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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地球上不同地区族群的历史发展轨迹大不相同。上个冰期结束以来的1.3万年里，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发展出了有文字、使用金属工具的工业社会，一些地区只形成了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还有一些地区则依旧是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此类历史发展上的不均等给现代世界投下了深长的阴影，因为有文字、使用金属工具的社会征服或消灭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这些差异是世界历史中最基本的事实，但出现差异的原因不明朗，且有争议。25年前，有人当面向我发问，问题的形式很简单，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1972年7月，我在热带岛屿新几内亚的沙滩上漫步，当时我在那里研究鸟类的演化。早听说当地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亚力（Yali）也在这一带活动，而那天，我们碰巧走了同一条路，他追上了我，我们边走边谈，同行了一个小时左右。
亚力散发着领袖的气质与活力，眼里闪烁着迷人的神采。他很自信地谈了自己的事，向我提出许多深刻的问题，也很专注地听我诉说。一开始，我们谈的是那时每个新几内亚人都关心的问题，也就是快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今天，亚力的国家国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而当时那里仍是联合国的托管地，由澳大利亚治理，但独立的呼声已经很高。亚力说，他就是使当地人做好自治的准备。
谈着谈着，亚力话锋一转，开始考较起我来。此人从未离开过新几内亚，教育程度也仅止于中学，却有一颗无法满足的好奇心。首先，他想了解我在新几内亚的鸟类研究（包括可以得到多少酬劳）。我向他说明了几百万年来不同种类的鸟移居至新几内亚的情况。接着他问道，在过去的几万年中，他的祖先如何在新几内亚落地生根？近200年来，欧洲白人又如何使新几内亚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虽然我和亚力都清楚，彼此代表的两种社会间存在着张力，但我们还是相谈甚欢。两个世纪前，新几内亚人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用的是欧洲人几千年前在有金属工具后就弃用了的石制工具，所住的村落中也没有集权的政治组织。白人到来后设立了集权政府，还带来了各种物品，举凡钢斧、火柴、药品，乃至衣服、饮料、雨伞……应有尽有，新几内亚人立刻发现了这些物品的价值。在新几内亚，那些一概名之为“货物”。
许多来此殖民的白人公然鄙视新几内亚人，说他们“原始落后”。即使是最平庸的白人“主子”（1972年他们仍享有这个尊称），生活水平都远超新几内亚人，连亚力那样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也不能企及。在考较我之前，亚力已经考较过许多白人了，而我也考较过许多新几内亚人。我俩都很清楚，新几内亚人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种种事情想必在亚力内心盘旋已久，他那闪烁的双眼流露出敏锐的心思，问我：“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
这个简单的问题直指亚力生活经验的核心。是的，就生活方式而言，普通的新几内亚人和普通的欧美人仍有很大的差别。世界上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也同样有差异。这么大的差异背后必然有一些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然而，亚力的问题看来简单，却难以回答。那时，我还没有答案。历史学者仍莫衷一是，大多数人甚至连这样的问题都不再问了。与亚力一席话后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人类演化、历史与语言的其他面向。经过25年，我写下了本书，正是为了回答亚力的问题。
虽然亚力问的只是新几内亚人和欧洲白人生活方式的差异，但对于现代世界中更多的差异现象，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欧亚大陆的族群，特别是今天仍然住在欧洲和东亚的人，加上移民到北美洲的人，掌控了现代世界的财富和权力。其他族群，包括大多数的非洲人，虽已推翻欧洲殖民政权，但就财富和权力而言仍远远落后。还有一些族群，比方说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南端的土著，连自己的土地都丢了，还惨遭欧洲殖民者的杀戮、征服甚至灭族。
