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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参观了两个牧场，一个叫乌尔斯牧场（Huls Farm），另一个叫加登牧场（Garden Farm）。尽管这两个牧场有千里之遥，但两者的优势和劣势出奇地相似。就其所在地区而言，这两个牧场都是规模最大的，而且发展得欣欣向荣，采用的也都是最先进的技术。尤其是，牧场中央都有一座用来饲养奶牛与挤奶的牛舍，里头有两排长长的、相对而设的牛栏，看起来整整齐齐。这两个牧场的牛舍壮观、先进，堪称当地之最，令其他牛舍都相形见绌。夏季，两个牧场的主人都会让牛群在丰美的草地上吃草；夏末则收割青草晒干成草秣，以供冬日之需。他们还灌溉牧场，以便让青草长得更加繁茂，增进干草产量。两个牧场的面积相当（有几平方英里），牛舍大小也差不多，乌尔斯牧场的奶牛数量比加登牧场稍多（前者有200头，后者则有165头）。两个牧场的主人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人，也都是虔诚的教徒。此外，两个牧场都坐落于景色秀丽之地，依山傍水，吸引不少外地游客。牧场附近高山顶峰白雪皑皑，雪水融化涓涓成溪，溪涧中鱼儿群游，溪水往低处流，最后汇入河流或峡湾。乌尔斯牧场南面临河，加登牧场则南依峡湾。
以上是两个牧场相同的优势，然而两者也有同样的劣势，那就是它们所处的位置都谈不上适宜畜牧业发展。由于这两个牧场都在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夏季短暂，牧草的生长时节不长，能生产的干草有限。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好年头，和纬度较低的牧场相比，这里的气候也只是差强人意；气候若起骤变，两个牧场都深受其害，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干旱和酷寒。此外，这两个牧场的位置都很偏远，离人口稠密的地区很远，产品的销售、运输是个问题。由于运输成本较高，与那些离城镇较近的牧场相比，它们的竞争力受到影响。此外，这两个牧场的经济效益还受制于它们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比如邻近一带经济状况的变化与消费者口味的转变。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这两个牧场所在国家的经济荣衰也和来自远方敌对社会的威胁消长有关。
乌尔斯牧场和加登牧场最大的差异乃是目前的状况。乌尔斯牧场是家族企业，经营者是五个兄弟姐妹及其配偶。这个牧场位于美国蒙大拿州的比特鲁特山谷，目前发展得欣欣向荣。这里的行政区属拉瓦利县，人口增长率高居全美第一。这家牧场的主人蒂姆·乌尔斯、特鲁迪·乌尔斯和丹·乌尔斯亲自带我参观了他们那新颖、高科技的牛舍，且不厌其详地解说蒙大拿牧场的魅力和变迁。我们很难想象，整个美国或这个乌尔斯牧场在可预见的未来会衰亡。反观曾作为格陵兰岛西南部主教教区农庄的加登牧场，早在500年前就被废弃了。这个由维京人于中世纪格陵兰岛建立的社会已经彻底崩溃：数千名居民，有的活活饿死，有的在内乱中丧生，有的在与敌人交战时死亡，还有的远走他乡，最后人迹杳然。如今，加登牧场的牛舍石墙仍屹立着，附近的大教堂依旧耸然，我还得以细数牛舍中的牛栏，只是已无从听闻其主人述说过去加登牧场的魅力与兴衰。当加登牧场以及格陵兰岛上的维京社会处于鼎盛时期时，人们似乎根本想象不到它们会有衰亡的一天，正如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乌尔斯牧场以及今天的美国有一天会败亡。
我必须言明，在此比较乌尔斯牧场和加登牧场的今昔，并不是断言乌尔斯牧场和美国社会必然会走向衰亡。从现在来看，情况恰恰相反。乌尔斯牧场正在扩张，蒸蒸日上，这个牧场的先进科技已成为邻近牧场研究、取法的对象；美国也是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此外，我也不是预言牧场或人类社会都有走向衰亡的倾向：其中有些的确已经成了废墟，就像加登牧场，但有些还是得以享有千年繁华，直至今日。我在同一年夏天参观了乌尔斯和加登这两个相距千里的牧场，追昔抚今，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是今天最富有、科技最先进的社会，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和经济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不可小觑。当初加登牧场和移居格陵兰岛的维京人所面临的问题也大致相似。在古代，有一些社会曾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有的失败了（如中世纪移民至格陵兰岛的维京人），有的则成功了（如日本和波利尼西亚的蒂科皮亚岛）。鉴往知来，过去犹如一个丰富的数据库，供我们学习，让我们了解如何持续立于不败之地。
维京人在格陵兰岛建立的社会只是过去众多走向崩溃、消亡的人类社会中的一例，徒留雪莱在《奥西曼提斯》
一诗中描述的巨大废墟。我所说的“崩溃”，指的是某一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口骤减，以及／或者政治、经济、社会复杂度急剧下降。这种崩溃现象在几种衰退形式中算是最极端的。一个社会的衰退程度得多么剧烈才能称得上崩溃，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就单个社会而言，财富的略微增减，政治、经济、社会的小规模重组，遭到近邻征服或因邻近社会的崛起而衰退（但该社会本身的人口规模、整个地区的复杂度并没有变化），或者是新的统治者当政，这些都属于较为温和的衰退形式。以这些标准来看，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下述这些已成为历史的社会所遭遇的应该是典型的崩溃，而非温和的衰退：现代美国境内的阿纳萨齐印第安部落和卡霍基亚酋邦、中美洲的玛雅、南美洲的莫切和蒂瓦纳科、欧洲的希腊迈锡尼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非洲的大津巴布韦、亚洲的吴哥窟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以及大洋洲的复活节岛。（见第XXIV—XXV页地图
）
过去人类社会留下的断壁残垣，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儿时，我们通过图片得知这些古文明，那些遗迹令我们啧啧称奇。长大之后，不少人计划前往这些古迹寻幽览胜，亲眼见识一下。那些倾圮的雕像、石碑和废弃的古城，有着一种壮观、魅惑人心的美，同时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那些废墟规模之大，足证当年建造者的强盛富足，正如雪莱笔下的奥西曼提斯夸口的：“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然而，当初的建造者早就成了一堆白骨，留下这些费尽心血刻成的巨大雕像。为什么一个曾经如此强大的社会，最后竟会崩溃、瓦解？其公民个体的命运又是如何？可是远走他乡？若真是如此，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还是守着家乡，结果死于非命？在我们寻幽怀古、思索这些古文明之谜的同时，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感隐隐袭来：我们今天的社会看似富足，会不会也有崩溃的一天？纽约的摩天大楼未来某一天是否也会变成一片废墟，供游客瞻仰，就像我们今天在浓密的丛林中凭吊玛雅文明一样？
长久以来，一直有人猜测，很多人类文明的神秘荒废，至少有部分原因关乎生态破坏：人类一味破坏自身社会所仰赖的环境资源，因而自食恶果。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气象学家、历史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花粉学家等专家的发现证实了这的确是无意间造成的生态灭绝。过去人类社会对环境的破坏主要可分成8种——森林滥伐和生物栖息地的破坏、土壤问题（包括侵蚀、盐碱化和肥力流失）、水管理问题、过度放牧、过度捕捞、新物种引进并影响本地物种、人口膨胀，以及平均每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冲击渐增，这8种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因情况而异。这种种行径犹如自掘坟墓，导致人类社会不知不觉走上毁灭之路。
过往人类文明崩溃的案例有着类似的轨迹可循，就像同一主题的变奏。人口膨胀迫使人们实行精细化农业生产（如实施灌溉、一年两熟制、梯田耕作），扩展土地利用范围（从首选的优质土地扩展到边缘土地），以喂饱越来越多的嗷嗷之口。不可持续的利用方式必然造成上述8种环境破坏问题中的一种或多种，进而导致农业的边缘土地不得不再度遭到废置。如此一来，社会必然遭遇一系列冲击，包括食物短缺、饥馑，太多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争战连连，群众则因大失所望而奋起推翻精英阶层的统治。最终，人口因饥馑、战争或疾病的影响而减少，社会也因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黯然失色而不复全盛时期的光彩。有些作家在描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时，不免喜欢用人的一生来做类比，说一个社会正像一个人，也会经历出生、成长、巅峰、衰老和死亡，而且社会兴衰的历程正如人的生老病死，都要经历从巅峰到死亡这一漫长的衰老期。但是对过去许多人类社会（比如苏联）而言，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社会在规模与力量达到巅峰之后，急转直下，令民众惊惶错愕。在人类社会走向彻底崩溃的案例中，最可怕的情况有如世界末日，民众要么仓促逃走，要么只能坐以待毙。当然，过往的人类社会并非都循着这种可怕的轨迹走上绝路：不同社会的衰亡程度和衰亡方式各有不同，也有很多社会未曾崩溃。
今天，大家日益关注人类社会走向崩溃的风险。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索马里、卢旺达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崩溃已成现实。很多人担心生态灭绝对人类文明的威胁将超过核战争和新兴疾病。过去许多人类社会都因上述8种环境问题走上绝路，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问题，除了上述8种，还新增了4种：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有毒化学物品在环境中沉积、能源短缺，以及地球的光合作用能力已被发挥到极限。有人认为，这12种威胁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造成全球性冲击，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遭到破坏的将不只是索马里，还有发达国家的人类社会。也许，现在谈人类灭绝和世界末日般的工业文明崩溃言之过早，但是若生态环境不保，我们很可能即将面临这样的未来：生活水平显著降低、风险长期升高，目前某些重要价值观沦丧。这样的崩溃可能会以不同形式呈现，比如因缺乏环境资源而引发疾病在全世界扩散或战争四起。如果这种推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将决定我们下一代的处境。换言之，现在的年轻人步入中老年后将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今天怎么做。
然而，目前这些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引发了大众激烈的争论。针对环境问题所带来的风险，我们是将其高估了还是低估了？过去地球上只有几百万人口，使用的工具大抵是石头和木头，所造成的生态破坏问题也只是地方性问题；今天人口已逼近70亿大关，加上强大的现代科技，生态环境不但加速恶化，而且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因此可能导致全面崩溃。这种说法是否合乎逻辑？现代科技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吗？还是说，它解决旧问题的速度还比不上制造新问题的速度？我们耗尽一种自然资源（如树木、石油或海洋鱼类）之后，可能以新的资源（如塑料、风能或太阳能，以及养殖鱼类）取而代之吗？全球人口增长的速度不是已经在下降了吗，我们是否已经致力于将人口稳定在可控水平？
这些问题表明，过去人类文明的崩溃不只是传奇之谜，还蕴含更多的意义。或许我们可从过去人类社会崩溃的例子得到一些实用的教训。我们已知有的社会崩溃了，有的社会仍然屹立：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社会特别脆弱？过去的人类社会究竟是通过何种进程走向生态灭绝的？为什么过去的社会看不见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毁灭，而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却觉得再清楚不过？过去的社会有哪些成功的解决之道？如果我们能回答这些问题，或许可以识别目前哪些社会面临最大的危机，进而防微杜渐，不至于像索马里那样坐以待毙。
不过，现代人类世界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人类社会不同。我们不可天真地以为，通过研究历史就能得到简单的解决之道，并且可以直接套用在今天的社会中。从一些层面看来，我们与过去社会之差异使我们面临的风险降低，如强大的科技（此处是指科技带来的正面影响）、全球化、现代医学的进步，以及我们对古老文明和现代社会有较多的认识。然而，从另一些层面来看，这些差异也使我们面临的风险升高，如强大的科技（此处是指科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负面影响）、全球化（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偏远的索马里的崩溃，也会影响美国和欧洲）、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很快就达到数十亿）没有现代医药就难以活下去，以及现代人口的暴增等。也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一些教训，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审慎地思考。
要了解过去人类文明的崩溃，我们必须直面一项重大争议和4个复杂的问题。这个争议就是过去的族群（其中有些族群的后裔今天还活着，而且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崩溃是否由他们自己一手导致。今天，有关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我们的确要比几十年前更为敏感。连酒店房间都挂着警示牌，提醒我们爱护大自然，因此哪怕多用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是没有及时关水龙头，都会让我们有负罪感。今天，破坏环境无异于罔顾道德。
有些古生物学家宣称，在夏威夷和新西兰演化出的鸟类物种，有半数早在远古时期就被夏威夷原住民或毛利人的祖先灭绝了。那些人的后代听到这样的话必然不高兴。美洲人也不喜欢听考古学家说什么阿纳萨齐人在美国西南部滥垦滥伐云云。古生物学家或考古学家的这些发现，在一些人听来，颇有种族主义的论调，认为那不过是白人剥夺原住民财产的借口。就仿佛是科学家在说：“你们的老祖宗对土地管理不当，所以活该失去土地。”一些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白人本就因政府给原住民土地补偿金而愤愤不平，确实会拿那些学者的发现来说事。不只是原住民，一些研究原住民且认同他们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也认为那些研究结果具有种族主义色彩。
有些原住民和认同他们的人类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坚持认为，过去的原住民是温和善良的人（今天的原住民也一样良善），很有生态环境管理的头脑，非常了解自然，也尊敬自然。这些原住民的家园就像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伊甸园，原住民在此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绝不可能做出那些坏事。正如一个新几内亚猎人曾告诉我的：“如果有一天，我在我们村子的一边猎到一只大鸽子，那么我会等上一个星期再去村子的另一边猎鸽子。”只有那些邪恶的发达国家的居民才不懂得珍惜自然、尊敬环境，径自破坏生态。
事实上，这两派走极端的人，不管是种族主义者还是认为过去的原住民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就是认为过去的原住民与现代发达国家的民众存在根本性差异（且不论孰优孰劣）。自从5万年前，人类有了发明、创造的技能，狩猎技巧也增进之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经营一直是个难题。46 000年前，人类首次殖民澳大利亚，随后澳大利亚的许多巨型有袋动物和其他大型动物迅速灭绝。不管是澳大利亚、北美洲、南美洲、马达加斯加、地中海岛屿，还是夏威夷、新西兰等太平洋上的岛屿，在人类首次定居之后，总会带来一波大型动物灭绝的浪潮。这些动物原本在没有人类的威胁之下演化，遇上人类之后就遭了殃，不是容易遭到人类捕杀，就是因栖息地变化、害虫和疾病而灭绝——凡此种种，人类都脱不了干系。
任何族群都可能落入过度开发环境资源的陷阱，这要归因于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会在后文中详细讨论这些问题：自然资源起初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然资源存量本身在几十年内会存在自然起伏，而这会掩盖人类剥削环境资源的最初征兆；因为资源是由大家共享的，所以很难建立自我节制的共识（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我们在后文中会再详述）；生态系统非常复杂，即使是生态学家也常常无法预测人类干扰行为造成的结果。今天我们觉得棘手的环境问题，在过去当然更难应付，特别是过去不识字的人类族群无法研究社会崩溃的案例，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却在无意间造成生态破坏的悲剧，这也是他们当初无法预见的结果。这种生态破坏不是该受谴责的盲目行为，也不是自私自利造成的。过去走向崩溃的人类社会中有些是最具创造力的（比如玛雅文明），也曾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最繁荣的，并不是只有愚蠢、原始的社会才会沦落到那个地步。
过去的人类族群既非无知、没有管理头脑，活该灭绝或被剥夺土地，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环境守护者，能解决我们今天仍然无解的环境问题。影响他们成败的环境因素，其实和影响我们今日成败的环境因素十分类似。没错，虽然我们今日的情况和他们当年有所不同，但还是有相当多类似之处，所以过去可作为借鉴。
