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格陵兰岛是有关人类社会崩溃的研究中最接近控制式实验的例子：两个社会（分别由维京人和因纽特人建立）在同一个岛上，但两者文化差异很大，后来一个社会成为苔原中的废墟，另一个至今依然生生不息。因此，格陵兰岛的历史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使面临严酷的环境，崩溃也不是必然的结果，一个社会的存亡取决于这个社会做何选择。除了格陵兰岛，维京人在北大西洋建立的社会还有5个，其中奥克尼群岛上的社会就发展得不错，不像格陵兰岛上的维京社会那样命运多舛。冰岛也是其中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那里的维京人克服脆弱的环境，打造了一个富足、昌盛的现代社会。
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第九章）介绍了其他三个像冰岛一样成功的社会，希望通过对比这些实例，我们能了解社会败亡的原因。这三个社会的环境问题虽然不像冰岛那样严重，可能也比大多数走向崩溃的社会来得轻微，但它们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成功的两条不同路径：一条是“自下而上”，也就是从个人开始做起，进而扩展到整个社会，典型的例子是蒂科皮亚岛和新几内亚高地；另一条则是“自上而下”，从社会最高统治阶层往下贯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
第三部分又回到现代。虽然我们已在第一章讨论过今日蒙大拿州的问题，但在第三部分将以4个截然不同的现代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前2个国家规模很小，后2个从规模上称得上是大国甚至超级大国：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灾难（卢旺达），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幸存者（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是从发展中国家奋起直追、试图赶上发达国家的国家（中国），还有一个则是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卢旺达（第十章）正是马尔萨斯灾难最活生生的例证，由于人口发展急剧最后演变成血腥屠杀，整个社会走向崩溃，就像古代玛雅社会的覆亡。卢旺达和邻近的布隆迪因种族暴力冲突声名狼藉，以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流血冲突最为严重，但我们应该看到，人口增长、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早已为此埋下危机的种子，种族冲突不过是导火线。
第十一章讲述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都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伊斯帕尼奥拉岛。这种“一屋二家”的情境，犹如维京人和因纽特人同在格陵兰岛的翻版。几十年来，两国都由独裁者把持，最后海地成为现代世界中最穷困、悲惨的国家，相形之下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有一丝希望。读者可别误以为本书就是为了宣传“环境决定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例子就让我们看到，个人也有扭转一国局势的力量，尤其是当此人是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前述12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中国（第十二章）都有，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已成沉痾。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不光是中国民众会受到环境和经济的冲击，全世界也将受到影响。
澳大利亚（第十三章）和蒙大拿州刚好是两个极端，前者虽然也身处发达国家，但环境极其脆弱，生态问题也最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难题，这个国家现在不得不考虑采取最激烈的手段来重建社会。
本书第四部分总结了我们今天应该牢记的前车之鉴。第十四章讨论一个社会为何会走上自我毁灭之路。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倘若我们步前人后尘，自我毁灭，后人也将大惑不解：古人为何看不到眼前的危险，而我们以后见之明来看，那些危险清楚得触目惊心？古人的毁灭是不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还是说，他们面临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他们只是受害者？过去的环境破坏，有多少是人们的无心之过，又有多少是明知故犯？以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为例，他们在砍下岛上最后一棵树的时候，曾经说过什么吗？群体决策的失误可能是一连串因素所造成的，也许一开始的时候就未能防微杜渐，导致问题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此外，当群体成员间发生利益冲突之时，有人会为了一己之利，不顾他人。
第十五章将讨论大企业的角色。有些企业可谓今日生态环境的杀手，有些则不遗余力地保护生态环境，而且成果斐然。我们将探讨为什么有些企业（只是一些）认为保护环境是利人利己的事，还将讨论我们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让企业也加入环境的行列。
最后，我们将在第十六章总结今日世界面临的环境危机的类型，最常听见的那些反对正视环境问题的声浪，以及今日和过去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危机有何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全球化。针对我们是否有能力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持最乐观态度的人和持最悲观态度的人都以全球化作为着眼点。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任何一个社会毁灭，都会使其他社会受到冲击，不可能像复活节岛岛民或格陵兰岛上的维京人那样孤零零地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发生动乱，不管它在多么遥远的地方（例如索马里或阿富汗），都会影响其他大陆上的繁华社会，而它们的反应又将加剧或缓和那个社会的动乱。在人类史上，我们首次面临全球崩溃危机，但也首次可以快速掌握全球信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有任何发展，我们很快就可以得知，继而见贤思齐或是引以为戒。此外，我们也可放眼过去，观察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的任一段发展轨迹，参悟兴亡的因果。此即本书写作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