因此，对于现代世界中的不均等，套用亚力的问题，我们可以问：为何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非其他形式？例如，为什么越过大洋进行杀戮、征服和灭绝的，不是美洲、非洲或澳大利亚的土著，而是欧洲人和亚洲人？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更早的时代。公元1500年，欧洲的殖民扩张才刚开始，而各大洲的族群在技术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上已有相当大的差异。分布于欧洲、亚洲与北非的，是使用金属工具的国家或帝国，有些已逼近工业化的门槛，而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仍在靠石器统治帝国。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小国和酋邦已使用铁器，而在其他大多数地方，包括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全境、许多太平洋岛屿、美洲大部分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少数地区，居民的组织形式是农耕部落，甚至是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游群（band）。
显然，公元1500年时世界各地在技术和政治发展方面的差异直接造成了现代世界的不均等。以钢铁打造武器的帝国征服或灭绝了仍在使用石制和木制武器的部落。然而，这个世界是如何发展成公元1500年时的模样的？
基于历史记载和考古学的发现，对于更久远的年代，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上一个冰期结束于公元前11000年左右，在那以前，各大洲的各个族群皆以狩猎—采集为生。在公元前11000—公元1500年的这段时间里，几个大洲的发展速度各不相同，造成了公元1500年时技术和政治发展不均等的现象。澳大利亚土著和许多美洲土著一直停留在狩猎—采集阶段，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逐渐发展出农业、牧业、冶金技术和复杂的政治组织。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和美洲的一个区域也独立发展出了文字。然而，这些新发展都在欧亚大陆最早出现。例如，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附近区域直到公元15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才开始大量生产青铜器，比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足足晚了4 000年。公元1642年欧洲的探险家首次接触到塔斯马尼亚人，发现他们的石器在技术上比好几万年前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制作的石器还要简陋。
总之，关于现代世界不均等的问题，我们可以重述如下：为何不同大洲上人类发展的速度如此不同？各大洲迥异的发展速度构成了人类历史最普遍的模式，而这也是本书的主题。
虽然本书讨论的是历史与史前史，但其主题不仅有学术意义，在经世与政治上也甚为重要。人类各族群通过征服、流行病与灭族行动而互动的历史，就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族群冲突在历史上的回响，经过许多世纪，至今未尝稍歇，仍在今日世界上某些最动荡不安的区域发酵。
举例来说，非洲许多地方仍在现代殖民主义的灰烬中挣扎。还有一些地区，包括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墨西哥、秘鲁、新喀里多尼亚、原苏联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的部分地区，仍扰攘不安；各地依旧人数众多的原有住民发起街头暴动或游击战，对抗由外来征服者后裔掌控的政府。其他许多地方的原住民，如夏威夷土著、澳大利亚土著、西伯利亚土著和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印第安人，由于种族屠杀和灭绝而人数锐减，侵略者的后裔反倒成为当地人口中的大多数。这些族群虽无法发动内战，但越来越坚决地争取自己的权利。
过去的族群冲突除了继续在今天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回荡，对人类的语言世界也造成重大冲击。今日世上尚存6 000种语言，其中大多数面临消亡的命运，渐渐取代它们的是英语、汉语、俄语，以及最近几百年来使用人数大幅增加的其他几种语言。现代世界中的这些问题，全肇因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亚力的问题就是这么来的。
在解答亚力的问题之前，我们应先考虑几个反对讨论这个问题的理由。有些人一看到这个问题就生气，有几点原因。
其中一个反对的理由是：若我们解释某一族群支配另一族群的缘由，不正是为这样的奴役支配张目？意思是不是说，这种结果在当初既然无可避免，今天若试图加以改变，注定徒劳无功？这个反对理由混淆了原因解释与辩护，是常见的谬误。对历史提出解释是一回事，怎么用这种解释是另一回事。我们努力去理解一件事，往往是为了改变某个结果，而不是为了重复或延续恶行。心理学家努力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社会史家了解灭族事件，医生了解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抱着同样的目的。他们做研究，并不是为了给谋杀、强暴、种族灭绝和疾病辩护。厘清导致这些惨剧与悲剧的因果链之后，才能设法打断这个链条。