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可为了要给原住民一个公道，而做出历史性假设，假设他们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为何。在我看来，这种假设似乎不只是一厢情愿，还很危险。从很多或大多数的例子来看，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发现非常多的证据，证明过去的原住民生活在伊甸园中的假设是错误的。如果提出这种假设是为了证明那些原住民应该受到公平对待，当这种假设被推翻，岂不是暗示：我们不必公平待之？事实上，要怎么对待原住民，并非根据有关他们如何与自然相处的历史性假设，而是基于道德原则：一个族群本来就不该剥夺另一个族群赖以生存的土地，使他们俯首称臣，更没有灭绝别人的道理。
上述就是有关过去人类社会遭遇生态环境崩溃的一大争议。至于复杂之处，过去的人类社会并非每一个都因为生态环境破坏而注定走向毁灭：有些社会毁灭了，但有些社会依然屹立不摇。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社会脆弱不堪？那些没有毁灭的社会，又有何突出之处？像我们后面将进行讨论的例子——冰岛和波利尼西亚的蒂科皮亚岛，就有化险为夷的本事，解决了困难的环境问题，因此得以长期繁盛，直到今天依旧欣欣向荣。维京人最初在冰岛殖民的时候，冰岛的环境状况从表面上看和挪威相似，其实大有不同。起初，维京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坏冰岛的表土和大部分森林，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冰岛都是欧洲最穷困、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国家。不过，在冰岛定居下来的人最终吸取了教训，实施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如今的冰岛在全世界国民人均收入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至于只有一丁点大的蒂科皮亚岛，因为周边没有近邻，不得不做到几乎所有东西都自给自足，岛上居民对资源利用进行微管理，而且小心控制人口规模，其生产力才得以持续3 000年以上，直到今天。因此，本书并不只是一连串人类社会走向崩溃的悲惨故事，还提供了一些可以取法的成功之例，让我们对未来不至于太过悲观。
此外，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社会是单纯因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而崩溃的，总有其他因素介入。最初计划撰写本书之时，我并不认为那些因素是关键，天真地以为本书只需探讨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够了。最终，我得出了一个包含5点要素的分析框架，我认为分析任何社会环境崩溃的案例时都可从这5点出发，其中4点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强邻威胁，以及友邻的支持。对某一个社会而言，这4点要素或许不一定特别重要，第五点却总是社会成败的关键，它就是面对环境问题时一个社会的应变力。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讨论这5点要素，这个顺序只是为了方便讨论，没有首要、次要之分。
第一点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个问题我们先前已略提一二。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以及是否可逆，部分取决于人的属性（例如人类每年在每一英亩
土地上砍伐的树木数量），部分取决于环境的属性（例如每年在每一英亩土地上有多少幼苗能发芽，幼苗的生长速度有多快）。环境的属性也被称为脆弱性（容易受到破坏的属性）或韧性（在被破坏后复原的潜能）。人们还可以单独讨论一个地区的森林、土壤、水产资源等的脆弱性或韧性。为什么只有某些社会遭遇了环境崩溃的问题？从原则上来说，这可能是居民恣意妄为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其环境的某些层面特别脆弱，也可能两者皆有。
在我的分析框架中，第二点讨论的是气候变化。一提到气候变化，我们常常联想到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其实，即使没有人类的干扰，大自然本身的力量也可能促使气候变得更热或更冷、更潮湿或更干燥，不同年份之间以及不同月份之间的气候也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其原因可能是太阳散发出的热量发生变化、火山喷发导致大量火山灰进入大气层、黄赤交角的改变、地表陆地和海洋分布面积的改变等。有关自然力量导致的气候变化，人们最常提到的例子是大陆冰盖的消长，比如始自200万年前的冰期、1400—1800年的小冰期，以及1815年4月5日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大爆发后导致的全球性降温时期。坦博拉火山爆发时将大量火山灰喷至高层大气，遮天蔽日，导致抵达地球表面的太阳光减少，进而造成全球性温度下降，直到数年后灰尘散尽为止。坦博拉火山的那一次爆发，影响所及包括北美洲和欧洲，气候变冷加上作物产量锐减，导致饥馑遍地。于是翌年成了“没有夏天的一年”。
气候变化对过去的人类社会是更严酷的考验。在古老的社会，人类寿命短，且没留下书面资料供后代子孙参考。过去很多地区气候变化的时间跨度不只是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例如几十年的潮湿期之后，接踵而至的可能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干旱期。然而，在史前社会，一个世代（从父母辈出生到下一代出生的平均年数）往往只有几十年的光景。因此，等到几十年的潮湿期即将结束时，还存活的大多数人可能对前一次的干旱期已没有第一手的记忆。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人类仍倾向于在风调雨顺的几十年里增加作物产量，提升人口数量，却忘了（或根本意识不到）这样的丰年不能长久，等到荒年终于来到的时候，才意识到整个社会的人口数量已经超出了承载能力，或者之前养成的某些习惯已无法适应新的气候条件。（只要想想今天干旱的美国西部就知道了。由于之前几十年处于潮湿的气候环境，水资源较为充足，所以城市与乡村在用水政策上没有长远的计划，进而导致今天的窘况。）再者，过去许多人类社会没有“赈灾”的机制，无法从气候迥异的其他地区进口粮食来解决本地食物短缺的问题，使得气候变化的问题雪上加霜。凡此种种，可见气候变化对过去人类社会的冲击要比今天更严重。
对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来说，自然力量导致的气候变化，可能是祸，也可能是福。此外，它可能对一个社会有利，而对另一个社会造成祸害。（例如，格陵兰岛的维京人就没能熬过小冰期的严酷考验，而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则趁机崛起。）历史上有许多例子显示，一个社会滥用自己的环境资源时，如果气候条件良好，或许还可以承受；万一碰上气候变化，变得更干燥、更寒冷、更炎热或出现水灾等，就有可能濒临崩溃。因此，社会崩溃既不是单纯由人类破坏环境造成的，也不是单纯的气候变化使然。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滥用环境资源，即便遭逢气候变化，资源变少了，它仍有应变的能力。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本身已存在滥用环境资源的问题，再碰上气候变化的考验，就很难走出困境。很多因素都会交互影响，而不是单独作用，但如果环境资源遭到破坏加上气候变化，就会造成致命的打击。
第三点是强邻威胁。从地理层面来看，史上绝大多数社会都有近邻，难免与其产生摩擦，它们与邻近社会的敌对关系可能是间歇性的，也可能是长期性的。如果一个社会本身够强大，或许还可以抵御敌人的威胁；如果因为环境破坏等问题，社会本身较为虚弱，就可能遭到敌人的吞并。人类社会崩溃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军事征服，但其根本原因则是那些导致社会逐渐衰弱的因素。生态破坏就是这么一个根本原因，但这种根本原因常常会被军事征服等直接原因掩盖。
有关这种根本原因被直接原因掩盖的例子，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有关西罗马帝国衰亡的争论。罗马帝国面对蛮族的入侵，国力日渐不支，终于在476年，也就是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遭到废黜那一年宣告覆亡。其实这个时间的界定较为武断。不过，在罗马帝国兴盛之前，北欧和中亚——欧洲地中海“文明”地区的边境已有不少“蛮族”，不时入侵欧洲文明地区（也曾侵犯中国和印度）。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罗马帝国虽然多次遭受蛮族入侵，但仍然屹立不倒，如公元前101年，辛布里部落和条顿部落意图征服意大利北部时，在坎皮罗狄（Campi Raudi）之战中被罗马痛击。
然而，300多年后，最后的胜利者反而是蛮族，西罗马帝国就此覆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是蛮族本身变强大了吗？比如说，人口有了显著增长，或者有了更严密的组织方式、更多精良武器或马匹，又或是中亚草原的气候变得更有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说蛮族入侵有可能是罗马帝国覆亡的根本原因。但还有另一个可能：在罗马帝国边境虎视眈眈的蛮族，其实长久以来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等待罗马帝国因政治、经济、环境等问题国力渐衰，伺机而动。若真是如此，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蛮族只是给了罗马帝国致命的一击罢了。目前，罗马帝国衰亡之因仍未有定论。同样引发争论的还有以吴哥窟为首都的高棉帝国，这个帝国是否因为暹罗军队的侵略而衰亡呢？类似的例子还有，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否因为雅利安民族的入侵而衰败？希腊迈锡尼等地中海青铜时代的文明的崩溃是否源于海上民族
侵略？
第四点则是来自友邻的支持减少，这和第三点的强邻威胁日益严重刚好相对。翻开历史，大部分人类社会都有敌对的邻邦，也有友善的贸易伙伴。很多时候，同一个邻邦可能时而是朋友，时而是敌人，态度不定。大多数社会对友善的邻邦都有某种程度的依赖，例如重要贸易物资的进口（比如今日美国的原油就仰赖进口，日本的原油、木材、海产品等也依赖进口）以及文化纽带，这种文化纽带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来源（如澳大利亚的文化认同就来自英国，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贸易伙伴因为某种原因萎靡不振（比如因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无法继续供应重要物资或是两者之间文化纽带中断，那么这个社会也会受到影响。这在今天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因为发达国家所需的原油就依赖生态环境脆弱、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当1973年阿拉伯国家联手实施石油禁运时，就造成油价暴涨，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过去维京人在格陵兰岛建立的社会、皮特凯恩岛上的人类社会等也曾发生类似的问题。
这个五点框架中的最后一点，就是一个社会面对问题的应变能力。这里所说的问题不只是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也包括其他问题。即使面对类似的问题，不同的社会总有不同的应对之道。就拿森林滥伐的问题来说，过去很多人类社会都有这样的问题，新几内亚高地、日本、蒂科皮亚岛、汤加等发展出了成功的森林管理之道，因此转危为安，得以继续繁荣下去，而复活节岛和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曼加雷瓦岛上的居民，以及格陵兰岛上的维京人在森林管理上就不得法，最后走向崩溃。我们如何理解这种不同的结果？一个社会的应变能力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这些制度和价值观会影响到这个社会是否去解决问题（甚至是否尝试去解决问题）。本书将以这个五点框架来检视过去的人类社会，并讨论这些社会的兴亡。
当然，我应该再补充说明一点：气候变化、敌对的邻邦或友善的贸易伙伴不一定是一个社会走向崩溃的影响因素；同样地，环境破坏也不一定是一个社会走向崩溃的关键因素。我们不能断言所有社会走向崩溃的祸首都是环境破坏，苏联的瓦解就是一个现代的反例，迦太基在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夷为平地则是一个古代的反例。显然，一个社会也有可能仅仅因为军事征服或经济因素而走向崩溃。所以，比较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崩溃不但可能牵涉环境因素，有时也和气候变化、敌对的邻邦、友善的贸易伙伴以及社会的应变能力有关。即便只限定这几个因素，从古至今已有相当多的史料可供参考。
今天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到底如何，这是个经常引发争议的问题。基于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可以划分成两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就是一般所谓的“环保人士”或“环境保护论者”，他们认为目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很严重，迫切需要解决，我们目前的经济与人口增长率都是不可持续的。另一个阵营的人则认为，环保人士小题大做，毫无根据，当前经济与人口的可持续增长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可取的。至于后面这个阵营，没有什么公认的简短的标签可套用在他们身上，我们姑且称之为“非环保人士”。这一阵营的人士多来自商界，但我们不能把“非环保人士”和“支持商业者”画上等号。很多商界人士以环保人士自居，也有不少非商界人士质疑环保人士的主张。在撰写本书的时候，面对上面两个阵营，我的立场为何？
先说我的背景。我从7岁开始观鸟，长大成人之后接受了专业生物学的训练。过去40年里，我一直在研究新几内亚雨林的鸟类。我很喜欢鸟类，喜欢观察它们，喜欢待在雨林里。我也喜欢其他的植物、动物以及它们的栖息地，并且予以尊重。我致力于新几内亚等地的物种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保育。20多年来，我一直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美国分会的董事。这个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关注全世界的自然生态。这些工作招致许多非环保人士的批评，说我“危言耸听”，还说什么“这个戴蒙德老爱宣传世界末日”，“夸大危机”，“关心濒临灭绝的紫色马先蒿，漠视人类的需要”。虽然我很爱新几内亚的鸟类，但我更爱我的儿子、我的妻子、我的朋友，还有新几内亚人等。我很关心环境破坏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更甚。
除此之外，我对一些大企业等社会力量也很感兴趣，而且有长期与之打交道的经验。这些企业因为大肆利用环境资源，常被视为反环保的一派。我十几岁之时就曾在蒙大拿的大牧场打工，做了父亲之后，也常在暑假带着妻子和儿子去牧场度假。有一年夏天，我曾在蒙大拿研究一群铜矿矿工。我爱蒙大拿，与那些牧场朋友友谊深厚，对他们的农垦事业和生活方式很了解，也很欣赏，同时也能体会他们的感受，因此将本书献给他们。近年来，我也有很多机会深入了解采矿、伐木、渔业、石油、天然气等其他行业的大型企业。过去7年，我一直在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对环境造成的冲击。这是当地石油公司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合作计划，基金会受委托来对这里的环境状况进行独立评估。这些石油公司多次邀请我参观访问，我和它们的主管与员工也深入讨论过，所以了解它们的看法和问题。
由于这层关系，我得以近距离地看到大企业经常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也深知这些公司有诚意采取更严格且有效率的生态保护措施，那些措施甚至比国家公园的做法还严格。不同的公司所采取的环境政策各有不同。我很好奇它们出于什么动机制度这些政策。然而，我与这些大型石油公司打交道的事也招来某些环保人士的非议，说什么“戴蒙德已经把自己卖给大企业”，“他和大企业狼狈为奸”，“他的节操都让石油公司买去了”，等等。
事实上，我并没有受雇于大企业，尽管我曾是他们的座上宾，但我还是必须坦率地说出自己的亲眼所见。看到石油公司和伐木公司破坏环境，我会直言不讳；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环境，我也会照实说出。我的观点是：如果环保人士不愿和大企业有所接触，就不可能解决今日世界的环境问题，因为这些企业是影响现代世界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从我研究环境问题与面对企业现实的实际经验来谈，希望做到客观中立。
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崩溃呢？我们常常误以为科学就是“在实验室复制控制式实验所得到的知识”。其实科学没有这么狭隘，而应该是更广泛的——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可靠知识。在某些学科领域，例如化学、分子生物学，在实验室复制控制式实验是可行的，这也是迄今为止获得知识最可靠的方法。我在学生阶段曾接受两个实验室科学领域的专业训练——在本科阶段学的是生物化学，之后又钻研生理学，并取得博士学位。1955—2002年，我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生理学领域的实验研究。
当我于1964年开始在新几内亚雨林研究鸟类时，便立刻面临一个问题：当在实验室内和室外都无法复制控制式实验时，如何获得可靠的知识？这种实验不但不可行，而且通常违法或不符合伦理规范。我们不可能在一地人为地消灭或控制鸟类的数量，并将其与另一地没有受到人为控制的鸟类数量两相对照。我必须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只是鸟类研究，其他有关种群生物学的研究，还有天文学、流行病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也面临类似的研究方法论难题。
因此，研究人员经常采用所谓的“比较研究”或“自然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即根据感兴趣的研究变量来比较自然界的情况，检视有何差异。例如，我在进行鸟类研究的时候，很想知道新几内亚一种棕眉吸蜜鸟对其他种类吸蜜鸟种群的影响，于是我就比较了山上几个吸蜜鸟群落（这些群落在其他方面相当类似，只是有的支持棕眉吸蜜鸟，有的不支持），观察它们有哪些行为差异。同样地，我在撰写《第三种黑猩猩》和《性趣何来？》这两本书的时候，曾比较不同的动物物种，特别是不同的灵长类动物，以了解为何人类女性有绝经和隐性排卵等现象（而其他雌性动物则无），为何人类男性的阴茎出奇地大（以动物的标准来看），以及为何人类通常进行隐秘的性行为（反之，几乎所有其他的动物种类都是堂而皇之地进行交配）等问题。已有大量的科学文献指出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明显陷阱，并且提出了克服这些缺陷的最佳之道。特别是历史科学（如演化生物学和历史地质学），若想以实验方法去操纵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不得不采取自然实验，而放弃实验室的控制式实验。
