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农民的力量

1956年夏，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跑到蒙大拿的农场打工。我的老板弗雷德·赫尔希（Fred Hirschy）生于瑞士，19世纪90年代来到蒙大拿西南时才十几岁，就成了当地的第一批农民，那时，在这个新大陆仍有不少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美洲土著。

我的“同事”多半是满嘴脏话的白人老粗，平日在这儿工作，图的只是周末有钱花天酒地一番。其中有一个是黑脚印第安人，名叫列维。此人行为举止和一般粗野工人不同，他温文儒雅，负责沉静，能言善道，而且知书达礼。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印第安人，我们也来往过一段时间，我很欣赏他。

但是，某个星期天清晨，列维醉得步履蹒跚，满口疯话，突然吐出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该死的赫尔希！该死的船，把你从瑞士载来这里干吗！”这时的我，有如利箭穿心。长久以来，我就和其他白人小孩一样，认为西部拓荒是一种英雄行径。赫尔希的家族也都以他为荣，不时说起他当年披荆斩棘、克服万难的事迹。但如赫尔希者流，脚下的土地还是抢来的，原来的主人就是列维的族人——神勇的猎人和赫赫有名的战士。白人农民到底是如何胜过印第安战士的？

自现代人类的祖先在700万年前和类人猿“分家”以来，绝大部分时间，人类皆以狩猎—采集为生，也就是黑脚印第安人在19世纪的生活方式。直到1.1万年前才有了农牧，也就是种植作物和驯养家畜。到了今天，地球上大多数人口消费的是自己或他人生产的食物。依照这种改变速度，不出10年，剩下的寥寥可数的狩猎—采集族群就会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或解体，或消亡，数百万年以来人类的狩猎—采集生涯将就此画上句点。

在史前时代，各个族群获得食物生产技术的时间各有不同。仍有一些族群，如澳大利亚土著，甚至还不知食物生产的门道。知道怎样生产食物的族群中，有的是自己独立发展出这种技术的（如古代中国），有的则是学自邻邦（包括古埃及）。而我们将会看到，食物生产对枪炮、病菌和钢铁的发展而言，是间接的前提条件。因此，从各大洲族群从事农牧的地理条件可看出日后的命运。之后的6章将探讨食物生产的地理差异如何出现，本章则先讨论食物生产和种种优势的关联，凭借这些优势，皮萨罗得以俘虏阿塔瓦尔帕，赫尔希那班白人农民能占领列维族人的土地。

第一个关联是最直接的：越多的卡路里能养活越多的人。然而，野生动植物里只有一小部分可供人类食用。大多数生物并不能当食物：有的无法消化，如树皮；有的有毒，如帝王斑蝶（monarch butterfly）或鬼笔鹅膏（death-cap mushrooms）；有的没什么营养，如水母；有的料理起来费事费时，如很小的坚果；有的难以采集，如大多数昆虫的幼虫；有的涉及高风险的行动，如猎杀犀牛。陆地上的生物量（biomass）中，大部分是我们难以消受的树木、枝叶。

注：大陆轴线的方向可能是某个族群得以征服其他族群的终极因，由这个终极因引发的一连串因果的连锁，最后会产生某个族群得以征服其他族群的直接原因，亦即枪炮、病菌与钢铁。图中表示终极因与直接原因的因果链。举例来说，若一个地区有许多野生动植物适合被驯养，也代表该地区适合许多能将疾病传染给人类的病菌生长进化，因为农产品的收获及家畜的豢养有助于维持人口密集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也有助于原本在家畜身上的病菌的进化。

人类选择可以食用的动植物加以培育，使得1英亩地上有90%而非0.1%的生物量可供给人类生存所需，人类可以得到更多的可摄入卡路里。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效率比起狩猎—采集方式要高很多，可养活10～100倍的农牧人口，农业族群因此获得了第一种军事优势：在人数上超越狩猎—采集族群。