第二个反对理由是：认真对待亚力的问题，岂不是要采用以欧洲为本位的历史观，吹捧西欧人的业绩，得意于西欧与欧化美国在今日世界的卓越地位？然而，这些地方不过是在过去几百年里暂居高位，如今日本和东南亚不是快要取而代之了吗？其实，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欧洲人以外的族群。除了欧洲人和非欧洲人的互动，我们还要讨论欧洲以外的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等地的族群互动。我们绝不会吹捧源于西欧的族群，反倒会表明，西欧文明最基本的要素，其实是由其他地区的族群发展出来后传入西欧的。
第三个反对理由是：“文明”和“文明的兴起”这种词是不是会误导读者，显得好像文明是好的，狩猎—采集的部落生活是悲惨的，过去1.3万年的历史就是人类越发幸福的进步史？其实，我并不认为工业化的国家必然比狩猎—采集部落“高明”，也不认为离开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进入使用铁器的国度，就代表“进步”，更不觉得这样就是增进了人类的福祉。在美国城市和新几内亚村落的生活体验让我体会到，文明是福是祸实在难说。例如，比起狩猎—采集部落，现代工业国家的公民享有较佳的医疗照顾，遭到谋杀的风险低，寿命较长，但获得的来自朋友和亲族的社会支持少得多。我研究人类社会的地理差异，动机不在鼓吹某一种社会形态的好处，而只是单纯地想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亚力的问题真需要用一本书来回答吗？我们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吗？那么，答案是什么？
可能最常见的一种解释，就是或明说或暗示地认定族群间有生物差异。公元1500年之后的几百年间，欧洲探险家注意到世上各个族群之间在技术和政治组织上有相当大的差异，他们认为那是因为各族群的天赋有差异。达尔文理论兴起后，天择与演化系谱成为解释的工具。既然人是从类似猿的祖先演化而来的，技术原始的族群就代表人类演化早期阶段的孑遗。出身工业社会的殖民者能取而代之，不过演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后来，遗传学兴起，遗传就成了解释人群差异的利器：现在人们认为欧洲人在遗传天赋上比非洲人聪明，比起澳大利亚土著那更不用说了。
今天，西方社会中的一些角落里可以听到公然谴责种族主义的声音，然而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私底下或潜意识里仍继续认可种族主义的解释方法。在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仍有人公开提出此类解释，而且不带歉意。甚至连受过教育的白种美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讨论到澳大利亚土著，也不免认为他们比较原始。他们看起来与白种人不同，不是吗？许多澳大利亚土著熬过了欧洲殖民期，但他们的子孙在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中仍然难以致富发家。
一个看来有点道理的论证，是这么说的：白种人到澳大利亚殖民，只花了不到100年就建立了一个民主国家——使用金属工具，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文字、工业、农业等一应俱全，而澳大利亚土著在澳大利亚至少住了4万年，一直在部落中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连金属工具都没有发展出来。这是人类史上的两个实验，一前一后。实验在同一环境中进行，唯一的变量是居住在这环境中的人种。就澳大利亚土著和欧洲白人的业绩而言，两种社会的差距若不是由两种人本身的差异造成的，还会是什么呢？
我们反对此一种族主义的解释，不仅因为这种解释令人作呕，更重要的是，这么说根本是大错特错。各族群间的确存在技术发展程度的差异，但是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各族群间有智力的差异。其实，现代那些仍在“石器时代”生活的族群，智力非但不比工业社会里的人逊色，或许反倒更胜一筹。这听来有点吊诡，我们会在第15章讨论，澳大利亚今日的文明工业社会，以及前面谈过的各种现代特色，实在不是白人殖民者的功劳。此外，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土著等族群的技术，虽然在接触白人之前仍然非常原始，但若给他们机会，驾驭工业技术并非难事。
有些国家的人口中包括来自不同地理族群的后裔，认知心理学家花费了极大的力气，想找出这些族群间在智商方面的差异。许多美国白人心理学家几十年来更是一直想证明，非洲裔美国人天赋智力比不上欧洲裔白人。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族群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机会差别很大。鉴于这个事实，验证“技术水准差异反映智力高下”这个假说遭遇了双重困难。首先，即便是成年后的认知能力，也与童年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关系极深，因此很难分辨先天遗传因素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其次，认知能力的测验（如智商测试）往往测量的是文化学习能力，而不是先天智力——暂时不谈所谓先天智力究竟是什么玩意。成长环境和学得的知识势必影响智商测试的结果，因此心理学家至今未能提出强有力的证据用以证明非白人族群有先天的智力缺陷。