本书采取比较研究法，来了解人类社会如何因生态环境破坏而走向崩溃。我的前一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则以比较研究法探讨了一个相反的问题：过去的13 000年里，为何人类社会在各个大陆上发展的速度有别？本书的焦点则在于人类社会的崩溃，我比较许多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它们在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邻近社会的关系、政治制度，以及其他被认为会影响社会稳定的“输入”变量方面存在差异。我将讨论的“输出”变量是人类社会经历浩劫的结果是崩溃还是幸存，如果遭遇崩溃，是以何种形式走向崩溃？通过探讨输出变量和输入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企图爬梳上述可能的输入变量对人类社会崩溃产生的影响。
比如，在研究太平洋岛屿上森林砍伐引起的人类社会的崩溃时，就可能进行严谨的、全面的、量化的比较研究。史前的太平洋岛屿上的族群在岛上砍伐森林的程度不一，从轻微程度的砍伐到全面性的滥伐都有，结果有的社会长久下来依旧坚挺，有的社会则完全崩溃，民众无一幸免。我和研究同人巴里·罗利特对太平洋上的81个岛屿进行调查研究，以数字量表评定其森林砍伐的等级，还对假定会影响森林砍伐程度的9个输入变量（如降雨量、地理隔绝程度、土壤肥力的恢复力等）的值进行等级评定。借由统计分析的方式，我们得以计算每一个输入变量对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北大西洋也是一个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地方。维京人在此建立了6个殖民地，有的在岛屿上，有的在陆地上，适宜农耕的程度各有不同，与挪威的贸易关系也有好坏之分，再加上其他输入变量，这6个殖民地的最后命运也不同。（有的很快就被废弃了；有的撑了500年最后还是走向崩溃，没有人活下来；也有的在1 200年之后依然繁荣。）除了上述案例，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还可能进行其他比较。
所有的比较研究都是以详细的资料为基础的，正因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耐心积累的研究资料，我们才能对个别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不管是有关古代的玛雅和阿纳萨齐印第安部落，还是有关现代的卢旺达和中国，抑或是我比较过的其他过去和现代社会，都有许多极佳的著作和研究报告，我在本书最后的延伸阅读部分将其列出。这一个个研究都是在写作本书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然而，有一些结论是通过比较许多社会得来的，单靠进行单一社会的研究不可能得出。例如，为了探讨玛雅文明的崩溃，我们不仅要对玛雅的历史和环境有正确的认识，而且必须把玛雅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脉络中检视，并将它与其他遭到毁灭或仍然屹立的社会相较，检视这些社会和玛雅的异同，如此才能更进一步洞视玛雅文明何以成为万古绝响。若是不透过比较研究，就难以得到这样的洞见。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说明个体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是因为学者采用了一种研究方法之后，常常会小看其他研究方法的贡献。深入研究单一社会的历史的专家常对比较研究嗤之以鼻，认为比较研究是肤浅的；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也对单一社会的研究不以为然，认为这样难免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其他社会的了解也将有限。我们要获得可靠的知识，单一社会研究和比较研究都不可或缺。尤其是基于单一社会的研究来进行归纳将有不够严谨的缺陷，借以解释一个文明的崩溃之因也难以周全。只有针对多个命运迥异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才有足够证据推演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此先简要介绍全书框架，以使读者对本书论述的内容有个概念。本书的架构就像一条巨蟒吞了两只很大的羊：一是立足当下，对现代社会进行讨论；二是回顾过去，剖析过去社会的兴亡。这两方面的探讨都是从某一个社会出发，花费较长篇幅深入对这个社会进行分析，再以较短的篇幅述及其他4个社会。
我们就从第一只大羊开始说起。本书第一部分由篇幅相当长的一章（第一章）构成，讨论了蒙大拿州西南部的环境问题。那里就是乌尔斯牧场所在地，我的友人伊尔希一家的牧场也在那儿（本书就是献给这些朋友的）。蒙大拿拥有身在发达国家的优势，虽然生态环境和人口是个问题，但比起发达国家大多数地区，这些问题还算轻微。更重要的是，我对很多蒙大拿人有深入的认识，了解蒙大拿的社会政策与个人动机的冲突。从蒙大拿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视角回顾过去，比较容易想象在那遥远的古代社会所发生的事，猜想在那乍看之下与我们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社会中，个人受到何种动机驱使。
第二部分先是包括4个比较短的章节，论及过去走向崩溃的人类社会，按照前文提到的五点框架，由简至繁加以论述。本书详细剖析的过去社会，大部分规模很小，且地处边陲，有的与其他社会接壤，有的处于孤立状态，有的生态环境脆弱。为了避免读者产生误解，认为这些社会和我们熟悉的现代大型社会大相径庭，不是好的参考模型，我必须解释：这几个社会都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才选择出来的。这几个小型社会的变迁比较明显，结果也更极端，因此是特别鲜明的例子。地处中央、与邻近社会有贸易关系且生态环境强韧的大型社会过去并非没有衰亡，今天也不见得不会面临崩溃的命运。以玛雅为例，这个古代人类社会的人口有百万甚至千万之多，位于新大陆最先进的文化区域之一，那时该地仍无欧洲人驻足，和同一地区的其他文明社会有贸易往来，也深受影响。我将在本书的延伸阅读（第九章部分），简要描述其他和玛雅文明相似的古代人类社会，如肥沃新月地带、吴哥窟、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等，以及它们如何在环境因素的严重影响下走向衰亡。
本书探讨的过去人类社会走向崩溃的第一个案例是复活节岛（第二章），这是一个几乎“纯粹”因生态崩溃而毁灭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全面的滥垦滥伐引起战争，导致贵族统治阶层被推翻，著名的巨石人像倾圮，岛上的大量居民也最终灭绝。就我们所知，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社会从建立伊始就与世隔绝，因此这个社会的发展轨迹并不受敌人或友邦的影响。我和巴里·罗利特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在所有太平洋岛屿中，复活节岛遭遇了如此严重的崩溃。
皮特凯恩岛和亨德森岛（第三章）也曾是波利尼西亚人定居之地，可作为五点框架中第四点的例证：因为失去友邦的支持而走向败亡。这两个岛屿虽然都面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但致命的一击来自其主要贸易伙伴因生态危机走向毁灭。就我们所知，这两个地方的衰败并没有涉及强邻威胁或气候变化等因素。
借由年轮数据重构的详细气候记录，我们发现美国西南部阿纳萨齐印第安部落（第四章）之所以崩溃，显然是环境破坏、人口增长与气候变化（在此是干旱）交叉影响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与邻近社会（无论是友邦还是强邻）的关系和战争（最后的战乱除外）都不是阿纳萨齐败亡的主因。
倘若要述及过去人类社会的崩溃，玛雅文明（第五章）是必不可少的一节。玛雅是最灿烂辉煌的美洲原住民社会，雄伟的古城矗立在丛林莽障中，也深锁在历史的迷雾中。正如阿纳萨齐印第安部落的情况，玛雅文明的衰落是多个因素交叉影响的结果，包括生态破坏、人口增长与气候变化。在这个例子当中，友邦的支持并非关键因素。和阿纳萨齐印第安部落不同的是，玛雅人在建城之初便遭受强邻威胁。在第二章至第五章讨论的人类社会中，只有玛雅人留下可以破译的书面记录供后人解谜。
在走向崩溃的史前文明中，古代维京人在格陵兰岛建立的社会（第六章至第八章）是最复杂的例子。这是一个已使用文字的欧洲文明社会，有最多的资料可供研究，势必值得以最长的篇幅来讨论——这就是那巨蟒腹中的第二只大羊。这个社会的崩溃涉及五点框架的每一项：生态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与邻邦挪威失去友好往来、强邻因纽特人崛起造成的威胁，以及该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格陵兰岛是有关人类社会崩溃的研究中最接近控制式实验的例子：两个社会（分别由维京人和因纽特人建立）在同一个岛上，但两者文化差异很大，后来一个社会成为苔原中的废墟，另一个至今依然生生不息。因此，格陵兰岛的历史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使面临严酷的环境，崩溃也不是必然的结果，一个社会的存亡取决于这个社会做何选择。除了格陵兰岛，维京人在北大西洋建立的社会还有5个，其中奥克尼群岛上的社会就发展得不错，不像格陵兰岛上的维京社会那样命运多舛。冰岛也是其中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那里的维京人克服脆弱的环境，打造了一个富足、昌盛的现代社会。
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第九章）介绍了其他三个像冰岛一样成功的社会，希望通过对比这些实例，我们能了解社会败亡的原因。这三个社会的环境问题虽然不像冰岛那样严重，可能也比大多数走向崩溃的社会来得轻微，但它们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成功的两条不同路径：一条是“自下而上”，也就是从个人开始做起，进而扩展到整个社会，典型的例子是蒂科皮亚岛和新几内亚高地；另一条则是“自上而下”，从社会最高统治阶层往下贯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
第三部分又回到现代。虽然我们已在第一章讨论过今日蒙大拿州的问题，但在第三部分将以4个截然不同的现代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前2个国家规模很小，后2个从规模上称得上是大国甚至超级大国：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灾难（卢旺达），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幸存者（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是从发展中国家奋起直追、试图赶上发达国家的国家（中国），还有一个则是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卢旺达（第十章）正是马尔萨斯灾难最活生生的例证，由于人口发展急剧最后演变成血腥屠杀，整个社会走向崩溃，就像古代玛雅社会的覆亡。卢旺达和邻近的布隆迪因种族暴力冲突声名狼藉，以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流血冲突最为严重，但我们应该看到，人口增长、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早已为此埋下危机的种子，种族冲突不过是导火线。
第十一章讲述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都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伊斯帕尼奥拉岛。这种“一屋二家”的情境，犹如维京人和因纽特人同在格陵兰岛的翻版。几十年来，两国都由独裁者把持，最后海地成为现代世界中最穷困、悲惨的国家，相形之下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有一丝希望。读者可别误以为本书就是为了宣传“环境决定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例子就让我们看到，个人也有扭转一国局势的力量，尤其是当此人是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前述12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中国（第十二章）都有，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已成沉痾。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不光是中国民众会受到环境和经济的冲击，全世界也将受到影响。
澳大利亚（第十三章）和蒙大拿州刚好是两个极端，前者虽然也身处发达国家，但环境极其脆弱，生态问题也最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难题，这个国家现在不得不考虑采取最激烈的手段来重建社会。
本书第四部分总结了我们今天应该牢记的前车之鉴。第十四章讨论一个社会为何会走上自我毁灭之路。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倘若我们步前人后尘，自我毁灭，后人也将大惑不解：古人为何看不到眼前的危险，而我们以后见之明来看，那些危险清楚得触目惊心？古人的毁灭是不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还是说，他们面临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他们只是受害者？过去的环境破坏，有多少是人们的无心之过，又有多少是明知故犯？以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为例，他们在砍下岛上最后一棵树的时候，曾经说过什么吗？群体决策的失误可能是一连串因素所造成的，也许一开始的时候就未能防微杜渐，导致问题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此外，当群体成员间发生利益冲突之时，有人会为了一己之利，不顾他人。
第十五章将讨论大企业的角色。有些企业可谓今日生态环境的杀手，有些则不遗余力地保护生态环境，而且成果斐然。我们将探讨为什么有些企业（只是一些）认为保护环境是利人利己的事，还将讨论我们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让企业也加入环境的行列。
最后，我们将在第十六章总结今日世界面临的环境危机的类型，最常听见的那些反对正视环境问题的声浪，以及今日和过去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危机有何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全球化。针对我们是否有能力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持最乐观态度的人和持最悲观态度的人都以全球化作为着眼点。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任何一个社会毁灭，都会使其他社会受到冲击，不可能像复活节岛岛民或格陵兰岛上的维京人那样孤零零地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发生动乱，不管它在多么遥远的地方（例如索马里或阿富汗），都会影响其他大陆上的繁华社会，而它们的反应又将加剧或缓和那个社会的动乱。在人类史上，我们首次面临全球崩溃危机，但也首次可以快速掌握全球信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有任何发展，我们很快就可以得知，继而见贤思齐或是引以为戒。此外，我们也可放眼过去，观察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的任一段发展轨迹，参悟兴亡的因果。此即本书写作的初衷。
我问我的朋友斯坦——一位已到古稀之年的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教授，为什么他会在蒙大拿的比特鲁特山谷买一座房子，于是他便说起这段生命因缘。
我出生在纽约州，后来跟家人迁居罗得岛。小时候，我对山区一无所知。到了20岁出头，大学刚毕业时，我在医院解剖室待了几年，每天上大夜班。可想而知，这份工作让我这么一个不知死亡为何物的年轻人每天神经紧绷。我有一位朋友不久前才从朝鲜战争的战场上归来，见识过令人发狂的精神压力，他只看我一眼，就说：“老兄，你看来太紧张了，该好好放松一下。去试试飞蝇钓吧！”
于是，我就开始用飞蝇法去钓鲈鱼。先练习绑毛钩，上手之后，每天下班后都去钓鱼。朋友说得没错，这确实很减压。后来，我回罗得岛读研，又开始了高压生活。班上同学告诉我，飞蝇法不但可钓鲈鱼，也可钓鳟鱼，马萨诸塞州附近就有鳟鱼可钓。于是，我就开始钓鳟鱼。我的论文导师很爱吃鱼，看我去钓鱼，就笑逐颜开。只有为了钓鱼，他才准我开溜，不然放下实验室的工作，回来就有脸色瞧了。
差不多在我年过半百的时候，离婚的风风雨雨加上种种不顺心的事，弄得我心力交瘁，我又走到人生的困境。在这之前，我一年只去三次飞蝇钓。很多人在50岁生日之时，不免想到自己的余生。回想起我父亲的一生，他58岁那年就去世了。这么一想，不禁让我怆然暗惊：如果我的寿命和我父亲一样，那么在我去世前，岂不是只能再去24次飞蝇钓？对热爱钓鱼的我来说，24次真是少得可怜。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开始反思该如何好好把握余生，多做一些我真正喜欢做的事，像是飞蝇钓。
这时候，我刚好受邀至蒙大拿州西南部的比特鲁特山谷评估一个研究实验室。我之前从没去过蒙大拿州。说起来，我直到40岁之后才踏上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于是，我飞到米苏拉，在机场租车南下，朝着实验室所在地哈密尔顿镇前进。米苏拉往南十几英里
的地方，道路长又直，谷地平坦，农田一望无垠，西边是顶峰白雪皑皑的比特鲁特山，蓝宝山则从东边陡然升起。如此壮阔的风景，美得让人悸动，我真是开了眼界，内心充满一种平和的感觉，而且能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到了实验室，碰巧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也在那儿工作。他知道我很喜欢飞蝇钓，就对我说，何不明年再回到这儿做实验，顺便在这附近钓鳟鱼，比特鲁特山谷的鳟鱼可是远近驰名。于是，第二年夏天我又去了，本来打算待两个星期，结果过了一个月才走。再后来的一个夏天，我原准备待一个月，却乐不思蜀，在那儿流连了一整个夏天。临走前，我和妻子干脆在那儿买了座房子。从那时起，我们便不时回到蒙大拿州，最后更以蒙大拿为家，大半时间住在那里。每次回到比特鲁特山谷，从米苏拉南行，最初那种宁静和宏伟的感觉又回来了。天地何其浩瀚，人有如沧海一粟，在蒙大拿特别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感觉。