在有家畜的人类社会中，牲畜主要有4种用途：提供肉、奶、肥料，以及犁地。其中，尤以肉品为首要。家畜就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动物蛋白质来源，让人类从此可不必依靠猎物。以今天的美国为例，动物蛋白质多半来自牛、猪、羊、鸡，至于野味，比方说鹿肉，已成偶尔食之的山珍。此外，一些大型家养哺乳动物已成乳品和黄油、奶酪、酸奶等乳制品的来源。此类动物包括牛、羊、马、驯鹿、水牛、牦牛、单峰驼和双峰驼。就卡路里产量而言，这些动物所生产的乳品的卡路里，比起宰杀它们后所得到的肉品要多出好几倍。

人类豢养的大型哺乳动物和栽种的作物之间会产生两种交互作用，从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首先，正如现代的农民凭经验也知道的，利用牲畜的粪便做肥料，作物的收获量将更为可观。即使化学合成肥料已经问世，用动物粪便的农民还是占大多数，用得最多的就是牛粪，也有人用牦牛和羊的粪便。此外，传统社会也把粪便当作燃料。

其次，由于牲畜能犁地，许多原本没有经济价值的土地都可转为农地，作物产量因此增加。牛、马、水牛、爪哇牛（Bali cattle）、牦牛与普通牛的杂交种等都是耕畜。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耕畜的作用。史前时代最早的一批中欧农民，也就是兴起时间略早于公元前5000年的线纹陶（Linearbandkeramik, LBK）文化的农民，只能在用棍棒可以翻起的轻质土壤上耕作。直到1 000多年后有了牛拉的耕犁，中欧农民才有办法对付更坚硬、更难缠的土壤。同样，北美大平原上的美洲土著原本在河谷栽种作物，而广袤高地上那些坚硬的土壤，得等到19世纪欧洲人、牲畜和犁到来后才能开发。

通过驯化动植物比狩猎—采集方式产出更多食物，从而增加人口密度，这是作物和家畜对人口直接的影响。间接一些的影响，是此类食物生产方法需要人们定居下来，这种生活方式促成了人口密度的增加。许多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四处游走，搜寻野生的食物，但农民必须待在田地和果园附近。如此一来，田园附近人口密集，妇女的生育间隔也将变短。狩猎—采集社会中的母亲，在营地迁徙之时只能带着一个孩子和几样随身物品，除非孩子大到走得很快，跟得上族人的脚步，否则难以再生养下一个孩子。流动的狩猎—采集族群的小孩，兄弟姊妹的年龄差距大概是4岁，这多半是因为大人利用哺乳期闭经、禁欲、杀婴或是堕胎而控制了生育。而定居的族群无须携带幼子长途跋涉，因此生养无数。一般农人的生育间隔是两年，约为狩猎—采集族群的一半。由于农业社群的高生育率，加上每英亩土地可以供养的人多很多，人口自然要比狩猎—采集社群稠密。

定居生活方式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储存多余的食物了。若是四海为家，就没有人能守护粮食。有些狩猎—采集社群有时会扛着数日以上的口粮远行，但由于不能加以保护，这项“富源”可以说没啥用处。而储存的食物不但可以供养不事生产的专家，还可养活整个城镇的人。这也足以说明为何狩猎—采集社会几乎没有全职的专家，有定居形态的社会才有。

国王和官僚这两种人就属于这种专家。狩猎—采集社会一般而言人人平等，没有全职的官僚或世袭的首领，政治组织规模较小，仅在游群或部落层面。这是因为强壮的狩猎—采集者的主要时间都花在了获取食物上。相比之下，食物可以储存后，政治精英即可掌控他人生产的食物，强行征税，自己无须从事农牧，能够把全副心神放在政治活动上。因此，小有规模的农业社群则成酋邦，规模庞大者则成王国。这种复杂且有阶级之分的政治单元，自然比人人平等的狩猎—采集族群更有条件发动战争、向外侵略。有些享有丰富资源的狩猎—采集族群，如在北美洲西北太平洋岸，或在厄瓜多尔海岸者，也发展成定居的社群，能储存食物，也有社会的雏形，却无法迈开大步成为王国。

课征来的盈余食物储存下来，即可供养君主、官僚和其他全职的专家。和征战最相关的是，如此可以供养职业士兵。不列颠帝国最后能击败武器精良的毛利人，关键原因就在这里。毛利人虽然获得了几次大胜，但因无力持续供养军队，终究抵挡不住1.8万名全职的不列颠士兵。储存的食物还可以养活为征服战争提供宗教理由的神职人员，制造刀剑、枪炮等的工匠，以及记下大量未必准确的信息的文士。