对于这个引起争议的课题，我的观点源自与新几内亚人打交道33年的经验，他们的社会还维持着传统的形态。打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比起一般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这些新几内亚人通常更加聪明、机警、善于表达，对周遭的人、事、物也更感兴趣。有些能反映大脑功能诸多方面的任务，他们执行起来比西方人利落多了，例如在陌生环境中建立心象地图，掌握四周动静、判断进退趋避。当然，有些任务西方人从小就受过训练，新几内亚人根本没有学习的机会，因此表现得比较差。所以，没上过学的新几内亚人从偏远的村落进得城来，西方人会觉得他们看起来很愚笨。反过来，跟着新几内亚人到丛林中溜达的时候，在他们眼中我是多么愚蠢，我心知肚明。一些简单的任务（像是在丛林中找出路、搭建棚屋），我一点也帮不上忙，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那些可是新几内亚人从小练就的本事。
我感到新几内亚人比西方人聪明，我有两个理由支持这个印象，一说你就明白。第一，几千年来，欧洲人都生活在人口稠密的社会中，中央政府、警察系统和司法制度一应俱全。在这种社会中，传染病（例如天花）长久以来一直是主要的死因，谋杀反倒比较不寻常，战乱则是例外而非常态。大多数欧洲人只要熬过传染病的侵袭，就不再时时受死神的威胁，可以把基因传给下一代。今天，西方人的婴儿大多不受致命传染病侵袭，不管智力或基因的质量如何，一般能顺利传宗接代。相形之下，新几内亚人的社会中人口稀疏，只能在稠密的人口中演化的传染病根本无从生根。新几内亚人的死亡原因，向来以谋杀、部落间的长期战争、意外、食物不足为大宗。
在传统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的人比较有机会逃出鬼门关，传递基因。在传统欧洲社会中，传染病的死亡威胁筛出的不是智力，而是与遗传抗性有关的身体化学。例如，血型为B型或O型者，对于天花的抵抗力就比A型血的人来得强。也就是说，针对智力的天择压力，很可能在新几内亚社会中表现得更为赤裸裸；相较之下，在人口稠密、政治组织复杂的社会，天择鉴别的是身体化学。
新几内亚人也许比西方人聪明，除了前面谈的遗传因素，还有一个理由。现代欧洲和美国的儿童，花了太多时间在不必动脑的娱乐上，如电视、收音机和电影。一般美国家庭，每天电视开机的时间长达7个小时。相比之下，新几内亚的孩子在传统社会中根本没有机会接触那种被动娱乐。他们只要不睡觉，就会主动做一些事，比如与人说话或玩耍。几乎所有的儿童发展都强调：童年的刺激和活动有助于心智发展，不可逆的心智障碍与童年时的刺激不足有关。新几内亚人比较聪明，这个非遗传因素扮演了一个角色。
也就是说，就智力而言，新几内亚人先天上或许要比西方人强，就后天条件而言，新几内亚人不受文明之害，不像工业社会大多数的孩子，在不利于心智发展的环境中成长。因此，亚力的问题，答案不在新几内亚人的智力不如人。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儿童心智发展，这两个因素也许不只区别了新几内亚人与西方人，也区别了技术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和技术先进的社会。因此，种族主义者的一贯论调应该颠倒过来。换言之，我们应该问：为什么先天不足、（在现代社会中）后天失调的欧洲人能生产出那么多的货物？尽管我认为新几内亚人比较聪明，他们没搞出什么名堂却是事实，为什么？
要回答亚力的问题，不依赖遗传因素，也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方案。有一种解释是北欧人的最爱，他们相信北欧的寒冷气候有激发创意、精力的效果，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使人迟钝。也许高纬度地区四季分明的气候提供了复杂多样的挑战，四季不分的热带气候则单调了些。也许寒冷的气候让人不得不绞尽脑汁发明创造，建温暖的房舍、缝暖和的衣物，不然活不下去；而在热带只需要简单的房舍，衣服不穿也成。不过气候的故事换个方式说，仍然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高纬度地区由于冬季长，大家闲居家中百无聊赖，只好以发明消磨时间。
这种解释虽然以前很流行，但后来被证明不堪一击。因为直到1 000年前，北欧人对欧亚文明的发展还是可以说毫无贡献。他们只是运气好，住在一个方便输入先进发明的地方。农业、车轮、文字、冶金术，都是欧亚大陆比较暖和的地区的产物。在新大陆，高纬度严寒地带的发展更是停滞。美洲土著社会唯一的文字系统，是在北回归线之南的墨西哥发展出来的；新大陆最古老的陶器，是在南美洲热带靠近赤道之处发现的；新大陆在艺术、天文学和其他方面最为先进的，则是公元第一个千年内在热带的尤卡坦、危地马拉兴起的古典玛雅社会。
针对亚力的问题，第三种答案和气候干燥的河谷低地有关。这类地区高产量的农业仰赖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而得有权力集中的官僚体制才能兴修水利。这种解释依托于一个确定的事实：已知最早的帝国和文字系统兴起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以及埃及的尼罗河河谷。在世界其他地区，治水系统似乎也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有关，如南亚次大陆上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中美洲的玛雅低地、秘鲁的海岸沙漠。