蒙大拿美得令人震慑：像我和斯坦这种在市嚣中长大的人，对蒙大拿自是一见钟情；像我的朋友约翰·库克等人，虽然在美国西部其他山区长大，但也深受蒙大拿的吸引前来；还有一些朋友，像伊尔希一家这样的蒙大拿本地人，则愿在此终老一生。
和斯坦一样，我也是生于美国东北部（波士顿）的都市人。我父亲是名儿科医生，在我15岁那年夏天，父母带我去比特鲁特山谷南边的比格霍尔盆地（见第006页地图）度假数周，顺便探望父亲的一位小病人，我这才得以踏上密西西比河以西之地。那个小病人名叫约翰尼·伊莱尔，是一个牧场主的儿子，他得了一种罕见疾病，蒙大拿的儿科医生于是把他转介到波士顿接受专科治疗。约翰尼在我父亲的治疗下病情好转，他的父母和外祖父母便热情地邀我们去蒙大拿做客。约翰尼的外祖父老弗雷德·伊尔希在19世纪90年代从瑞士漂洋过海来此落脚，成为在比格霍尔拓荒的先驱。在我们前去做客时，他的儿子小弗雷德·伊尔希已经69岁，和儿女同心协力经营牧场。小弗雷德有两个儿子迪克和杰克，两个女儿吉尔和乔伊斯已嫁为人妇，吉尔嫁到伊莱尔家（约翰尼就是她儿子），乔伊斯嫁到了麦克道尔家。
和斯坦一样，我也为此地风景心醉神驰：群山如聚，倏地从地平线升起，寒冷季节可见白雪覆顶，被山包围的谷地平坦宽阔，绿草如茵，小溪蜿蜒。蒙大拿有“长空之乡”之称，真是名不虚传。以往我待过的地方，要么是抬头一看，天空下方多半被建筑物遮蔽的城市；要么是地形崎岖且谷地狭窄，因此只能看到一线天的山区，如新几内亚和阿尔卑斯山区；再或者是像艾奥瓦和内布拉斯加的平原，虽然也有一望无垠的蓝天，但天空不像蒙大拿这么美，大概是地平线不见连绵青山之故。三年后，我上了大学，暑假期间就与两个同学和妹妹去伊尔希家的牧场打工，为他们收割干草。妹妹在前面开着集草机，我开着捡拾机在后面收拾掉落的干草，同学就负责捆草和堆草。
那是1956年夏天的事了，几十年后我才得以旧地重游。夏日，我曾在新几内亚和安第斯山等地的美景中徜徉，但那些地方的美和蒙大拿大异其趣，我还是念念不忘蒙大拿和伊尔希一家。1998年，我终于得以回到阔别已久的蒙大拿。起因是位于比特鲁特山谷的一家当地的私人非营利机构——泰勒野生生物保护区——邀我前去参观访问。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可以带着两个双胞胎儿子前往蒙大拿，教他们用飞蝇法钓鳟鱼。比起初次造访蒙大拿的我，他们不过小个两三岁而已，两人立马就爱上钓鱼，其中一个现在正准备从事专业钓鱼向导。再次回到蒙大拿，伊尔希家的兄弟姐妹等故交一样热情款待，然而当初的青年如今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们仍旧一年到头都在牧场上劳作，和45年前我初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一样。自这次相逢之后，每一年我必定和妻子、儿子去那儿报到，回到那美丽的长空下，也和老朋友叙叙旧（见插图1至插图3）。
我的心中总留着一方蒙大拿的天空。由于多年来皆在其他地方生活，直到回去好几次之后，我才习惯蒙大拿的长空、四周的山峦和平坦的山间谷地，才能徜徉其间，把这绝美的景色变成我的日常生活背景，将这山水纳入心胸。即便当远离之时，我也知道自己必将回到此地。洛杉矶是个便利的城市，适合我和家人一年四季在此工作、学习和居住，但蒙大拿的风景要优美多了，而且如斯坦说的，能予人宁静的感觉。对我来说，世界上最美的景致就是从吉尔家牧场房子的门廊放眼望去，近看比格霍尔的绿色原野，远观蒙大拿西部山区大陆分水岭峰顶的皑皑白雪。
总的来看，蒙大拿和其西南部的比特鲁特山谷可说是个吊诡之地。在美国本土48州当中，蒙大拿的面积居第三，人口总数却是倒数第六，因此人口密度全国第二低。今天的比特鲁特山谷看来绿意盎然，但原始植物只有一种名叫山艾（sagebrush）的绿色小灌木。谷地所在的拉瓦利县美不胜收，所以吸引了蒙大拿州内外的许多人前来定居，于是这里成了全美发展最快的一个县。不过，谷地的高中毕业生有七成会离开当地，大多数人也会离开蒙大拿州。虽然比特鲁特山谷的人口增加，但蒙大拿州东部的人口减少了，整个州的人口发展趋势因此持平。近10年来，拉瓦利县50岁以上的居民数量增加得很快，但30岁以下的居民数量减少了。最近选择在此地居住的人中不乏巨富，如嘉信理财集团的创始人查尔斯·施瓦布和英特尔的总裁克雷格·贝瑞特，但拉瓦利县仍是蒙大拿州最穷的一个县，蒙大拿州则是美国最贫穷的州之一。当地居民甚至得同时做两三份工作才能达到联邦政府界定的贫穷线标准。
一提到蒙大拿，我们就会想起那里的自然美景。的确，蒙大拿的生态环境或许是美国本土48州当中遭到破坏程度最低的，这也是许多人搬到拉瓦利县的主因。蒙大拿州1/4以上的土地归联邦政府所有，拉瓦利县的土地更是3/4都属于政府，大多是国家森林。然而，比特鲁特山谷就像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全美各地的环境问题在此均有所显现：人口渐增、移民问题、水质恶化与水资源缺乏问题、季节性或地区性的空气质量不佳、有毒废弃物、森林火灾的威胁升高、滥砍滥伐、土壤（及其肥力）流失、生态多样性的减少、有害物种的引进，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因此，蒙大拿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由此开启本书对古今环境破坏问题的个案研究。在后文中，我们将陆陆续续讨论到过去人类社会，如波利尼西亚、阿纳萨齐、玛雅、格陵兰岛等，我们只知道那些社会的居民决定以某种方式对待环境的最后结果，但对大部分居民和他们的故事一无所知，至于他们的行为动机，我们也只能猜测。反之，在今日的蒙大拿，我们认识那些居民，知悉他们的故事和动机，其中有些人甚至和我有50年以上的交情。通过了解今日蒙大拿人的动机，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推测过去社会的居民的动机。本章为每个主题都赋予了鲜明的个人色彩，如此论述才不至于太过抽象。
此外，针对接下来几章我们将讨论的那些狭小、贫穷、地处边缘且生态环境脆弱的过去人类社会，蒙大拿这个例子提供了很有意义的今昔对照。我之所以选择对那些过去社会进行讨论，是因为它们切实尝到了环境破坏的恶果，因此有力彰显了本书的主旨。但蒙大拿的案例说明了，身受环境破坏之苦的，不只是过去那些人类社会而已。蒙大拿位于现代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美国，而且是这个国家最原始、人口最稀少的区域，因此它所面临的环境和人口问题似乎比其他地方要少。在我居住的洛杉矶和大多数都会区，环境问题丛生，如人口稠密、交通拥挤、乌烟瘴气、水质不良且有缺水之虞、有毒废弃物被大量排放。相形之下，蒙大拿的问题远没有那么严重。因此，倘若连蒙大拿都面临环境和人口问题，我们便可了解美国其他地方问题的严重性。蒙大拿这个例子可阐明本书的五大主题：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冲击、气候变化、一个社会与邻近社会关系的好坏（对蒙大拿而言，则是看该州与美国其他各州的关系）、一个社会面临的来自其他社会的威胁（如来自海外的恐怖分子和今日的石油公司），以及社会面对问题的应变能力。
整个美国西部山区都存在许多不利于粮食生产的环境因素，蒙大拿也不例外，作物的生产和牲畜的蓄养都受到限制。这些不利因素具体如下：雨水太少使得作物不易生长；高纬度和高海拔致使生长季节短暂，而且作物只能一年一熟，不像夏日较长的地区可以一年两熟；与人口较稠密的消费市场距离较远。这就意味着，其他地区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更高的产量提供相同的农牧产品，还能以更为迅捷、更为低廉的运输方式将其送到北美洲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如何在蒙大拿这片美如人间仙境却没有农业竞争力的土地上讨生活？这就是蒙大拿经济发展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蒙大拿做了种种努力，遂成一部经济发展史。
人类定居蒙大拿的历史可分为几个经济阶段。第一个经济阶段，蒙大拿的土地上生活的是美洲原住民，他们至少在13 000年前就来到这里。虽然美洲原住民在北美洲东部和南部建立了农业社会，但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蒙大拿的美洲原住民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甚至在如今适合农牧业发展的地带也是如此。一个原因是蒙大拿不像北美洲东部和墨西哥，没有可以驯化的野生动植物，不能成为独立的农业起源地。另一个原因是蒙大拿离美洲的两个独立的农业起源地很远，截至欧洲人到来时，那儿的作物还未能传播到蒙大拿。今天，蒙大拿约有3/4的原住民生活在7块保留地内，除了丰美的牧草地，其他自然资源都可谓贫瘠。
根据历史记载，最先踏上蒙大拿的白人是1804—1806年横跨美洲大陆的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成员。他们在后来成为蒙大拿州的地方停留最久。在他们之后，蒙大拿进入第二个经济阶段，迎来了“山地硬汉”，即从加拿大和美国其他地方前来猎杀动物、做毛皮买卖的商人。第三个经济阶段始于19世纪60年代，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基于三大支柱：采矿业（特别是铜矿和金矿）、伐木业，以及食品生产（包括牛羊养殖和谷物、蔬果的种植）。（时至今日，蒙大拿的经济发展仍然依赖这三大支柱，不过其重要性已有所减弱。）蒙大拿的比尤特铜矿区吸引了络绎不绝的矿工，刺激了其他经济层面的发展，以满足该州内部市场所需。附近比特鲁特山谷的树木被大量砍伐并运输出去，为矿厂提供能源，或用作建筑房舍的木材，又或被用于支撑矿道。而矿工所需食物多半仰赖谷地生产的农作物。位于南部的比特鲁特山谷，气候温和（以蒙大拿的标准来看），因此有人戏称这里是“蒙大拿的香蕉带”。虽然谷地的降雨量很小（平均每年13英寸
），只有耐旱的山艾长得出来，但19世纪60年代白人在此落脚后，就开始克服这一不利因素，挖掘了小型的灌溉沟渠，接引谷地西侧比特鲁特山山顶积雪融化而成的山涧。后来，蒙大拿又斥巨资兴建了两个大型灌溉系统：一个系统是兴建于1908—1910年的“大渠”，水源是谷地西边的科莫湖；另一个系统包含数条大型灌溉水渠，将比特鲁特河的河水引入。灌溉技术带来了不少生机，其中之一就是使比特鲁特山谷在19世纪80年代长出苹果，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这里的苹果产量进入高峰期，之后开始走下坡，今天仍在营运的苹果园已寥寥无几。
由于经济和环境因素的改变，蒙大拿以前的经济基础也出现转变：渔猎已从基本的谋生活动转为休闲娱乐，毛皮交易已经绝迹，而采矿业、伐木业和农业也渐渐式微；反之，旅游、休闲、养老和医疗保健等产业日益勃兴。比特鲁特山谷最近一次经济转型的里程碑见于1996年。证券经销商查尔斯·施瓦布从蒙大拿铜矿巨子马库斯·戴利手中买下面积约2 600英亩的比特鲁特斯托克农庄，并将其打造成富有的外州人的第二个家（甚至已是第三个或第四个家），这样他们每年可来这个美丽的谷地度几次假，在这钓鱼、打猎、骑马或是打高尔夫球。现在的斯托克农庄有18洞锦标赛级高尔夫球场和125栋“小木屋”。这里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这些木屋内可有6个卧室，面积6 000平方英尺
，价格则从80万美元起步。能入主木屋的必然是高收入人士，至少要付得起俱乐部12.5万美元的入会费。光是这笔入会费已是拉瓦利县居民人均年收入的7倍以上。农庄四周都有围栏，入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本农庄只对会员和受邀嘉宾开放。”很多木屋主人都搭私人飞机前来，很少在哈密尔顿驻足或购物，大都在农庄俱乐部用餐。如果需要一些生鲜杂货、日常用品，就请俱乐部员工在哈密尔顿代购，然后送到农庄。一个哈密尔顿本地人曾挖苦道：“这些贵族如果屈尊来城里溜达，你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些家伙总是成群结队，活像外国游客。”
斯托克农庄的开发案宣布之初，对某些在比特鲁特山谷住一辈子的人来说，确实是一大震撼：谁会花这么一大笔钱来买这里的土地？肯定卖不出去的。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尽管之前也有富有的外州人陆续以个人名义前来置产，但斯托克农庄的开发一下子吸引了众多富豪买家，因此这被视为蒙大拿经济发展的里程碑。斯托克农庄的例子证明，这个谷地作为旅游休闲之用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养牛、种苹果等农牧业用途。
前述工业时代之前的人类社会以及今日世界各地共面临12种环境问题。这种种问题，在今天的蒙大拿几乎都存在，其中尤其严重的问题是有毒废弃物、森林、土壤、水（有时还包括空气）、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和有害物种的引进。我们就从看似最明显的问题——有毒废弃物开始说起。
在蒙大拿，虽然人们日益关心化肥、粪肥、化粪池污水和除草剂残留的问题，但最严重的有毒废弃物是矿渣。采矿污染的问题自从19世纪就有了，有些问题是最近新产生的，还有一些则是长久以来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金属矿石的开采（以铜矿为主，其他还包括铅、钼、钯、铂、锌、金和银的开采）是蒙大拿的传统经济命脉。没有人能否定采矿业的重要性，现代文明产业，举凡化学、建筑、电气、电子工业等，都少不了金属。问题是开采金属矿石的最佳地点和最佳方式的选择。
然而，从蒙大拿矿场运出去的用于提炼金属的精矿（原矿石经选别后搜集起来的有用矿物）只占地下挖出来的原矿石的一小部分。剩下来的废石和尾矿（从原矿石选别出精矿及中间产品后的剩余产物）仍含有铜、砷、镉和锌等对人类有害的金属物质（对鱼类、野生生物和家畜当然也有害），因此这些采矿废弃物一旦渗入地下水、河川和土壤就大不妙了。此外，蒙大拿的矿石富含硫化铁，会产生硫酸。目前蒙大拿废弃的矿场就有两万座，有些比较新，有些则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新旧矿场都将永远渗漏出酸性污水和有毒金属物质。这些矿场的老板绝大多数已经作古，不可能负起污染赔偿的责任，还活在人世的也没有足够财力重新经营矿场并解决污水问题。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蒙大拿人已经意识到有毒废弃物污染问题，并指出背后的祸首——比尤特铜矿区和附近的精炼厂。因为当时矿区附近的牧场主人发现，他们的牛变得奄奄一息，于是控告了这个矿区的经营者阿纳康达铜矿公司。阿纳康达把污染问题推得一干二净，宣称自己没有任何责任，并且打赢了官司。但在1907年，该公司还是修建了第一座用来倾倒有毒废弃物的沉淀池，后来又建了好几座。因此，我们很久之前就知道采矿废弃物若隔离处理，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就能减小。就目前世界各地的新矿场来看，有的运用最先进的技术处理废弃物，有的还是对废弃物污染环境的问题视而不见。现今美国法律规定，一家矿业公司如果欲开采新矿，必须购买另一家公司的债券。出售债券的公司承诺，一旦矿业公司破产，它将负担矿物的清理整治费用。但是，很多新矿业公司购买的债券价值根本低于所需的清理费用，至于老的矿业公司则无须购买这些债券。
在蒙大拿，有些收购老矿场的公司就会想办法逃避支付清理整治费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其他地方的公司也差不多。它们逃避支付的方式有两种。如果公司规模很小，其所有者可以宣告破产，有的还会隐瞒公司资产，把公司业务转移给其他不必负担清理整治费用的公司或新公司。如果公司规模很大，无法以清理整治费用太高为由宣告破产（如下文将讨论的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以下简称ARCO），则会设法逃避责任或把清理整治费用减缩到最少。这么一来，结果要么是矿区和附近一带遭受有毒物质的污染，威胁当地居民的健康，要么由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划拨超级基金
或类似的基金来负担清理整治费用（当然，这笔费用最终会被转嫁到所有纳税人头上）。
从上述矿业公司的狡诈行径，我们可看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中的个人或团体，明知自己的某些做法对社会有害，还是偏偏这么做？这个问题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想方设法推卸责任或是把责任减到最轻，虽然短期内有助于提升矿业公司的经济利益，但会使整个社会受害；长远下来，公司自身和整个采矿业都将自食恶果。尽管蒙大拿长久以来视采矿业为“摇钱树”，并且以矿石之乡自居，但近来已渐渐不再对采矿业有所期待，蒙大拿的采矿业因此走向消亡，还在营运的矿场所剩无几。举例来说，1998年蒙大拿的选民联署提案公投，禁止在金矿开采中使用氰化物堆浸法，因为这种用剧毒提炼黄金的技术将带来生态浩劫。最后公投通过，蒙大拿采矿业深受打击，与矿业公司有密切联系的政界人士也非常震惊。我的一些蒙大拿朋友这么说道：回顾过去，我们蒙大拿的纳税人付了几十亿美元的整治清理费用，相形之下从采矿业中得到的利益实在少得可怜，更何况大多数利益被美国东部或欧洲的投资人拿去了。我们终于学聪明了，假如蒙大拿不曾开采铜矿，而是直接从智利进口，把采矿的后续问题都留给智利人去伤脑筋，那么蒙大拿的境况肯定会比现在要好。
我们不从事采矿行业，采矿公司的所作所为自然会让我们义愤填膺，从道德层面对这些生态杀手进行谴责。它们明知自己做的终究是害人害己的事，这难道不是明知故犯还故意逃避责任？我有个蒙大拿朋友就在自家马桶上方挂了一个牌子，抒发不平之鸣：“使用后勿冲水。让我们效法矿业公司，让别人来清理自己的秽物。”
事实上，道德层面的问题更加复杂。在此引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的内容来解释：“我们难以因矿业巨擘美国熔炼与精练公司（以下简称ASARCO）没能整治清理旗下一家污染特别严重的矿场而指责它。美国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为老板赚钱，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钱不好赚，因此不能花费不必要的钱……不是只有采矿业才奉行这种锱铢必较的理念。成功的企业会区分两种不同的花费：一种是维持企业运作必需的开销，另一种则是沉重的‘道德责任’。环保人士和商界之间的对立，很多是因为难以理解这种区分或是不愿接受这种区分。企业的领导者多半比较像会计师或律师，而不是神职人员。”做出此解释的不是ASARCO的CEO，而是环保顾问戴维·斯蒂勒。他在《伤痕累累的西部——蒙大拿、采矿与环境》（ Wounding the West: Montana, Mining, and the Environment ）一书中探讨了蒙大拿有毒采矿废弃物的问题，以及社会该怎么做才能修复受创的生态环境。
然而，旧矿场的整治清理总是需花大钱，这就是严酷的事实。早期矿业公司的所作所为，皆因为政府对它们几乎没什么要求，而且它们莫不是循着斯蒂勒解释的企业运作法则，在追求利润。直到1971年蒙大拿州政府才立法规定，矿业公司关闭矿场后必须负起整治清理的责任。即便是ARCO和ASARCO这样财力雄厚的大公司，原本可能有意承担清理责任，但由于发现清理任务甚为艰巨、费用过于高昂或是结果很难满足社会大众的期待，就不愿处理这个问题了。当矿业公司的老板不愿或无法负担善后的费用时，纳税人也不愿插手，花几十亿美元来收拾烂摊子。纳税人认为这个污染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眼不见为净，只要不污染到自己家后院就行了，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是燃眉之急的危机，大多数的纳税人不愿花钱。此外，抱怨有毒废弃物或支持提高税率的纳税人也不够多。如此看来，坐视不顾的美国大众也有责任，不能光责怪矿业公司或政府，毕竟最后责任还是会落在我们头上。只有大众对政治人物施压，并且通过立法，才有可能修正矿业公司的行为。否则，这些公司如果像慈善机构一样来经营，就罔顾了自己对投资人的责任。在这种两难之下，不同应对方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克拉克福克河、米尔敦水坝和飞马金矿公司的佐特曼—兰达斯基矿场可以作为例证。