以上所述，都是作物和牲畜作为食物的直接和间接价值，它们还有其他用途，如供给我们温暖的衣物、有用的物品。我们可从作物和牲畜中得到天然纤维来制造衣服、毛毯、绳网。人类栽种粮食作物，也栽种纤维作物，尤其是棉花、亚麻和麻。有些家养动物也可提供纤维，比方说绵羊、山羊、骆马和羊驼的毛，还有蚕丝。在冶金技术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动物的骨头也是人工制品的重要原材料。牛皮被用于制革。葫芦是美洲许多地方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人们栽培葫芦并非为了食用，而是为了拿来做容器。

在19世纪铁路出现以前，大型家养哺乳动物是主要的陆上运输工具，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变革。在那些动物得到驯化之前，运送货品只能靠人背负。大型哺乳动物改变了这一点：人类历史首见远距离、大量载运货物之道，人类自己也得以日行千里。可让人骑乘的家畜包括马、驴、牦牛、驯鹿和骆驼。此外，骆马会载运货物，牛马能拖车，北极圈的驯鹿和狗会拉雪橇，马更成为欧亚大陆长途运输的主要工具，它们都是人类的好帮手。人类豢养的三种骆驼（单峰驼、双峰驼和骆马）分别在北非和阿拉伯、中亚、安第斯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在开疆辟土时，这些作物、家畜中直接贡献最大的当属欧亚大陆的马匹，马匹可谓远古战争中的吉普车和坦克。正如第3章提到的，马匹就是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以寡击众、出奇制胜之道。更早以前（约在公元前4000年），还没有鞍辔之时，印欧语系的族群从乌克兰向西扩张的关键，可能也是马匹这种军事利器。这些人说的语言最后取代了除巴斯克语之外的西欧早期的语言。后来，马匹不但上轭运输货物，也会拖拉战车（约发明于公元前1800年），近东、地中海区域和中国的战争形态因此大为改变。例如，公元前1674年，喜克索人（Hyksos）就是靠马匹之助入主没有马匹的埃及，建立了短暂的王朝。

再往后，马鞍和马镫发明后，匈人等一拨又一拨的外族从亚洲大草原策马而来，对罗马帝国及其继承国造成威胁，13—14世纪的蒙古人更是登峰造极，几乎整个亚洲和俄罗斯都臣服其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马匹一直是颇有战略价值的牲畜，也可迅捷地运送物资，后来由于卡车和坦克问世，马匹才被取代。在其他地理环境中扮演类似角色的骆驼也是如此。大抵而言，懂得豢养马匹或骆驼并善加利用，就具有军事优势。

在征服战争中同等重要的是在人类社会中与家养动物一起演化的病菌。天花、麻疹、流感等病菌虽然只会传染给人类，但最初都是来自动物传染病病菌的突变种（第11章）。豢养家畜的人类虽然是这些新品种病菌最初的牺牲者，但还是会慢慢对这些病菌产生抗体。当这些拥有抗体的人与从来不曾感染过这类病菌的人们接触时，就有可能会造成传染病的大流行，最严重的情况是被传染的群体中有99%的人会死亡。这些原本由家畜传染给人类的病菌，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在欧洲人征服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及太平洋岛屿时，扮演了关键角色。

简言之，作物和牲畜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食物，人口密度因而大为增加。食物盈余，加上（一些地区）可运送盈余食物的驮畜的出现，发展出定居、集权、社会分层、经济复杂、技术创新的社会的条件就具备了。作物和牲畜的有无，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帝国、文字、钢铁武器最早在欧亚大陆出现，而在其他地方较晚甚至没有出现。再加上马匹和骆驼在军事上的作用，以及源自动物的病菌的杀伤力，食物生产和征服之间的主要链条就完整了。接下来，我们将对此做详细探讨。 O3mQNH9KDYCz2DOK5WWiEi/U0cjuFXc6ZWu1+FRJBeg0MzrGijKig3JZ6Vq3AE7Y