然而，详细的考古研究发现，复杂的灌溉系统并非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同时出现，而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换言之，政治集权的产生另有原因，集权体制建立后，才能建造复杂的灌溉系统。在那些文明的摇篮中，政治集权出现前的种种关键发展都与河谷或复杂灌溉系统毫无关系。例如，肥沃新月地带的粮食生产和村庄发源于丘陵山地，而非低地河谷。乡村粮食生产在肥沃新月地带出现后长约3 000年的时间里，尼罗河河谷仍是一片文化边鄙。美国西南部的河谷最终还是出现了灌溉农业、复杂社会，但是灌溉农业和复杂社会的要素都是在墨西哥发展出来，再输入这里的。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河谷则一直由没有农业的部落占据。
针对亚力的问题，另一种解释路数，是列举有助于欧洲人征服、杀戮其他族群的直接因素，其中荦荦大者，有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工业产品。这个路数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可以证明那些因素的确直接协助了欧洲人的征服。然而，这个假说并不完整，因为它只是近因（第一层级）的解释，仅仅指出了直接原因。找出近因后，自然引出终极因的问题：为什么枪炮、病菌、钢铁站在欧洲人这一边，而不是非洲人或美洲土著那一边？
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终极因，目前已有眉目；至于欧洲人何以征服非洲，仍是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非洲大陆是原始人的演化摇篮，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可能也是在这里演化出来的。非洲的地方病，如疟疾、黄热病，当年不知夺去了多少欧洲探险者的性命。非洲起步如此之早，为什么枪炮、钢铁不是在非洲最先发展出来的？有了枪炮、钢铁，再加上这儿的病菌，非洲人应能征服欧洲。澳大利亚土著始终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比较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生发出了不少问题，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一度对此十分关注。最有名的现代例子，是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12卷《历史研究》（ Study of History ）。汤因比特别感兴趣的，是23个先进文明的内在发展动力——其中22个有文字，19个在欧亚大陆。他对史前史和没有文字的简单社会不怎么感兴趣。然而，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史前史。因此汤因比并没有提出亚力的问题，也没有讨论我看到的那种历史的普遍模式。现有的其他研究世界历史的著作，往往也更关注近5 000年欧亚大陆上有文字的先进文明，对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文明只有简短的介绍，至于其他地方的文明就更别提了，只约略讨论了它们在近代和欧亚文明的互动。汤因比之后，对历史上的因果关系做世界范围内的综合分析被当成棘手的难题，失去了大多数历史学者的青睐。
几个不同学科的专家在各自的专长领域中做了全球的综合分析，尤其是生态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动植物驯化的生物学家、研究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对我们特别有用的见解。这些研究让我们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线索，但和我们需要的普遍综合分析相比，只是一些片段。
综上，如何解答亚力的问题，目前尚无共识。我们对近因已有腹案：有些族群着了先鞭，发展出枪炮、病菌、钢铁，以及其他增进政治、经济力量的条件；有些族群什么名堂都没搞出来。仍不明确的是终极因。例如，为什么青铜器很早就在欧亚大陆上的某些地区出现，新大陆青铜工艺发展得很晚，只局限于某些地区，而澳大利亚土著从未发展出青铜工艺？
我们还没能解释终极因，这是个知识上的缺憾，因为我们说不清历史的普遍模式何以如此。更严重的是，这还留下了一个道德层面的缺口。无论是不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每个人都很清楚，不同族群在历史上的命运是不同的。今天的美国社会是以欧洲为模型打造出来的，土地掠夺自美洲土著，人口中又有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劫持来的黑奴的后裔——当年输入的黑奴共有数百万。而打造现代欧洲的，可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也没有这样的人从美洲劫来数百万土著充当奴隶。
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是一面倒的：情况可不是欧亚大陆上的族群征服了51%的美洲、澳大利亚、非洲，而美洲、澳大利亚、非洲的土著征服了49%的欧洲。现代世界所呈现的是这一面倒现象的结果。这样的现象肯定得有一些确凿的解释，而且原因要比几千年前谁碰巧打赢了一场仗、偶然发明了个什么东西更为根本。