1882年，阿纳康达铜矿公司的前身已在比尤特开始运营。此地离哥伦比亚河支流克拉克福克河的源头很近。到1900年，光是比尤特一地的铜矿产量已是全美的一半。在1955年之前，比尤特的矿道大部分在地下，但阿纳康达从1955年起开挖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矿坑，即伯克利露天矿坑。这个矿坑直径约1英里，深度达1 800英尺。含有酸性物质和有毒金属的尾矿于是大量流入克拉克福克河中。然而，阿纳康达不敌外国业界削价竞争，加上智利的矿场被征收，以及美国环保意识抬头，因而逐渐走下坡路。1976年，这家公司被大型石油公司ARCO收购。（最近又被易手了，新的买主是一家更大的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ARCO在1980年关闭熔炼厂，在1983年终止采矿事业，比尤特这个矿业重镇因而损失数以千计的工作机会，经济体量只剩下原来的1/4。
于是，克拉克福克河和伯克利露天矿坑成了美国目前环境整治最大的烂摊子，动用的超级基金也最多。从ARCO的立场来看，要它承担之前矿业公司造的孽，并不公平，更何况在它收购阿纳康达之时，根本还没有联邦超级基金法。但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看来，ARCO既然买下阿纳康达公司的资产，就该连带负起这家公司背负的赔偿责任。至少，不管是ARCO还是英国石油公司都没宣告破产。我有个朋友是环保斗士，他告诉我：“ARCO希望尽可能全身而退，能少赔就少赔，但还有比这种大公司更可恶的。”酸性污水源源不绝地从伯克利矿坑涌出，必须被抽吸出来，这是个永远也难以完成的整治任务。ARCO已经付了几亿美元给蒙大拿州，希望能还克拉克福克河一个干净的面貌，全部赔偿金额预估达10亿美元。不过，我们无法确定这个金额是否足够。由于清理整治耗费很多电力，谁知道40年后我们又要为这些电力付出多少代价？
第二个例子是建于1907年的米尔敦水坝。此水坝建于比尤特的克拉克福克河下游，当初兴建是为了向附近的锯木厂提供电力。从那时起，含有砷、镉、铜、铅和锌等有毒沉积物的水，从比尤特矿区流下后就蓄积在水坝后面的水库。这些沉积物足足有500多万立方米，水坝的兴建带来了一个“小问题”——克拉克福克河和布莱克富特河中鱼类的洄游受到影响。（自罗伯特·雷德福将诺曼·麦克莱恩的中篇自传小说《大河恋》改编成电影后，那波光粼粼的布莱克富特河和肥美的鳟鱼大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好吧，如果说鱼类的洄游算是“小问题”，1981年就爆发了大问题。当地居民发觉井里的水有异味，原来大量地下水已遭污染，砷含量高过联邦水质标准的42倍。祸首正是米尔敦水坝后方的水库。由于年久失修、不够稳固，又位于地震带，水坝已有渗漏、龟裂的现象，1996年就差点因冰塞而崩垮，目前更是朝不保夕。放在今天，没有人会兴建这样脆弱的水坝。万一水坝真的决堤，大量含有毒金属的水滚滚而下，则水坝下游7英里处的米苏拉（蒙大拿西南部的最大城）将在劫难逃，饮用水将成很大的问题，而且克拉克福克河下游将再难见到垂钓者的身影。
ARCO收购了阿纳康达后，后者当年因采矿造成的水库污染的治理责任就转移到ARCO的肩上。1996年的冰塞事件差点引发生态浩劫；1998年又因水库的水含铜量太高，造成下游鱼群死亡。这迫使蒙大拿州不得不正视米尔敦水坝的问题。联邦和蒙大拿州的科学家都建议拆除这座水坝，清理水库的有毒沉积物。这笔费用约一亿美元，将由ARCO承担。长久以来，ARCO不断声明水库的有毒沉积物和鱼群死亡无关，拒绝为米尔敦地下水砷含量过高负责，也否认水源污染是米尔敦居民罹癌的一个原因。同时，ARCO资助米尔敦邻近城镇邦纳发动“草根运动”，不但反对拆除水坝，反而主张强化这座水坝的结构。如此一来，只需要花2 000万美元就能解决了。米苏拉的政界人士、商人和大众原本对拆除水坝的建议有所犹疑，但在ARCO动作频频的刺激下，对这水坝均恨不得除之而后快。2003年，联邦环境保护署已经采纳拆除水坝的提议，水坝被拆除的命运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蒙大拿的环境问题还有一个烫手山芋，那就是飞马金矿公司旗下的佐特曼—兰达斯基矿场。飞马金矿是家小公司，创办人原本来自其他矿业公司。这家矿场采用氰化物堆浸法来提炼低品位金矿石。要提炼出一盎司
黄金，需要50吨矿石，先从这些矿石中提炼出等级很低的金矿，之后再慢慢提炼出一点点纯金。金矿石被从露天矿坑挖掘出来后，先在堆浸场的过滤垫上堆积成一座小山，再洒上氰化物溶液。氰化物是一种常见的毒药，可用于制作氰化氢气体，也就是纳粹使用的毒气，美国在毒气室处死人犯也是使用这种气体，但氰化物可以与金结合。因此，氰化物溶液渗入矿石之后，就会与金结合，流到附近的化金池中，再由加工厂抽吸出来提炼成纯金。剩下来的有毒氰化物溶液不是被喷洒在附近的森林或牧场，就是加上更多的氰化物再喷洒在矿石上。
显然，利用这种堆浸法炼金，中间有好几个环节都可能出差错，佐特曼—兰达斯基矿场更是在每个环节都出现差错（见插图4）。首先，过滤垫就像一个5美分的硬币那样薄，以重型机具在上面堆放几百万吨的矿石，必然很容易破漏。其次，化金池的水可能会溢出。一次暴风雨来袭后，佐特曼—兰达斯基矿场就发生了这种不幸事件。最后，氰化物本身也很危险。有一次，矿场出现氰化物溶液溢出的紧急情况，老板在政府的允许下，准备将多余的溶液喷洒到附近其他地方，以免过滤垫破裂。在喷洒过程中，因操作错误形成氰化物气体，差点让好几个工人送命。飞马金矿公司最后还是宣告破产，巨大的露天矿坑、堆浸场和化金池全都被废弃，但是矿场的酸性物质和氰化物永远都在渗漏，留下来的生态破坏问题永远是进行式。由于该公司的债券不足以负担整治清理的费用，还有4 000万美元以上的支出落在纳税人头上。我在此只是描述了有毒的矿场废弃物导致环境问题的三个个案，其实这样的个案还有好几千个。最近，德国、南非、蒙古国等正考虑投资采矿业的地区，纷纷派人前来蒙大拿考察，亲眼看看不当采矿祸遗千年的前车之鉴。
蒙大拿的第二种环境问题包括伐木和森林火灾。正如矿产的重要性无可否认，我们也需要通过伐木来获得木材和纸张。我的蒙大拿友人赞同伐木，理由在于：如果你反对在蒙大拿伐木，那么要去哪里取得木材？我的朋友里克·莱布勒针对近日蒙大拿的伐木争议说道：“在蒙大拿伐木总比把雨林砍掉好吧！”杰克·沃德·托马斯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如果我们拒绝把本地的枯木砍下，转而从加拿大进口活树，那就是把伐木造成的环境问题和经济效益都拱手送给加拿大。”迪克·伊尔希更是挖苦地说：“有人说：‘不要通过伐木来蹂躏土地。’自己的土地不能蹂躏，所以就转而蹂躏加拿大的。”
比特鲁特山谷的伐木业始于1886年，主要为比尤特矿区提供所需的黄松。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房市大兴，对木材需求激增，美国国家森林土地上的木材销量在1972年达到峰值，是1945年的6倍。飞机在林地上方喷洒杀虫剂DDT，以控制树木的病虫害。为了实现树龄与树种齐一，以增加木材产量、提高伐木效率，工人采取“皆伐”的伐木法，而不是“择伐”（即只砍下做了记号的树木）。虽然皆伐式伐木法有上述优点，但也有不少缺点。首先，溪流两旁没有树木庇荫，溪水温度会过高，让鱼类难以产卵、生存；其次，冬天雪落在没有树木遮蔽的光秃秃的地面上，来年春天很快就会融化流失，假如林木蓊蓊郁郁，积雪就会慢慢融化，直至夏天结束前河水都源源不绝，可供牧场灌溉之用；最后，由于森林砍伐，内含沉积物的径流增加，水质就会恶化。此外，对重视林相之美的居民来说，皆伐之后，留下一个光秃秃的山头，简直惨不忍睹，这是最显而易见的缺点。
皆伐式伐木法因而引发不少争议。美国林务局的官员以伐木专业人士自居，认为大众对林务一无所知，应该闭嘴。气愤的蒙大拿牧场主人、土地所有人和普通民众于是起而抗议。1970年，林务局以外的森林学者提出一份“博勒报告”（Bolle Report），批评了林务局的政策，加上西弗吉尼亚州国家森林的皆伐也引起类似争议，终于促成全国性的变革，包括限制皆伐，以及重新强调森林经营的多重目的，而不是只重视木材的生产（其实林务局在1905年设立之初就持这种看法）。
在皆伐争议沸沸扬扬的那几十年间，林务局每年的木材销量减少了80%以上。一个原因是《濒危物种保护法》和《净水法》中相关环境法规的执行，以及国家森林必须继续作为所有物种的栖息地的相关要求；另一个原因则是容易砍伐的大树变少了——这是伐木本身导致的结果。每当林务局提出木材销售计划，环保组织就会起而抗议，甚至状告到法院。这些官司往往费时10年以上才能了结，即使法院最后驳回环保组织提出的诉讼，伐木的经济价值也减损了。在我的蒙大拿友人中，包括那些以环保斗士自居的人，几乎每一个都告诉我，这样的争议非常不利于伐木业。他们认为，林务局的伐木计划由于经年缠讼受到阻碍，非常可惜，因为伐木计划也不是一无是处（例如下文将讨论到的以减少森林火灾的可燃物载量
为目的的伐木）。但环保组织怀疑，官方提出看似合理的伐木计划其实背后隐藏伐木派的主张。目前比特鲁特山谷所有的锯木厂都已关闭，一来是因为蒙大拿公有林地可砍伐的林木极少，二来是因为私有林地的林木已被砍过两次。锯木厂的关闭意味着许多高收入、有工会组织的锯木业工作岗位已经不存在了，而蒙大拿也难再拥有这个锯木巨人的形象。
在比特鲁特山谷之外，很多蒙大拿私有林地依然存在。这些林地本来是19世纪60年代政府赠予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作为兴建美国横贯大陆铁路干线的诱因。1989年，出于税收方面的考虑，这些林地的产权被从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剥离出来，归于一家总部设在西雅图的梅溪木材公司，该公司的性质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收益可视为资本利得，适用于较低的税率）。梅溪木材拥有蒙大拿最多的私有林地，以全美而论，该公司排名第二。我看过梅溪木材发布的资料，也和其企业事务部主管鲍勃·伊尔萨谈过。他为公司的环保政策辩护，并表达了公司可持续经营的理念。我听过不少蒙大拿友人吐槽这家公司，比如，“梅溪木材只在意净利润”，“它并不在意什么可持续经营”，“它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目标就是：木材能砍多少，就砍多少”，“还不是一家竭泽而渔的公司，它不会放过能从土地中取得的每一分钱”，“只有当有人抗议时，他们才会做杂草防治”，等等。
这种两极分化的观点是否让你想起先前提到的蒙大拿的矿业公司？没错。梅溪木材公司是营利性单位，不是慈善组织。如果蒙大拿人想让梅溪木材公司爱护环境、减少营收，就要看自己能否驱使政治人物通过立法并强制该公司执行，要么就设法买下土地，并以不同的方式来经营。在这个争议之上，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蒙大拿干冷的气候和较高的地势，对伐木业都是考验。比起蒙大拿，美国东南部和东北部地区树木的生长速度要快好几倍。虽然梅溪木材在阿肯色州、佐治亚州、缅因州和密西西比州这四州拥有的林地面积只占其在蒙大拿拥有的林地面积的60%~64%，但那四州生产的木材都比蒙大拿州要多。梅溪木材在蒙大拿经营伐木业的收益率一直面临瓶颈，无法攀升。在得以砍下树木之前，他们必须等上60~80年，每一年必须缴付税金，还必须进行火灾防护。如果是美国东南部的林地，只要等上30年，树木就能长成到可以砍伐。面对这样的经济现实，梅溪木材已经了悟蒙大拿林地的前景是不动产，而不是伐木业。因为在那些不动产的潜在买家看来，蒙大拿的山光水色正是打造世外桃源的好地方。另外，包括政府在内的买家常常是环境保护势力的代表。基于这些因素，蒙大拿伐木业的前景比起美国其他任何一地都更为堪虑，和其采矿业如出一辙。
和伐木相关的问题是森林火灾。近年来，蒙大拿和美国西部山区的森林火灾有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1988年、1996年、2000年、2002年和2003年的夏天，森林火灾特别严重。以2000年夏天为例，比特鲁特山谷1/5的森林都被焚毁。现在我每次乘飞机到比特鲁特山谷，第一个念头就是透过机舱窗口细数火点数目或估算当天的烟雾量。（例如2003年8月19日那天，我搭乘飞往米苏拉的航班，飞行途中发现12处火点，浓烟将可见度降至只有几英里。）2000年，约翰·库克每次想带我儿子去钓鱼，都要先考虑去哪一条溪，他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那天森林火灾在往何处蔓延。我在比特鲁特山谷的友人就曾因为火灾迫近，数度撤离家园。
森林火灾增加，一个原因是气候变化（夏天有越来越干热的趋势），另一个则是人为因素。这里的人为因素涉及一些错综复杂的要素，护林员30年前就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些要素，但其相对重要性仍存在争议。其中之一就是伐木直接造成的，被砍伐之后的林地就像是巨大的柴堆：有价值的树干被拖走了，满地残枝和树梢，加上新生的枝丫，火灾的可燃物载量因而变得更大。再者，那些不易着火的大树往往会被砍伐并拖走，剩下的都是些容易着火的小树。另外，在1900—1910年的10年间，美国林务局开始采取火灾抑制策略，以避免贵重木材化为灰烬，并保全民众的身家性命。林务局宣称的目标是：“在灾情报告翌日早上10点以前完成灭火。”二战结束之后，由于消防技术的进步、有消防飞机可供使用，加上山路拓宽，消防车可开上山，灭火的效率大为提升。因此，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间，被森林火舌吞噬的林地面积少了80%。
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80年代以后，森林大火已不是火灾抑制策略能够控制的了。由于森林大火频频发生，除非靠雨水，而且风速不能太大，否则大火实在难以扑灭。这时人们才意识到，过去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火灾抑制策略反而是今日森林大火的帮凶。由闪电雷击引发的森林火灾，其实发挥了维持森林结构的重要作用。天然火灾的作用随海拔高度、树种和森林形态而不同。以生长于比特鲁特山谷低地的黄松林为例，根据历史记录、年轮计数和残干上的焚烧痕迹等资料，此地黄松林因闪电雷击引发的火灾，在天然状态下（也就是林务局施行火灾抑制策略之前）发生的概率约是每10年一次。成熟的黄松树皮足足有2英寸厚，具有抗燃性。但大火会烧毁位于林下层的花旗松幼苗，因为这些幼苗易燃，而且距离上次火灾来临只隔了10年，幼苗还未能长高，火舌很难蹿升到大树的树冠，所以火灾只局限于地面和林下层。结果很多天然的黄松林看来就像公园，可燃物载量低，林木的间隔很宽，林下层干干净净。
当然，伐木公司只想拿走那些巨大的、价值非凡且具抗燃性的百年黄松。火灾抑制策略被施行几十年之后，林下层长满了花旗松的幼苗。这些小树苗长成大树之后，当然也能变成有价值的木材。于是，树木的密度就从每英亩30棵增加到200棵，如此一来森林的可燃物载量就增加了6倍，而国会一直无法拨出款项来剔除过于浓密的树苗。另一个和人有关的要素是放牧。国家森林下层的草可能因为羊群啃噬而变少，这是件好事，否则杂草丛生可能经常引发火灾。万一树苗过于密集的林地真的起火，不管是因闪电雷击、人类不慎引起还是有人蓄意纵火（很遗憾，这种事经常发生），已经长高的树苗就会成为阶梯，让火舌一步步蹿升到树冠。有时候，这会将整座森林变成一个炼狱，火势迅猛，所向披靡，火苗蹿起400英尺高，温度升高到超过1 000℃，土壤中的树木种子被烧得精光，接下来还可能出现泥石流和大规模的土壤侵蚀。
森林学者已知的是，管理西部森林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面对越来越高的可燃物载量。在过去半个世纪卓有成效的火灾抑制策略，却带来更高的可燃物载量，使得森林火灾一发不可收。在比较潮湿的美国东部，枯木很快就会腐烂。但在比较干燥的美国西部，枯木不光不易腐烂，反而会像巨大的火柴棒。如果对森林有管理、保护之责的林务局设法减少枯木的数量，并通过砍伐或控制得宜的小火焚烧方式来解决过于繁茂的林下层，当然是理想的处理方式。但这么一来，每英亩林地约需要1 000美元的经费，而美国西部森林面积约1亿英亩，总共需要约1 000亿美元。没有一个政界人士或选民希望花这一笔钱。即使这笔费用不是这么庞大，不少民众仍会怀疑这个计划只是伐木业死灰复燃的借口，意图染指美丽的森林。因此，联邦政府没有一个定期的支出计划用于西部森林的防火整治，也不去处理森林易燃的问题，只有在眼看大火吞噬森林的燃眉之急下，才会忍痛拿出一笔钱来灭火。以2000年夏天的森林火灾为例，最后花费约16亿美元，然而近10 000平方英里的林地已被焚毁。
有关森林管理和森林火灾防治，蒙大拿人意见分歧，且多有自相矛盾之论。一方面，面对那些太过危险或不可能扑灭的大火，林务局只能任其“自生自灭”，而这不免引起民众的恐惧和厌恶。例如，1988年黄石国家公园发生森林火灾，当局放任大火蔓延，民众就高声抗议，殊不知，当时灭火已是不可能的任务，人们所能做的，大概只有祈求老天来场大雨或大雪。另一方面，民众也不赞同林木疏伐计划，认为此举有损林木蓊郁之美。事实上，所有对自然的人为干预，都会遭到民众反对。民众希望森林能在原始、天然的状况下生长，当然不愿多付税金来实施疏伐计划。他们不了解美国西部森林早已受制于人为干预（其实大多数的森林学者也是最近也才了解这一点的），几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火灾抑制、伐木和放牧，使林地已离所谓的原始、天然很遥远了。
在比特鲁特山谷，人们将房屋盖在易发生火灾的森林旁边，一面徜徉在这城乡与荒野的交界处，一面希望政府能保护他们的房屋免于遭到火舌吞噬。2001年7月，我和妻子去哈密尔顿以西徒步，穿越布洛杰特森林之时，发现此地因前一年夏天的森林大火变成一片荒芜，一棵棵英挺的林木只剩下焦黑的残骸，我还记得当时那场大火将整个比特鲁特山谷笼罩在浓烟之下。布洛杰特森林地区的居民曾反对林务局进行疏伐计划，此刻却要求林务局派12架大型消防直升机来浇熄大火，拯救他们的家园。出动这样的直升机，一小时就耗费2 000美元。由于林务局必须遵照政府的命令，将保护人民的性命与财产放在首位，而林地次之，这导致比房屋更有价值的公有林地被大火吞没。后来林务局宣布下不为例，他们将不再为了保护私人财产浪费巨额公费，还让消防员出生入死。蒙大拿居民因此群情哗然，很多人扬言，但凡有以下情况发生，他们将对林务局提出诉讼：家园毁于森林火灾；林务局为了控制更大的火灾采取以火攻火
的策略，使他们的家园遭受池鱼之殃；或是他们的房屋虽未受到森林火灾波及，但从窗口向外望去的森林景观不再。有些蒙大拿人摆明和政府势不两立，既不愿为了消防经费付税，又不允许政府人员踏上他们的土地执行火灾防治计划。
在比特鲁特山谷，有一段时期苹果园如雨后春笋般处处可见，一开始果农也有不少进账。然而，由于果树耗尽了土壤中的氮素，再加上其他原因，苹果园渐渐荒芜。但这个土壤问题尚属次要，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土壤侵蚀。造成土壤侵蚀的原因有以下几个：过度放牧、有害杂草丛生、伐木，以及表土层因被森林火灾破坏而寸草不生。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会使得保护土壤的植被消失。世代放牧的人家都知道过度放牧得不偿失，正如伊尔希家的迪克和杰克所言：“我们必须好好照顾自己的土地，否则有一天将招致毁灭。”然而，伊尔希家有个邻居是个短视近利的外地人，花了大价钱买了土地，为了回收成本，在牧场上饲养过量的牲畜。还有些邻居将牧场出租出去，让承租人放牧，坐收租金。租约通常是三年一期，承租人为了获利，就会大量放牧，根本不管这么做是否会对土地造成长远的伤害。由于上述这几个原因，比特鲁特流域的土地有1/3已遭侵蚀，地力急需复原，1/3面临被侵蚀的风险，只剩下1/3尚未被侵蚀。
除了氮素耗尽和土壤侵蚀的问题，土壤盐碱化也是个问题。土壤盐碱化是指盐分在土壤和地下水中沉积的过程。虽然盐分沉积在某些地区是自然现象，但令人日益忧心的是：一些耕作方式使得大范围的农田盐碱化，导致土壤遭到破坏，植物无法生存。在蒙大拿的某些地区，土壤水所含盐分甚至高达海水的两倍。我将在下文和第十三章中特别介绍由植被清除和人工灌溉导致的土壤盐碱化问题。
某些盐类可能对作物产生毒性作用。除此之外，盐分太高对作物的影响就像旱灾，会使土壤水中的渗透压升高，作物根部就更难通过渗透作用吸取水分。若是井水或溪流中盐分高，在表面的水蒸发之后，就会留下一层结晶盐。试想，如果你喝的水比海水还咸，这样的水不仅难喝，无法滋润作物、让作物生长，而且水中溶解的硼、硒等有毒物质会损害你的健康（野生生物和牲畜也会遭殃）。不只是美国面临土壤盐碱化的问题，其他如印度、土耳其等地也受到土壤盐碱化之害，澳大利亚更是严重（见第十三章）。回顾历史，土壤盐碱化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倾圮之因。伊拉克和叙利亚作为古代世界农业最昌盛的地区，如今放眼望去只剩寸草不生、高盐分的沙漠。面对“肥沃新月”这一美誉，真是情何以堪。