要说历史模式反映了族群间的天赋差异，似乎有点道理。当然，我们的教养不容许我们公开这么主张，那太不礼貌了。许多专家发表研究报告，宣布他们证实了人种的先天差异，然后有另一批专家出面反驳，指出那些研究的技术瑕疵。我们平时也会看到，一些历史上受压制的族群的成员今天仍居于社会底层，而距离他们的祖先遭遇征服或奴役已经好几个世纪了。这个事实有人主张是社会因素而非先天禀赋造成的，例如弱势族群能享受到的社会资源不足，上进的机会有限。
然而，我们不禁疑惑起来。族群之间地位显然一直并不平等。公元1500年的世界已表现出今天的不平等，以生物禀赋来解释，那肯定是错的。然而正确的解释是什么？我们需要为历史的普遍模式提出可信、详细、有共识的解释，不然大多数人还是会继续觉得，说不定种族主义者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我写作本书的最大动力。
媒体记者最喜欢请作者用一句话来交代一本厚书。本书可以这么交代：“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
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响社会的发展，这当然不是新观念。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却嗤之以鼻：有的认为它不是错了就是简化了实况；有的觉得它同环境决定论无异，不予相信；有的干脆把解释全球族群差异当成无解的难题，束之高阁。但是，地理的确会影响历史，问题在于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可以解释历史的普遍模式。
以新的观点解答这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好几门似乎与人类历史不怎么有关联的科学学科产生了新发现，可供我们利用。这些学科中最重要的有：研究农作物及其野生原种的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研究家畜及其野生原种的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地理学、行为生态学，研究人类病菌和相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人类疾病的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各大洲及主要岛屿上的考古研究，针对技术、文字、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
若要写一本书回答亚力的问题，就得用到前述种种学科的研究，而这是个问题。作者必须学识渊博，对前述各个学科都能把握，才能综合利用相关的进展。作者还得综合掌握地球各大洲的史前史与历史。这本书的主题是个历史问题，但是解答的门路是科学，特别是演化生物学、地质学等历史科学。从狩猎—采集社会到迈入太空时代的文明社会，作者对各种类型的人类社会都必须亲身体验过。
从以上条件看来，这本书似乎得由几个人合作才应付得了。但这种规划注定失败，因为解答亚力的问题，需要的是能成为一体的综合分析，因此这本书即便再难，也只能由一个作者来写。当然，这个作者得费尽心力，才能运用好如此多学科的材料，在写作过程中也少不了众多同事的指引。
在1972年遇见亚力之前，我的家庭背景已经引导我涉足过其中一些学科。我母亲当老师，也是个语言学家；我父亲是儿童遗传疾病专科医师。受到父亲的影响，我小学起就立志当医生。7岁时，我又疯狂爱上了观鸟。所以大四那年我放弃医学，改念生物，跨出这一步我并不感到困难。不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所受的训练主要是语言、历史与写作。甚至决心攻读生理学博士之后，我还差点在读研第一年放弃科学去念语言学。
1961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我的研究在两个领域中进行：分子生理学，以及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演化生物学是历史科学，不能使用实验科学的方法，因此，我涉足演化生物学的经验对我研究亚力的问题帮助很大，这是当初没料到的。设计一种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其中的困难我早已熟悉。1958—1962年，我住在欧洲，看到朋友的生活因20世纪的欧洲史而受到重创，我开始对历史做严肃的反思，想弄清楚历史中的因果链条。
过去33年中，我到各地做演化生物学田野研究，和许多类型的人类社会有过近距离接触。我的专业领域是鸟类演化，停驻之地包括南美洲、非洲南部、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就更不用说了。在各地我与土著一起生活，逐渐对许多技术原始的人类社会有了了解，例如直到不太久以前仍仰赖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农耕部落、渔猎社群。因此，识文断字者大多视为怪异的遥远史前时代的生活方式，却是我亲身体验过的鲜活生活。新几内亚的面积在地球上算不了什么，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却极高。现在世界上的语言有6 000种，其中1 000种在新几内亚。我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时，又燃起了对语言的兴趣，因为我必须搞清楚各种鸟在差不多100种当地语言中的俗名。
最近，我从前面谈到的各种研究兴趣理出了头绪，写成了一部通俗的人类演化史《第三种黑猩猩》。书中第14章《偶然的征服者》（Accidental Conquerors），讨论的是欧洲人和美洲土著接触的后果。那本书写成之后，我意识到，无论是史前时代还是现代的族群接触，都会引发同样的问题。我发现，自己在那一章里全力周旋的问题，根本就是1972年亚力提出的问题，只不过换个场景罢了。终于，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写下了本书，希望它能满足亚力的好奇心，也满足我的好奇心。
本书分成4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有3章。第1章带领读者对人类演化和人类历史做一趟旋风之旅，起点是700万年前，那时人类与猿类刚刚分化，终点是上一个冰期结束，约在1.3万年前。人类先祖发源于非洲，扩散到其他大洲，为了解被统称为“文明兴起”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前的世界，我们得追溯这个过程。结果发现：各大洲的族群，起步的时间不同。
本书探讨各大洲的自然环境在过去1.3万年中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第2章是出发前的热身活动，简要考察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岛屿环境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大约3 20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向太平洋散布，他们散居的各个岛屿环境迥异。短短几千年之内，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原始帝国，同出一源的族群发展出形态各异的社会。这种发散的现象可以当作基本模型，协助我们理解从上个冰期结束至今，各大洲的人类族群如何在更长的时间、更广的空间内发展出了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帝国的种种社会形态。
第3章向读者介绍来自不同大洲的族群冲突的一个例子。在秘鲁的卡哈马卡城，印加帝国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Atahuallpa）与从西班牙来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会面。虽然皮萨罗只有一小撮人跟着，但结果大军簇拥着的阿塔瓦尔帕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皮萨罗擒住。我们将通过当时人的眼光来看此类交往的历史上最戏剧化的一幕。从皮萨罗擒住阿塔瓦尔帕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串环环相扣的近因，而欧洲人征服美洲其他社会，也循着同样的因果链进行。那些近因包括西班牙病菌、马匹、文字、政治组织和技术（特别是船只与武器）。分析近因是本书比较容易的部分，困难的是找出终极因。哪些终极因导向了近因并带来了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不是阿塔瓦尔帕率大军到马德里掳获卡洛斯一世（Charles I）呢？
第二部分《食物生产的兴起与扩散》共有7章，讨论的是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组终极因。第4章讨论食物生产（通过农业或畜牧业生产食物，而非借助狩猎、采集在野外收集食物）如何最终导向了促成皮萨罗获胜的直接因素。不过，食物生产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在第5章会看到，有些地区的族群独立发展出食物生产的能力，有些族群在史前时代从那些独立发展中心采借了技术，还有一些族群既没有发展出食物生产的技术，也没有采借，直到现代仍维持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第6章探讨为何从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只发生在某些地区。
第7～9章叙述史前时代驯化粮食作物和家畜的过程，当时的农民和牧民断然想不到后来的发展。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有不同的地理分布，这有助于解释何以只有几个地区独立发展出食物生产的技术，何以各地食物生产的发展有快慢之别。食物生产从少数几个中心向外传播，有些地方很快就采借了，其他地方却很慢。影响各地采借速度的主因和大陆的轴线有关：欧亚大陆的主要轴线是东西向，而美洲、非洲则是南北向（第10章）。
本书第3章勾勒欧洲人征服美洲土著的直接因素；第4章追溯终极因，那就是食物生产。第三部分（《从食物到枪炮、病菌与钢铁》，第11～14章）则详细讨论终极因与近因之间的因果关联，从在稠密的人口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谈起（第11章）。比起欧亚的枪炮或钢铁武器，欧亚的病菌杀死了更多美洲土著和其他非欧亚人种。反过来说，欧洲人到了新大陆几乎没遇上过什么致命病菌。为什么病菌的交流这么不对等？最近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成果让我们看到了病菌与食物生产兴起的关联，这种关联在欧亚大陆比在美洲显著得多。
另外一条因果链是从食物生产到文字的链条，而文字可以说是最近几千年中最重要的发明（第12章）。人类历史上，文字独立发明过几次而已，而且是在最早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的地区。其他社会要么从那几个中心直接采借文字，要么受到那些文字系统的启发而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因此对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来说，文字系统的分布数据特别有用，可以用来探讨另一组因果关系：在思想与发明的传播方面，地理有何影响？