蒙大拿的土壤盐碱化问题和美国大平原北部几百万英亩农地的问题一样，蒙大拿的受害区域包括北部、东部和中部的几十万英亩地。这个盐碱化的问题出在盐分渗出，也就是上坡处土壤中盐分含量高的水下渗到下坡处，使得周围半英里左右的区域受到影响。如果在上坡处耕作的农民使土壤盐分下渗到低处邻居的土地，双方就不免交恶。
那么，蒙大拿的盐分渗出问题又是怎么来的？蒙大拿东部的岩石和土壤本身富含水溶性盐类（特别是钠、钙和硫酸镁），还有许多海洋沉积物（因为这个地区在数亿年前是海洋）。土壤下方是基岩层（页岩、砂岩或煤层），透水性差。由于蒙大拿东部相当干燥，所有雨水几乎都被原生植被的根部吸收并通过蒸腾作用回到大气中，因此根部下方的土壤依然缺乏水分。然而，如果农民为种植小麦等一年生作物而清除植被，并且采用休耕方式，即收割之后让土地休养生息一年，那么在休耕年就没有植物根系来吸收降水。这些降水就会流入土壤，存留在根部下方的土壤中，并溶解土壤中的盐分，然后随着地下水位的上升到达根系区。由于土壤下方基岩层的透水性差，含有盐分的地下水无法渗入岩床，于是会往低处流，在低处渗出。如此一来，盐度越来越高，不但上坡处的作物难以生长或存活，下坡处的作物也在劫难逃。
1940年以后，由于农业耕作方式的改变——特别是日益倚重拖拉机和高效率的犁地工具，在休耕期使用除草剂去除杂草植被，再加上每年休耕的土地面积增加，蒙大拿有越来越多的土地面临盐分渗出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以集约化的农场管理方式来克服，例如：在下坡处盐分渗出的区域种植耐盐性强的植物；以弹性耕作来缩短上坡处休耕时间；种植苜蓿等需要很多水分的多年生植物，让深入土壤的根部吸收多余的水分。
在依赖降雨的蒙大拿农业区，盐分渗出是造成土壤盐碱化的主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分布于蒙大拿各地的数百万英亩农地依赖灌溉用水（例如我在比特鲁特山谷和比格霍尔盆地的避暑之地），而非完全仰仗雨水。由于灌溉水含有盐分，农地开始出现盐碱化的现象。另一个造成土壤盐碱化的原因是开采天然气。天然气公司在煤层钻井、抽水，把甲烷引到地面，再合成天然气。然而，溶于水中的不只是甲烷，还有盐分。自1988年起，与蒙大拿相邻、一样属于穷乡僻壤的怀俄明州，为了振兴经济，大肆施行天然气开采计划，结果怀俄明州的盐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入蒙大拿东南部的保德河盆地。
和美国西部其他干燥地区一样，蒙大拿的用水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为了探究这个问题，且让我们先看看比特鲁特山谷的两大水源：一是灌溉沟渠（水源是山涧、湖泊和比特鲁特河），用于农地；二是含水层中的地下水，用于民生。比特鲁特山谷较大的几个城镇由市政自来水公司供水，其他地区的居民则要通过私人水井解决个人用水问题。不管是灌溉用水还是井水，都面临一个根本问题：用户越来越多，水量却越来越少。比特鲁特山谷的水务专员维恩·伍尔西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水源只有一个，却有两个以上的人要用水，问题就来了。但是争夺又有什么用？争夺又不会变出更多水来。”
水量变少归根结底是气候变化造成的：蒙大拿的气候变得更温暖、更干燥。全球变暖造就了一些赢家，也出现了一些输家，蒙大拿就是最大的输家之一。蒙大拿的降雨原先只是勉强能够满足农业之需，气候趋暖使水的问题加剧。由于干旱，蒙大拿东部以及邻近的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都被迫放弃了大片农田。夏日，我在蒙大拿西部地区看到的气候变暖效应也很明显——只有在高山顶部才看得到白雪，举头望向围绕比格霍尔盆地的山脉，已不像我在1953年初次造访此地之时，整个夏天都能看得到山上的积雪。
在蒙大拿，也许可以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气候变暖，最显而易见的影响体现在冰川国家公园。虽然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冰川都在消退，如乞力马扎罗山、安第斯山、阿尔卑斯山、新几内亚的高山和珠穆朗玛峰附近，但蒙大拿州的冰川因为易于近距离观察，吸引不少气候学家和旅客前来仔细研究。19世纪末，博物学家初次踏上这个冰川国家公园之时，这里尚有150条冰川，现在只剩35条，而且大半冰川的规模都远不及当初。照目前融化的速度来看，到2030年，冰川国家公园将看不到冰川了。山顶积雪减少，对山下的灌溉系统来说无疑是坏消息。在蒙大拿，融化的雪水向来是夏天的水源，雪水少了，用水必然出现问题。近年来，由于干旱，比特鲁特河的地下水层也受到影响。
和美国西部其他干燥地区一样，比特鲁特山谷的农业必须依赖灌溉。谷地的年均雨量只有13英寸左右，若没有灌溉，就只能长出山艾。刘易斯和克拉克于1805—1806年在此地探险，放眼望去，尽是山艾。今天，你越过谷地东侧最后一条灌溉沟渠之后，就可看到一大片山艾。谷地西侧引来高山雪水的灌溉系统兴建于19世纪末，在1908—1910年达到高潮。灌溉系统或灌溉区所在地的农场主有权取用一定数量的水。
遗憾的是，比特鲁特山谷大部分灌溉区在水资源分配上都存在“僧多粥少”的问题——几乎每一年预定分配的水量都超过既有的水量。夏天快结束时，雪水变少，问题尤为严重。以我们这些外地人的天真眼光来看，这真是不可思议。一个原因是当地在计算和分配水量的时候，采用的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其实水量会因气候而改变，每年都不一样。用于计算的标准水量来自降水特别丰沛的一年，如果碰上干旱年，必然会有问题。一个解决之道是根据当年申请水权的日期来排定用水优先级，先申请的人具有优先使用权，因此在灌溉沟渠的水量变少时，晚申请者最先停水，申请较早的人就可用比较多的水。冲突的导火线就此埋下。最早申请水权的农地或牧场通常位于下坡地。对上坡的人来说，看到望眼欲穿的水哗啦哗啦地从眼前流下去，却不能取用，必然很难受。万一忍不住取水来用，下坡的邻居就可能会将他们告上法院。
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来自土地的细分：原来的农场主拥有的土地面积很大，农场主当然可从自家土地上的灌溉沟渠取水，但他不会笨到同时去灌溉每一寸土地，因为这样会把水用个精光。但随着原来足足有160英亩的大片土地被细分为40块屋地，每块屋地4英亩，倘若每一块屋地的屋主都要用水，都要在花园浇水、喷洒，使花园绿意盎然，而不管其他39个邻居是不是也正在用水，这时候水必然不够用。另一个问题是水权的定义，水的使用必须益于水权所在的土地。因此，鱼儿赖以存活的河水，或游客用以泛舟的溪流，就不在这个“益于”的定义之内。近几年夏天干旱，比格霍尔河有些地方已干涸见底。2003年之前，比特鲁特山谷几十年来的用水冲突幸赖年高德劭的水资源专员伍尔西进行仲裁，大家尊重这位82岁高龄的前辈，因而相安无事。现在伍尔西退休了，我的比特鲁特山谷友人不禁惶惶不安，担心用水冲突一触即发。
比特鲁特山谷的灌溉系统包括28座由私人在山涧间建造的小水坝，目的是储存春天融化的冰雪，并在夏天时让水流下来作为灌溉之用。这些水坝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设计简陋且不够稳固，维修状况很差或是根本没人管，因此就像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会引爆。如果这些水坝崩塌，水流冲刷下来，下游的房屋和田地就遭殃了。几年前，有两座水坝崩塌，导致下游洪水泛滥，林务局于是宣布水坝所有人和修理水坝的承包商必须承担水坝崩塌造成的损失。如果所有人不愿修复水坝，就得拆除水坝。这个原则看似合理，但不符合经济效益，理由有三：第一，大多数水坝的所有人没能从水坝得到什么好处，也不想维修（例如，大块的土地早已被细分为屋地，水坝的水只是供屋主浇浇草坪，而不是农民生存的命脉）；第二，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只愿补贴水坝修复费用，若要拆除就必须自费；第三，目前半数的水坝在无路可通的野生保护区，修复机具得租用直升机运送，代价太高了。
锡杯坝就是这么一个定时炸弹。这个水坝一旦崩塌，比特鲁特山谷南部最大的城镇达比就会被淹没。由于这个水坝已经出现龟裂，加上年久失修，水坝所有人、林务局和环保团体等各界人士就该不该修复争论不休，甚至诉诸法律途径。1998年，水坝有一处严重龟裂，眼看就要酿成大祸。水坝所有人于是雇用承包商，打算先把蓄水库中的水抽干，然后进行拆除工程。不料工程才刚进行，就碰到巨石阻拦，必须用直升机吊来大型挖掘机才能解决。这时，水坝所有人宣布他们已经没钱再继续了，州政府和拉瓦利县也不愿出钱协助，工程只好半途而废。水坝依旧朝不保夕，达比的所有居民因而寝食难安。最后，林务局只好租用直升机和挖掘机来完成这项工程，再要求水坝所有人支付费用。这笔钱结果成了呆账。美国司法部正准备控告水坝所有人，向他们求偿。
除了以积雪融水作为灌溉之用，另一个获取水源的途径就是挖掘水井，以地下水作为民生用水。然而，地下水也面临需求增加而水量减少的窘况。虽然积雪融水和地下水看似泾渭分明，其实暗中相连：有些灌溉用水未被土地吸收，便成为径流下渗到含水层，所以有些地下水的最初源头是积雪融水。因此，若蒙大拿的积雪持续减少，地下水也会跟着减少。
由于比特鲁特山谷人口一直增加，民生用水需求变大，需要越来越多的地下水。比特鲁特山谷当地水资源论坛的主办人罗克萨·弗伦奇就建议大家，在建造新屋时将水井挖得深一点，因为随着深入同一含水层的水井越来越多，水位会下降，就像“一杯奶昔插了太多吸管”。目前蒙大拿州县的法律对民生用水还没有什么限制，新建房屋的屋主开凿水井，可能会使邻居家的水井水位下降，但邻居很难为了这个损失求偿。为了计算一个含水层供应民生用水的水量，必须仔细绘出含水层的地图，并测量水流入含水层的速度。然而，这最基本的两个步骤，比特鲁特山谷的人却付之阙如。拉瓦利县没有监测含水层的资源，在审查开发商的新屋兴建计划时，也未能就房屋所在地的水源进行独立评估。反之，拉瓦利县只听信开发商的一面之词，相信建筑地会有足够的井水可供使用。
上述讨论的用水问题大多牵涉到水量，但是水质也是重要问题。因为蒙大拿的河流和灌溉系统源头都是纯净的积雪，所以水成为当地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可以和蒙大拿西部仙境般的景色相提并论。尽管如此，由于一些原因，比特鲁特河已在“受污染溪流”之列。首先最重要的问题是河流沉积物增加，这是土壤侵蚀、道路兴建、森林火灾、伐木以及因灌溉使水位下降等因素造成的，如今比特鲁特河流域大半已遭侵蚀或者有被侵蚀的危险。其次是化肥残留造成的问题：每一个种植干草的农户，在每英亩的农地上至少会用200磅
肥料，多余的肥料有多少会排放到河川，就不得而知了。此外，化粪池渗出的排泄物也是水质的一大杀手。最后，正如先前讨论过的，有毒矿渣对环境的荼毒尤甚。这个问题虽在比特鲁特山谷尚不存在，但在蒙大拿其他地区造成极其严重的水质问题。
蒙大拿的空气质量也值得一提。我本就是从乌烟瘴气的大城市来的，何以斗胆批评蒙大拿这个人间仙境的空气质量？说起来，蒙大拿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在某些季节特别差，最严重的就是米苏拉。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已有一点改善，但有时还是和洛杉矶一样糟。米苏拉因为冬天存在逆温现象，且因位于谷地而空气不易流通，再加上汽车终年排放尾气、冬日火炉燃烧木材、森林火灾以及夏日伐木等因素，空气质量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蒙大拿其他主要环境问题关乎有害外来物种的引进，以及珍贵本土物种的消失，其中以鱼类、鹿、大角鹿以及杂草这些物种为甚。蒙大拿原本有许多珍贵的鱼类，如割喉鳟（蒙大拿州的州鱼）、公牛鳟鱼、北极茴鱼和白鲑，现在除了白鲑，其他都越来越少了。这是几个原因叠加作用的结果：积雪融水被引到山下用于灌溉，山间溪流的水量因而减少，不利于鱼类产卵、成长；伐木造成的气温升高，溪流的有毒沉积物增多；过度捕捞；外来物种的竞争，如虹鳟、河鳟和褐鳟这些蒙大拿本来没有的鱼类，这些外来物种有时还会与本土物种杂交；本土鱼类遭到外来的北梭子鱼、湖鳟的捕食；外来寄生虫感染引发的鱼眩转病。
也由于以下这几个原因，各个物种遭受的冲击各有不同：渔夫喜欢捕捞梭子鱼，就将其非法引入蒙大拿的湖泊与河流，但梭子鱼嗜食公牛鳟鱼和割喉鳟，使得这两种鱼类在蒙大拿几乎绝迹；同样地，冰川国家公园南方的弗拉特黑德湖以前还看得到本土鱼类游来游去，自从湖鳟引进之后，这湖就成了湖鳟的天下。
美国本来没有鱼眩转病。1958年，宾夕法尼亚州一个鱼类养殖场从丹麦进口的鱼苗染有此症，鱼眩转病因而意外在美国落脚。由于鸟类的传播，加上公立和私人养殖场让病鱼在湖泊和河流中繁殖，现在几乎整个美国西部都可见到这种病症。传染鱼眩转病的寄生虫一旦侵入水中，永远无法赶尽杀绝。在蒙大拿，麦迪逊河原来是最有名的钓鳟点，由于遭到鱼眩转病寄生虫的污染，到1994年，河内虹鳟的数量竟然只剩下原来的1/10。
幸好这种鱼类寄生虫病不会传染给人类，只是使得钓鱼的游客减少。另一种外来的疾病——鹿和大角鹿等鹿科动物感染的鹿慢性消耗性疾病（CWD，俗称狂鹿病），由于会使人类感染，出现致命的脑海绵状组织病变，因此比较令人忧心。狂鹿病和出现在其他动物身上的朊病毒病如出一辙，例如让人闻之色变的克雅氏病（俗称疯牛病的牛海绵状脑病）以及羊痒病。这些传染病都是不治之症，得了克雅氏病的人，至今无一人痊愈。北美的鹿和大角鹿初次被发现患有狂鹿病是在20世纪70年代。至于起因，有人猜测可能是西部一所大学在研究计划完成后，把研究用的鹿带到野外放生，而关鹿的围栏附近刚好有得了羊痒病的羊，因此受到感染。（今天这种放生的行为是违法的。）这些感染病毒的鹿被人捕捉之后，运送到许多乡村俱乐部的狩猎区供人狩猎，疫情就此扩散开来，从一州传播到另一州。我们还不知道狂鹿病会不会像疯牛病一样传染给人类，但最近有些地方传出一些猎鹿人得了克雅氏病，因而引起惊慌。威斯康星州因为担心狂鹿病会危及每年产值高达10亿美元猎鹿业，不得不赶紧扑杀25 000头鹿（这是一个令所有相关人员无不感到震惊的绝望之举），希望能阻止狂鹿病蔓延。
由外来病源引发的狂鹿病虽让蒙大拿面临重大威胁，但这个可怕的问题尚未爆发，而由外地入侵的杂草已经让蒙大拿付出惨痛的代价。为害蒙大拿的杂草约有30种，大多来自欧亚大陆。杂草种子是随着干草夹带进来的，或是风吹来的，然后在蒙大拿落地生根。还有一些杂草因为外表美丽、吸引人而被作为观赏类植物特意引进，没想到后患无穷。杂草对环境的破坏如下：它们对于牲畜和野生动物来说不可食用，非但如此，杂草还影响到可供食用的植物的生长空间，致使牲畜的饲料减少了90%；有些杂草种类会使动物中毒；由于杂草根部紧抓土壤的能力比本土的草要弱，土壤侵蚀率因而增加两倍以上。
对蒙大拿的经济杀伤力最强的两种杂草是斑点矢车菊和乳浆大戟，这两种杂草已在蒙大拿蔓延开来。斑点矢车菊会分泌化学物质毒害本土植物，且生出大量种子，进而侵占地盘。虽然一些面积不大的农田或牧场可通过人工拔除这些杂草，但光是比特鲁特山谷一地，受到这类杂草危害的面积就高达56.6万英亩，而整个蒙大拿有500万英亩左右受害，这么大的范围不可能用手拔除。虽然斑点矢车菊可用除草剂来对付，但便宜的除草剂也会使其他种类的植物遭受池鱼之殃。专门铲除斑点矢车菊的除草剂，价格又非常昂贵（每加仑800美元）。此外，这些除草剂分解之后可能会残留在比特鲁特河或渗入作为民生用水水源的含水层。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化学药剂是否会伤害人体。由于斑点矢车菊这个“恶霸”已经侵占了国家森林和牧场上的大片区域，家畜和野生食草动物的饲料都变少了。也因为森林中可以啃食的草减少，鹿和大角鹿就可能来到山下的青草地觅食。乳浆大戟蔓延的程度虽然不若斑点矢车菊，但是它的根部可深入地下20英尺，更难控制，也完全不可能用手拔除。
据估计，由杂草带来的危害，给蒙大拿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一亿美元。此外，杂草也会减损不动产的价值和农牧场的生产力。杂草问题无法用单一方法解决，必须借由复杂的综合管理系统来处理，这让农民觉得非常棘手。很多农作方式也必须改变，如拔除杂草、使用除草剂、改变施肥方式、以昆虫或真菌等杂草的天敌来对抗、控制燃烧、变更割草时间、改变轮作方式、调整年度放牧方式等。如此大费周章，只因当初料想不到几株小草竟会带来这么大的后患。
看来素朴自然的蒙大拿确实已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具体体现在有毒废弃物、森林、土壤、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和外来有害生物等，这些问题都会对经济造成冲击。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近几十年来蒙大拿经济衰颓得如此严重，从最富庶的一州变成最穷的一州。
这些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取决于蒙大拿人的态度和价值观。由于蒙大拿的人口组成越来越复杂，异质性趋高，很难就该州的环境和未来达成共识。不少友人也谈到这种意见分歧日益严重的现象，如银行家埃米尔·埃哈特说道：“现在，大家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20世纪50年代之所以会有那样的荣景，是因为当时每一个人都得勒紧裤腰带生活，或者说我们都觉得自己很穷。至少，那时没有特别有钱的人，或者说看不到特别有钱的人。现在，我们的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很多低收入家庭勉强维持在温饱线，有些新近才来这里落脚的人却一掷千金，在此大肆购置房地产，打造离群索居的桃花源。说真格的，今天将你我分隔开的不是居住地，而是财富。”
除了贫富分化，还有很多差异使这种极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有些是老一辈的本地人，有些是新来的外地人；有些人固守传统生活方式，有些人希望改变；有些人拥护经济增长，有些人反对；有些人赞成政府计划，有些人反对政府干涉；有些人家里有学龄儿童，有些人则无。更何况蒙大拿本来就是充满吊诡的一州，就如本章开头提到的：本州的居民只能勉强保障温饱，本地人的孩子高中毕业后一个个都离乡背井，不愿回到蒙大拿；富有的外地人却在此坐拥豪宅，过着人间天堂的日子。
我最初有些疑惑，蒙大拿的环境问题和意见分歧是不是自私自利的结果？是否有人明知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对蒙大拿的大环境不利，还是执意牺牲大我、成全小我？或许有些人的确如此，例如使用氰化物堆浸法开采黄金的金矿公司，尽管知道这种采矿方式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还是不择手段。还有把鹿和大角鹿送到各个俱乐部狩猎区的牧场主人，是否为了图利而不顾狂鹿病传播的风险？还有钓客一时兴起，不管过去的惨痛历史，非法将梭子鱼引进蒙大拿的湖泊和河流，使许多本土鱼类遭受浩劫。就这些例子而言，我没能采访到当事人，不知道他们何以认为这么做不会危及环境。以我访问到的蒙大拿人来说，我发现他们的行动和价值观是一致的。大抵而言，蒙大拿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少数自私自利之人明知故犯的结果，而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每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和价值观或多或少都有差异，观点也因此不同。这些不同的观点互相对立，都希望能左右蒙大拿的未来。
其中之一就是本地人和新移民的冲突。在蒙大拿，绵延好几代的本地人敬重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经济的三大支柱（采矿业、伐木业和农业），看法和新近到此落脚的人或季节性游客有所不同。然而，那三大经济支柱已岌岌可危。由于有毒废弃物问题加上海外矿场的低价竞争，蒙大拿绝大多数的矿场都关闭了。木材销售量比起以前的巅峰时期滑落了80%以上，大部分的锯木场和木材厂不再运营，只有少数特殊建造企业一枝独秀（如木屋建造商）。这是多个因素叠加的结果：大众倾向于使森林恢复原始的面貌，且森林管理和火灾扑救费用高昂，干冷的蒙大拿不敌其他气候温暖、潮湿的地区在伐木业发展上的优势。蒙大拿经济的第三大支柱——农业也摇摇欲坠：1964年的比特鲁特山谷还有400座牧场，现在只剩9座。蒙大拿农业的衰颓从根本上来说和气候干冷有关，这种气候不利于作物、奶牛和林木的生长，但其背后的原因要比矿业或伐木业的式微来得复杂。