技术的发展、流传，受到的限制和文字一样（第13章）。关键的问题在：技术的发明、改进，依赖的是少数的天才以及许多独特的文化因素吗？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共通模式了。说来吊诡的是，因为有大量文化因素，世界技术发展的共通模式反倒更容易理解。食物生产手段让农民生产出食物盈余，因此农业社会可以供养全职的技术专家，他们不用亲自耕作，只要专注于发展技术。
食物生产除了支持文士和发明家，还供养了政治人（第14章）。过着迁徙生活的狩猎—采集游群的成员相当平等，他们的政治领域限于游群的领地，以及与邻近游群合纵连横的关系。在人口稠密、定居的农牧社会中，则出现了首领、国王和官僚。这种层级体制不但是治理广土众民所需，也是维持常备军队、派遣探险舰队和发动征服战争的前提。
第四部分（《环游世界》，第15～20章）把从前两个部分归纳出的道理应用到各大洲和几个重要的岛屿上。第15章讨论了澳大利亚的历史，以及原来和澳大利亚相连的新几内亚岛的历史。近代技术最原始的人类社会就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是各大陆中唯一没有独立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的。因此在讨论不同大陆的人类社会为何有不同的理论时，澳大利亚可以作为关键性试验对象。我们要讨论：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一直维持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而附近新几内亚的土著大多成了农人？
第16～17章把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东亚大陆及太平洋岛屿联系起来，把视野拓宽到整个区域。食物生产在中国兴起后，促成了好几次史前人口大流动或文化特质传播，也许两者皆有。其中的一次发生在中国本土，创造了今日我们所知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另一次发生在东南亚热带地区，源自华南的农民取代了那里的狩猎—采集土著。再来就是南岛语族的扩张，他们取代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土著，深入南太平洋，散布到波利尼西亚各岛屿，但是没能在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定居。对研究世界史的人而言，东亚族群与太平洋族群的斗争，重要性有两重：第一，他们的国家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经济力量更有日益集中的倾向；第二，他们提供了非常清楚的模型，能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其他地区族群的历史。
第18章则回到第3章的问题，就是欧洲人和美洲土著的冲突。回顾过去1.3万年这两大洲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欧洲人征服美洲，不过是两条大部分时间内并无交集的历史轨迹在漫长过程中发展的结果。这两条轨迹的差异表现为两大洲各方面的差异，包括可驯化的动植物、病菌、人类定居的年代、轴线的走向和生态屏障等。
最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第19章）和新大陆的既惊人地相似，又有差异。欧洲人与非洲人的接触会如此，背后的因素正是那些在欧洲人和美洲土著相遇时起作用的因素。但具体到各个因素作用的细节，非洲和美洲的情况是有差异的。除最南端外，欧洲人并没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大片的或长久的殖民地。比较有长远影响的，是非洲内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班图族扩张（Bantu expansion）。其实，这个戏码一再在各地上演，包括卡哈马卡、东亚、太平洋诸岛屿、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班图族扩张也是同样的因素促成的。
本书成功解释了过去1.3万年来的世界史吗？对此我并没有幻想。即使我们真的了解所有的答案，也不可能只用一本书便完整地铺陈出来。本书充其量是指出了几组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亚力的问题。然而，找出那些因素，更凸显出我们没有把握的部分，若要厘清，还有待未来的努力。
收场白《人类史这门科学的未来》，从那些尚无解答的部分，举出几点提醒读者，例如欧亚大陆内部各地的差异、与环境无关的文化因素，以及个人的角色。或许尚未解决的问题中最困难的，是把人类史建构成一门历史科学，和演化生物学、地质学、气候学这样已获认可的历史科学比肩。研究人类历史的确会遭遇困难，但是那些已获认可的历史科学也会遭逢同样的挑战。因此，那些领域发展出来的方法，或许在人类史研究里可以派上用场。
无论如何，我希望能说服读者：历史绝对不像某个怀疑者说的那样，是“没完没了的事实”。历史的确有普遍的模式，解释那些模式，不仅能生产慧见，也是个令人着迷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