今日，蒙大拿的农民或牧人即使已经白发苍苍也都还在干活，一个原因是他们深爱这种生活方式，也为这样的生活感到骄傲。就像蒂姆·乌尔斯告诉我的：“黎明坐看日出，见老鹰从头顶飞过，小鹿为了躲避机械在干草堆中跳来跳去。这样的人生岂不快哉！”我在1950年见到的29岁青年杰克·伊尔希，今天已是83岁的老翁，还在牧场工作。他说，他父亲弗雷德91岁生日那天还能骑马。不过，杰克的妹妹说：“放牧和务农都是粗重的活儿，一不小心就会遭受意外伤害。”杰克在77岁那年因为一次拖拉机事故，内伤严重，还断了好几根肋骨；他们的父亲在58岁的时候，差点被倒下来的树压死。蒂姆·乌尔斯说到自己对牧场的工作乐此不疲：“有时候，我会在凌晨3点起身到牧场上工作，一直做到晚上10点。这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话说回来，如果做这一行每天都得从凌晨3点拼命到晚上10点，孩子们才不要呢。”
蒙大拿农业的兴衰可从乌尔斯说的话中听出一点端倪：老一辈的人非常敬重在土地上讨生活的方式，但他们的后代不作如是观。年轻一辈希望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在计算机屏幕前工作，不想汗流浃背地抬着一捆又一捆笨重的干草；他们希望晚上和周末可以休息，但挤牛奶、收割干草可不是到了夜晚或周末就可以收工的。他们不愿到了八十几岁还得在牧场上辛苦劳作，就像杰克·伊尔希和他的兄弟姐妹那样。
史蒂夫·鲍威尔解释说：“以前，人们只求土地可以养活一家老小。现在，不是吃饱就好了。人们希望可以多赚一点钱，好送孩子上大学。”约翰·库克是在农场上长大的，谈到自己的孩童时期，他说道：“晚餐时分，我母亲会高高兴兴地去菜园采芦笋。打猎和钓鱼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但现在的小孩喜欢吃快餐，喜欢看HBO电视网，如果吃不到快餐，或者在家里看不到那些电视频道，就会觉得低人一等，比不上朋友。在我年轻的时候，大伙儿都穷，知道往后20年都是这样的苦日子，如果幸运的话，晚年或许得以安逸一点。但今天的年轻人才刚踏入社会，就想享受人生。你看看，现在上门应征工作的小伙子，最先问的问题就是：‘薪水多少？工作时间从几点到几点？什么时候可以休假？’蒙大拿每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农民，要么还在担心孩子不愿意继承家业，要么已经知道孩子不愿继承。”
由于牧场支出节节高升，而收入又一直在原地打转，现在的农民要靠务农养家糊口更加困难。目前牛奶和牛肉的价格几乎跟20年前一样，但燃料、机具、肥料等必要支出高出很多。就像里克·莱布勒说的例子：“50年前，农民想买一辆新的卡车，只要卖两头奶牛就可以了。现在，买一辆卡车要15 000美元，但一头奶牛还是只能卖600美元，所以必须卖25头奶牛才能买一辆卡车。”何以老一辈的蒙大拿人对牧场生活情有独钟？从我朋友说的一个笑话中或许可略知一二。问：如果有人给你100万美元，你会怎么做？答：我喜欢在土地上讨生活，如果有人给我100万，我会继续在牧场上工作，直到把这100万美元都赔光为止。
因为净利润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激烈，比特鲁特山谷几百个小型农场面临经营日益困难的窘况，难以支撑下去，一一关闭。毕竟光靠农场的收入很难过活，必须从事其他工作，但晚上和周末还是得在农场上干活。举例来说，60年前凯西·沃恩的祖父母还能在一块40英亩的农场上自给自足，于是凯西和她的先生帕特也在1977年买了40英亩的农场，养了6头奶牛、6只羊和几头猪，还生产干草用于喂食牲畜。除了务农，凯西在学校教书，帕特则是灌溉系统工程师。这对夫妻在农场上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但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保障，他们也没有退休金。8年后，他们把农场卖了，搬到镇上，现在孩子们也都离开了蒙大拿。
全美各地的小农场都遭到大型农场或牧场的排挤，在利润率缩水的情况下，只有扩大营运规模才能生存。但在蒙大拿西南部，小农场很难通过购买更多农地扩大规模。艾伦·比耶戈说得好：“美国的农业重镇已转移到艾奥瓦和内布拉斯加了，因为那里不像蒙大拿的景色这么优美，不是游山玩水的好去处！人们想到蒙大拿享受自然美景，所以愿意付更多钱购买那里的土地。如果是为了务农投资农地，就没有人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因为这根本不符合成本效益。比特鲁特山谷现在盛行养马，因为马匹有经济效益。农产品的价格取决于食物本身的价值，即便升高也是有限的。但现在大家买马为的是找乐子，不是从事农业生产，所以愿意花大钱。”
比特鲁特山谷的土地价格在近几十年内飙升了一二十倍。如果要靠经营农场收入来支付按揭贷款将极其困难，这也是比特鲁特山谷的小农场无法通过购地来扩大规模的最直接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农场最后会被卖给非农户使用。老一辈的农民在农场上终老一生，死后继承农场的子孙，为了缴付随土地价格飞涨的遗产税，只好把土地出售给愿意出重金的开发商，而不是卖给另一个农民。更常见的情况是，老一辈农民在生前就把土地卖掉了。眼睁睁看着自己耕作了一辈子、挚爱的土地变成一栋栋的房舍，虽然令人难过，但是出售一小块农地就可换来百万美元也不错。这是农民获得养老金的唯一方式。毕竟他们靠务农存不了多少钱，更何况孩子早已打算另谋他就。正如莱布勒所言：“对农民来说，土地正是他唯一的退休金。”
比特鲁特山谷土地价格飙升的原因何在？主要原因是，此地的美景吸引许多富有的外地人前来置产。从老农民那儿购买土地的人，除了最近在此定居的人，还有炒地皮的投机客。投机客会把农地划分为若干块屋地出售给外地人或比特鲁特山谷的有钱人。比特鲁特山谷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4%，新增的人口几乎都是外地人，而不是来自本地人口增长的结果。外地人常来这里钓鱼、打高尔夫球或狩猎（比如我的朋友斯坦·法尔科、露西·汤普金斯和我儿子），这使得该地季节性旅游业兴盛。受拉瓦利县委托调查而形成的一份经济分析报告最近对外公布的内容也指出这一点：“为什么比特鲁特山谷会吸引这么多人前来定居？这个问题应该很容易回答。简而言之，此地有山峦、森林、溪流和野生动物，景观优美，气候温和，所以令人心生向往。”
比特鲁特山谷的外来人口多半是“半退休”的人或刚退休的人，年龄一般在45~59岁。他们卖掉原来位于外地的房子，到比特鲁特山谷置产，收入常仰赖自己在外地继续经营的产业，或通过互联网做生意。换言之，他们的生财之道和蒙大拿环境引发的经济问题无关。例如，一个加州人以50万美元卖掉自己在加州的房子，然后用这笔钱在蒙大拿买了5英亩土地，上面有一栋大房子，还有马匹，平时还可以去钓鱼。由于他刚退休，还有存款，加上卖掉房产之后剩余的钱，余生就衣食无忧了。近来在比特鲁特山谷定居的外地人几乎半数是加州人，他们选择在比特鲁特山谷置产是为当地的美景所吸引，而不是因为这块土地可以种出苹果或饲养奶牛。这些外地人愿意为这片土地付出的成本和它的农业价值无关。
比特鲁特山谷的房价节节攀升，对必须在此工作的居民来说，必然是个问题。很多人买不起房子，只好住在活动房屋或房车里，或是住在父母家，即使同时做两三份差事，所得也仅能过着最清苦的日子。
由于这些残酷的现实，自然而然地，世代居住在此的本地人和刚来定居的外地人便产生对立。对那些富有的外地人来说，蒙大拿的房子不过是他们的第二个家、第三个家甚至是第四个家（他们在旧金山、棕榈泉和佛罗里达还有房产），他们每年只是来这里短暂度假——钓鱼、狩猎、打打高尔夫球或滑雪。本地人抱怨哈密尔顿机场上空的噪声，天天都有私人飞机飞来飞去。有人从旧金山飞到斯托克农庄（也就是他们的第四个家），在这里打几个小时的高尔夫球，又飞回去。当初这里许多大农场或牧场出售的时候，本地人想买买不起，但还是可以去那儿钓鱼或打猎。然而，富有的外地人买下农场或牧场之后，就禁止本地人进入，只供自己和友人游猎。由于价值观和期望的冲突，本地人和外州人的误会日趋严重，例如外州人希望大角鹿下山，好观赏这些美丽的野生动物或进行捕猎，但是本地人就不希望大角鹿下山，因为大角鹿会吃掉他们的干草。
在蒙大拿拥有房地产的富有外地人每年在蒙大拿居住的时间不超过180天，他们会注意这个时间以免被蒙大拿州政府征收所得税，从而分摊地方政府和学校的负担。一个蒙大拿本地人告诉我：“那些外地人心里想的和我们这些本地人不同：他们要的是隐私、奢侈地独享大自然美景，没打算融入本地社区。有时他们走进本地酒吧，目的也只是带别人去开开眼界，见识一下乡村生活和怪里怪气的乡下人罢了。他们只是喜欢野生动物、钓鱼、打猎、欣赏美景，但并不属于本地社区。”就像比特鲁特山谷的银行家埃米尔·埃哈特说的：“这些外地人的态度是：‘我好不容易才躲开那些烦人的事，在这儿骑骑马、钓钓鱼，优哉游哉地享受山林之美。不要再拿那些事来烦我。’”
不过，外地人也不是一无是处。埃哈特还说道：“凭良心说，斯托克农庄也提供了高薪工作给本地人。比特鲁特山谷的房屋税和土地税大半是外地人缴付的。他们自费雇用保安人员，不会对当地社区或地方政府造成麻烦。当地的警察从未被叫到斯托克农庄制止酒吧的打架闹事。在斯托克农庄买了木屋的人也不会让子女在本地就学。”我的朋友约翰·库克也同意这点：“说起来，外地人来到这里落脚的确有好处。如果查尔斯·施瓦布没买下那么多的土地，今天的比特鲁特山谷也许根本看不到野生动物，也看不到大片碧绿的原野，说不定早就被开发商细分为一块块的屋地。”
富有的外地人被蒙大拿的美景吸引来，有些人不但爱护自己的土地，更成为捍卫环境的领导者，参与土地规划。举例来说，过去7年，我在哈密尔顿以南的比特鲁特山谷河畔租住的避暑屋的所有者是一个私人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也就是泰勒野生生物保护区。这个机构的创办人奥托·泰勒是个富有的加州人，最爱来蒙大拿钓鳟鱼，加勒廷河的鱼潭是他最爱的垂钓之处。一天，他发现有人正在用大型建筑机械将大量工地废土倾倒在这里，顿时怒不可遏。后来，在他看到伐木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大规模森林砍伐是如何危及他挚爱的鳟鱼溪并使其水质恶化后，更是痛心疾首。于是，从1984年起，他大手笔买下比特鲁特山谷河畔的土地，并将其整合成一个私人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虽然这是泰勒的私人土地，但他还是欢迎当地人和过去一样前来打猎、钓鱼，甚至把土地的保护地役权捐给一个名为“蒙大拿倚赖之土”（Montana Land Reliance）的非营利机构，确保土地可以可持续经营，维持优良的环境质量。如果泰勒没把比特鲁特山谷这近1 600英亩的土地买下，今天它恐怕已经支离破碎，被细分成小块小块的屋地。
外地人络绎不绝地前来，导致该地房地产涨价、财产税上扬，加上蒙大拿多数本地人本来就穷，他们对政府和税收的态度趋于保守（见下文），凡此种种使得倚赖财产税作为经费的蒙大拿学校陷入困境。由于拉瓦利县的工商业不发达，财产税的主要来源是住宅税赋（如房屋税和地价税），当房地产增值时，这类税赋就跟着加重。对贫穷的本地人与没那么富裕的外地人来说，住宅税赋即使只增加一点点，也是沉重的负担。也难怪他们反对发行教育债券，也不同意地方为了筹措学校经费追加财产税。
于是，尽管拉瓦利县地方政府的支出中，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占了2/3，就教育经费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在美国西部24个偏远县城之中，拉瓦利县敬陪末座，更何况拉瓦利县的个人收入本就已经偏低。再者，从整个蒙大拿州来看，拉瓦利县的教育经费也较低，尽管该州的学校经费已经很低。因此，拉瓦利县的多数学校尽量节约，把支出降到最低，以合乎州政府的最低要求为原则。蒙大拿州学校的教师薪资是全美最低的，尤其对拉瓦利县的教师来说，薪水少加上土地价格飙升，房价就高不可攀了。
在蒙大拿出生的孩子，很多人都不喜欢蒙大拿的生活方式，长大后纷纷离开故土。即使有一些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因为在本地找不到工作，也待不下去。我的朋友史蒂夫·鲍威尔便发现，自哈密尔顿高中毕业后，其同班同学中有70%都离开比特鲁特山谷了。我那些选择在比特鲁特山谷定居的友人，每每谈到孩子的事都满腹辛酸，不知道孩子愿不愿意留在这里，以及离开家乡后还会不会回来。比耶戈家的8个孩子都离开了蒙大拿，而伊莱尔家的8个孩子中有6个也不住在蒙大拿。
再次引述埃米尔·埃哈特的话：“我们比特鲁特山谷的孩子一个个都走了。来自电视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山谷外的世界多么多姿多彩。相形之下，这里的生活就单调多了。外地人喜欢把孩子带到这里，让他们在大自然中长大。后来却发现，孩子要的不是大自然。”我想起自己的两个儿子。他们喜欢夏天来这里钓鱼，但只想待两周，其余大部分时间还是更习惯洛杉矶的都市生活。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哈密尔顿一家快餐店用餐，离开时我的儿子们发现当地竟然没有供青少年消遣的娱乐场所，大吃一惊。哈密尔顿总共只有两家电影院，最近的购物中心在50英里外的米苏拉。哈密尔顿的青少年到外地旅游，看见外面的花花世界时，也同样感到惊讶，发现太多东西都是家乡没有的。
蒙大拿人和许多其他住在美国西部乡间的美国人一样，对政府管制持保留或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有历史渊源的——早期西部的拓荒者人口稀少，地处边陲，离中央政府很远，因此必须自给自足，无法仰赖政府帮他们解决问题。由于与联邦政府的地理与心理上的隔阂，蒙大拿人对来自华盛顿特区的指示和管制特别反感。（不过，他们对于来自联邦政府的钱并不反感。蒙大拿每缴付给联邦政府1美元，联邦政府就会下拨给蒙大拿1.5美元。）从蒙大拿人的角度来看，联邦政府官员大都是都市人，根本不了解蒙大拿的情况，而从联邦官员的角度来看，蒙大拿的环境是所有美国人的资产，不该只由蒙大拿人获益。
就蒙大拿州内部的标准而言，比特鲁特山谷尤其保守且反政府，原因可能是早期在比特鲁特山谷拓垦的人是来自与北方对立的南方邦联，而且在洛杉矶发生种族暴动之后，不少右翼保守派人士从洛杉矶搬到了蒙大拿。正如克里斯·米勒所言：“本地自由派和民主党人每次看到选举结果都泪流满面——选举结果真是太保守了。”在比特鲁特山谷，激进的右翼保守派人士自发形成民兵组织，囤积武器弹药，拒绝缴付税金，且禁止其他任何人踏上他们的土地。谷地其他居民有些尚可忍耐这些人的行径，有些则觉得这些人太过偏执。
因为这种政治态度，很多当地人反对政府在此进行土地使用分区或土地规划。土地所有者认为土地既是私有财产，他们就可为所欲为，不愿受到任何限制。因此，拉瓦利县至今还没有通过任何建筑法，土地使用分区也只限于几个区域，未扩及全县。除了两个市镇和某些郊区的选民自愿进行土地使用分区，其他地方完全没有任何针对土地使用的限制。例如，有一次我带家人在比特鲁特山谷度假，一天晚上我十来岁的儿子乔舒亚在报纸上看到哈密尔顿的一家电影院放映的片子刚好是他想看的。我问明那个电影院怎么去，就开车载他去。到了之后，我发现那电影院竟然屹立在一片农地中，与一间大型生物科技实验室比邻。有关农地用途变更，当地并没有任何规范法规。但在美国其他地区，公众担心农地越来越少，就以分区法规来限制或禁止农地变更为商业用地。一般选民倘若看到人来人往的电影院隔壁就是生物科技实验重地，不免大惊失色。
蒙大拿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最看重的两种态度实际上是无法兼容的：一是主张个人权利、反对政府管制；另一则是为自己的生活质量感到自豪。每次和蒙大拿人谈到他们的未来，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把“生活质量”挂在嘴边。像我这样来自外地的游客，只要每年能在这里待上一两个星期，就觉得自己很有福气了。而蒙大拿人天天住在这里，时刻能够享受这里美好的环境。从他们口里的“生活质量”，也可感受到他们为传统生活方式感到骄傲，希望能在这地广人稀的乡村固守老一代本地人传下来的、人人平等的田园生活。埃米尔·埃哈特告诉我：“比特鲁特山谷的人希望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社区规模较小，大伙儿一样过着清贫的日子，而且引以为傲。”或者如我的朋友斯坦所言：“以前在比特鲁特山谷开车，每次看到有车驶来，就会跟人家挥挥手、打招呼，因为在这里大家都是熟人。”
遗憾的是，由于土地用途不设限，到蒙大拿落脚的人络绎不绝，加上蒙大拿长久以来反对政府管制的态度，最终危及当地人珍视的自然环境和生活质量。这是蒙大拿人必须承担的后果。史蒂夫·鲍威尔说得好：“我告诉我的房产经纪人和开发商朋友：‘你们必须保护这里的自然景观、野生动物和农地。’这里的土地的价值正是由那些事物创造出来的。土地规划越晚实施，自然景观受到的伤害就越大。对整个当地社区来说，未开发的土地才最有价值，吸引大家前来的‘生活质量’正是由此而来。然而，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原来反政府的那些人开始担心人太多的问题。这些人表示，由于他们最喜欢的休闲区域现在已人满为患，不得不赞同管制。”1993年，鲍威尔在拉瓦利县担任专员时，就曾召开公民会议，讨论土地用途规划，希望居民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然而，那时蒙大拿的民兵组织仍冥顽不化，公然携枪闯入会场，恫吓其他居民。后来鲍威尔寻求连任，但出师不利。
蒙大拿明明需要政府规划，而当地人又如此抗拒政府规划，这样的冲突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且让我再次引述鲍威尔的话：“这里的人希望保存比特鲁特山谷的自然风光，但不知如何在让自己存活下去的前提下保护这里的自然风光。”兰德·林德伯格和汉克·戈茨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当初是受蒙大拿的美景吸引而来的，因此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在应对不可阻挡的变革的同时，守住这里的美景。”
第一章走笔自此，大抵是我的论述。现在换我的4位蒙大拿友人登场，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语讲述他们是怎么来到蒙大拿的，以及他们对蒙大拿未来的关切。里克·莱布勒不久前才在蒙大拿落脚，现在是蒙大拿州议员；奇普·皮格曼是老一辈的本地人，是一名开发商；蒂姆·乌尔斯是本地牧场主人；约翰·库克也是新来的居民，在这里担任专业钓鱼向导。
以下就是莱布勒的故事：
我在加州伯克利出生、长大，在当地经营一家制造木制货架的工厂。我和妻子弗朗姬都很刻苦耐劳。一天，弗朗姬看着我，对我说：“你一天工作10~12个小时，一星期工作7天，真是做牛做马。”于是，我们决定半退休，开车在西部走了4 600英里，希望找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人生。我们在1993年来到比特鲁特山谷，在一个偏远之地买了我们的第一栋房子，1994年又搬迁到维克托镇附近的一个牧场。弗朗姬在牧场饲养埃及系阿拉伯马，我则一个月回加州一次，看看工厂经营得如何。我们有5个孩子，老大一直很想搬到蒙大拿来，现在帮我们管理牧场。其他4个孩子则不了解蒙大拿的生活质量，不知道蒙大拿人很亲切，也不懂爸妈为什么要搬到这里。
现在，每个月回加州待个4天，我就受不了。我觉得那里的人就像“笼子里的老鼠”一样可怜，每次都迫不及待想回蒙大拿。弗朗姬一年只回加州两次，为的是看看孙子。除此之外，她对那里别无眷恋。为什么我会那么讨厌加州？举例来说，最近我回去开会，由于空闲时间不多，不能走远，我就在伯克利的街道上散散步。我发现迎面而来的人都低着头，不愿和我的目光接触。遇见陌生人，即使说声“早安”，也会让人退避三舍。但在比特鲁特山谷，即使遇到从没见过的人，还是会进行眼神致意。
说到从政的原因，我对政治一直有许多自己的见解。我们区的州议会议员不想寻求连任后，就建议我去参加竞选。他费尽唇舌希望能说服我，我的妻子也为此事大敲边鼓。最后为什么同意参选？我是抱着“回馈”的心情出来参加竞选的。我觉得这一生不虚此行，老天厚待我，因此我也希望贡献一己之力，让本地居民过得更好。
我特别关注的法律议题是有关森林管理的问题。我代表的这一区正在造林，很多选民有伐木业背景。这一区的达比镇过去是木材集散重镇，森林管理应该可为谷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原先谷地有7间锯木场，现在全都没有了，因此相关的工作机会和基础建设都已丧失。有关森林管理的决策目前由环保团体和联邦政府负责，州和县均被排除在外。我认为森林管理相关条例的制定应该由联邦、州和县三方共同负责，这就是我目前努力的方向。
几十年前，蒙大拿的人均收入在美国各州中还排得上前10名。如今，在全美50州中排行第49。这是因为传统产业（伐木、煤矿、采矿、石油和天然气）式微，原来高薪、有工会组织的岗位消失。当然，我们不应该再回到过去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的时代。但目前在比特鲁特山谷，夫妇两人不但都要工作，而且常常一个人得做两份差事，才能养家糊口。与此同时，我们有森林可燃物载量过多的问题，森林火灾一触即发。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不是环保人士，都同意必须减少森林的可燃物载量，特别是要清除那些低矮的小树。现今，处理可燃物载量过多的问题都是通过焚烧的方式。联邦政府已提出一个“国家防火计划”，同意用砍伐的方式来减少那些可能引发森林火灾的小树。现在美国用的木材大多是从加拿大进口的，真是舍近求远！而我们对国家森林最初的任务就是提供稳定的木材来源，同时做好水土保持工作。过去，通过国家森林获得的收入有25%被用为教育经费，但如今这部分收入已大幅下降。多砍几棵树，我们的学校就能多一点经费。
目前，拉瓦利县尚没有什么统一的人口政策可言！过去10年里，谷地的人口增长了40%，下一个10年的人口增长率也可能会达到40%，那么增加的人口要去哪里？我们可以关上大门，阻止外地人搬进来吗？我们有权利把门关上吗？我们是否该禁止农民细分土地，不让他开发自己的土地？拥有土地的农民就该被土地绑一辈子，不能做别的吗？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唯一的退休金。如果我们禁止农民将土地出售给开发商，那么他要怎么生活？
至于人口增长的长期效应，未来将会出现发展周期，就像过去那样，在某个周期，新来的人会返乡定居。整个蒙大拿不会有过度开发的问题，但是拉瓦利县仍将继续开发。目前该县仍有许多共有地，这里的房子、土地价格仍在上扬，但一旦高到某个程度，有意向的买家就会知难而退，去别的地方寻找便宜的土地。长远来看，谷地所有的土地终将被开发殆尽。
再来听听奇普·皮格曼的故事：
我母亲的祖父在1925年左右从俄克拉荷马州来到这里，从一个苹果园起家。我母亲在这里的一个饲养奶羊和绵羊的牧场上长大，目前在镇上经营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我父亲则是小时候随家人迁居至此，长大之后成了一名采矿工人，也种甜菜，此外还在建筑工地兼职。因此，我会走上建造行业还是有一些渊源的。我在这里出生，也在本地求学，大学就在米苏拉附近的蒙大拿大学会计系就读。
后来我去丹佛住了三年。由于讨厌城市生活，我就决定回来。再者，我觉得比特鲁特山谷是个养儿育女的好地方。我到丹佛才两个星期，脚踏车就被偷了。我讨厌城市的车水马龙，那种人山人海也是我不能习惯的。我的需求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当年没有五光十色的“文化”熏陶，我还不是照样长大，现在也不需要这些。我在丹佛等了三年，等到公司发放给我的股票兑现，就拍拍屁股走人了。离开丹佛，意味着要放弃35 000美元的年薪和种种额外福利。回到蒙大拿，我的年薪只有17 000美元，没有任何福利。可是为了在我挚爱的谷地生活，在这里的大自然中漫步、徜徉，我宁愿放弃丹佛那份稳定的工作。我妻子对这种没有保障的生活很不习惯，但是我早在比特鲁特山谷过惯了这样的日子，觉得没什么不好。在比特鲁特山谷要养家糊口，得做两份差事。从前我父母就兼了好几个临时差。那时我已有心理准备，万一有需要，晚上就去兼差，帮商家补充存货，好多赚点钱。我们回到蒙大拿定居之后，我足足努力了5年，所得才有当年在丹佛的水平，又过了一两年，我才有医疗保险。
我主要从事房屋建设工作，也开发便宜地段的生地。我可买不起高档地段。我开发的土地原来是牧场，但是在我购入之时，这些牧场大都已不再运营，而且已被转手过好几次，很可能还被分割售卖。这些牧场因为长期没有被使用，杂草丛生。
目前我手中有一个项目则是例外，它就是哈密尔顿高地开发项目。我买下一整块40英亩的土地，打算进行细分。这块地原本是座牧场。我把详尽的开发计划书呈交县政府审核，需要通过三个审核流程之后，才能着手开发。我已经通过前两个审核流程，第三个流程也就是最后一步必须通过一个公开听证会。这块地附近的80个居民出席了公开听证会，并且坚决反对土地细分，理由是这会造成农业用地损失。没错，这块地土壤肥美，以前是很好的农地，但在我购买的时候，它已经不再用于农业生产。为了这块40英亩的土地，我花了225 000美元，这笔支出不可能通过农业生产来回收。但是这里的居民不看经济因素，只是说：“我们不愿看到宽广的农地或森林从眼前消失。”如果这块土地的主人已过花甲之年，无法继续耕作，需要钱来养老怎么办？如果土地四周的居民希望保留这块地作为开放空间，为什么不买下来？他们本可以买，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尽管这片土地不属于他们，但他们还是想要拥有控制权。
因此，我的开发项目在公开听证会环节遭到否决。当时选举日临近，官员也不想得罪那80个选民。在呈交这个开发案之前，我没去跟附近的人协商。因为我这个人是个牛脾气，只要是自己认为自己有权去做，就会勇往直前，我不喜欢被人牵着鼻子走。另外，大家往往不了解，这样一个小项目协商起来费时费钱。我会吸取这次教训，下次进行类似的开发项目之前，我会先跟邻居谈谈；开公开听证会的时候，我也会把我手下的50个员工带去，这样县里的官员就不会只听一面之词，也能听听赞同一方的意见。在我跟居民博弈期间，那块土地的成本给我造成很大的负担。邻居们希望这块地就这么空着。这怎么可能呢？
这里的人说谷地开发项目太多，最后必然人满为患，大家都把矛头指向我。我的回答是：因为有需求，我才会推出这样的开发项目，这种需求不是我创造出来的。没错，谷地的房子年年都在兴建，如雨后春笋般一栋栋冒出来，交通也日益繁忙。尽管如此，空旷的地方还是很多。像我喜欢徒步旅行，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如果乘飞机从谷地上方飞过，就可以看到大片山水和原野。根据媒体报道，近10年来，谷地的人口增长了44%。但谷地原来不过25 000人，现在也才35 000人。只是，年轻人一个个都离开了。我的公司雇用了30个人，不但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还提供养老金、医疗保险、带薪假和利润分红。这里再没有第二个老板提供给员工这么好的福利，因此我的公司员工流动率很低。环保人士常认定我是坏人，是谷地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但是房屋需求不是我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不盖房子，别人照样会盖。
我打算在谷地终老一生。我是这个社区的一分子，我支持了很多社区项目，例如赞助地方的棒球队、游泳队和橄榄球队。我在这里土生土长，也想在这里待一辈子，我并没有在这里赚到钱就一走了之的心态。我希望往后的20年都住在这里，每天开车经过自己盖的房子时能引以为傲，而不是心怀愧疚，想着：“那房子盖得确实不好！”
蒂姆·乌尔斯是一个牧场主，家族几代都居于本地。
我的曾祖父母是我们家族在这里打拼的第一代。那是1912年，他们买下40英亩的土地。在那个年代，土地非常便宜。他们养了十来只奶牛，用手挤奶，早晚各挤两个小时。后来，我的祖父母又买下110英亩左右的土地，那时土地一样不值什么钱。他们出售用于制作奶酪的奶油，还种苹果和干草，但只能勉强养家糊口。虽然日子一度非常艰苦，但他们还是撑了下去，有一些农民就没能撑下去。我父亲本来想上大学，最后还是决定留在牧场工作。他很有远见，决定将全部心力投注于奶牛养殖，还建造了可容纳150头奶牛的牛舍，以增加牧场收益。
我们家几兄弟从父母那儿把牧场买下，因此我们的牧场不是父母赠予的。父母这么做是希望我们想好再做决定，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想在牧场工作，甚至愿意花钱把牧场买下来。我们这些兄弟、妯娌买下牧场，成为土地所有人，再把土地出租给我们的家族企业。经营牧场的也是我们这些兄弟、妯娌和我们的孩子，在牧场上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家族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外人。像我们这样的家族牧场非常少见。我们可以同心协力做下去的一个理由是，我们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去同一所教会。当然，家族成员之间有时也会争吵，但是大家白天吵完，晚上就和好如初了。我们的父母也会吵架，不过在太阳下山之前就会把事情解决。我们已经想好了，哪一块地值得我们生死以之。
这种家族共同打拼的精神也在不知不觉中传承给了我那两个儿子。他们两兄弟从小就知道要合作：弟弟才7岁时，两兄弟就会分别站两头，协力移动共有16节、每节长40英尺的铝制洒水管。离家后，兄弟俩也合租房子。现在他们依然很要好，而且比邻而居。其他家庭也希望和我们一样，跟孩子保持亲近的关系。尽管他们和我们一样努力维持家人之间的关系，但孩子长大之后还是各奔东西。
这年头，牧场或农场都很难经营。比特鲁特山谷的土地只有兴建住宅或开发才能发挥最大价值。这里的农民都面临这样的两难困境：是该继续经营农场，还是把土地卖了，让人盖房子，自己就此退休？如果栽种合法作物，收入实在难以和在土地上开发房地产的收益相比，因此我们无法买下更多的土地。我们能否生存下去，正取决于能否依靠目前这760英亩左右的土地进行高效生产。在成本方面，像载货卡车的价格已经上涨好几倍，而我们卖出100磅牛奶的所得还是跟20年前一样。利润率这么低，我们要怎么赚钱？我们不得不引进新科技，但新科技又耗费资本。而且我们必须不断自学如何把科技运用在土地上。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骑虎难下，不得不放弃老旧的方法。
例如，我们今年又大手笔投资兴建了一座可容纳200头奶牛的、完全计算机化的牛舍。不但可以自动化收集牲口的粪便，还可通过计算机操控栅栏把奶牛赶到自动挤奶器前，进行自动化挤奶。计算机可识别每一头牛，并且在挤奶的同时进行实时监测，还会自动记录奶量。如有感染，早期就可发现，从而追踪奶牛的健康状况和营养需求。我们可根据计算机数据的分析，为奶牛分类，将其关在不同的围栏中。这种牧场运营模式在蒙大拿还是首创，其他牧场都在持观望态度，看我们这一套模式能否成功。
我们也担心失败，因为有两大因素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如果我们继续干这一行，就必须进行现代化，要不然就从事土地开发，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里的土地，不是用来养牛，就是用来盖房子。我们无法控制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农牧机械、服务价格以及牛奶价格的波动。我们无法控制牛奶的价格。牛奶不易保存，挤出来之后，从牧场送到市场的时间只有两天。我们虽然出售牛奶，但卖价取决于买方。
另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是大众对环保问题的关切，这关乎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以及如何处理牲口粪便和臭味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尽全力改善，但可能还是会有人不满意。新来到比特鲁特山谷的人是来欣赏这里的美丽风光的，起初他们远远地看到奶牛和干草场会很兴奋，但他们不了解农场的运作，特别是奶牛场。在奶牛场和住宅并存的区域，居民常抱怨奶牛场传出的异味、半夜机器运作的声音，或卡车在“寂静的乡间小路”轰隆驶过的声音等。我们牧场附近的居民也曾因白色慢跑鞋踩到牛粪气得向我们抗议。我们担心居民因为不谅解，会提出法案来限制或是禁止奶牛场在本地发展。两年前，一项禁止游客在有狩猎区的俱乐部打猎的法案，就导致比特鲁特山谷一家饲养大角鹿的牧场关门。我们之前从来就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这个教训让我们不得不提高警觉，以免面临同样的命运。我们的社会不是提倡包容、和平共处吗？为何有人就是容不下畜牧业？人们一方面享用着食物，另一方面却不愿接受食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代价。
最后，且让钓鱼向导约翰·库克诉说自己的故事。感谢他在我的双胞胎儿子10岁时，以无限的耐心教会他们如何用飞蝇法钓鱼。而且在过去7年，每年夏天他都会带他们去比特鲁特河垂钓。
我在华盛顿州韦纳奇山谷的一个苹果园长大。高中念完后，我曾过了一段狂野不羁的嬉皮士生活，打算骑摩托车远征印度。虽然这个计划到美国东海岸就被迫放弃了，但我还是横越了整个美国。遇见我妻子帕特后，我们就搬到华盛顿州的奥林匹克半岛，后来又迁居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岛。我们在那儿一共待了16年，我的工作是野生动物和渔业管理员。后来为了方便帕特就近照顾生病的爷爷、奶奶，我们又搬到波特兰。奶奶不久后过世，过了一个礼拜，爷爷也走了，于是我们离开波特兰，到蒙大拿落脚。
20世纪70年代，我初次造访蒙大拿。帕特的父亲在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边界的塞尔韦-比特鲁特荒野开了家野外用品专卖店。我和帕特都曾在店里兼职，帕特帮忙煮饭，我则当向导。那时帕特已爱上了比特鲁特河，希望住在河畔。但这里的土地每英亩要1 000美元，如果买下来用于耕作根本付不起贷款。1994年，我们正准备离开波特兰的时候，发现机会来了。比特鲁特山谷有一个10英亩左右的农场要出售，价格还不错。买下之后，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整修农舍。我也在当地取得经营野外用品店和钓鱼向导的执照。
在全世界，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俄勒冈州海岸，另一个就是比特鲁特河谷。我们买下这个农场时，在心里就将其视为我们的“寿终之地”：我们将在此地终老一生。我们的农场上有大雕鸮、雉鸡、鹌鹑、林鸳鸯。牧场也够大，养两匹马绰绰有余。
有时候，我们想待在一个地方，但时过境迁，过了那个时候就可能不想再待下去。我们30年前就爱上了这个谷地，现在这块土地依然是我们的最爱。但是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未来哪天这个谷地变成一条又一条的商业街，在米苏拉和达比间的谷底平地住进来100万人，我就想离开了。对我来说，空旷的视野非常重要。我们家对面是个长2英里、宽半英里的老农场，几乎都是牧草地。唯一的建筑是两三间谷仓。买下这农场的是外地的摇滚歌手休伊·路易斯，他每年只来这里一个月，打打猎、钓钓鱼。农场上的奶牛、干草都由专人负责照料，有些土地也出租给农民。如果路易斯的土地交给建筑开发商，变成一大片的住宅区，每天面对一栋栋的房子，我怎么受得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就得搬家了。
我常常思索自己要用何种姿态离开这个世界。我父亲最近离开了人世，在此之前他曾长期饱受肺病折磨。这样的人生由不得他，他死前一年过得极其痛苦。我不希望像他那样离开人世。如果能选择，我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也许这么说有点冷酷无情，但我希望帕特先走一步。因为结婚时，我曾答应她会一辈子爱她、尊重她、照顾她。如果她先走，我就履行了我的诺言。要是我先走，因为我没有人寿保险，她的余生将无以为继。帕特走了之后，我会把所有的房产、地产交给儿子，成天在河里钓鳟鱼。当年老体衰，不能再钓鱼时，但愿我能带着大量吗啡，遁入山林。我会选个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躺下，一边欣赏绝美的景致，一面注射吗啡。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最佳死法：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死去，而且最后一眼满是我心心念念的蒙大拿的美景。
从上述4位蒙大拿友人的故事和先前的论述可见，每一个蒙大拿人的价值观和目标各有不同。有人希望人口增长，有人厌恶人口增长；有人赞成政府管制，有人反对政府管制；有人拥护土地开发和细分，有人则抗议。有关农地保留、采矿和旅游发展等议题，也是众口难调。不同群体的目标显然是有冲突的。
我们已在这一章看到很多蒙大拿环境问题演变为经济问题。环境问题要怎么解决？怎么做成功的概率比较高？由于个人所持价值观和目标各有不同，每一个人切入问题的方式也不同。最佳解决之道为何？虽然众说纷纭，但都是诚恳的建言。我们不知道蒙大拿人最后会选择何种方式，也难说蒙大拿的环境和经济问题会就此获得改善，还是会每况愈下。
鉴于本书要讨论的是人类社会的崩溃问题，选择蒙大拿作为第一章的主题，乍看之下似乎有些荒诞。因为无论是蒙大拿一州，还是整个美国，都没有立即崩溃的危险。但是请深思这个问题：蒙大拿居民所得有半数不是在蒙大拿赚来的，而是从外地流入的金钱，包括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和贫困救助计划等），以及来自外地的私人基金（如来自外地的退休金、房地产所得，以及营利所得）。换言之，蒙大拿本身的经济已不足以支撑蒙大拿人的生计，蒙大拿人其实得依赖美国其他地方才能生存下去。如果蒙大拿是座孤岛，比如欧洲人登陆前与世隔绝的复活节岛，那么其经济早就已经崩溃，而且打从一开始就无法发展起来。
再想想我们讨论过的蒙大拿的环境问题，那些问题虽然严重，但与美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相比还算轻微。与蒙大拿相比，美国大部分地区的人口更为稠密，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冲击更为严重，而且那些地区的生态环境都比蒙大拿更加脆弱。此外，美国在很多重要资源方面仰赖外国，也与世界其他地区有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纠葛。在那些地区当中，有些地方的环境问题更严重，衰颓的趋势比美国更甚。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与蒙大拿类似的环境问题发生在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情况。我要讨论的古代社会中有半数没有留下文字，因此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远不如蒙大拿，很难得知那些社会的个人价值观和目标。有关现代社会，我们确实可以获得有关其个人价值观和目标的信息，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蒙大拿人的价值观和目标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当你阅读本书，从客观角度考虑人类社会的环境问题时，也请试着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设想如果你是斯坦、莱布勒、皮格曼、乌尔斯、库克或伊尔希家的兄弟姐妹，你会作何感想。例如我们下一章将探讨的复活节岛，虽然这个社会看来同质性很高，但我们还是可以设身处地，从酋长、农民、石雕工人或海豚捕猎者的立场来看问题，想象每一个人会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价值观和目标——正如我那几位蒙大拿友人向我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